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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开始了
它是一场游戏。奇特的庞然大物。一串人人想反抗又不得不服从的指令。无论这群孩子如何描述他们荒诞的中学生活，应试教育，这台已显老朽的机器，仍在顽强地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发出召唤。
对12岁的小徐来说，他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召唤是在一年前。那时他刚从无拘无束的小学升上初中，尽管家就在学校附近，但为了“方便管理”，他还是被要求住校了。
开学第一天，学习生活不到7点就开始了，直到傍晚的钟声响起，自由时刻终于来临。小徐想冲出教室奔向操场，却看见教室一片安静——同学们继续捧着课本，也有人开始走动，但他们似乎只是去喝一口白开水。
第一晚住进集体宿舍，他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德育量化表”。以后，这张表格将如影随行，为他的每一个行为打分，构筑他的道德形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品德怎么能够用分数来衡量？”他忍不住表达了困惑，却只换来了周围疑惑的眼光，“看起来，奇怪的是我，好像他们早就知道有这样的分数。”
以后的日子里，小徐的“德育”形象在考核中显得相当可疑。在坐姿这个选项上，他屡屡丢分。当数学老师讲解解题步骤时，小徐喜欢抢在老师之前说出此后几个步骤。后果是，德育水平又下降了——上课讲话是必须扣分的。直到低到一定的水准，家长被叫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指导。
让老师觉得诧异的是，家长竟表现出对品德考核的诧异，不仅如此，他们还申请让孩子每天迟到25分钟上晚自修，好抽空练习钢琴。这样的请求也超出老师的理解范围——几乎班上的所有同学，在学校期间都放弃了业余爱好，全心投入到学习当中。
在这个初一的重点班里，学生对学习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在这里，小徐看到同桌一天到晚在背英语单词，他把英语字母从指尖一直写到胳膊上，为的是随时随地地记忆。另一位同学，总是匆匆吞下晚饭。在他看来，吃饭是对时间的浪费。
孩子们对于排名异常敏感，每当公布成绩的时候，新一轮的竞争又开始了。作为一名成绩一般大方开朗的同学，小徐经常成为大家倾诉的对象。他说，第二名的同学会表达决心：我一定要超过某某同学。而排名第一的则压力重重：我一定不能让人超越。
听着这些故事，小徐觉得很“雷人”，他心里暗自希望大家都减少学习， 陪他一块玩。在这里，学习不只是学习，它还是一种竞争，是一种表明存在的方式。并且，竞争成为了一种无限蔓延的习惯，比方说跑步、打球……一旦人群形成，竞争就成了主导关系。这让小徐很不适应。
“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呢？”他想。可是，他却不可避免地被带着走。“排名太落后也会很羞耻，我只能往前冲。”可每当冲到了前列，他又会发现自己的人缘似乎没有那么好了，朋友表现出了疏远。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友谊是有秩序的，原来拔尖就会产生孤独。
慢慢地，他对学校的这一切规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和它们玩起了游戏，他依然“坐姿不端正”，依然“上课讲话”，但每当分数跌得太低，他又会为自己加分。
他有着一个十几人的朋友圈子，大家相互约好不许谈成绩。可是“公开没有说，私下还是偷偷比较的”，每当周末，伙伴们全都上了补习班暗自准备竞争的筹码，小徐则练钢琴、补觉，慢悠悠打发一个上午。
这个早上，小徐不刷牙，也不做作业，静静呆着，以为他不想每天如此重复，希望今天能过得有点不一样。他为自己感到幸福，也珍惜自己的幸运。他不参加高考，想到国外去读。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没有逼迫，也没有重负。
“如果来生投胎，我一定不做中国人。”在春风吹拂的周末下午，在美好的花园里，小徐这样说。
压抑中的游移
3年初中冲关成功，陈圆如今已是广东省一家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过去3年，高中是她唯一目标，如今，她觉得自己要面对的是高考以及人生。
入学一年，她始终有一种疏离感。军训期间，她听到一名同学向另一名同学借手机，得到的回应是：如果我明天起来记得去买新手机就把这部送你。她觉得很神奇，说得像买白菜一样。而周围的同学今天还在讨论某名牌产品，第二天就各自把实物带到了学校。这样的信息让她很崩溃，让她看到命运的不公和改变命运的迫切，“如果不好好学习，根本没法和富二代竞争。”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却每天6:45分被铃声吵醒，直到晚上10点钟，一天的学习才告一段落。日复一日，睡眠不足，她压抑，诸多不满，却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名认真刻苦的学生。因为，在环境中的压抑和在群体中的失落感，后者更难以忍受。可她总无法控制地神游、发呆。
高一学生要学9门课程，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能看到同学把练习试卷揉成一团，丢到地上。过了一会，又捡起来，抚平卷子，把习题做完。
有时候，陈圆看到排名滑落，一个声音会告诉她：放弃吧，发呆吧，去玩吧，然后再重读一年……她也会忍不住想，为什么非得考大学？考到一个好大学意味着什么？母亲告诉她，要到层次更好的人群当中去。更优质的人脉资源，是进入社会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好朋友则对她说，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最后连自己都要利用，她将这句话理解为对自我情绪的压抑，以最大程度的理性去自制，适应当下的学习环境。
“难道人和人的关系是利用关系么？”面包店里，同学刘林打断了陈圆的话。一年的高中生涯让他对人性有了一些观察。“当我成了一块肥肉，就会有很多人盯上来，”刘林感慨。他是班长，一次班会上，他提出制作班服。很快，几十个人找上门来，加他QQ，在微博关注他，给他塞传单，声称可以帮其制作班服。他第一次有了权力的恐慌。可在另一些场合，他向一名优等生请教习题，对方连头也不抬起来。这让他感到冷漠，直到有一次，这名优等生突然对他说：优秀的人注定是孤独者。
刘林感受到，应试教育下的中学生活，不过是社会大系统中一环。他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企业把学历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从哪一所大学毕业，只能看到这个人4年前的状态，甚至是高考那3天的状态。而只是用几天，来衡量一把剑利不利，我觉得很危险。这种危险让我们高中生很有紧迫感。”
刘林说自己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喜欢拿彼此的孩子孜孜不倦地进行比较，甚至成绩不好的时候，过年的心情会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刘林依然用功读书，在上周期中考那3天里，他只睡了8个小时。在这周末，他依然要去补习。但他学会了取舍，比方说，他基本不听政治课，而是选择在课堂阅读《鲁迅全集》、《柏拉图对话录》、龙应台，甚至是关于旅游的书目。他喜欢旅游书中那种生命的偶然和散淡。
他不断告诉自己，要把中学生活当作一场游戏。“要拿到游戏的奖品，就必须按照游戏的规则。这个游戏的系统如此强大，系统不会在乎少你们几个玩家。”他为自己制定了最低的目标，尽管他仍想拿到大奖，为的是，有一天，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骄傲地宣称：这个游戏糟糕透顶，这个战利品一文不值。
反抗与沟通
“高中生活的设置，让你没有办法喘一口。”高二学生何亦华总结3年的设置:“高一为高二分班挤进重点而拼命。高二则卷入了各种成绩排行榜。每一次排名次序的变化，都让人直接想到未来。然后，就是高三了。”
高二分成了省班、重点班和平行班，这似乎奠定了各自命运的大致格局。“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同学几乎没有交集，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何奕华说，而省班集合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中考状元，过着异常艰苦孤独的生活。老师总爱对他们说，省班同学5点起来背单词，你们能行么？
在何亦华的经验中，中国的素质教育，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是一种负担。他说，在他那所以社团活动闻名的中学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接受者基本上是不同的学生群体。而每逢学校的各种文艺科技节日，往往会停课让学生参与，以显示对综合素质的重视。但是作业并没有因此减少，课程也从未停下步伐，这意味着你必须牺牲更多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
形式主义往往大行其道，比方说，作为学生报纸的负责人，校方会通知他文联的参观计划，有敏感内容的不许展示出来，而让他们把主要精力花在接待上。
制度带来的规训和紧张无处不在。在宿舍里，环境卫生检查不达标就要扣分，扣满6分就发放一张停宿警告。累积两张就会受到停宿处分。这样的紧张让学生们难免借机“暴动”，何亦华说，有一年天气太热没开空调，一千多名学生走出房间，呼喊、起哄、跺脚。
另一次大规模反抗是社团呼吁关灯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但校方禁止关灯，要求正常晚自修，老师还跑到教室守着。学生们涌出教室，高喊“关灯、关灯！”终于有学生找到总闸，成功熄灯，校园一片雀跃。
反抗同样发生在课堂上。何奕华记得，有一次英语老师批评了一种表达方式，一名学生站起来指出，自己使用的是国际用法，老师提倡的只有高考才会使用。老师只能劝说，没办法，咱们要高考。“我们有能力超前于这个体制时，老师又会把我们拉回来。”何亦华感慨。
何亦华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他喜欢文科，想过上“有人情味”的生活。他难以忍受政治课。“政治课的观点明显是背离时代的”，不仅如此，他还没法忍受在习题上表达诸如“行政效率低下只是少数现象”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在他看来，学校的沟通效率就相当低下。他们习惯于在微博揭示问题，表达观念，并要求及时地互动沟通，“而不是通过学代会的方式，一个问题要沟通一两年”。而那些表达心声的微博，转发总会成千上百。
作为学校的出版人，他们会刊登热门微博，要求校方给予回应，甚至批评学校办分校的失败之举。于是，他们与学校的审查老师多年来持续着沟通和斗争。有一次，校方要求他们把已经印刷好的一则消息用贴纸遮住。学生们特意交代印刷厂使用最容易撕开的贴纸。结果，“越贴越想撕开”，爱发呆的陈圆说。
他们似乎并不轻易相信。在宿舍，他们突破互联网的限制，翻墙寻找自由的新闻。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声朗读。
不久前，他看到了江苏学生在国旗下的讲话，很激动，说那是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表达，可是人们对学生却喜欢堵截。要么认为学生只是小孩，要么害怕学生，特别是一群学生。”在他看来，要求表达的学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学生毫无目标地压抑地聚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在这所学校里，高三学生黄家祺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他心里也冒出修改讲稿的念头，但后来没有这么做。看到国旗下的演讲稿，他想，“如果是两年前，我可能跟他差不多。”
（应受访者要求，小徐、陈圆、刘林、何亦华为化名）
它是一场游戏。奇特的庞然大物。一串人人想反抗又不得不服从的指令。无论这群孩子如何描述他们荒诞的中学生活，应试教育，这台已显老朽的机器，仍在顽强地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发出召唤。
对12岁的小徐来说，他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召唤是在一年前。那时他刚从无拘无束的小学升上初中，尽管家就在学校附近，但为了“方便管理”，他还是被要求住校了。
开学第一天，学习生活不到7点就开始了，直到傍晚的钟声响起，自由时刻终于来临。小徐想冲出教室奔向操场，却看见教室一片安静——同学们继续捧着课本，也有人开始走动，但他们似乎只是去喝一口白开水。
第一晚住进集体宿舍，他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德育量化表”。以后，这张表格将如影随行，为他的每一个行为打分，构筑他的道德形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品德怎么能够用分数来衡量？”他忍不住表达了困惑，却只换来了周围疑惑的眼光，“看起来，奇怪的是我，好像他们早就知道有这样的分数。”
以后的日子里，小徐的“德育”形象在考核中显得相当可疑。在坐姿这个选项上，他屡屡丢分。当数学老师讲解解题步骤时，小徐喜欢抢在老师之前说出此后几个步骤。后果是，德育水平又下降了——上课讲话是必须扣分的。直到低到一定的水准，家长被叫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指导。
让老师觉得诧异的是，家长竟表现出对品德考核的诧异，不仅如此，他们还申请让孩子每天迟到25分钟上晚自修，好抽空练习钢琴。这样的请求也超出老师的理解范围——几乎班上的所有同学，在学校期间都放弃了业余爱好，全心投入到学习当中。
在这个初一的重点班里，学生对学习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在这里，小徐看到同桌一天到晚在背英语单词，他把英语字母从指尖一直写到胳膊上，为的是随时随地地记忆。另一位同学，总是匆匆吞下晚饭。在他看来，吃饭是对时间的浪费。
孩子们对于排名异常敏感，每当公布成绩的时候，新一轮的竞争又开始了。作为一名成绩一般大方开朗的同学，小徐经常成为大家倾诉的对象。他说，第二名的同学会表达决心：我一定要超过某某同学。而排名第一的则压力重重：我一定不能让人超越。
听着这些故事，小徐觉得很“雷人”，他心里暗自希望大家都减少学习， 陪他一块玩。在这里，学习不只是学习，它还是一种竞争，是一种表明存在的方式。并且，竞争成为了一种无限蔓延的习惯，比方说跑步、打球……一旦人群形成，竞争就成了主导关系。这让小徐很不适应。
“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呢？”他想。可是，他却不可避免地被带着走。“排名太落后也会很羞耻，我只能往前冲。”可每当冲到了前列，他又会发现自己的人缘似乎没有那么好了，朋友表现出了疏远。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友谊是有秩序的，原来拔尖就会产生孤独。
慢慢地，他对学校的这一切规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和它们玩起了游戏，他依然“坐姿不端正”，依然“上课讲话”，但每当分数跌得太低，他又会为自己加分。
他有着一个十几人的朋友圈子，大家相互约好不许谈成绩。可是“公开没有说，私下还是偷偷比较的”，每当周末，伙伴们全都上了补习班暗自准备竞争的筹码，小徐则练钢琴、补觉，慢悠悠打发一个上午。
这个早上，小徐不刷牙，也不做作业，静静呆着，以为他不想每天如此重复，希望今天能过得有点不一样。他为自己感到幸福，也珍惜自己的幸运。他不参加高考，想到国外去读。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没有逼迫，也没有重负。
“如果来生投胎，我一定不做中国人。”在春风吹拂的周末下午，在美好的花园里，小徐这样说。
压抑中的游移
3年初中冲关成功，陈圆如今已是广东省一家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过去3年，高中是她唯一目标，如今，她觉得自己要面对的是高考以及人生。
入学一年，她始终有一种疏离感。军训期间，她听到一名同学向另一名同学借手机，得到的回应是：如果我明天起来记得去买新手机就把这部送你。她觉得很神奇，说得像买白菜一样。而周围的同学今天还在讨论某名牌产品，第二天就各自把实物带到了学校。这样的信息让她很崩溃，让她看到命运的不公和改变命运的迫切，“如果不好好学习，根本没法和富二代竞争。”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却每天6:45分被铃声吵醒，直到晚上10点钟，一天的学习才告一段落。日复一日，睡眠不足，她压抑，诸多不满，却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名认真刻苦的学生。因为，在环境中的压抑和在群体中的失落感，后者更难以忍受。可她总无法控制地神游、发呆。
高一学生要学9门课程，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能看到同学把练习试卷揉成一团，丢到地上。过了一会，又捡起来，抚平卷子，把习题做完。
有时候，陈圆看到排名滑落，一个声音会告诉她：放弃吧，发呆吧，去玩吧，然后再重读一年……她也会忍不住想，为什么非得考大学？考到一个好大学意味着什么？母亲告诉她，要到层次更好的人群当中去。更优质的人脉资源，是进入社会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好朋友则对她说，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最后连自己都要利用，她将这句话理解为对自我情绪的压抑，以最大程度的理性去自制，适应当下的学习环境。
“难道人和人的关系是利用关系么？”面包店里，同学刘林打断了陈圆的话。一年的高中生涯让他对人性有了一些观察。“当我成了一块肥肉，就会有很多人盯上来，”刘林感慨。他是班长，一次班会上，他提出制作班服。很快，几十个人找上门来，加他QQ，在微博关注他，给他塞传单，声称可以帮其制作班服。他第一次有了权力的恐慌。可在另一些场合，他向一名优等生请教习题，对方连头也不抬起来。这让他感到冷漠，直到有一次，这名优等生突然对他说：优秀的人注定是孤独者。
刘林感受到，应试教育下的中学生活，不过是社会大系统中一环。他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企业把学历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从哪一所大学毕业，只能看到这个人4年前的状态，甚至是高考那3天的状态。而只是用几天，来衡量一把剑利不利，我觉得很危险。这种危险让我们高中生很有紧迫感。”
刘林说自己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喜欢拿彼此的孩子孜孜不倦地进行比较，甚至成绩不好的时候，过年的心情会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刘林依然用功读书，在上周期中考那3天里，他只睡了8个小时。在这周末，他依然要去补习。但他学会了取舍，比方说，他基本不听政治课，而是选择在课堂阅读《鲁迅全集》、《柏拉图对话录》、龙应台，甚至是关于旅游的书目。他喜欢旅游书中那种生命的偶然和散淡。
他不断告诉自己，要把中学生活当作一场游戏。“要拿到游戏的奖品，就必须按照游戏的规则。这个游戏的系统如此强大，系统不会在乎少你们几个玩家。”他为自己制定了最低的目标，尽管他仍想拿到大奖，为的是，有一天，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骄傲地宣称：这个游戏糟糕透顶，这个战利品一文不值。
反抗与沟通
“高中生活的设置，让你没有办法喘一口。”高二学生何亦华总结3年的设置:“高一为高二分班挤进重点而拼命。高二则卷入了各种成绩排行榜。每一次排名次序的变化，都让人直接想到未来。然后，就是高三了。”
高二分成了省班、重点班和平行班，这似乎奠定了各自命运的大致格局。“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同学几乎没有交集，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何奕华说，而省班集合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中考状元，过着异常艰苦孤独的生活。老师总爱对他们说，省班同学5点起来背单词，你们能行么？
在何亦华的经验中，中国的素质教育，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是一种负担。他说，在他那所以社团活动闻名的中学里，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接受者基本上是不同的学生群体。而每逢学校的各种文艺科技节日，往往会停课让学生参与，以显示对综合素质的重视。但是作业并没有因此减少，课程也从未停下步伐，这意味着你必须牺牲更多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
形式主义往往大行其道，比方说，作为学生报纸的负责人，校方会通知他文联的参观计划，有敏感内容的不许展示出来，而让他们把主要精力花在接待上。
制度带来的规训和紧张无处不在。在宿舍里，环境卫生检查不达标就要扣分，扣满6分就发放一张停宿警告。累积两张就会受到停宿处分。这样的紧张让学生们难免借机“暴动”，何亦华说，有一年天气太热没开空调，一千多名学生走出房间，呼喊、起哄、跺脚。
另一次大规模反抗是社团呼吁关灯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但校方禁止关灯，要求正常晚自修，老师还跑到教室守着。学生们涌出教室，高喊“关灯、关灯！”终于有学生找到总闸，成功熄灯，校园一片雀跃。
反抗同样发生在课堂上。何奕华记得，有一次英语老师批评了一种表达方式，一名学生站起来指出，自己使用的是国际用法，老师提倡的只有高考才会使用。老师只能劝说，没办法，咱们要高考。“我们有能力超前于这个体制时，老师又会把我们拉回来。”何亦华感慨。
何亦华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他喜欢文科，想过上“有人情味”的生活。他难以忍受政治课。“政治课的观点明显是背离时代的”，不仅如此，他还没法忍受在习题上表达诸如“行政效率低下只是少数现象”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在他看来，学校的沟通效率就相当低下。他们习惯于在微博揭示问题，表达观念，并要求及时地互动沟通，“而不是通过学代会的方式，一个问题要沟通一两年”。而那些表达心声的微博，转发总会成千上百。
作为学校的出版人，他们会刊登热门微博，要求校方给予回应，甚至批评学校办分校的失败之举。于是，他们与学校的审查老师多年来持续着沟通和斗争。有一次，校方要求他们把已经印刷好的一则消息用贴纸遮住。学生们特意交代印刷厂使用最容易撕开的贴纸。结果，“越贴越想撕开”，爱发呆的陈圆说。
他们似乎并不轻易相信。在宿舍，他们突破互联网的限制，翻墙寻找自由的新闻。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声朗读。
不久前，他看到了江苏学生在国旗下的讲话，很激动，说那是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表达，可是人们对学生却喜欢堵截。要么认为学生只是小孩，要么害怕学生，特别是一群学生。”在他看来，要求表达的学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学生毫无目标地压抑地聚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
在这所学校里，高三学生黄家祺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他心里也冒出修改讲稿的念头，但后来没有这么做。看到国旗下的演讲稿，他想，“如果是两年前，我可能跟他差不多。”
（应受访者要求，小徐、陈圆、刘林、何亦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