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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国各地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证。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系，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城镇化； 劳动力转移； 农村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31-04
Study on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XU An-yong
（Fuzhou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1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has stepped into the comprehensive decisive stage of well-off society and accelerating new town construction is going on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the cours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it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There are some ways solving surplus labor force； laying stress on the transfer ； constructing employment system； enlarging employment path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labor transfer； rural area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广大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跨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1]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2]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3]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国各地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城镇化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证。
一、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
（一）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纵观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趋势。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研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问题，认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扩大农村就业机会，缩小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经历的农业社会最为长久，成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而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建立初的1952年，全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6%，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长期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众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既是各地经济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业制度和就业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各地通过加快发展经济和调整经济结构，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规模，劳动力就业结构有了明显变化。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40.8%，比1978年降低了33.6个百分点。但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农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全国各地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这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对城乡差距问题进行科学论述，认为城乡的分离、城乡的对立、城乡发展上的差别、差距是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社会分工的产物，这是不可避免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缩小城乡差距，始终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西方国家许多学者研究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北欧国家学者提出和谐社会学说与公平价值体系，都包含大量关于扩大农村就业岗位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非农业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产值逐步超过农业产值。从2003年开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稳定降低到50%以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值开始稳定下降。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和城镇化进程缓慢问题，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邓小平理论关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邓小平理论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战略构想，要求关注社会公平，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大体相当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7倍左右，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10倍。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需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在2002年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的18个指标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仅有5.8%，成为实现程度最低的指标之一。同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差距明显，当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的综合实现程度达到30.8%，中部地区农村仅有9.8%，西部地区农村实现程度为-14.1%。由此可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新的要求。“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3]这个目标充分体现民生优先、惠民富民的政策取向，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盼。我国广大农村是经济社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普遍存在农村发展滞后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等问题，制约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需要各级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做好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加快形成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与增加农民收入互动机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牢固基础，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推进城镇化发展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
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通常与工业化水平同步发展。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和非农化不同步，从1952年至1978年，全国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分别上升26.7和22.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提高5.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基本特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影响下，党和国家试图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依靠各级政府采取统一配置资源的方式，确保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以城乡户籍制度来划分居民身份，形成城乡分治和一地两策的二元格局，严格限制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加突出。工农业二元反差系数可以判断工农业关系的协调性，即通过二元结构强度反映出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人均GDP相对差距。根据美国著名的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统计，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倍。改革开放前，我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均高于世界极值，从1952年的5.00倍扩大到1978年的6.10倍，农业生产率和比较收益率低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城乡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就业结构滞后性问题相当突出。1998年，全国农业的GDP份额已降到18.4%，初步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但是，在全社会就业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仍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的49.8%，还是一个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城市劳动力市场虽然对农民开放了，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农民工被歧视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4]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约束了农村人口合理流动，相当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在无法真正解决城镇户籍问题的情况下，不能在城镇中真正扎根生存，使城镇化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状况难以改变。2000年初，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53%，而包含外来人口在内的城镇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32%，表明城镇化比率低于工业化、非农产业化比率21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影响城镇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制约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富余劳动力供给量过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研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减少，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呈上升趋势。这一结论被称之为“佩蒂—克拉克定律”，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也更加发达，非农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需求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但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非常缓慢，农村劳动力就业转换严重滞后。1952年至197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份额从50.5%下降到28.1%，下降22.4%，同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83.5%下降到70.5%，只下降1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不强。1978年，全国农村劳动力高达3.06亿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0.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2%，农村富余劳动力供给量过大。
改革开放后，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亟须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各地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规模，全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有了明显变化。1984年，全国农村非农就业人数达到0.52亿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5%，比1978年增长了84.2%。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明显增强。1992年，农村非农就业人数达到1.06亿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2.0%，在8年内提高7.5个百分点。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乡镇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加激烈，逐渐暴露出技术设备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产品档次较低等问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各地乡镇企业增长势头普遍锐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能力减弱，1998年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52亿人。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我国经济发展遇到许多不利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步履维艰。 三、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与对策
（一）建立新的城镇化建设理念，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
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要求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建立新的城镇化建设理念，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精神，明确推进城镇化进程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以科学发展观总揽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处。认真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按照党和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紧密围绕新型城镇建设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战略目标，科学制定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解决好就业问题，“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3]。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作用，引导广大农民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方式转移就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二）深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系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制约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与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要求全国各地深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科学制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政策，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即任何人只要在一个地方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有资格办理寄住证或常住证，依法享有当地居民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努力探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新举措，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在深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过程中，着重改革“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剔除附着在城乡户籍关系上的各种差别，使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能够人人平等。深化改革城乡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解决妨碍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为广大农民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努力探索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融合衔接，着力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农民纳入社保范围，大力推行农村养老保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全国统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5]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是影响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新形势下各地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认真贯彻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决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国各地要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合理有序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6]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加快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形成不同功能定位、区域特色和发展模式的都市现代农业区，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着重发展各具特色的加工农业、设施农业、现代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以及休闲景观农业。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城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投入，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用培育和造就大批新型农民来发展现代农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渠道，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4]张晓山，李周.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关键词： 城镇化； 劳动力转移； 农村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31-04
Study on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XU An-yong
（Fuzhou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1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has stepped into the comprehensive decisive stage of well-off society and accelerating new town construction is going on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the cours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it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overall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There are some ways solving surplus labor force； laying stress on the transfer ； constructing employment system； enlarging employment path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labor transfer； rural area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广大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跨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1]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2]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3]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国各地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城镇化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证。
一、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
（一）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纵观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趋势。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研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问题，认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扩大农村就业机会，缩小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经历的农业社会最为长久，成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而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建立初的1952年，全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6%，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长期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众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既是各地经济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就业制度和就业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各地通过加快发展经济和调整经济结构，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规模，劳动力就业结构有了明显变化。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40.8%，比1978年降低了33.6个百分点。但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农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全国各地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这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对城乡差距问题进行科学论述，认为城乡的分离、城乡的对立、城乡发展上的差别、差距是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社会分工的产物，这是不可避免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缩小城乡差距，始终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西方国家许多学者研究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北欧国家学者提出和谐社会学说与公平价值体系，都包含大量关于扩大农村就业岗位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非农业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产值逐步超过农业产值。从2003年开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稳定降低到50%以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值开始稳定下降。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和城镇化进程缓慢问题，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邓小平理论关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邓小平理论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战略构想，要求关注社会公平，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大体相当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7倍左右，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10倍。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需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在2002年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的18个指标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仅有5.8%，成为实现程度最低的指标之一。同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差距明显，当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的综合实现程度达到30.8%，中部地区农村仅有9.8%，西部地区农村实现程度为-14.1%。由此可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新的要求。“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3]这个目标充分体现民生优先、惠民富民的政策取向，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盼。我国广大农村是经济社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普遍存在农村发展滞后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狭窄等问题，制约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需要各级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做好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加快形成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与增加农民收入互动机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牢固基础，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推进城镇化发展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
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通常与工业化水平同步发展。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和非农化不同步，从1952年至1978年，全国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分别上升26.7和22.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提高5.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基本特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影响下，党和国家试图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依靠各级政府采取统一配置资源的方式，确保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以城乡户籍制度来划分居民身份，形成城乡分治和一地两策的二元格局，严格限制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加突出。工农业二元反差系数可以判断工农业关系的协调性，即通过二元结构强度反映出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人均GDP相对差距。根据美国著名的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统计，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倍。改革开放前，我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均高于世界极值，从1952年的5.00倍扩大到1978年的6.10倍，农业生产率和比较收益率低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城乡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就业结构滞后性问题相当突出。1998年，全国农业的GDP份额已降到18.4%，初步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但是，在全社会就业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仍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的49.8%，还是一个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城市劳动力市场虽然对农民开放了，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农民工被歧视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4]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约束了农村人口合理流动，相当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在无法真正解决城镇户籍问题的情况下，不能在城镇中真正扎根生存，使城镇化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状况难以改变。2000年初，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53%，而包含外来人口在内的城镇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32%，表明城镇化比率低于工业化、非农产业化比率21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影响城镇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制约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富余劳动力供给量过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研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减少，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呈上升趋势。这一结论被称之为“佩蒂—克拉克定律”，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也更加发达，非农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需求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但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非常缓慢，农村劳动力就业转换严重滞后。1952年至197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份额从50.5%下降到28.1%，下降22.4%，同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83.5%下降到70.5%，只下降1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不强。1978年，全国农村劳动力高达3.06亿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0.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2%，农村富余劳动力供给量过大。
改革开放后，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亟须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各地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规模，全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有了明显变化。1984年，全国农村非农就业人数达到0.52亿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5%，比1978年增长了84.2%。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明显增强。1992年，农村非农就业人数达到1.06亿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2.0%，在8年内提高7.5个百分点。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乡镇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加激烈，逐渐暴露出技术设备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产品档次较低等问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各地乡镇企业增长势头普遍锐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能力减弱，1998年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52亿人。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我国经济发展遇到许多不利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步履维艰。 三、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与对策
（一）建立新的城镇化建设理念，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
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要求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建立新的城镇化建设理念，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精神，明确推进城镇化进程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以科学发展观总揽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落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处。认真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按照党和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紧密围绕新型城镇建设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战略目标，科学制定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解决好就业问题，“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3]。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作用，引导广大农民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方式转移就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二）深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系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制约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与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要求全国各地深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科学制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政策，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即任何人只要在一个地方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有资格办理寄住证或常住证，依法享有当地居民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努力探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新举措，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在深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过程中，着重改革“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剔除附着在城乡户籍关系上的各种差别，使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能够人人平等。深化改革城乡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解决妨碍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为广大农民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努力探索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融合衔接，着力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农民纳入社保范围，大力推行农村养老保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全国统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5]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是影响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新形势下各地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认真贯彻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决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国各地要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合理有序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6]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加快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形成不同功能定位、区域特色和发展模式的都市现代农业区，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着重发展各具特色的加工农业、设施农业、现代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以及休闲景观农业。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城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投入，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用培育和造就大批新型农民来发展现代农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渠道，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4]张晓山，李周.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