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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7年调到武汉大学的｡1958年,我们哲学系师生在红安县参加劳动｡有一天我去砍柴,回来时挑着两捆柴,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密加凡同志到红安县去看望我们｡他当时对身边陪他的我们系里的老师问,这位是谁｡人家答曰,是李达校长聘请来的萧萐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自此以后,他非常关心我｡
密加凡同志长期担任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社科院的领导,是真正希望湖北地方的学术能活跃起来的一位领导人和组织者｡他有理想,真正想振兴学术事业｡1961年,他问我们搞什么研究,我们谈到正在做王夫之(船山)的研究,说到次年是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希望省里面支持我们研究这位明末清初的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还希望与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取得联系,把两湖地区的哲学史研究带动起来｡密加凡同志非常支持｡湖南省方面是由加凡同志和省社联去联络的｡李达老校长,湖南省委书记谢华同志,湖北省委宣传部与省社联密加凡同志与彭展同志,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等,在我们背后,默默地支持这一学术活动｡密加凡同志找我谈话,鼓励我们积极准备｡他与彭展同志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派唐明邦等同志到衡阳王船山故乡作史迹考察;组织我们湖北的学者先开了一个王船山会,切磋琢磨,挑选､修改论文;指示《江汉学报》(《江汉论坛》的前身)在会议前后发表有关论文､笔谈､综述等｡
1962年11月18日至26日,两省社联共同筹备､主持的全国首届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密加凡同志亲自到火车站去送我们,他鼓励我们代表湖北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那是文革前非常重要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著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教育家李达校长亲自致开幕词,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等都到会了｡出席会议的湖北的学者有前辈姚薇元､彭雨新､刘先枚先生及唐明邦､钟兴锦同志与我等｡我在会上发表了两篇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与《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后来也发表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自此,我潜心研究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会议论文集上下册在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在论文集上并看不到密加凡､彭展､余志宏同志的名字｡我当时38岁,明邦､兴锦同志与我年相若,回想起加凡同志对我们的关爱与支持,不禁怃然｡
文革结束以后,加凡同志真正在搞改革开放｡《江汉论坛》发表了有争议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与加凡同志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江汉论坛》发表过一篇对《唯批》质疑的文章,讲马赫的学术贡献｡我写的祝贺《江汉论坛》创刊三十周年的诗,提到这一件事｡“抱瓮辛勤三十年,几番风雨护花难｡乐随斗柄飞鸣镝,敢遣春温上笔端｡楚些沉吟思旧赋,唯批疏证启蒙篇｡今朝喜听新潮激,破雾燃犀永向前｡”这首诗事先曾给加凡同志看过,得到他的首肯｡
我们把加凡同志当成这样一种领导人,他懂行,有事业心,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尊重个性,对年青一代学人格外地爱护和支持,总是默默地在背后起着引导与支持的作用,从不以领导人自居,从不以内行自居｡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他为人正派,正直,从没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从不计较个人的金钱､名誉､地位､得失,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
当时我是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会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钟兴锦同志是秘书长｡加凡同志是我们信赖的领导,我们有困难,有疑惑,有不满,就去找加凡同志,他也乐于与我们谈心､交朋友｡兴锦经常代表我们学会跑社联,找加凡同志｡我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的一篇论文,起先《江汉论坛》不敢发表,也是兴锦同志去跑,找加凡同志,在加凡同志支持下才得以发表的｡那个时候,几起几伏,时松时紧｡兴锦同志有时去质问,有时去辩难｡我们不懂政治｡加凡同志稳,他没有随风倒,因此在他领导期间,湖北省人文社科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否定改革开放,也没有发生学术腐败､不正之风｡延安以后,风雨几十年,加凡同志有经验,把握得好,让湖北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文化事业｡
有一次,省里召开了300人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毛泽东问题的《决议》草案｡武汉大学只有两位同志出席,一位是吴于廑先生,另一位就是我｡省领导许道琦主持,密加凡同志参加｡会议主持者说,过去几十年,你整我,我整你,现在我们好好地讨论一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自由发言｡我讲的主题是毛泽东的小农意识问题｡会议期间,加凡同志在暗中掌握尺度,把握住了“度”,在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来,湖北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非常幸运的是有密加凡这样一位懂行的领导人｡我们常说,四川有一位杨超,湖北有一位密加凡,他们都是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但他们自己有眼光,有学问修养,有学术水平,又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尊重知识与人才,故而能团结老中青学者,繁荣学术｡杨超同志对《周易》､《山海经》等学术研究,加凡同志对王船山和长江文化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曾经做过熊伯龙的研究｡熊伯龙是湖北的学者,他的贡献是把王充的《论衡》作为重要著作摘录､评议｡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充本来不受重视｡熊伯龙在清代学者中非常了不起,《湖北先正遗书》收录了他的著作｡当时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张瑗､黄绍邦等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哲学史学会,他们曾经出版过《熊伯龙与<无何集>》的专著,把熊伯龙作为伟大的无神论者加以研究｡这都是在加凡同志的支持下取得的成果｡他的支持就是抓住不放,注重学术质量,是真研究而不是假研究｡
加凡同志主持的长江文化研究在湖北地区是件大事｡2001年,他曾经亲自到我家来,就长江文化研究征询过我的意见｡他任第一主编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约请全国各地近百名学者撰稿,总计52卷,2000余万字｡《文库》分综论､文物考古､经济科教､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七个系列,是长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是加凡同志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在加凡同志的推动和亲自参与下完成的｡他与陈昕同志还一一拜访每一位作者,有的是我的学生､年纪较轻的同志｡
密加凡同志一贯强调踏实､扎实､正当的学风,不搞虚假的一套｡他曾经找我们谈话,说写学术论文要“千锤百炼,死去活来”,就是说写论文要反复讨论,批倒了,还要能重新站起来｡这对矫正当下青年人的浮躁学风,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走了,我很怀念他｡
密加凡同志长期担任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社科院的领导,是真正希望湖北地方的学术能活跃起来的一位领导人和组织者｡他有理想,真正想振兴学术事业｡1961年,他问我们搞什么研究,我们谈到正在做王夫之(船山)的研究,说到次年是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希望省里面支持我们研究这位明末清初的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还希望与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取得联系,把两湖地区的哲学史研究带动起来｡密加凡同志非常支持｡湖南省方面是由加凡同志和省社联去联络的｡李达老校长,湖南省委书记谢华同志,湖北省委宣传部与省社联密加凡同志与彭展同志,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等,在我们背后,默默地支持这一学术活动｡密加凡同志找我谈话,鼓励我们积极准备｡他与彭展同志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派唐明邦等同志到衡阳王船山故乡作史迹考察;组织我们湖北的学者先开了一个王船山会,切磋琢磨,挑选､修改论文;指示《江汉学报》(《江汉论坛》的前身)在会议前后发表有关论文､笔谈､综述等｡
1962年11月18日至26日,两省社联共同筹备､主持的全国首届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密加凡同志亲自到火车站去送我们,他鼓励我们代表湖北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那是文革前非常重要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著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教育家李达校长亲自致开幕词,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等都到会了｡出席会议的湖北的学者有前辈姚薇元､彭雨新､刘先枚先生及唐明邦､钟兴锦同志与我等｡我在会上发表了两篇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与《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后来也发表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自此,我潜心研究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会议论文集上下册在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在论文集上并看不到密加凡､彭展､余志宏同志的名字｡我当时38岁,明邦､兴锦同志与我年相若,回想起加凡同志对我们的关爱与支持,不禁怃然｡
文革结束以后,加凡同志真正在搞改革开放｡《江汉论坛》发表了有争议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与加凡同志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江汉论坛》发表过一篇对《唯批》质疑的文章,讲马赫的学术贡献｡我写的祝贺《江汉论坛》创刊三十周年的诗,提到这一件事｡“抱瓮辛勤三十年,几番风雨护花难｡乐随斗柄飞鸣镝,敢遣春温上笔端｡楚些沉吟思旧赋,唯批疏证启蒙篇｡今朝喜听新潮激,破雾燃犀永向前｡”这首诗事先曾给加凡同志看过,得到他的首肯｡
我们把加凡同志当成这样一种领导人,他懂行,有事业心,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尊重个性,对年青一代学人格外地爱护和支持,总是默默地在背后起着引导与支持的作用,从不以领导人自居,从不以内行自居｡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他为人正派,正直,从没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从不计较个人的金钱､名誉､地位､得失,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
当时我是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会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钟兴锦同志是秘书长｡加凡同志是我们信赖的领导,我们有困难,有疑惑,有不满,就去找加凡同志,他也乐于与我们谈心､交朋友｡兴锦经常代表我们学会跑社联,找加凡同志｡我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的一篇论文,起先《江汉论坛》不敢发表,也是兴锦同志去跑,找加凡同志,在加凡同志支持下才得以发表的｡那个时候,几起几伏,时松时紧｡兴锦同志有时去质问,有时去辩难｡我们不懂政治｡加凡同志稳,他没有随风倒,因此在他领导期间,湖北省人文社科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否定改革开放,也没有发生学术腐败､不正之风｡延安以后,风雨几十年,加凡同志有经验,把握得好,让湖北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文化事业｡
有一次,省里召开了300人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毛泽东问题的《决议》草案｡武汉大学只有两位同志出席,一位是吴于廑先生,另一位就是我｡省领导许道琦主持,密加凡同志参加｡会议主持者说,过去几十年,你整我,我整你,现在我们好好地讨论一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自由发言｡我讲的主题是毛泽东的小农意识问题｡会议期间,加凡同志在暗中掌握尺度,把握住了“度”,在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来,湖北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非常幸运的是有密加凡这样一位懂行的领导人｡我们常说,四川有一位杨超,湖北有一位密加凡,他们都是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但他们自己有眼光,有学问修养,有学术水平,又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尊重知识与人才,故而能团结老中青学者,繁荣学术｡杨超同志对《周易》､《山海经》等学术研究,加凡同志对王船山和长江文化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曾经做过熊伯龙的研究｡熊伯龙是湖北的学者,他的贡献是把王充的《论衡》作为重要著作摘录､评议｡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充本来不受重视｡熊伯龙在清代学者中非常了不起,《湖北先正遗书》收录了他的著作｡当时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张瑗､黄绍邦等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哲学史学会,他们曾经出版过《熊伯龙与<无何集>》的专著,把熊伯龙作为伟大的无神论者加以研究｡这都是在加凡同志的支持下取得的成果｡他的支持就是抓住不放,注重学术质量,是真研究而不是假研究｡
加凡同志主持的长江文化研究在湖北地区是件大事｡2001年,他曾经亲自到我家来,就长江文化研究征询过我的意见｡他任第一主编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约请全国各地近百名学者撰稿,总计52卷,2000余万字｡《文库》分综论､文物考古､经济科教､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七个系列,是长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是加凡同志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在加凡同志的推动和亲自参与下完成的｡他与陈昕同志还一一拜访每一位作者,有的是我的学生､年纪较轻的同志｡
密加凡同志一贯强调踏实､扎实､正当的学风,不搞虚假的一套｡他曾经找我们谈话,说写学术论文要“千锤百炼,死去活来”,就是说写论文要反复讨论,批倒了,还要能重新站起来｡这对矫正当下青年人的浮躁学风,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走了,我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