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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共苏区全貌的著作，时至今日仍被称为解读中国的最经典著作之一。本文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出发，研究斯诺是怎样跨越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苏区，即“红色中国”进行建构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对“两个中国”进行对立描述的。本文期望能够通过以上问题的回答对当今中西跨文化传播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西行漫记》 跨文化传播 红色中国
一、《西行漫记》成书始末及其影响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西吴起镇，结束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后，中共中央先后以保安、延安为中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红色中国”政权。然而由于“一直遭受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以至于苏区“哪怕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获得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支持后，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进入苏区，并成为第一个突破国民党封锁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在苏区，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手资料，并亲身观察了苏区的方方面面。四个月后，斯诺返回北平。在那里他先后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1937年10月，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这本书，并受到热烈追捧，几周内即销出十几万册，三个月内该书已经发行了五版。1937年末1938年初，时任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在“孤岛”上海成立复社，着手翻译该书，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西行漫记”。胡愈之认为，红军长征后，“西”或“西北”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一般人看了就会联想到共产党。②本书的另一位译者倪文宙则解释这一书名“以笔记游记的轻松意味掩护着内容”③。之后，翻译家董乐山重译了该书，但为保持原貌，仍然以“西行漫记”为书名。
《西行漫记》的传播对国内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西方学者曾表示本书的出版“标识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西行漫记》是以外国人的视角解读“红色中国”的第一本书，同时也成功塑造了世界对“红色中国”的第一印象。那么，在据该书第一次出版已近80年的今天，重新解读该书对“红色中国”的建构过程，有利于探究中外文化价值观在该书中的碰撞情形，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一些启示。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梳理
“红色中国”概念的起源，已不可考。但至少在埃德加·斯诺访问保安时“红色中国”就是欧美人士对以延安为核心的中共根据地的指称。而斯诺本人也沿用了这个指称，在《西行漫记》全书第一章《探寻红色中国》中直接用“红色中国”指代他将踏足的中共苏区根据地。
而本文之所以用“另一个中国”作为“红色中国”的指代，是因为在《西行漫记》中，常常在有意识无意识中将“红色中国”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中国”相对，“两个中国”意味不同，又相互关联，在对比中展现斯诺的态度和看法。
跨文化传播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萨默瓦和波特在《跨文化传播》一书中说道：“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并不新鲜：自从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个民族进行交往开始，跨文化传播活动就发生了。而系统地研究传播中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跨文化交往与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是一个新话题。”④从20世纪初期开始，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被认为是对跨文化传播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传入我国，受到了多学科的关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诚如单波、朱清河在《解读斯诺的跨文化意义与启示》一文中所言：一个有着西方文化背景、喜欢冒险的美国毛头小伙儿，只身闯入另一个与自身文化完全迥异的最具东方文化特征的陌生国度，不但没因为“水土不服”而匆匆打道回府，居然还在中美、中西跨文化交流传播史上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⑤可见，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解读《西行漫记》有其重要意义。
三、有关“另一个中国”的建构
1、作为“他者”存在的“白色中国”
《西行漫记》一书中，在叙述“白色中国”时，斯诺常常将在“白色中国”中存在的状况与斯诺作为西方人的思想进行对比，突出其腐朽、落后、黑暗的一面。
在写到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经历时，斯诺写到：绝不要因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方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
在这样的描述中，杨虎城当过土匪的经历和张学良天真盲目地相信一个医生最后变成吗啡鬼的事件都让读者难以置信，更遑论接受。笔者认为斯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白色中国”建构成了与“普世价值”对立的“他者”，斯诺毫不掩饰对“白色中国”的反感，增强了读者对“白色中国”的排斥。而这份排斥正是来自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以及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
在斯诺的另一本著作《复兴之旅》中就有相关的描述：在全中国，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不断逼使穷困的农民背井离乡。在连年干旱的地区，成百成千万的人赤贫如洗，卖儿鬻女是常见的事情……蒋介石把饥荒当作钳制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有效武器，不用粮食赈灾……这个国家远未统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经开始。⑥
【关键词】《西行漫记》 跨文化传播 红色中国
一、《西行漫记》成书始末及其影响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西吴起镇，结束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后，中共中央先后以保安、延安为中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红色中国”政权。然而由于“一直遭受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以至于苏区“哪怕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获得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支持后，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进入苏区，并成为第一个突破国民党封锁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在苏区，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手资料，并亲身观察了苏区的方方面面。四个月后，斯诺返回北平。在那里他先后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1937年10月，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这本书，并受到热烈追捧，几周内即销出十几万册，三个月内该书已经发行了五版。1937年末1938年初，时任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在“孤岛”上海成立复社，着手翻译该书，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西行漫记”。胡愈之认为，红军长征后，“西”或“西北”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一般人看了就会联想到共产党。②本书的另一位译者倪文宙则解释这一书名“以笔记游记的轻松意味掩护着内容”③。之后，翻译家董乐山重译了该书，但为保持原貌，仍然以“西行漫记”为书名。
《西行漫记》的传播对国内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西方学者曾表示本书的出版“标识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西行漫记》是以外国人的视角解读“红色中国”的第一本书，同时也成功塑造了世界对“红色中国”的第一印象。那么，在据该书第一次出版已近80年的今天，重新解读该书对“红色中国”的建构过程，有利于探究中外文化价值观在该书中的碰撞情形，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一些启示。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梳理
“红色中国”概念的起源，已不可考。但至少在埃德加·斯诺访问保安时“红色中国”就是欧美人士对以延安为核心的中共根据地的指称。而斯诺本人也沿用了这个指称，在《西行漫记》全书第一章《探寻红色中国》中直接用“红色中国”指代他将踏足的中共苏区根据地。
而本文之所以用“另一个中国”作为“红色中国”的指代，是因为在《西行漫记》中，常常在有意识无意识中将“红色中国”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中国”相对，“两个中国”意味不同，又相互关联，在对比中展现斯诺的态度和看法。
跨文化传播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萨默瓦和波特在《跨文化传播》一书中说道：“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并不新鲜：自从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个民族进行交往开始，跨文化传播活动就发生了。而系统地研究传播中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跨文化交往与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是一个新话题。”④从20世纪初期开始，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被认为是对跨文化传播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传入我国，受到了多学科的关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诚如单波、朱清河在《解读斯诺的跨文化意义与启示》一文中所言：一个有着西方文化背景、喜欢冒险的美国毛头小伙儿，只身闯入另一个与自身文化完全迥异的最具东方文化特征的陌生国度，不但没因为“水土不服”而匆匆打道回府，居然还在中美、中西跨文化交流传播史上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⑤可见，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解读《西行漫记》有其重要意义。
三、有关“另一个中国”的建构
1、作为“他者”存在的“白色中国”
《西行漫记》一书中，在叙述“白色中国”时，斯诺常常将在“白色中国”中存在的状况与斯诺作为西方人的思想进行对比，突出其腐朽、落后、黑暗的一面。
在写到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经历时，斯诺写到：绝不要因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方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
在这样的描述中，杨虎城当过土匪的经历和张学良天真盲目地相信一个医生最后变成吗啡鬼的事件都让读者难以置信，更遑论接受。笔者认为斯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白色中国”建构成了与“普世价值”对立的“他者”，斯诺毫不掩饰对“白色中国”的反感，增强了读者对“白色中国”的排斥。而这份排斥正是来自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以及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深刻同情。
在斯诺的另一本著作《复兴之旅》中就有相关的描述：在全中国，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不断逼使穷困的农民背井离乡。在连年干旱的地区，成百成千万的人赤贫如洗，卖儿鬻女是常见的事情……蒋介石把饥荒当作钳制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有效武器，不用粮食赈灾……这个国家远未统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经开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