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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展示了武侠小说中的苗女形象，以及“苗”与中原的关系是如何隐喻在苗女与中原男侠的性关系之中，并进一步梳理了武侠小说中的“苗”的形象构成与其他文本的相关性，发现了一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支持着武侠小说苗女形象的建构。基于以上叙述，文章力图审视权力关系在文本中的渗透和再现，以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更好的理解。
关键词：武侠小说；“苗”；建构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093-05
[JP+1]“就书面语言而言，不存在直接的在场（presence），只存在间接的在场re-presence）或表述（representation）。”[1]（P52）文本对事件及现象的再现和表述，是作者基于某些共识对现实实存进行分类、选择、加工的过程，与人们“说了什么”相较，“不说什么”更值得注意，因为“不说”之物更容易被忽视，在“不说”的后面潜藏着支配行为的文化体系。“不说”可能是有意的，比如对敏感之物的回避；也可能是无意的——共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被当成自明之物。对前一种可能的探究，将使我们直面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事物和现象；对后一种可能的探问，将有可能通过审视原本熟悉之物来达到一种理解的变化。[2]（P52）总之，对沉寂之处的追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我。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港台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广泛流行，一度掀起“武侠热”，成为倍受瞩目的通俗文学现象之一。[3]（P577～588）苗疆、苗族、蛊在武侠小说中得到极大想象和发挥，尤以苗女最为突出。然而，在众多关于武侠的论文中却鲜见论说。武侠小说对苗的张扬与学界的沉寂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文章欲从武侠小说对苗女这一形象的建构入手，探问可能存在的关联。[JP]
[BT1]一、苗女亮相与角色指定
苗女在武侠小说中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角色，就像古代戏剧中的末、旦、净、杂一样。她们多被描写为衣着夸张斑斓，裸露着惹人遐想的身体部位，声音柔媚婉转，豪放而又痴情，并毫不掩饰对中原男侠的兴趣。亮相是一个交代身份，暗示性格和命运的关键，通过对其外表和言行的描写，作者指定了苗女这个角色。服装所表明的是穿着者的社会身份、性别等，苗女对身体隆重的装饰及裸露，暗示着她们与中原不一样的性规范，与她们挑逗直白的言行一起，构成了苗女的标志。亮相意味着观赏与展示，看与被看。
对苗女的外表和言谈举止较多的描写提示和巩固她们的独特性。如《笑傲江湖》对苗女蓝凤凰的描写浓墨重彩，而对其他女侠尤其是两个女主角岳灵珊、任盈盈并没有详细的外貌描绘，更多突出的是性格、气质和神韵。相反，蓝凤凰的初次亮相像是一次精心谋划的隆重的舞台展示，从“显是一只女子的素足”引起悬念，到“浓腻无方”的歌声，引得众人翘首待望，最后是巨大的视觉冲击——“色彩灿烂，金碧辉煌”的蓝凤凰，无一不指向性的挑逗与暗示。[4]（P577～588）
其中，对听觉、视觉、嗅觉的运用，立体描写和烘托了苗女出场的怪异，紧接着的是岳不群的心理活动。以第一人称描写的心理活动将读者不知不觉引到了岳不群的这边，借他的眼睛来看苗女，从他的心理活动中获得对苗女的定位，从而强化了对苗女的凝视。
精心设计的亮相指定了苗女的位置——被看。苗女对自身的精心修饰与展示，意味着她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看。“看”与“被看”之间巨大的张力使得苗女被搁置在遥远的舞台上，暗示的已经不只是差异，还有“我”与“她”的非同时性在场，因为在舞台与观众之间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时间及叙事的距离。“她”讲述和携带的是与“我”此在不一样的故事、历史，以及期望。正是这个张力的存在，使得“我”对“她”的想象和行动合法了。
如果说蓝凤凰的首次亮相以华丽及挑逗性让人目眩神迷，《鹿鼎记》中的苗女五毒教教主何锡守则以在常理中不大可能同时并存的元素并列来表达其独特，如头发花白，脸却白嫩，声音又如少女，手臂雪白却无手掌，装了铁钩。她的出现掺杂着危险与诱惑。
年龄是汉文化对初次见面者进行定位排序的重要依据，然而在何锡守身上，赖以判断年龄的标记之间相互抵触：声音似少女，头发似六十岁，容貌似三十岁，导致韦小宝对她年龄的确定恍惚不定，只能在敬与狎之间摇摆。另外，女性的柔媚与邪教的狰狞也同时并列身上，断臂和铁手衬得她的柔媚更加诡异和危险。这个角色其实是为了纳入韦小宝的游戏规则而设定的。她武功高强而又天真，恰为韦小宝的世故油滑提供了机会；年龄的摇摆降低了她的权威和力量，韦小宝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用付出等值的代价。
[BT1]二、性及其隐喻
苗女的出现服务于小说的主角，后者往往是中原男侠。对男侠来说，苗女隐喻着天真、诱惑、危险、淫荡、妖艳，她们在武侠中被描写为一种被自身欲望驱动的产物——渴望男性，除此别无他求。性成为苗女与男侠的交往的重要媒介。
在《笑傲江湖》中，苗女蓝凤凰对令狐冲的情愫虽被压抑，但倾慕仍溢于言表，并若有若无夹缠在各种对任盈盈的效忠行动之中。
[ZW（DY]在香港拍的电影《笑傲江湖》中，蓝凤凰对令狐冲的爱慕被演绎为公开的。
[ZW）]在其他小说中，“苗女缠郎”“为情施蛊”是常见主题：男侠为得到解药或者兵力支持，必须涉险入苗疆。苗女必定看中他们，若他们不从便会种蛊。但出于（中原）大局考虑，他们又不得不“牺牲”自己与苗女逢场作戏，以达到目的。因此，必须与苗女保持情感上的安全距离。如《修罗武圣》的王嵬龙回绝了苗疆公主乌拉娜的表白。相反，那些与苗女“感情有染”的中原人要付出代价。与苗女的关系使他们被中原武林边缘化，如《倚天屠龙记》中的鲜于通、《乱世猎人》中田新球。鲜于通被描绘为卑劣小人，自食其果吸入金蚕蛊毒，最后误死于同门剑下；田新球横行中原，最终免不了“毒王自毒”的下场。对这些人物的惩罚，暗示了与苗女的结合总要遭到报应。苗女与男侠不可能有正常婚姻，更少提及他们的后代。 将不同等级的苗女分配给正反两种角色，说明作为性资源的苗女是被按照等级关系来消费的。[5]（P3）作为正面角色的男主角所来往的是苗族社会上层女子，如公主（如《关洛风云录》莎莎、《魔鹰记》梦娜亚娃）、寨主女儿（如《女捕头》苗青、《鸣镝风云录》蒙赛花）、教主（《笑傲江湖》蓝凤凰）。苗女们的较高地位，恰似名牌商标，暗示拥有者的优越身份和地位。但作为反面男侠所遇到的苗女，却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来稍做交代，她们甚至没有名字。
苗女既已被指定为物，是危险而有用的，为保全自身，唯有把她们当成物，当成资源来用。故不能投入感情，只有把性作为意志的较量，把身（性）与心（情感）剥离开来，才能在交往中进退自如。情感无涉使男侠保持了尊严，在安全距离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打量投入的苗女。苗女成了被动物性需求所控的可怜虫，她们的性被本质化。男侠对她们的渴望变成了她们对男侠的渴望，占有吊诡地变成善意和同情的施舍：让我们（男侠）满足一下这些可怜虫（苗女）吧。苗女对自己被利用毫无所察，相反还感激涕零。《魔鹰记》表现了武侠小说对苗女处理的经典化模式，苗寨主女儿亚娃狂热爱上中原男侠林峰，在识破自己被利用仍心甘情愿献出生命。林峰爱着中原女侠杜鹃，却周旋于两个苗女之间。小说对林峰占有亚娃身体的描写，读来让人感觉似乎这是亚娃求之不得的礼物，林峰则是慷慨的施予者，林峰的得意与超然，亚娃的感恩与投入，形成强烈对比。为了无损林峰的形象，作者把他所为推给所练武功带来的“魔性”，逃避了道德上的谴责，从而配得上美丽、忠贞的杜鹃。在林峰达成目标之后，作者又安排寨主女儿死于自己种给林峰的蛊。可以说，苗女必须死，才能成就林峰的正面形象和完美结局。[6]（P895～909）
性关系及在此过程中生成的主动与被动关系，成为男性控制和理解“苗”的唯一可靠途径。以性为媒介，男侠为中原通过苗女获得苗疆的资源，并形成一个链接：苗疆—苗女—性—男侠—中原。性作为支配关系的隐喻，作为中原与苗疆的连接之物，呈现在苗女与男侠的交往中。苗女已全然代表了苗的形象。苗女就是苗，就是苗疆——一个阴性的、被操控的对象。苗女与男侠的交往，即为苗疆与中原的交往，通过性的施舍和接受，乞求和给予，苗女/苗已被置于被动的一方。权力及位置的分配隐喻在文本的内容中：男（理性）与女（野性），中原（文明）与苗疆（原始）；也彰显在文本的叙述模式中：看与被看，指定与被指定。
通过对苗女外表和行为的刻画，以及对苗女与男侠关系的安排，武侠小说将中原对苗疆的支配关系贯穿始终，并为以金庸为代表的作者获得“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写进了小说”赞誉。这意味着，武侠对苗女的想象并非孤立，它基于已经存在的共同想象，同时也应和着读者的某种期望，为人们带来“熟悉的新奇”。
[BT1] 三、苗女的“出处”
苗女在武侠小说中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形象，是通过对一些要素的重复来实现的。比如，声音媚，性格放荡，首饰夸张，民族服装的元素。这是混合了各种想象的组合，并被一个经长期积淀而成的对苗的想象体系所支持。小说通过从过去的文献中汲取要素，建立起一种关联性和连续性，使其获得“发扬传统文化”的赞誉。也正因如此，给其增添合法性，成为“有根据的”想象。
先秦典籍《史记》《汉书》中有关蚩尤的记述被认为是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载，此后，在中央王朝力量向西南推进的过程中，有关苗的内容出现在官方文献。屯田、流官制度的演进，使得汉族知识分子逐渐走近苗族社区，与苗族的交往增多，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除官方文献之外，出现了各种记载苗族的私人著述。私人著述更多地发挥对新异事物的炫耀展示，既有作者的耳闻目睹也有想象的成分。这些著述与正史一起，成为后世对苗的想象在物质层面的积淀。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较多地借用这类著述中有关苗女的记述要素，比如服饰、婚俗、苗歌等，下面略举一二。
装束是区别人群的最表显的符号。武侠小说中，服饰经过组合、嫁接、夸张和变形，被赋予了更多的性的暗示。武侠小说对古代文献的借用和演变，随处可见，比如，《黔南识略》：妇女短裙窄袖，耳环大径二三寸，项带大银圈，插簪长尺许。[7]（P119）又如，《苗疆闻见录》也记到：其妇女所服则皆小袖无襟，下体围裙，无亵衣……[8]（P164）清代方亨咸 《苗俗纪闻》以一段文字完整记载首饰、衣裙、赤足，[9]（P13）可以想象作者以观赏的目光，从头发及耳朵、及颈、及胸、腰、腿、脚仔细地打量了这个苗女。女子的脚在清代的文人中是一种含有性意味的鉴赏对象，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苗女们也光着脚。
关于苗女行为的想象似更多来自婚俗的记载。在古文献中，婚俗以及相关的婚前性自由，具体如少女的竹楼、跳月等在有关苗女的记载内容中占有相当篇幅。苗族少女在离开家的竹楼选择爱人的方式引起了文人们的兴趣，在明以来的私人著述中时常可见，如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记明代的苗：女子过十岁，即构竹楼野外处之，以号淫者。[10]（P447）贝青乔 《苗俗记》也载：女子十三四构竹楼野外处之，苗童聚歌其上，情稔则合。[9]（P16）檀萃《说蛮》中载：女年十五六，构竹楼野处。[9]（P14）跳月作为一个重要的集体求偶活动，在很多文献中反复出现。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记跳月：处子行歌于野，以诱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为马，祭以牛酒，老人并马箕踞，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淫词谑浪，谓之跳月，中意者，男负女去，论妍媸为聘资赢缩……[10]（P428）清代陆次云的《洞溪纤志》详细描绘了跳月的盛大场面，青年男女的装束，在歌舞的过程中择偶的规则：妍者负妍者，媸者负媸者。最终：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返、而后议聘。书毕，作者忍不住评论道：先野合而后俪皮，循蜚氏之风欤，呜呼苗矣。[9]（P15）作者以汉族社会的婚嫁礼仪为参照系，对苗的这种共同体内部认可和支持的面对面选择恋人的方式，以及公开的婚前性关系颇不以为然。对苗的性关系的随意烂漫的记载，甚至延续到了民国《兴义府志》中：群苗室女裸浴溪中，人或薄而观之，赠以裙带，则尤喜。媸者或不得带归，父母以为耻。野老亦以多为荣，私一男，髻上蒙红布一方，斜叠若巾，愈高而愈自得，有积至数十层者，同伴者咸啧啧称羡不置云。[10]（P519）群女裸浴人群观之，以情人多为荣，这在汉文化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故很易引起后世读者的注意和遐想，并被泛化指向所有的苗，一旦被称为“苗”，就意味着要负载上述这些强烈异质性的标记。 武侠小说保留和发挥了关于苗女的装束与婚恋习俗的要素，而无须顾及当下现实中的苗的形象。作者把目光固执地投向过去，从一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中获取要素加以发挥，反而使得小说对苗女的想象被认为是有根有据的，并被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运用。
[BT1]四、关于“苗”的文本体系与武侠小说
[JP+1]书写和记录是为了将不确定的对象从纷繁的现象中提取出来，并在事物之间建立关联，最终将对象指定在确定的位置上。文本本身具有潜在的双重权威：第一，书写的效度，即书写者被认为是能够表达书写对象的；第二，书写的信度，即认为内容的是对现象和事件的真实反映。各种有关于苗的文献形成了一个相互指涉的体系，这种运作不断地巩固着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并不断向更多的文本中渗透，武侠就是其中之一。[JP]
尽管难以确定最早关于苗女的记载出现在哪一著作，由何人记录。但仍可以推测，明代以来，当汉族移民及流官们置身于南方庞大的异己人群中，首先必须尽快将其分类，以便采取适宜的态度和行为。由于记录者多为流官，交往方式及了解程度的限制，使得此类记载的视角相对局限和单一。流官对自身所持汉文化的优越感，以及作为中央皇权力量的代理人角色使得这种交往更多的是官方与民众的交往，所采取的多是居高临下的视角。此外，尽管优越感渗透在字里行间，但事实上，流官们面对的是可能反抗的“苗”，以及无法探入的深山密林。很可能越是靠前的文本越是基于想象和建构。以几个要素将“苗”文本化，将其记录、传递、巩固为一个稳定的社会范畴，使得“苗”成为一个静止的，消极永恒的形象，事实上也折射了主流社会对他们的疑惧，折射了一种将他们纳入结构又不得不承认和面对他们的异质性之间的张力。越是靠前的文本越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因为人们认为，那才是苗的真实面目，才是原始的、真实的苗。于是，后继的文本基于原有的要素，不断地往上附加内容。反过来，这种文本的延续性又巩固了先在文本的权威性，从而使得最初的几个要素成为基本框架。
由此可以说，一个描述对象的形成，也是书写者与被描述对象的关系的表达。赋予区隔合法性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把社会区隔建构为自然差别，或者建立社会区隔与自然差别之间的关联性。但实际上，自然差别的建构本身也是以书写者的文化为中心，为标准的。从古代文献到武侠小说，一直贯穿着把苗与汉的社会区隔及权力关系合法化的努力，以汉文化作为标准，划分“人”与“非人”，不经教化者即以动物视之，如“苗”被写为“猫”；以汉文化为中心，对人群进行排序，比如“生苗”与“熟苗”。
武侠小说就是一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在通俗文学中的分配，苗女这一角色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和纯粹想象。武侠小说与整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的诉求一脉相承，通过对苗女及苗的他者身份的指定，开辟了一个精纯的世界，一个武林乌托邦：混乱和不可知被排除在外，世界清晰地划分为中原与苗疆，人群被分类为“我们”与“他者”；苗作为他者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资源获取对象，因为她们渴望被掠夺，她们命该如此。人们常常强调武侠小说对“侠”与“义”的张扬，似乎武侠小说就是对现实中的遗憾的补足，甚至是对现实的抗议。但是，反抗的外表下可能掩盖着应和的实质，可能从另外的角度巩固着既有的结构和规范，并且，由于被视为反抗者，这种巩固有可能更加强有力，更加不易为人觉察。武侠在逃离现实规范追求武林乌托邦的同时，依然失落于另一种规范。它本欲建构一个凭借自身努力即武功来获致身份的平等世界，却最终滑落到凭借参与资格的划定，在指定他者的基础上获得自身身份的认同，再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因为他者甚至没有申辩的可能和机会。苗在武侠小说中，首先是作为与“我”相异的“他者”，使“我”的聚合成为可能，“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1]（P42）其次是作为被动的“他者”，被看，被表述，被掠夺。苗在两个层面上的存在，帮助实现了中原武林乌托邦。武侠小说中的“苗”以一个令人疑惧的、异质的形象出场，以一个被制服、顺从的为“我”所用的角色贯穿小说始终。它既是异己，也是归顺与臣服的对象，通过“苗”，“我”的文化规范力得以展现。“一个描述对象的构成，无论它多么不正常或不寻常，仍然是个典型的社会行为，并且在它的背后或内部体现了历史的和社会的权威。首先是作者的作用——作者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已经确立的方式描述社会活动的过程，观察社会规范；遵循已有的范式……权威”。[1]（P106）武侠小说是关于苗的想象在大众文学中的分配和扩散，所谓远离主流文学、反抗现实，并不妨碍小说基于已有的体系建构关于苗的“熟悉的陌生”。相反，正是因为远离主流，使得它更为相对自由地对已有的关于苗的要素进行变形和夸张，更加直白和典型地表现了汉文化对苗的位置的指定和安排。在社会实践中，武侠小说凭借着其流行性，把这种不平等和区隔扩散和渗透到大众之中，参与巩固着他者的形象。
梳理及探问武侠小说中的“苗”的形象构成，以及武侠小说与其他文本的相关性，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审视熟悉之物，以达到一种变化了的理解。具体来说，这为我们审视权力关系在文本中的渗透和再现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追溯一个对象的形成，从而追寻另一种叙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我们了解自身提供了可能，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1]（P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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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ZK（#]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Abstract：This paper displays the image of the Miao woman in Kongfu novels and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ao and central China is hidden in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ao woman and the swordsman in central China.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image composition for the Miao woman in Kongfu novels and other texts， a text system is discovered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ao woman in Kongfu novels. Based on the above account，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penetr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xts，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lf” and “otherness”.
Keywords：Kongfu novels； the Miao；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李官〕
关键词：武侠小说；“苗”；建构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093-05
[JP+1]“就书面语言而言，不存在直接的在场（presence），只存在间接的在场re-presence）或表述（representation）。”[1]（P52）文本对事件及现象的再现和表述，是作者基于某些共识对现实实存进行分类、选择、加工的过程，与人们“说了什么”相较，“不说什么”更值得注意，因为“不说”之物更容易被忽视，在“不说”的后面潜藏着支配行为的文化体系。“不说”可能是有意的，比如对敏感之物的回避；也可能是无意的——共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被当成自明之物。对前一种可能的探究，将使我们直面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事物和现象；对后一种可能的探问，将有可能通过审视原本熟悉之物来达到一种理解的变化。[2]（P52）总之，对沉寂之处的追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我。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港台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广泛流行，一度掀起“武侠热”，成为倍受瞩目的通俗文学现象之一。[3]（P577～588）苗疆、苗族、蛊在武侠小说中得到极大想象和发挥，尤以苗女最为突出。然而，在众多关于武侠的论文中却鲜见论说。武侠小说对苗的张扬与学界的沉寂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文章欲从武侠小说对苗女这一形象的建构入手，探问可能存在的关联。[JP]
[BT1]一、苗女亮相与角色指定
苗女在武侠小说中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角色，就像古代戏剧中的末、旦、净、杂一样。她们多被描写为衣着夸张斑斓，裸露着惹人遐想的身体部位，声音柔媚婉转，豪放而又痴情，并毫不掩饰对中原男侠的兴趣。亮相是一个交代身份，暗示性格和命运的关键，通过对其外表和言行的描写，作者指定了苗女这个角色。服装所表明的是穿着者的社会身份、性别等，苗女对身体隆重的装饰及裸露，暗示着她们与中原不一样的性规范，与她们挑逗直白的言行一起，构成了苗女的标志。亮相意味着观赏与展示，看与被看。
对苗女的外表和言谈举止较多的描写提示和巩固她们的独特性。如《笑傲江湖》对苗女蓝凤凰的描写浓墨重彩，而对其他女侠尤其是两个女主角岳灵珊、任盈盈并没有详细的外貌描绘，更多突出的是性格、气质和神韵。相反，蓝凤凰的初次亮相像是一次精心谋划的隆重的舞台展示，从“显是一只女子的素足”引起悬念，到“浓腻无方”的歌声，引得众人翘首待望，最后是巨大的视觉冲击——“色彩灿烂，金碧辉煌”的蓝凤凰，无一不指向性的挑逗与暗示。[4]（P577～588）
其中，对听觉、视觉、嗅觉的运用，立体描写和烘托了苗女出场的怪异，紧接着的是岳不群的心理活动。以第一人称描写的心理活动将读者不知不觉引到了岳不群的这边，借他的眼睛来看苗女，从他的心理活动中获得对苗女的定位，从而强化了对苗女的凝视。
精心设计的亮相指定了苗女的位置——被看。苗女对自身的精心修饰与展示，意味着她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看。“看”与“被看”之间巨大的张力使得苗女被搁置在遥远的舞台上，暗示的已经不只是差异，还有“我”与“她”的非同时性在场，因为在舞台与观众之间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时间及叙事的距离。“她”讲述和携带的是与“我”此在不一样的故事、历史，以及期望。正是这个张力的存在，使得“我”对“她”的想象和行动合法了。
如果说蓝凤凰的首次亮相以华丽及挑逗性让人目眩神迷，《鹿鼎记》中的苗女五毒教教主何锡守则以在常理中不大可能同时并存的元素并列来表达其独特，如头发花白，脸却白嫩，声音又如少女，手臂雪白却无手掌，装了铁钩。她的出现掺杂着危险与诱惑。
年龄是汉文化对初次见面者进行定位排序的重要依据，然而在何锡守身上，赖以判断年龄的标记之间相互抵触：声音似少女，头发似六十岁，容貌似三十岁，导致韦小宝对她年龄的确定恍惚不定，只能在敬与狎之间摇摆。另外，女性的柔媚与邪教的狰狞也同时并列身上，断臂和铁手衬得她的柔媚更加诡异和危险。这个角色其实是为了纳入韦小宝的游戏规则而设定的。她武功高强而又天真，恰为韦小宝的世故油滑提供了机会；年龄的摇摆降低了她的权威和力量，韦小宝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用付出等值的代价。
[BT1]二、性及其隐喻
苗女的出现服务于小说的主角，后者往往是中原男侠。对男侠来说，苗女隐喻着天真、诱惑、危险、淫荡、妖艳，她们在武侠中被描写为一种被自身欲望驱动的产物——渴望男性，除此别无他求。性成为苗女与男侠的交往的重要媒介。
在《笑傲江湖》中，苗女蓝凤凰对令狐冲的情愫虽被压抑，但倾慕仍溢于言表，并若有若无夹缠在各种对任盈盈的效忠行动之中。
[ZW（DY]在香港拍的电影《笑傲江湖》中，蓝凤凰对令狐冲的爱慕被演绎为公开的。
[ZW）]在其他小说中，“苗女缠郎”“为情施蛊”是常见主题：男侠为得到解药或者兵力支持，必须涉险入苗疆。苗女必定看中他们，若他们不从便会种蛊。但出于（中原）大局考虑，他们又不得不“牺牲”自己与苗女逢场作戏，以达到目的。因此，必须与苗女保持情感上的安全距离。如《修罗武圣》的王嵬龙回绝了苗疆公主乌拉娜的表白。相反，那些与苗女“感情有染”的中原人要付出代价。与苗女的关系使他们被中原武林边缘化，如《倚天屠龙记》中的鲜于通、《乱世猎人》中田新球。鲜于通被描绘为卑劣小人，自食其果吸入金蚕蛊毒，最后误死于同门剑下；田新球横行中原，最终免不了“毒王自毒”的下场。对这些人物的惩罚，暗示了与苗女的结合总要遭到报应。苗女与男侠不可能有正常婚姻，更少提及他们的后代。 将不同等级的苗女分配给正反两种角色，说明作为性资源的苗女是被按照等级关系来消费的。[5]（P3）作为正面角色的男主角所来往的是苗族社会上层女子，如公主（如《关洛风云录》莎莎、《魔鹰记》梦娜亚娃）、寨主女儿（如《女捕头》苗青、《鸣镝风云录》蒙赛花）、教主（《笑傲江湖》蓝凤凰）。苗女们的较高地位，恰似名牌商标，暗示拥有者的优越身份和地位。但作为反面男侠所遇到的苗女，却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来稍做交代，她们甚至没有名字。
苗女既已被指定为物，是危险而有用的，为保全自身，唯有把她们当成物，当成资源来用。故不能投入感情，只有把性作为意志的较量，把身（性）与心（情感）剥离开来，才能在交往中进退自如。情感无涉使男侠保持了尊严，在安全距离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打量投入的苗女。苗女成了被动物性需求所控的可怜虫，她们的性被本质化。男侠对她们的渴望变成了她们对男侠的渴望，占有吊诡地变成善意和同情的施舍：让我们（男侠）满足一下这些可怜虫（苗女）吧。苗女对自己被利用毫无所察，相反还感激涕零。《魔鹰记》表现了武侠小说对苗女处理的经典化模式，苗寨主女儿亚娃狂热爱上中原男侠林峰，在识破自己被利用仍心甘情愿献出生命。林峰爱着中原女侠杜鹃，却周旋于两个苗女之间。小说对林峰占有亚娃身体的描写，读来让人感觉似乎这是亚娃求之不得的礼物，林峰则是慷慨的施予者，林峰的得意与超然，亚娃的感恩与投入，形成强烈对比。为了无损林峰的形象，作者把他所为推给所练武功带来的“魔性”，逃避了道德上的谴责，从而配得上美丽、忠贞的杜鹃。在林峰达成目标之后，作者又安排寨主女儿死于自己种给林峰的蛊。可以说，苗女必须死，才能成就林峰的正面形象和完美结局。[6]（P895～909）
性关系及在此过程中生成的主动与被动关系，成为男性控制和理解“苗”的唯一可靠途径。以性为媒介，男侠为中原通过苗女获得苗疆的资源，并形成一个链接：苗疆—苗女—性—男侠—中原。性作为支配关系的隐喻，作为中原与苗疆的连接之物，呈现在苗女与男侠的交往中。苗女已全然代表了苗的形象。苗女就是苗，就是苗疆——一个阴性的、被操控的对象。苗女与男侠的交往，即为苗疆与中原的交往，通过性的施舍和接受，乞求和给予，苗女/苗已被置于被动的一方。权力及位置的分配隐喻在文本的内容中：男（理性）与女（野性），中原（文明）与苗疆（原始）；也彰显在文本的叙述模式中：看与被看，指定与被指定。
通过对苗女外表和行为的刻画，以及对苗女与男侠关系的安排，武侠小说将中原对苗疆的支配关系贯穿始终，并为以金庸为代表的作者获得“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写进了小说”赞誉。这意味着，武侠对苗女的想象并非孤立，它基于已经存在的共同想象，同时也应和着读者的某种期望，为人们带来“熟悉的新奇”。
[BT1] 三、苗女的“出处”
苗女在武侠小说中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形象，是通过对一些要素的重复来实现的。比如，声音媚，性格放荡，首饰夸张，民族服装的元素。这是混合了各种想象的组合，并被一个经长期积淀而成的对苗的想象体系所支持。小说通过从过去的文献中汲取要素，建立起一种关联性和连续性，使其获得“发扬传统文化”的赞誉。也正因如此，给其增添合法性，成为“有根据的”想象。
先秦典籍《史记》《汉书》中有关蚩尤的记述被认为是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载，此后，在中央王朝力量向西南推进的过程中，有关苗的内容出现在官方文献。屯田、流官制度的演进，使得汉族知识分子逐渐走近苗族社区，与苗族的交往增多，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除官方文献之外，出现了各种记载苗族的私人著述。私人著述更多地发挥对新异事物的炫耀展示，既有作者的耳闻目睹也有想象的成分。这些著述与正史一起，成为后世对苗的想象在物质层面的积淀。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较多地借用这类著述中有关苗女的记述要素，比如服饰、婚俗、苗歌等，下面略举一二。
装束是区别人群的最表显的符号。武侠小说中，服饰经过组合、嫁接、夸张和变形，被赋予了更多的性的暗示。武侠小说对古代文献的借用和演变，随处可见，比如，《黔南识略》：妇女短裙窄袖，耳环大径二三寸，项带大银圈，插簪长尺许。[7]（P119）又如，《苗疆闻见录》也记到：其妇女所服则皆小袖无襟，下体围裙，无亵衣……[8]（P164）清代方亨咸 《苗俗纪闻》以一段文字完整记载首饰、衣裙、赤足，[9]（P13）可以想象作者以观赏的目光，从头发及耳朵、及颈、及胸、腰、腿、脚仔细地打量了这个苗女。女子的脚在清代的文人中是一种含有性意味的鉴赏对象，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苗女们也光着脚。
关于苗女行为的想象似更多来自婚俗的记载。在古文献中，婚俗以及相关的婚前性自由，具体如少女的竹楼、跳月等在有关苗女的记载内容中占有相当篇幅。苗族少女在离开家的竹楼选择爱人的方式引起了文人们的兴趣，在明以来的私人著述中时常可见，如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记明代的苗：女子过十岁，即构竹楼野外处之，以号淫者。[10]（P447）贝青乔 《苗俗记》也载：女子十三四构竹楼野外处之，苗童聚歌其上，情稔则合。[9]（P16）檀萃《说蛮》中载：女年十五六，构竹楼野处。[9]（P14）跳月作为一个重要的集体求偶活动，在很多文献中反复出现。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记跳月：处子行歌于野，以诱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为马，祭以牛酒，老人并马箕踞，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淫词谑浪，谓之跳月，中意者，男负女去，论妍媸为聘资赢缩……[10]（P428）清代陆次云的《洞溪纤志》详细描绘了跳月的盛大场面，青年男女的装束，在歌舞的过程中择偶的规则：妍者负妍者，媸者负媸者。最终：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返、而后议聘。书毕，作者忍不住评论道：先野合而后俪皮，循蜚氏之风欤，呜呼苗矣。[9]（P15）作者以汉族社会的婚嫁礼仪为参照系，对苗的这种共同体内部认可和支持的面对面选择恋人的方式，以及公开的婚前性关系颇不以为然。对苗的性关系的随意烂漫的记载，甚至延续到了民国《兴义府志》中：群苗室女裸浴溪中，人或薄而观之，赠以裙带，则尤喜。媸者或不得带归，父母以为耻。野老亦以多为荣，私一男，髻上蒙红布一方，斜叠若巾，愈高而愈自得，有积至数十层者，同伴者咸啧啧称羡不置云。[10]（P519）群女裸浴人群观之，以情人多为荣，这在汉文化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故很易引起后世读者的注意和遐想，并被泛化指向所有的苗，一旦被称为“苗”，就意味着要负载上述这些强烈异质性的标记。 武侠小说保留和发挥了关于苗女的装束与婚恋习俗的要素，而无须顾及当下现实中的苗的形象。作者把目光固执地投向过去，从一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中获取要素加以发挥，反而使得小说对苗女的想象被认为是有根有据的，并被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运用。
[BT1]四、关于“苗”的文本体系与武侠小说
[JP+1]书写和记录是为了将不确定的对象从纷繁的现象中提取出来，并在事物之间建立关联，最终将对象指定在确定的位置上。文本本身具有潜在的双重权威：第一，书写的效度，即书写者被认为是能够表达书写对象的；第二，书写的信度，即认为内容的是对现象和事件的真实反映。各种有关于苗的文献形成了一个相互指涉的体系，这种运作不断地巩固着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并不断向更多的文本中渗透，武侠就是其中之一。[JP]
尽管难以确定最早关于苗女的记载出现在哪一著作，由何人记录。但仍可以推测，明代以来，当汉族移民及流官们置身于南方庞大的异己人群中，首先必须尽快将其分类，以便采取适宜的态度和行为。由于记录者多为流官，交往方式及了解程度的限制，使得此类记载的视角相对局限和单一。流官对自身所持汉文化的优越感，以及作为中央皇权力量的代理人角色使得这种交往更多的是官方与民众的交往，所采取的多是居高临下的视角。此外，尽管优越感渗透在字里行间，但事实上，流官们面对的是可能反抗的“苗”，以及无法探入的深山密林。很可能越是靠前的文本越是基于想象和建构。以几个要素将“苗”文本化，将其记录、传递、巩固为一个稳定的社会范畴，使得“苗”成为一个静止的，消极永恒的形象，事实上也折射了主流社会对他们的疑惧，折射了一种将他们纳入结构又不得不承认和面对他们的异质性之间的张力。越是靠前的文本越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因为人们认为，那才是苗的真实面目，才是原始的、真实的苗。于是，后继的文本基于原有的要素，不断地往上附加内容。反过来，这种文本的延续性又巩固了先在文本的权威性，从而使得最初的几个要素成为基本框架。
由此可以说，一个描述对象的形成，也是书写者与被描述对象的关系的表达。赋予区隔合法性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把社会区隔建构为自然差别，或者建立社会区隔与自然差别之间的关联性。但实际上，自然差别的建构本身也是以书写者的文化为中心，为标准的。从古代文献到武侠小说，一直贯穿着把苗与汉的社会区隔及权力关系合法化的努力，以汉文化作为标准，划分“人”与“非人”，不经教化者即以动物视之，如“苗”被写为“猫”；以汉文化为中心，对人群进行排序，比如“生苗”与“熟苗”。
武侠小说就是一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在通俗文学中的分配，苗女这一角色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和纯粹想象。武侠小说与整个关于“苗”的文本体系的诉求一脉相承，通过对苗女及苗的他者身份的指定，开辟了一个精纯的世界，一个武林乌托邦：混乱和不可知被排除在外，世界清晰地划分为中原与苗疆，人群被分类为“我们”与“他者”；苗作为他者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资源获取对象，因为她们渴望被掠夺，她们命该如此。人们常常强调武侠小说对“侠”与“义”的张扬，似乎武侠小说就是对现实中的遗憾的补足，甚至是对现实的抗议。但是，反抗的外表下可能掩盖着应和的实质，可能从另外的角度巩固着既有的结构和规范，并且，由于被视为反抗者，这种巩固有可能更加强有力，更加不易为人觉察。武侠在逃离现实规范追求武林乌托邦的同时，依然失落于另一种规范。它本欲建构一个凭借自身努力即武功来获致身份的平等世界，却最终滑落到凭借参与资格的划定，在指定他者的基础上获得自身身份的认同，再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因为他者甚至没有申辩的可能和机会。苗在武侠小说中，首先是作为与“我”相异的“他者”，使“我”的聚合成为可能，“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1]（P42）其次是作为被动的“他者”，被看，被表述，被掠夺。苗在两个层面上的存在，帮助实现了中原武林乌托邦。武侠小说中的“苗”以一个令人疑惧的、异质的形象出场，以一个被制服、顺从的为“我”所用的角色贯穿小说始终。它既是异己，也是归顺与臣服的对象，通过“苗”，“我”的文化规范力得以展现。“一个描述对象的构成，无论它多么不正常或不寻常，仍然是个典型的社会行为，并且在它的背后或内部体现了历史的和社会的权威。首先是作者的作用——作者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已经确立的方式描述社会活动的过程，观察社会规范；遵循已有的范式……权威”。[1]（P106）武侠小说是关于苗的想象在大众文学中的分配和扩散，所谓远离主流文学、反抗现实，并不妨碍小说基于已有的体系建构关于苗的“熟悉的陌生”。相反，正是因为远离主流，使得它更为相对自由地对已有的关于苗的要素进行变形和夸张，更加直白和典型地表现了汉文化对苗的位置的指定和安排。在社会实践中，武侠小说凭借着其流行性，把这种不平等和区隔扩散和渗透到大众之中，参与巩固着他者的形象。
梳理及探问武侠小说中的“苗”的形象构成，以及武侠小说与其他文本的相关性，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审视熟悉之物，以达到一种变化了的理解。具体来说，这为我们审视权力关系在文本中的渗透和再现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追溯一个对象的形成，从而追寻另一种叙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我们了解自身提供了可能，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1]（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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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plays the image of the Miao woman in Kongfu novels and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ao and central China is hidden in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ao woman and the swordsman in central China.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image composition for the Miao woman in Kongfu novels and other texts， a text system is discovered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ao woman in Kongfu novels. Based on the above account，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penetr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texts，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lf” and “otherness”.
Keywords：Kongfu novels； the Miao；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