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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港在摄影圈里是一个“腕儿”级的人物，当年一幅《走出北川》中，那八名解放军战士奋力抢救一名幸存者的瞬间，让他摘取了第52届“荷赛”突发新闻类单幅一等奖。除此之外，他还四获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三获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金奖，但抛开这些“高大上”的奖项，几乎所有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两个“不靠谱”的梦想：把艾菲尔铁塔“包”起来和拍摄一万个人的屁股。
陈庆港拍摄屁股的个人摄影计划源起于十年前，这个想法的初衷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总喜欢把一个东西做成正面和背面，在人的心中我们一直把屁股当成一个背面的东西，它是隐藏起来的、不愿意给别人看的、被认为是丑陋的，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打扮正面给别人看，却把背面忽视了。”
这个计划从“杀熟”开始，陈庆港第一个拍摄的屁股是自己的，然后便从身边的同事开始“下手”，徐建军作为他曾经的同事，屁股自然早已经被他拍过。到这次众筹发起之前，陈庆港已经拍摄了大约两千个屁股，熟人圈已经基本被他拍完了一遍。
徐建军在媒体摸爬滚打多年，跳出媒体圈创业，在金融资本圈转了一圈之后，“做内容”的情结始终难以抹去，众筹在国内方兴未艾，他便开始观察，等到这个行业已经分化成型，他感觉到了在实物回报类众筹里仍然有机会：“这类众筹大部分项目都是预售和回购，是为了节约公关费用的营销行为，好的众筹应该介入生产研发阶段，我有一个好的创意、好的模型、好的图纸、好的想法，但没有钱做，需要别人帮助，这应该是众筹的核心。”
他和几个同样出身媒体行业、已经被陈庆港拍过屁股的老搭档一起，将以创意著称的美国众筹网站kickstarter的几百个案例逐个复盘，开始规划“开始众筹”自己的项目标准：“首先是有创意，其次要足够好玩，如果上面也做不到，发起人的故事要动人吧？实在都不具备，你长得漂亮也行啊！”
最后那句当然是玩笑话，在徐建军心里，一个众筹项目必须得有个性化产品的回报并且要带给投资人足够的“参与感”：“所以我们不叫项目，叫故事，每个人的众筹故事都是一幅图画，大家构成一幅清明上河图。”
故事的主体是人，最后众筹也将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所以起名叫kaistart，就是想说，我们不做想法，只鼓励行动，现在想法很多，缺的就是行动，我们要给你一次开始行动的机会。”徐建军如此规划。
拿到投资之后，徐建军开始寻找“种子用户”，那些有想法的老同事们逐一进入他的视线，陈庆港多年来拍摄屁股的计划正中徐建军的“下怀”，他对陈庆港说，把艾菲尔铁塔包起来的计划操作性太差了，不如继续为你征集需要拍摄的对象。
于是有了一篇“荷赛金奖摄影师，10000个屁股”的项目，回报很简单：点赞、让拍屁股、赞助画册、赞助计划——最后两项名额是个位数，项目希望更多的人“贡献”出自己的屁股。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项目一上线，反响出乎意外地好，微博上被疯转，担心会引出负面反应的陈庆港赶紧要求徐建军“收缩战线”。中间陈庆港去了趟滇缅公路拍片子，一个多月回来后，参与众筹和私信给他发消息要求拍摄屁股的人已经小一千——这相当于他过去五年里四处求人拍摄屁股的人数，而且来自于全国各地，“西安、青岛、兰州，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些人都把这当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当然也有令他发笑的事情，当他还在云南的时候，一家来自西安的马桶盖品牌和一家位于重庆的肛肠医院，都打通了他的电话要求合作，后者甚至已经帮他买好了去重庆的飞机票，请他带着照片在医院里做一个影展。
面对这些与自己拍摄初衷南辕北辙的邀请，陈庆港只能礼貌地回答：“我现在没有时间。”
过去十年拍摄屁股的经验，让陈庆港面对着积极参加众筹的拍摄对象既高兴又“发愁”。“因为拍摄屁股远不是按两下快门那么简单，其实是与采访对象沟通的一个过程。”陈庆港说，“从拍摄屁股的过程，我就能判断出这个人大致的品性、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大部分人都是怎么聊都可以，但就是坚决不拍。展示自己屁股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一般最后敢于给我拍的，都是心理极度强大和自信的人。”
陈庆港，著名摄影师。曾获得第52届“荷赛”突发新闻类单幅一等奖，四获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三获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金奖。他在“开始众筹”上发起了“拍摄一万个人的屁股”的项目。
早年间拍摄媒体的熟人，有两个人让陈庆港印象比较深，一位是《新周刊》副主编胡赳赳，那时是在杭州郊区的一个饭局上，胡赳赳吃完一抹嘴，就跟陈庆港说：“走，去拍吧。”干脆劲儿让陈庆港一愣。
然后在下午充满阳光的草坪上，毫无扭捏地就拍了。
另外一次同样是朋友的饭局，陈庆港与在座的男性朋友讲拍屁股的创作动机，大家口头上应者云集，就是没有一个准备实践的，饭局将尽，一位一直听着这群大男人聊天没有吱声的女子，却直接对陈庆港说：“陈老师，拍我吧。”
说完，在房间的一角，女子背着大家就拍了。
而通常对陌生人，陈庆港自己也经常放不开手脚，一般拍摄一次屁股，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其中一个半小时都是在与拍摄对象聊天：“拍摄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气氛活跃起来，我喜欢跟他们沟通，我想我了解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态度，希望了解他们这样做想表达的情感。”
只有聊到感觉差不多了，他才会说：“那咱们拍吧？”
即便这样铺垫，陈庆港有时在对方脱衣服的一瞬间还是会有些尴尬，总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猥琐”，不过此时拍摄对象倒是经常比他还坦然——这很像他年轻时在南京师大读书时，摄影系的二十几个男生第一次一起拍油画系的女模特，模特自然地面对着镜头，他却跟其他的男生一样，紧张得直抖。
有一次他在上海一个写字间里约十几个拍摄对象一起拍摄，大家群聊了许久，等到脱衣服拍摄的时候，陈庆港还是有些不自在，“那种感觉，就像是大家排队在医院里检查身体。”
在陈庆港已经“收录”的屁股里，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年轻人居多。在陈庆港看来，这是因为年轻人需要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很多年轻人活得太郁闷了，习惯于不表达了，习惯于隐藏，把想法压死在心里，他们缺少一种释放自己、消解情绪的方式，我发现很多青年人特别渴望表达，有些人甚至还表述不清楚想表达什么，但就是想。”
拍摄过程里，女性拍摄对象也让往往让他感慨，因为他在拍摄过程中发现，敢让他拍摄屁股的女孩往往非常自信，她们在镜头前放松而自然，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美。相比之下，男性拍摄对象的屁股往往是紧绷的——因为他们会更在意“形象”。
“其实这些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这十几年，一方面，女性在经济上更独立了，不再依附于谁，所以也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少去了很多顾忌;另一方面，中国人审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过去对于身体的禁忌，社会不会再将身体与道德挂钩。”陈庆港说。他曾收到过一个女孩的邀请，她希望陈庆港能够拍摄她的屁股，是因为屁股上有一道难看的疤痕，她希望借助拍摄，让自己正视疤痕，打破这道疤痕从小留在她心里的阴影。
这次众筹完成之后，陈庆港越发发现，中国人开始愿意用身体来进行个性化表达诉求，在新的应征拍摄对象里，有一家三口，也有同性恋，还有公务员。陈庆港也希望有“明星”愿意成为自己的拍摄对象，选择谁呢？他想了半天，很认真地说：
“我想拍木子美老师的屁股。”
陈庆港拍摄屁股的个人摄影计划源起于十年前，这个想法的初衷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总喜欢把一个东西做成正面和背面，在人的心中我们一直把屁股当成一个背面的东西，它是隐藏起来的、不愿意给别人看的、被认为是丑陋的，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打扮正面给别人看，却把背面忽视了。”
这个计划从“杀熟”开始，陈庆港第一个拍摄的屁股是自己的，然后便从身边的同事开始“下手”，徐建军作为他曾经的同事，屁股自然早已经被他拍过。到这次众筹发起之前，陈庆港已经拍摄了大约两千个屁股，熟人圈已经基本被他拍完了一遍。
徐建军在媒体摸爬滚打多年，跳出媒体圈创业，在金融资本圈转了一圈之后，“做内容”的情结始终难以抹去，众筹在国内方兴未艾，他便开始观察，等到这个行业已经分化成型，他感觉到了在实物回报类众筹里仍然有机会：“这类众筹大部分项目都是预售和回购，是为了节约公关费用的营销行为，好的众筹应该介入生产研发阶段，我有一个好的创意、好的模型、好的图纸、好的想法，但没有钱做，需要别人帮助，这应该是众筹的核心。”
他和几个同样出身媒体行业、已经被陈庆港拍过屁股的老搭档一起，将以创意著称的美国众筹网站kickstarter的几百个案例逐个复盘，开始规划“开始众筹”自己的项目标准：“首先是有创意，其次要足够好玩，如果上面也做不到，发起人的故事要动人吧？实在都不具备，你长得漂亮也行啊！”
最后那句当然是玩笑话，在徐建军心里，一个众筹项目必须得有个性化产品的回报并且要带给投资人足够的“参与感”：“所以我们不叫项目，叫故事，每个人的众筹故事都是一幅图画，大家构成一幅清明上河图。”
故事的主体是人，最后众筹也将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所以起名叫kaistart，就是想说，我们不做想法，只鼓励行动，现在想法很多，缺的就是行动，我们要给你一次开始行动的机会。”徐建军如此规划。
拿到投资之后，徐建军开始寻找“种子用户”，那些有想法的老同事们逐一进入他的视线，陈庆港多年来拍摄屁股的计划正中徐建军的“下怀”，他对陈庆港说，把艾菲尔铁塔包起来的计划操作性太差了，不如继续为你征集需要拍摄的对象。
于是有了一篇“荷赛金奖摄影师，10000个屁股”的项目，回报很简单：点赞、让拍屁股、赞助画册、赞助计划——最后两项名额是个位数，项目希望更多的人“贡献”出自己的屁股。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项目一上线，反响出乎意外地好，微博上被疯转，担心会引出负面反应的陈庆港赶紧要求徐建军“收缩战线”。中间陈庆港去了趟滇缅公路拍片子，一个多月回来后，参与众筹和私信给他发消息要求拍摄屁股的人已经小一千——这相当于他过去五年里四处求人拍摄屁股的人数，而且来自于全国各地，“西安、青岛、兰州，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些人都把这当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当然也有令他发笑的事情，当他还在云南的时候，一家来自西安的马桶盖品牌和一家位于重庆的肛肠医院，都打通了他的电话要求合作，后者甚至已经帮他买好了去重庆的飞机票，请他带着照片在医院里做一个影展。
面对这些与自己拍摄初衷南辕北辙的邀请，陈庆港只能礼貌地回答：“我现在没有时间。”
过去十年拍摄屁股的经验，让陈庆港面对着积极参加众筹的拍摄对象既高兴又“发愁”。“因为拍摄屁股远不是按两下快门那么简单，其实是与采访对象沟通的一个过程。”陈庆港说，“从拍摄屁股的过程，我就能判断出这个人大致的品性、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大部分人都是怎么聊都可以，但就是坚决不拍。展示自己屁股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一般最后敢于给我拍的，都是心理极度强大和自信的人。”
早年间拍摄媒体的熟人，有两个人让陈庆港印象比较深，一位是《新周刊》副主编胡赳赳，那时是在杭州郊区的一个饭局上，胡赳赳吃完一抹嘴，就跟陈庆港说：“走，去拍吧。”干脆劲儿让陈庆港一愣。
然后在下午充满阳光的草坪上，毫无扭捏地就拍了。
另外一次同样是朋友的饭局，陈庆港与在座的男性朋友讲拍屁股的创作动机，大家口头上应者云集，就是没有一个准备实践的，饭局将尽，一位一直听着这群大男人聊天没有吱声的女子，却直接对陈庆港说：“陈老师，拍我吧。”
说完，在房间的一角，女子背着大家就拍了。
而通常对陌生人，陈庆港自己也经常放不开手脚，一般拍摄一次屁股，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其中一个半小时都是在与拍摄对象聊天：“拍摄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气氛活跃起来，我喜欢跟他们沟通，我想我了解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态度，希望了解他们这样做想表达的情感。”
只有聊到感觉差不多了，他才会说：“那咱们拍吧？”
即便这样铺垫，陈庆港有时在对方脱衣服的一瞬间还是会有些尴尬，总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猥琐”，不过此时拍摄对象倒是经常比他还坦然——这很像他年轻时在南京师大读书时，摄影系的二十几个男生第一次一起拍油画系的女模特，模特自然地面对着镜头，他却跟其他的男生一样，紧张得直抖。
有一次他在上海一个写字间里约十几个拍摄对象一起拍摄，大家群聊了许久，等到脱衣服拍摄的时候，陈庆港还是有些不自在，“那种感觉，就像是大家排队在医院里检查身体。”
在陈庆港已经“收录”的屁股里，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年轻人居多。在陈庆港看来，这是因为年轻人需要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很多年轻人活得太郁闷了，习惯于不表达了，习惯于隐藏，把想法压死在心里，他们缺少一种释放自己、消解情绪的方式，我发现很多青年人特别渴望表达，有些人甚至还表述不清楚想表达什么，但就是想。”
拍摄过程里，女性拍摄对象也让往往让他感慨，因为他在拍摄过程中发现，敢让他拍摄屁股的女孩往往非常自信，她们在镜头前放松而自然，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美。相比之下，男性拍摄对象的屁股往往是紧绷的——因为他们会更在意“形象”。
“其实这些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这十几年，一方面，女性在经济上更独立了，不再依附于谁，所以也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少去了很多顾忌;另一方面，中国人审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过去对于身体的禁忌，社会不会再将身体与道德挂钩。”陈庆港说。他曾收到过一个女孩的邀请，她希望陈庆港能够拍摄她的屁股，是因为屁股上有一道难看的疤痕，她希望借助拍摄，让自己正视疤痕，打破这道疤痕从小留在她心里的阴影。
这次众筹完成之后，陈庆港越发发现，中国人开始愿意用身体来进行个性化表达诉求，在新的应征拍摄对象里，有一家三口，也有同性恋，还有公务员。陈庆港也希望有“明星”愿意成为自己的拍摄对象，选择谁呢？他想了半天，很认真地说：
“我想拍木子美老师的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