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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建设任务艰巨，国际上面对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敌视。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睦邻外交在新中国的整个外交布局中就显得特别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主抓外交工作，并曾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达九年，为处理新中国和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巴基斯坦是新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邻国，两国关系被国际社会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被两国人民称为“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比蜜还甜”。但是20世纪50年代，受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影响，两国关系并不是十分友好。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对待巴基斯坦加入两个条约组织问题上，对待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待中巴边界问题上，周恩来展现出出众的外交风采和高超的外交智慧，其中也蕴含了他许多重要的外交思想。
在会谈时，那娃兹夫人对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了解释：“是印度使得巴基斯坦不得不接受美国军援。印度要在亚洲孤立巴基斯坦。因此，万一不得已，巴基斯坦也只好同敌人交朋友。”周恩来回答说：“巴基斯坦愿意中国了解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感情，那么巴基斯坦为什么不了解中国反对东南亚条约的感情呢？”并指出：“如果巴基斯坦以为同美国结成同盟，在亚洲就有了依靠，那是危险的”。“东南亚条约是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虽然号称防御，但是在这个条约的主要附文中又承认美国是反对所谓‘共产主义侵略’的。美国在任何借口下发动侵略后，巴基斯坦虽然不愿参加，也将不得不参加，因此巴基斯坦将会处于一个为难的地位。”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虽然中巴之间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当时的中国媒体并没有公开两国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1956年1月4日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回忆说：“在万隆会议期间，曾经同巴基斯坦前任总理阿里先生谈过几件事：第一，关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我们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在报纸上没有强调指名巴基斯坦来加以反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展现了周恩来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思想。正如他1956年12月21日在巴基斯坦访问时所说的：“中巴间无利害冲突，两国建交以来和万隆会议以后关系有所增进，证明双方通过文化经济交流，互相学习，多来往，增进了解，就可能把关系搞得更好；两国在某些问题上虽有不同见解，但这不应妨碍和平共处。”
20世纪60年代，中巴两国关系有了明显进步和改善。据曾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回忆，周恩来曾找到他就如何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关系进行商谈。在之后的工作中，周恩来着眼长远，既没有因为中印关系友好而放弃原则，也没有因为巴基斯坦是“两个条约组织”的成员而对它排斥疏远；与之相反，周总理在多次会见巴方领导人的时候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展现了真诚的友谊和关怀。这样在没有损害中印关系的前提下，又赢得了巴基斯坦的友谊。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和周恩来在处理和周边邻国关系时，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多交朋友少树敌的睦邻外交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
新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有着亲疏远近之分，这是一个不用刻意回避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相比中巴关系，中印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但是新中国在处理和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得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并且坚决不干涉别国内政，鲜明体现了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新中国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的邻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希望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采取支持的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之前，中印关系比当时的中巴关系要好得多。此外，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站在了印度的立场上，替印度说话。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如何表态，这对新中国的外交，对周恩来的外交智慧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苏联是替印度说话的，但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中国和苏联同处一个阵营而在这个问题上向苏联看齐；也没有因为中印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偏袒印度。印度方面当时曾多次要求周恩来在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表明态度，支持印度方面的克什米尔属于印度的立场，但是都被周恩来巧妙地拒绝了。周恩来在1963年3月2日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时说：“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当时尼赫鲁竭力影响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要我到克什米尔去访问；还说他的家族是克什米尔人等等。我阐明中国不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并说中国一直希望印巴友好解决这个问题，拒绝了访问克邦的邀请。后来，他又想尽办法要我们说一两句在克邦问题上支持印度的话，我们也拒绝了。”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的回忆也印证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法。“1954年4月周总理初访印度时，尼赫鲁总理在日程中安排了陪同访问克什米尔查谟首府斯利那加的活动，其用意十分明显。当时中印关系是很好的，但周总理以时间仓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总理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的话。周总理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另据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回忆，他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之前就提醒周总理，如果印度方面邀请周总理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故乡访问，请周总理不要去。因为如果周总理去位于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的尼赫鲁故乡访问，就会给巴基斯坦留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印度的印象。周恩来对耿飚的意见非常重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没有去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方面对此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中方对巴方的大力支持。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当时中印之间关系的密切而偏袒印度。同样，周恩来也并没有因为当时巴基斯坦加入了两个条约组织，而借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周恩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始终采取公平公正的态度。1954年10月，他借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的机会，多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会一碗水端平的态度。“中国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和中立的态度，我们愿意研究这个问题，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以前，我们不愿意随便地提出意见。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邻邦，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邻邦能自己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并且十分希望它们团结起来。我们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我们绝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巴、印朋友的感情。”“至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我们过去埋头于国内建设，因此不太了解。最近，开始参加国际和平活动，对此问题稍有接触。罗查大使同我长谈多次，尼赫鲁总理也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愿意推动巴、印两国坐下来，和平解决问题。”
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新中国对待印巴两国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巴基斯坦曾多次请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担任调停人，周恩来为了避免中国卷入到印巴之间的纠纷，失去公平公正的立场，对巴基斯坦的请求一再表示拒绝。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新闻代表团团长费兹的时候，针对对方主张由周恩来充当印巴两国总理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直接会谈的调停人。周恩来回答说：“没有这种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明确答复后，巴基斯坦方面并不甘心，代表团成员古莱希再次发问：“我还希望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如果印、巴同意由中国进行斡旋，中国是否愿意？”这次周恩来再度委婉地予以了拒绝：“我坦率地讲，我建议你们不要在这种问题上作耸人听闻的报道，这对增进友谊没有好处。我们需要多做一些真正的工作。”周恩来在1956年12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再次表示：“中国愿将印方意见转达巴方，亦愿将巴方意见转达印方。若有所需，中国愿提出一些建议，但中国不拟作正式调解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借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之间大做文章，趁机干涉印巴两国内政，最终的目的是为自身攫取利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也明确站到了印度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介入并没有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了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三次印巴战争背后，都有着这些国家的影子。反观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印巴两国不偏不倚，甚至当巴基斯坦主动请求中国对这个问题进行调停的时候，也表示了坚决地拒绝，以避免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印巴两国有失偏颇。
除此之外，与帝国主义国家借克什米尔问题干涉印巴内政的做法不同的是，周恩来极力主张印巴之间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问题的最终解决。周恩来多次指出克什米尔问题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印巴之间的内政问题，不需要外人干涉。周恩来在1953年4月23日接见巴方驻华大使罗查时表示：“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很希望你们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在1956年1月4日会见巴方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再次真诚建议说：“我们认为，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引入外力来干涉。把美国引入克什米尔是我们不放心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应该自己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和巴方总理苏拉瓦底的交谈中指出：“克什米尔纠纷是历史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希望两国和平解决。印巴两国是姊妹国家，具有共同的血统，只应和好而没有理由互相敌视。”
从长远看，与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浑水摸鱼，借别的国家间矛盾和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相比，周恩来的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才能真正赢得邻国的尊敬和友谊。时任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在1962年11月27日谈及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采取敌对的立场一事表示赞赏和敬意，尽管在过去我们同这个伟大的亚洲邻邦的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的融洽。”这可以说是对周恩来在处理和邻国关系时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睦邻外交思想最好的注脚。 放眼长远，积极妥善处理和邻国的边界问题
新中国和邻国的边界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可谓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因为牵扯到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从而变得更为复杂。但实际上中巴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比起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要顺利得多。周恩来长期主抓新中国和周边邻国的边界谈判，他在处理中巴边界问题时放眼长远，积极妥善处理矛盾和问题的指导思想对中巴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的形势，暂时没有精力把处理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纳入议事日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此时中国和邻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成为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1958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边境省份发出通知，要求逐步解决中国和周边邻国的边界问题。这样中巴边界问题就被纳入到了中国解决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整体框架之中。此后，巴基斯坦政府在1961年3月就中巴边界谈判问题，正式给中国政府发来了照会。面对巴方主动提出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并没有立即进行答复。因为中巴之间的边界位置比较特殊，恰巧位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防务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一旦牵涉到克什米尔问题，原本单纯的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如前文所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存在着领土争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果对中巴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不做好充分的准备，贸然答应和巴基斯坦进行边界谈判，如果印度出面反对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那么中国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但是中国政府不能因为印巴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就搁置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周恩来展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周恩来正视矛盾的存在，认为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可以放眼长远，目前先回避开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签订一个临时性的协议，等到克什米尔归属已定的时候，再重新签订新的边界协定。据曾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工作的裴默农回忆，周恩来当时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召集来对巴方的建议进行分析。考虑到中巴边界的实际情况，商定在划定中巴边界的时候要对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进行回避。这样的做法巴基斯坦方面既能接受，印度也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基本原则确立后，中国方面在1962年2月复照巴基斯坦，明确表示同意巴方开展中巴边界谈判的建议，同时指出：中巴两国边界谈判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在克什米尔问题未解决之前，两国先就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等到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解决之后，不论印巴两国谁控制了克什米尔地区，都需要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边界谈判，重新签订正式边界条约代替临时协议。巴基斯坦方面接受中国方面的建议。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巴双方联合公报在1962年5月发表，标志着中巴双方在边界谈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同年10月，边界谈判正式启动；第二年3月边界协定签订。中巴边界谈判在整个中国和周边邻国边界谈判当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协定的完整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名称中“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的字句，准确描绘了当时中巴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用词十分严谨。在中巴边界协定的第六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这样的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主权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协定和上述议定书中的规定。”
面对矛盾和问题，放眼长远，积极寻求一种妥善解决的办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时任外长陈毅在巴方举行的欢庆宴会上说：“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这“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陈毅的讲话也说明，周恩来的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解决中巴边界问题最合适、最恰当的办法。
20世纪60年代，中巴关系一改之前不冷不热的状态，开始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善，两国“全天候的朋友”关系初露端倪。中巴关系的转变与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周恩来在处理中巴关系时展现出来的睦邻外交思想，不仅对处理当时的中巴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当前以及今后我们处理和周边邻国的关系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今天“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编辑 黄 艳）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巴基斯坦是新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邻国，两国关系被国际社会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被两国人民称为“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比蜜还甜”。但是20世纪50年代，受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影响，两国关系并不是十分友好。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对待巴基斯坦加入两个条约组织问题上，对待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待中巴边界问题上，周恩来展现出出众的外交风采和高超的外交智慧，其中也蕴含了他许多重要的外交思想。
在会谈时，那娃兹夫人对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了解释：“是印度使得巴基斯坦不得不接受美国军援。印度要在亚洲孤立巴基斯坦。因此，万一不得已，巴基斯坦也只好同敌人交朋友。”周恩来回答说：“巴基斯坦愿意中国了解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感情，那么巴基斯坦为什么不了解中国反对东南亚条约的感情呢？”并指出：“如果巴基斯坦以为同美国结成同盟，在亚洲就有了依靠，那是危险的”。“东南亚条约是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虽然号称防御，但是在这个条约的主要附文中又承认美国是反对所谓‘共产主义侵略’的。美国在任何借口下发动侵略后，巴基斯坦虽然不愿参加，也将不得不参加，因此巴基斯坦将会处于一个为难的地位。”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虽然中巴之间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当时的中国媒体并没有公开两国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1956年1月4日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回忆说：“在万隆会议期间，曾经同巴基斯坦前任总理阿里先生谈过几件事：第一，关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我们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在报纸上没有强调指名巴基斯坦来加以反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展现了周恩来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思想。正如他1956年12月21日在巴基斯坦访问时所说的：“中巴间无利害冲突，两国建交以来和万隆会议以后关系有所增进，证明双方通过文化经济交流，互相学习，多来往，增进了解，就可能把关系搞得更好；两国在某些问题上虽有不同见解，但这不应妨碍和平共处。”
20世纪60年代，中巴两国关系有了明显进步和改善。据曾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回忆，周恩来曾找到他就如何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关系进行商谈。在之后的工作中，周恩来着眼长远，既没有因为中印关系友好而放弃原则，也没有因为巴基斯坦是“两个条约组织”的成员而对它排斥疏远；与之相反，周总理在多次会见巴方领导人的时候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展现了真诚的友谊和关怀。这样在没有损害中印关系的前提下，又赢得了巴基斯坦的友谊。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和周恩来在处理和周边邻国关系时，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多交朋友少树敌的睦邻外交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
新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有着亲疏远近之分，这是一个不用刻意回避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相比中巴关系，中印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但是新中国在处理和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得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并且坚决不干涉别国内政，鲜明体现了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新中国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的邻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希望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采取支持的立场。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之前，中印关系比当时的中巴关系要好得多。此外，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站在了印度的立场上，替印度说话。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如何表态，这对新中国的外交，对周恩来的外交智慧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苏联是替印度说话的，但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中国和苏联同处一个阵营而在这个问题上向苏联看齐；也没有因为中印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偏袒印度。印度方面当时曾多次要求周恩来在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表明态度，支持印度方面的克什米尔属于印度的立场，但是都被周恩来巧妙地拒绝了。周恩来在1963年3月2日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时说：“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当时尼赫鲁竭力影响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要我到克什米尔去访问；还说他的家族是克什米尔人等等。我阐明中国不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并说中国一直希望印巴友好解决这个问题，拒绝了访问克邦的邀请。后来，他又想尽办法要我们说一两句在克邦问题上支持印度的话，我们也拒绝了。”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的回忆也印证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法。“1954年4月周总理初访印度时，尼赫鲁总理在日程中安排了陪同访问克什米尔查谟首府斯利那加的活动，其用意十分明显。当时中印关系是很好的，但周总理以时间仓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总理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的话。周总理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另据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回忆，他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之前就提醒周总理，如果印度方面邀请周总理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故乡访问，请周总理不要去。因为如果周总理去位于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的尼赫鲁故乡访问，就会给巴基斯坦留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印度的印象。周恩来对耿飚的意见非常重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没有去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方面对此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中方对巴方的大力支持。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当时中印之间关系的密切而偏袒印度。同样，周恩来也并没有因为当时巴基斯坦加入了两个条约组织，而借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周恩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始终采取公平公正的态度。1954年10月，他借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的机会，多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会一碗水端平的态度。“中国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和中立的态度，我们愿意研究这个问题，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以前，我们不愿意随便地提出意见。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邻邦，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邻邦能自己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并且十分希望它们团结起来。我们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我们绝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巴、印朋友的感情。”“至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我们过去埋头于国内建设，因此不太了解。最近，开始参加国际和平活动，对此问题稍有接触。罗查大使同我长谈多次，尼赫鲁总理也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愿意推动巴、印两国坐下来，和平解决问题。”
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新中国对待印巴两国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巴基斯坦曾多次请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担任调停人，周恩来为了避免中国卷入到印巴之间的纠纷，失去公平公正的立场，对巴基斯坦的请求一再表示拒绝。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新闻代表团团长费兹的时候，针对对方主张由周恩来充当印巴两国总理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直接会谈的调停人。周恩来回答说：“没有这种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明确答复后，巴基斯坦方面并不甘心，代表团成员古莱希再次发问：“我还希望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如果印、巴同意由中国进行斡旋，中国是否愿意？”这次周恩来再度委婉地予以了拒绝：“我坦率地讲，我建议你们不要在这种问题上作耸人听闻的报道，这对增进友谊没有好处。我们需要多做一些真正的工作。”周恩来在1956年12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再次表示：“中国愿将印方意见转达巴方，亦愿将巴方意见转达印方。若有所需，中国愿提出一些建议，但中国不拟作正式调解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借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之间大做文章，趁机干涉印巴两国内政，最终的目的是为自身攫取利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也明确站到了印度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介入并没有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化了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三次印巴战争背后，都有着这些国家的影子。反观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印巴两国不偏不倚，甚至当巴基斯坦主动请求中国对这个问题进行调停的时候，也表示了坚决地拒绝，以避免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印巴两国有失偏颇。
除此之外，与帝国主义国家借克什米尔问题干涉印巴内政的做法不同的是，周恩来极力主张印巴之间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问题的最终解决。周恩来多次指出克什米尔问题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印巴之间的内政问题，不需要外人干涉。周恩来在1953年4月23日接见巴方驻华大使罗查时表示：“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很希望你们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在1956年1月4日会见巴方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再次真诚建议说：“我们认为，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引入外力来干涉。把美国引入克什米尔是我们不放心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应该自己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和巴方总理苏拉瓦底的交谈中指出：“克什米尔纠纷是历史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希望两国和平解决。印巴两国是姊妹国家，具有共同的血统，只应和好而没有理由互相敌视。”
从长远看，与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浑水摸鱼，借别的国家间矛盾和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相比，周恩来的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才能真正赢得邻国的尊敬和友谊。时任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在1962年11月27日谈及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采取敌对的立场一事表示赞赏和敬意，尽管在过去我们同这个伟大的亚洲邻邦的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的融洽。”这可以说是对周恩来在处理和邻国关系时不偏不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睦邻外交思想最好的注脚。 放眼长远，积极妥善处理和邻国的边界问题
新中国和邻国的边界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可谓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因为牵扯到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从而变得更为复杂。但实际上中巴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比起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要顺利得多。周恩来长期主抓新中国和周边邻国的边界谈判，他在处理中巴边界问题时放眼长远，积极妥善处理矛盾和问题的指导思想对中巴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的形势，暂时没有精力把处理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纳入议事日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此时中国和邻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成为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1958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边境省份发出通知，要求逐步解决中国和周边邻国的边界问题。这样中巴边界问题就被纳入到了中国解决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整体框架之中。此后，巴基斯坦政府在1961年3月就中巴边界谈判问题，正式给中国政府发来了照会。面对巴方主动提出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并没有立即进行答复。因为中巴之间的边界位置比较特殊，恰巧位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防务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一旦牵涉到克什米尔问题，原本单纯的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如前文所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存在着领土争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果对中巴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不做好充分的准备，贸然答应和巴基斯坦进行边界谈判，如果印度出面反对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那么中国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但是中国政府不能因为印巴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就搁置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周恩来展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周恩来正视矛盾的存在，认为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可以放眼长远，目前先回避开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签订一个临时性的协议，等到克什米尔归属已定的时候，再重新签订新的边界协定。据曾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工作的裴默农回忆，周恩来当时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召集来对巴方的建议进行分析。考虑到中巴边界的实际情况，商定在划定中巴边界的时候要对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进行回避。这样的做法巴基斯坦方面既能接受，印度也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基本原则确立后，中国方面在1962年2月复照巴基斯坦，明确表示同意巴方开展中巴边界谈判的建议，同时指出：中巴两国边界谈判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在克什米尔问题未解决之前，两国先就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等到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解决之后，不论印巴两国谁控制了克什米尔地区，都需要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边界谈判，重新签订正式边界条约代替临时协议。巴基斯坦方面接受中国方面的建议。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巴双方联合公报在1962年5月发表，标志着中巴双方在边界谈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同年10月，边界谈判正式启动；第二年3月边界协定签订。中巴边界谈判在整个中国和周边邻国边界谈判当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协定的完整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名称中“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的字句，准确描绘了当时中巴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用词十分严谨。在中巴边界协定的第六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这样的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主权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协定和上述议定书中的规定。”
面对矛盾和问题，放眼长远，积极寻求一种妥善解决的办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时任外长陈毅在巴方举行的欢庆宴会上说：“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这“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陈毅的讲话也说明，周恩来的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解决中巴边界问题最合适、最恰当的办法。
20世纪60年代，中巴关系一改之前不冷不热的状态，开始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善，两国“全天候的朋友”关系初露端倪。中巴关系的转变与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周恩来在处理中巴关系时展现出来的睦邻外交思想，不仅对处理当时的中巴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当前以及今后我们处理和周边邻国的关系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今天“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编辑 黄 艳）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