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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旧书业一司凋零的，是衰微的学术和文化。
不为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既然您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阴雨绵绵，一身装备深入那荒无人烟为的是一顿野炊。那么，我起早贪黑往家里搬运破纸片也应得到您的谅解。虽然这看起来比自虐更无聊，但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个体之间的不同应该得到尊重。
吾生也晚，开始明白要弄点什么东西看时就赶上了书籍的大涨价，新华书店除了买教材辅导书的时候是不大进的，倒是常常光顾文化市场的旧书摊。本埠第一个旧书店从在路边摆摊时我就在那里买书，直到他开了三家分店，而我离开那个城市异地读书为止。在一次聊天中，我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可惜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是他的勤劳让他的生活有了起色。他是个无名诗人，因为我酌缪斯女神的智商和他那个有着不小的差距，对于他的诗情我一直都是不十分理解的。但在几块钱额度的交易中，我知道了福克纳。狄更斯和雨果们，知道了雕版，活宇和影印。在我离开那个城市时，他拿出了一本自己出钱出版印刷的诗集赠我，我惊诧于扉页上“献给爱我的女人”的题辞。在确定那几个宇不是刚写上去的之后，我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我觉得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或者说少时留下的习惯仍在，或者说《月子Ⅱ》糊墙的功能我暂时还用不到，新书店仍旧是不大进的，当我有能力四处行走时，旧书店往往是我在异乡要探访的第一站。南京朝天宫、上海文庙，无锡南禅寺、广州文德街，我到处寻找。
当然，讲版本、印数、油墨、纸张、装帧这些，对于我这个伪装的文化人来说够奢侈。也听先辈讲过宋朝考官因误读《周易》出错考题的掌故，但我记得大学时看满篇错字盗版三联书店的金庸全集同样是废寝忘食。当然“降龙十八掌”变成“降龙十巴掌”的错误比“乾为金，坤为釜”变成“乾为金，坤为金”带来的麻烦要小得多。除了通读金庸全集后，产生了想看看《周易》的欲望驱动外，精校、精印用纸上乘的初版本书籍，也不失为一种太平盛世的保值佳品。所有的这些，必须要努力地从旧书堆中寻找，术语叫做“淘”。
北京潘家园是个名震四海的地方，在那里发生的捡漏的故事传遍了京城。著名的莫过于天涯书友讲述的“一堆宋版”。话说潘家园专卖线装书的老乔在山西收来两捆古书，有几个本的样子，在太原石家庄等地卖了一周没卖出去。老乔一气回京，在从太原来京的火车上，越想越生气，是否有酒不知道，反正在不正常的状态下打开车窗扔了一捆，刚要扔第二捆时，列车员代表政府阻止了他。而剩下的一捆书在潘家园的地摊以350元卖出。就在过后不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了当时老乔卖的原来是宋版的《唐书》，其中一册在拍卖会上就卖了十几万元。
人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而一堆宋版才350，这诱惑是够大的。但我因周末要“养生”，也就是赖床，赶不上潘家园的黎明。所以捡漏的事从来没有过，但数千大元买本《永乐大典》影印本的事也没干过。在潘家国淘书让我深有体会的是要“绷”，这要有个度，绷大了就有可能给淘书二定律又增加了一个例证：“该买的书错过了，再找到时要付出数倍的代价”，另一条是“想买很久的书买到了，很快就可以发现更便宜的”。
在潘家园，怕的是脸熟，脸熟了能淘到好书但拿不到好价。甚至你看什么书什么书就涨价，“触电”了的名角更是如此。常在滔家园卖书的书贩，亦有认人的好本领。书的好坏虽看不出，但只要买书之人是懂书的，这书必然是好书，好书自然要贵。一部康熙殿版，要价600元，卖主抬头看到懂书的来问价，立刻改口为1800元，结果买主没有还价就买了。据说此卖书人从此变成了祥林嫂，逢人便说：“我觉得翻了两倍已经很多了，不想还是卖漏了。”
何处书香
中国由于缺少像西方那样发达的公共图书馆，学术研究所必须的文献材料由私人积累或借阅，而书商则是学者聚书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学者受惠于旧书业极多。虽然全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在逐步建设，但因借阅的限制，或图书馆所藏不富，学者亦多乐于自购，旧书业在学术进展中的作用依然显著。
北京发达的古旧书业培育了几代文化名人。鲁迅先生在京14年，日记中记述到琉璃厂访书购书达480多次，郑振铎先生编《西谛书目》时说家中藏书多为古日书店所购。启功先生则称自己知识的一半来自于琉璃厂的旧书摊。
北京古旧书业从业者以店为媒，以书会友。也留下了许多佳话。日伪时期，郑振铎先生与日伪周旋，曾藏身于书铺库房三月之久；雷梦水先生年轻时曾多次得到朱自清教授的指点、教诲，朱自清的遗墨就是写给雷梦水的书信；胡厚宣先生抗日战争期间于重庆任教，急需一部古书，便设法托人转告来薰阁掌柜陈济川。当时，北平沦陷，无法与大后方联系。陈济川找到胡先生所需之书，便将书拆开，每次几页，用信函的方式通过香港辗转寄往重庆，如此反复，直至将一册书寄完。抗战胜利后，他专程到来薰阁致谢清账，但陈济川却一笑而过，闭口不提书款之事。
黄裳在1983年写的文章中说，自己在琉璃厂买到的书即使在五个年代也几乎是没有上架资格的，恐怕只能躺在地摊上，还说过了三十年旧书身价的升格是，晾人的。现今，孙殿起、雷梦水、陈济川没有了，《贩书偶记》记载的好东西也很难见到了。但不知道黄先生现今看见琉璃厂的旧书会做何感想。
陈寅恪先生有《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村句云“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矣》诗云：“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琉璃厂旧书铺和其他北京的旧书店，据说共有100多家，在建国后整合为中国书店。而近20年来。由于旧书资源的不断萎缩，从业人员的素质下降，门面店缩水了一半，著名的邃雅斋“百米图书长廊”也因道路拓展而被拆除。中国书店是中国旧书业的一个影子，衰落的也不单单只是一家中国书店，只因其厚重的历史和在行业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才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原有的一些古旧书店早已在人们的视线外无声无息地消失。陈先生的感慨不无道理，而伴随着旧书业衰落的，是学术的衰落。
旧书业衰微后，中国文化与学术将何以自处?2004年的“苏图事件”和2005年的“国图事件”，凸显出国有机构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源功能的退化，以及与之相对照的民营旧书业缺失的沉痛。
和几个朋友聊天聊到在2003年曹雪芹逝世240周年重印《乾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时，曾向身在美国的胡适后人提出购买甲戍本的意愿，当时胡适后人的开价是60万美元并可附赠胡适信札数通，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功。去年上海博物馆终于将甲戌本重金购回，本是令人欢心鼓舞之事，但上博却将其藏于密室，他人难得使用。不禁让人发出书还不如在国外收藏的卖国之论。
清光绪中黎庶昌编刻了《古逸丛书》，是黎庶昌和杨守敬在日本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古书，都是一千多年来各种访华的日本人带回国去的。其中有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于是他们就收购，编选，翻刻，集成了这样一部书。同时杨守敬又刻了《留真谱》初二编，每书只取一至数页，依原样翻刻，作为版本学者的参考。这是我国在影抄影刻之后最早出现的书影，在版本目录学上有重要意义。但不久后日本人发现了问题，把湖州陆氏藏书全部买去，藏在了静嘉堂。这以后的几十年中，更是从中国弄去了大量的古书，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致使郑振铎发出了“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惊叹。而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近年来，出版业百花乱放，无数的书籍进入上市、下市和造纸的圈子。这些都与旧书业无关，也与学术无关。艺术品从出生就是艺术品，宋版书明朝就论页卖了，我们现在脚下的泥土也还是汉朝的泥土，不是时间久远就可以让东西变得更有价值。
刚刚拿到手邓遂夫先生新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时就听说了因为初版错误过多，将在一两个月再次修订出版新版的消息。看着版权页上赫然印着的“作者：曹雪芹高鹗”，不禁苦笑。
不为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既然您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阴雨绵绵，一身装备深入那荒无人烟为的是一顿野炊。那么，我起早贪黑往家里搬运破纸片也应得到您的谅解。虽然这看起来比自虐更无聊，但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个体之间的不同应该得到尊重。
吾生也晚，开始明白要弄点什么东西看时就赶上了书籍的大涨价，新华书店除了买教材辅导书的时候是不大进的，倒是常常光顾文化市场的旧书摊。本埠第一个旧书店从在路边摆摊时我就在那里买书，直到他开了三家分店，而我离开那个城市异地读书为止。在一次聊天中，我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可惜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是他的勤劳让他的生活有了起色。他是个无名诗人，因为我酌缪斯女神的智商和他那个有着不小的差距，对于他的诗情我一直都是不十分理解的。但在几块钱额度的交易中，我知道了福克纳。狄更斯和雨果们，知道了雕版，活宇和影印。在我离开那个城市时，他拿出了一本自己出钱出版印刷的诗集赠我，我惊诧于扉页上“献给爱我的女人”的题辞。在确定那几个宇不是刚写上去的之后，我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我觉得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或者说少时留下的习惯仍在，或者说《月子Ⅱ》糊墙的功能我暂时还用不到，新书店仍旧是不大进的，当我有能力四处行走时，旧书店往往是我在异乡要探访的第一站。南京朝天宫、上海文庙，无锡南禅寺、广州文德街，我到处寻找。
当然，讲版本、印数、油墨、纸张、装帧这些，对于我这个伪装的文化人来说够奢侈。也听先辈讲过宋朝考官因误读《周易》出错考题的掌故，但我记得大学时看满篇错字盗版三联书店的金庸全集同样是废寝忘食。当然“降龙十八掌”变成“降龙十巴掌”的错误比“乾为金，坤为釜”变成“乾为金，坤为金”带来的麻烦要小得多。除了通读金庸全集后，产生了想看看《周易》的欲望驱动外，精校、精印用纸上乘的初版本书籍，也不失为一种太平盛世的保值佳品。所有的这些，必须要努力地从旧书堆中寻找，术语叫做“淘”。
北京潘家园是个名震四海的地方，在那里发生的捡漏的故事传遍了京城。著名的莫过于天涯书友讲述的“一堆宋版”。话说潘家园专卖线装书的老乔在山西收来两捆古书，有几个本的样子，在太原石家庄等地卖了一周没卖出去。老乔一气回京，在从太原来京的火车上，越想越生气，是否有酒不知道，反正在不正常的状态下打开车窗扔了一捆，刚要扔第二捆时，列车员代表政府阻止了他。而剩下的一捆书在潘家园的地摊以350元卖出。就在过后不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了当时老乔卖的原来是宋版的《唐书》，其中一册在拍卖会上就卖了十几万元。
人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而一堆宋版才350，这诱惑是够大的。但我因周末要“养生”，也就是赖床，赶不上潘家园的黎明。所以捡漏的事从来没有过，但数千大元买本《永乐大典》影印本的事也没干过。在潘家国淘书让我深有体会的是要“绷”，这要有个度，绷大了就有可能给淘书二定律又增加了一个例证：“该买的书错过了，再找到时要付出数倍的代价”，另一条是“想买很久的书买到了，很快就可以发现更便宜的”。
在潘家园，怕的是脸熟，脸熟了能淘到好书但拿不到好价。甚至你看什么书什么书就涨价，“触电”了的名角更是如此。常在滔家园卖书的书贩，亦有认人的好本领。书的好坏虽看不出，但只要买书之人是懂书的，这书必然是好书，好书自然要贵。一部康熙殿版，要价600元，卖主抬头看到懂书的来问价，立刻改口为1800元，结果买主没有还价就买了。据说此卖书人从此变成了祥林嫂，逢人便说：“我觉得翻了两倍已经很多了，不想还是卖漏了。”
何处书香
中国由于缺少像西方那样发达的公共图书馆，学术研究所必须的文献材料由私人积累或借阅，而书商则是学者聚书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学者受惠于旧书业极多。虽然全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在逐步建设，但因借阅的限制，或图书馆所藏不富，学者亦多乐于自购，旧书业在学术进展中的作用依然显著。
北京发达的古旧书业培育了几代文化名人。鲁迅先生在京14年，日记中记述到琉璃厂访书购书达480多次，郑振铎先生编《西谛书目》时说家中藏书多为古日书店所购。启功先生则称自己知识的一半来自于琉璃厂的旧书摊。
北京古旧书业从业者以店为媒，以书会友。也留下了许多佳话。日伪时期，郑振铎先生与日伪周旋，曾藏身于书铺库房三月之久；雷梦水先生年轻时曾多次得到朱自清教授的指点、教诲，朱自清的遗墨就是写给雷梦水的书信；胡厚宣先生抗日战争期间于重庆任教，急需一部古书，便设法托人转告来薰阁掌柜陈济川。当时，北平沦陷，无法与大后方联系。陈济川找到胡先生所需之书，便将书拆开，每次几页，用信函的方式通过香港辗转寄往重庆，如此反复，直至将一册书寄完。抗战胜利后，他专程到来薰阁致谢清账，但陈济川却一笑而过，闭口不提书款之事。
黄裳在1983年写的文章中说，自己在琉璃厂买到的书即使在五个年代也几乎是没有上架资格的，恐怕只能躺在地摊上，还说过了三十年旧书身价的升格是，晾人的。现今，孙殿起、雷梦水、陈济川没有了，《贩书偶记》记载的好东西也很难见到了。但不知道黄先生现今看见琉璃厂的旧书会做何感想。
陈寅恪先生有《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村句云“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矣》诗云：“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琉璃厂旧书铺和其他北京的旧书店，据说共有100多家，在建国后整合为中国书店。而近20年来。由于旧书资源的不断萎缩，从业人员的素质下降，门面店缩水了一半，著名的邃雅斋“百米图书长廊”也因道路拓展而被拆除。中国书店是中国旧书业的一个影子，衰落的也不单单只是一家中国书店，只因其厚重的历史和在行业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才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原有的一些古旧书店早已在人们的视线外无声无息地消失。陈先生的感慨不无道理，而伴随着旧书业衰落的，是学术的衰落。
旧书业衰微后，中国文化与学术将何以自处?2004年的“苏图事件”和2005年的“国图事件”，凸显出国有机构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源功能的退化，以及与之相对照的民营旧书业缺失的沉痛。
和几个朋友聊天聊到在2003年曹雪芹逝世240周年重印《乾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时，曾向身在美国的胡适后人提出购买甲戍本的意愿，当时胡适后人的开价是60万美元并可附赠胡适信札数通，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功。去年上海博物馆终于将甲戌本重金购回，本是令人欢心鼓舞之事，但上博却将其藏于密室，他人难得使用。不禁让人发出书还不如在国外收藏的卖国之论。
清光绪中黎庶昌编刻了《古逸丛书》，是黎庶昌和杨守敬在日本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古书，都是一千多年来各种访华的日本人带回国去的。其中有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于是他们就收购，编选，翻刻，集成了这样一部书。同时杨守敬又刻了《留真谱》初二编，每书只取一至数页，依原样翻刻，作为版本学者的参考。这是我国在影抄影刻之后最早出现的书影，在版本目录学上有重要意义。但不久后日本人发现了问题，把湖州陆氏藏书全部买去，藏在了静嘉堂。这以后的几十年中，更是从中国弄去了大量的古书，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致使郑振铎发出了“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惊叹。而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近年来，出版业百花乱放，无数的书籍进入上市、下市和造纸的圈子。这些都与旧书业无关，也与学术无关。艺术品从出生就是艺术品，宋版书明朝就论页卖了，我们现在脚下的泥土也还是汉朝的泥土，不是时间久远就可以让东西变得更有价值。
刚刚拿到手邓遂夫先生新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时就听说了因为初版错误过多，将在一两个月再次修订出版新版的消息。看着版权页上赫然印着的“作者：曹雪芹高鹗”，不禁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