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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立夏，毕业于江西大学历史系，先后供职于南昌大学、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等单位。现为华东交通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南昌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客链接：http://blog.jxcn.cn/u/wanglixia/index.html
现代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指责却与日俱增：千校一面，千人一样，有人甚至极端地说中国没有教育家。而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特别强调说成绩才是主要的，不足之处是可以改进的，永远抱着这种依然故我的态度去对待大学教育。与此同时，却发现人们都纷纷涌向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条件好的家庭更是早早就把子女送出去，有的甚至举家移居国外。这一趋势不仅在大学愈演愈烈，甚至不少人已经选择在孩子读初中或高中就送出去。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潮，正确的办法不是设槛定规阻止人心思外，而是应该按照小平同志所说的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大学办好。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应该并非完全取决于物质环境和条件，这里面是否有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思考的问题呢？
我们可能会说，西方的体制和我们的体制不一样，许多东西是学不到的，但我们是否想过，北大、清华的发展，西南联大的辉煌，建国之初大学的调整，同样是在不同体制下的成功范例，如此看来，这应是对一种精神的信仰。当大学教育变成被一种权威和指示起着主导作用时，就缺乏一种大众的寄托和追求，大学自身的动力和活力就可能在逐步丧失。大学精神的缺失是否就是大学无术的根本原因所在呢？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究大学教育的问题时，是不是应共同寻找我们将在教育中寄托些什么？在寄托中达成些什么共识？这也许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有意义得多。政府担责，是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而政府放权，是还责于校，让学校专心治学育人。学校担责，是为了更好坚持方向，自主办学，而学校放权，是为了激励老师，让老师更好地教书育人。这种能够贯穿于政府、学校和教师之间的纽带，窃以为就是一种精神。只有当维系这一精神的措施方法都能落到实处，文化理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的思考和实践上去了。我在这里所说的大学精神，应该有三个层面的东西，即：独立的学术精神，民主的文化氛围，包容的管理体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孕育出真正的教育家，培育出有传承与创新能力的有用之才。只有坐而论道，方能践而行之。上述三个方面的大学精神，实际就是一种能够身体力行的大气魄、大情怀。当大学的包容度越大时，人才的凝聚力才会越强，培养的路径才会越广，社会的认同才会越高。而如何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创新大学的管理机制，不能只要求在干部管理上行政化，在办学治校上学术化；而应在行政管理上注重计划性，既强调宏观目的又强调自主性。万万不可在实际操作上简单划一，使大学教育背离教育规律。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大学精神以其独立的学术傲立于世，不为俗世流风牵着走。
大学精神的最大包容是学术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气度和胸怀，大学充其量只是知识的传输器和人才的加工厂，而难以承担思想创新、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的重任。而衡量办学能力和水平的标准是人才培养的合格率、创新率，还有社会的认同率，并非片面的升学率和就业率。这就是立足大多数又符合每个人个性的教育。能照顾大多数个性的教育理念，是既立足受容于社会，亦为社会认同和政府支持的。回顾蔡元培先生办学治校的实践，在当前经济大潮和国际趋势的大背景下，我们难道不应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做点什么吗？呼唤现代大学教育，不就是有容乃大之理念的确立和实践吗？让我们携手共同为之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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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指责却与日俱增：千校一面，千人一样，有人甚至极端地说中国没有教育家。而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特别强调说成绩才是主要的，不足之处是可以改进的，永远抱着这种依然故我的态度去对待大学教育。与此同时，却发现人们都纷纷涌向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条件好的家庭更是早早就把子女送出去，有的甚至举家移居国外。这一趋势不仅在大学愈演愈烈，甚至不少人已经选择在孩子读初中或高中就送出去。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潮，正确的办法不是设槛定规阻止人心思外，而是应该按照小平同志所说的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大学办好。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应该并非完全取决于物质环境和条件，这里面是否有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思考的问题呢？
我们可能会说，西方的体制和我们的体制不一样，许多东西是学不到的，但我们是否想过，北大、清华的发展，西南联大的辉煌，建国之初大学的调整，同样是在不同体制下的成功范例，如此看来，这应是对一种精神的信仰。当大学教育变成被一种权威和指示起着主导作用时，就缺乏一种大众的寄托和追求，大学自身的动力和活力就可能在逐步丧失。大学精神的缺失是否就是大学无术的根本原因所在呢？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究大学教育的问题时，是不是应共同寻找我们将在教育中寄托些什么？在寄托中达成些什么共识？这也许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有意义得多。政府担责，是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而政府放权，是还责于校，让学校专心治学育人。学校担责，是为了更好坚持方向，自主办学，而学校放权，是为了激励老师，让老师更好地教书育人。这种能够贯穿于政府、学校和教师之间的纽带，窃以为就是一种精神。只有当维系这一精神的措施方法都能落到实处，文化理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的思考和实践上去了。我在这里所说的大学精神，应该有三个层面的东西，即：独立的学术精神，民主的文化氛围，包容的管理体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孕育出真正的教育家，培育出有传承与创新能力的有用之才。只有坐而论道，方能践而行之。上述三个方面的大学精神，实际就是一种能够身体力行的大气魄、大情怀。当大学的包容度越大时，人才的凝聚力才会越强，培养的路径才会越广，社会的认同才会越高。而如何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创新大学的管理机制，不能只要求在干部管理上行政化，在办学治校上学术化；而应在行政管理上注重计划性，既强调宏观目的又强调自主性。万万不可在实际操作上简单划一，使大学教育背离教育规律。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大学精神以其独立的学术傲立于世，不为俗世流风牵着走。
大学精神的最大包容是学术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气度和胸怀，大学充其量只是知识的传输器和人才的加工厂，而难以承担思想创新、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的重任。而衡量办学能力和水平的标准是人才培养的合格率、创新率，还有社会的认同率，并非片面的升学率和就业率。这就是立足大多数又符合每个人个性的教育。能照顾大多数个性的教育理念，是既立足受容于社会，亦为社会认同和政府支持的。回顾蔡元培先生办学治校的实践，在当前经济大潮和国际趋势的大背景下，我们难道不应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做点什么吗？呼唤现代大学教育，不就是有容乃大之理念的确立和实践吗？让我们携手共同为之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