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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小时候，我学习还算努力，但成绩并不优秀。那时候我半开玩笑地问过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叛逆的我并不怎么听其意见）：“是不是很希望我考第一？”母亲也很应景地没好气的回答：“无所谓”。
然而中国的家长，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所有家长，有几人对这一点是无所谓的呢？这个泰国的视频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并不想让孩子当第一的家长是多么的令人感动，这种感动超越了国界，是一种对于人性层面的“恨铁不成钢”的自我抗争，可以算作是人类发展史以来的永恒痛点。
杨荫杭：“我只教育我的子女能够自立。”
从幼儿园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就开始不停地与“邻居家的孩子”竞争。很不幸，由于大部分孩子都没有那么优秀，所以我们一路都在这种悲观主义境遇中被一挫再挫，直到进入社会，而后我们成为父母，也同样将这种似乎源于家长“本性”的期盼香火般延续下去。
直到我认识了杨荫杭，这种我一直也习以为常的“本性”才被渐渐得以改变。
一九二零年，年幼的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其父亲杨荫杭在上海租赁了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
二零一七年秋天，据当年杨绛到上海的时间约莫相差百年。此时我的人生坎坷不顺，心里正为自感愧对父母亲的期盼与寄托而懊丧。一路行走在北京留学路上，两旁的银杏树叶已俱黄，本已悲凉的心绪又平添了一丝忧愁。然而路口的一个拐角处，我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书店，因为无事，我便一头钻了进去。正是这一次与这个小书店的邂逅，让我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家长——杨荫杭。
我在书店看到了杨绛的文字——《我在启明上学》。文中记录，当时的杨绛只有十岁，随父母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
杨荫杭（杨绛父亲）当时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谈何容易。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毁损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只教育我的子女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偿劳动教育”
为了让孩子学会独立和争取，杨荫杭为孩子专门设计了一款“有偿劳动”教育。
杨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
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嫈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
“爱的体验”教育
除了“有偿劳动”教育之外，杨荫杭也和妻子唐须嫈共同完成了对孩子的“爱的体验”教育。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她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嫈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
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
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不得不說，像杨荫杭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物质社会的高速发展，似乎遗失已久。现在的家长更多的想让孩子争取“眼前的胜利”，比如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某项竞争中胜过别人，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好”工作等，实际上是锻炼了孩子的“小志向”，使其在既有的空间里想方设法挤入“既得利益集团”，从而过上所谓的舒服的生活。但此种选择也导致孩子逐渐失去了“大志向”，也就是在无论何种境遇中都能展现完整人格的“独立精神”。此番对比选择，恐怕需要有“大智”的家长才能理性判断，而杨荫杭，正是这样一位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了完整“人格独立”教育的拥有“大智”的家长。
小时候，我学习还算努力，但成绩并不优秀。那时候我半开玩笑地问过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叛逆的我并不怎么听其意见）：“是不是很希望我考第一？”母亲也很应景地没好气的回答：“无所谓”。
然而中国的家长，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所有家长，有几人对这一点是无所谓的呢？这个泰国的视频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并不想让孩子当第一的家长是多么的令人感动，这种感动超越了国界，是一种对于人性层面的“恨铁不成钢”的自我抗争，可以算作是人类发展史以来的永恒痛点。
杨荫杭：“我只教育我的子女能够自立。”
从幼儿园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就开始不停地与“邻居家的孩子”竞争。很不幸，由于大部分孩子都没有那么优秀，所以我们一路都在这种悲观主义境遇中被一挫再挫，直到进入社会，而后我们成为父母，也同样将这种似乎源于家长“本性”的期盼香火般延续下去。
直到我认识了杨荫杭，这种我一直也习以为常的“本性”才被渐渐得以改变。
一九二零年，年幼的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其父亲杨荫杭在上海租赁了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
二零一七年秋天，据当年杨绛到上海的时间约莫相差百年。此时我的人生坎坷不顺，心里正为自感愧对父母亲的期盼与寄托而懊丧。一路行走在北京留学路上，两旁的银杏树叶已俱黄，本已悲凉的心绪又平添了一丝忧愁。然而路口的一个拐角处，我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书店，因为无事，我便一头钻了进去。正是这一次与这个小书店的邂逅，让我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家长——杨荫杭。
我在书店看到了杨绛的文字——《我在启明上学》。文中记录，当时的杨绛只有十岁，随父母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
杨荫杭（杨绛父亲）当时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谈何容易。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毁损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只教育我的子女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偿劳动教育”
为了让孩子学会独立和争取，杨荫杭为孩子专门设计了一款“有偿劳动”教育。
杨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
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嫈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
“爱的体验”教育
除了“有偿劳动”教育之外，杨荫杭也和妻子唐须嫈共同完成了对孩子的“爱的体验”教育。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她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嫈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
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
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不得不說，像杨荫杭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物质社会的高速发展，似乎遗失已久。现在的家长更多的想让孩子争取“眼前的胜利”，比如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某项竞争中胜过别人，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好”工作等，实际上是锻炼了孩子的“小志向”，使其在既有的空间里想方设法挤入“既得利益集团”，从而过上所谓的舒服的生活。但此种选择也导致孩子逐渐失去了“大志向”，也就是在无论何种境遇中都能展现完整人格的“独立精神”。此番对比选择，恐怕需要有“大智”的家长才能理性判断，而杨荫杭，正是这样一位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了完整“人格独立”教育的拥有“大智”的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