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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芳，巫溪县委宣传部干部，曾任大同乡党委副书记。2005年，她的女儿突然患上死亡率很高的病毒性脑炎。余明芳用她深沉而广阔的爱，陪着孩子坚强地走过了梦魇般的日子，她也因此走上“重庆首届十大杰出母亲”的领奖台。
2005年5月，当一向活蹦乱跳的女儿突然在我眼前瘫倒、坐不稳站不住的时候，当女儿的病情一次又一次恶化、医生得出“恶性胶质瘤”诊断的时候，我的心情岂止是绝望……但我从没有放弃过做人的坚强与母亲的职责。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还在我16岁的时候，弟弟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双手。从那时开始，我就比同龄人更多了几分坚强。
1991年，我和家境贫寒的教师王显平喜结良缘。打动我心的，是他虽然贫穷却坚持义务奉养孤寡残疾老人的举动。
乡村教师的工资一直很低，加上1993年女儿出生，1996年父亲重病去世，我们的家更清贫了。然而因为有爱，一家人的日子倒也有滋有味。
但是，平静安宁的生活在2005年“五一”期间被打乱了。
在难得的“五一”长假里，我们一家三口颠簸在山间小道上，往返于几位老人之间，忙活路，拉家常，尽孝道。
7日中午，女儿突然瘫软到桌子下，右手使劲想抓桌子脚，却总是抓不住。
县医院诊断女儿患上左丘脑血管栓塞症。我当即与爱人决定，把她送往重庆主城区诊治。从巫溪到主城区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女儿的右脚不能动了，右手也动不了，右眼开始斜视，嘴也开始歪了，说话困难，思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这十几个小时里，母爱的本能使我咬紧牙关，不停地跟孩子说话，不停地为孩子按摩。我想，决不能让孩子失去思维、失去知觉。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暗暗下定决心。住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后，医生对孩子作了核磁共振检查，诊断为死亡率很高的病毒性脑炎。我向专家请教，与同病室的家长交流，和爱人轮流给孩子按摩。既然孩子不能说话，我就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女儿，等把液输完妈妈就带你到医院的花园去，里边有好多花，还有金鱼”；“女儿，动一下手指，对着妈妈笑一下”；“女儿，你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就能给妈妈梳头发了”；“女儿，我给你买好了练功服，早点下地跳舞哟”……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我们听从专家建议，带孩子回到空气清新的巫溪进行康复理疗。临行前，我们跑遍了市区所有的康复医院，咨询康复方案，还买了一大堆按摩和脑炎康复方面的书。
那段日子，我每天清晨5点起床，为孩子按摩1个半小时，累得浑身发软，还要搀着孩子到室外活动1小时。下班回家，我又立即陪女儿做户外活动。孩子不想吃苦了，我就给她讲张海迪的故事，告诉她，如果放弃，就意味着她要成为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残疾人，成为社会的负担。
孩子刚出院半个月，我又到重庆主城区请教专家，调整康复方案。一个月后，孩子到医院随访。再次进行核磁共振检查后，专家惊奇地发现女儿的肌肉一点也没萎缩。他由衷地说：“我知道这样的奇迹后面一定有着艰苦的努力和超人的母爱。”
我笑了。可是，哪里想到，更严酷的考验会随后而至。
和孩子一起变得更加坚强
第一次随访复查回家后的一天，孩子的舌头突然变得又大又厚，嘴里不断地流口水，左眼也变小，孩子又不能叫妈妈了！
我们一家人再次赶到主城区，第三次为孩子作核磁共振检查：孩子丘脑部位的病灶还在继续扩大，不排除患脑瘤的可能。专家建议把孩子带回巫溪住院观察治疗。
观察治疗的第7天，主城区的医院传来消息，根据女儿的三次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医生怀疑她患的是全世界都难以攻克的癌症“恶性胶质瘤”。
医生说，胶质瘤是脑组织自身起源的一种恶性肿瘤，是世界性医学难题，患上这种病，几乎等于死亡。即使动手术，也极有可能导致她成为植物人，甚至生命消逝……路，似乎已到了尽头。他们告诉我，还是别让孩子受罪了，针灸不做了，液也别输了，孩子想去什么地方就带她去，给她买好看的衣服买好吃的东西买好玩的玩具，买一切她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为了节省开支，爱人想独自带女儿上北京。我不肯，这是我们家最难的时期呀，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一起面对。当年7月15日，在宣传部工作的我流着泪完成手头的两篇稿件后，便带孩子赶往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内科会诊中心。它是我国最权威的神经内科，也是我们一家的希望之所在。
一起程我们就关了手机，拒绝跟任何人联系。乘船经大宁河下巫山，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河里。我心里想的是：“就是生命不得不终止，也决不能让女儿在无望中和我们告别，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等候专家会诊的日子，我们带着女儿到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和外科进行检查，医生的答复让人窒息。希望又一次被击碎后，我们一方面和一位济南的中医联系，他曾以中草药延续一个恶性胶质瘤患者十几年生命；另一方面又心急如焚地等待专家会诊的结果。
听人说做手术住院，光是押金就要6万元，前期治疗起码要30万元，平时要强的我们，只好背着女儿四处向亲朋好友打求救电话。一天夜里，女儿睡着了，爱人说我们只有卖掉家中惟一能值五六万元的房子了，说不定还要卖血，到街上去向不认识的人伸出双手……我的泪流成了河。但天还没亮，我又开始为女儿按摩，背着孩子乘地铁转公交到天安门、故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地铁里，女儿忽然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要死了？”刹那间，我感觉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垮了，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我快速背过身去。等涌上来的泪水干了，我搂着女儿说：“怎么会呀？我们不是来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让你早一天跟其他的孩子一样，跟你以前一样生活和学习吗？”
让我们珍爱来之不易的幸福
2006年7月21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流的泪，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的都多：专家基本排除女儿患有胶质瘤的可能。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病情被耽误，治疗和康复越来越难，但希望总算又回来了。
女儿又一次住院了。女儿的手上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输液已非常困难。护士们把为她输液当成大难题，留置针不能用了，每天要换好几次针头。
输完液，要做的功课也并不轻松。我要为孩子热敷、按摩、做功能训练。等孩子睡了，我还要把没有完成的工作补起来。
女儿情况好转后，我们回到了巫溪。有一天，孩子已经能够扶着墙下楼梯了，她高高兴兴地让我先回家做饭，可是我还没打开门，就听到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女儿倒在楼梯上，头上还流着血。为女儿缝上伤口后，狠心的我搀着女儿继续上台阶、爬山坡、逛商店，一刻也不停下来。
为了让女儿的手脚尽快恢复运动功能，我买了很多玩具，做了很多试验：在床边挂气球，拴橡胶绳，握着女儿的手试着抓东西……无数次，我握着孩子的手一松，拿在孩子手中的东西就掉了。我总是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拾起来，不厌其烦地陪她练习。终于，孩子的大脚趾能动了，手也抬得起来了，拇指也能活动了，情况一天天好起来。
孩子有进步，我又在理疗医生的指导下及时调整康复方案，陪孩子跳绳，踢毽……2006年9月，已经离开学校一年多的女儿重新回到教室。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付出总会得到回报，如今，孩子的脑炎完全康复，智力正常。我们和孩子，一起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现在的我还时常想起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艰难日子。好几次，我搀扶着孩子出去散步、爬山，然后把孩子独自留在安全的地方，自己藏起来，看孩子艰难地迈开脚步。女儿抓不起来东西，把一盆黄豆摔得满地都是；女儿不能行走，用健康的左手捶打自己……我总会悄悄落泪。傍晚，我陪着孩子走2公里路到县城广场与老太太们一起跳“坝坝舞”，鼓励她正视疾病，刻苦锻炼。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我们一家人无声地抗争。没有人比我们更加珍爱家，珍爱来之不易的幸福。
2005年5月，当一向活蹦乱跳的女儿突然在我眼前瘫倒、坐不稳站不住的时候，当女儿的病情一次又一次恶化、医生得出“恶性胶质瘤”诊断的时候，我的心情岂止是绝望……但我从没有放弃过做人的坚强与母亲的职责。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还在我16岁的时候，弟弟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双手。从那时开始，我就比同龄人更多了几分坚强。
1991年，我和家境贫寒的教师王显平喜结良缘。打动我心的，是他虽然贫穷却坚持义务奉养孤寡残疾老人的举动。
乡村教师的工资一直很低，加上1993年女儿出生，1996年父亲重病去世，我们的家更清贫了。然而因为有爱，一家人的日子倒也有滋有味。
但是，平静安宁的生活在2005年“五一”期间被打乱了。
在难得的“五一”长假里，我们一家三口颠簸在山间小道上，往返于几位老人之间，忙活路，拉家常，尽孝道。
7日中午，女儿突然瘫软到桌子下，右手使劲想抓桌子脚，却总是抓不住。
县医院诊断女儿患上左丘脑血管栓塞症。我当即与爱人决定，把她送往重庆主城区诊治。从巫溪到主城区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女儿的右脚不能动了，右手也动不了，右眼开始斜视，嘴也开始歪了，说话困难，思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这十几个小时里，母爱的本能使我咬紧牙关，不停地跟孩子说话，不停地为孩子按摩。我想，决不能让孩子失去思维、失去知觉。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暗暗下定决心。住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后，医生对孩子作了核磁共振检查，诊断为死亡率很高的病毒性脑炎。我向专家请教，与同病室的家长交流，和爱人轮流给孩子按摩。既然孩子不能说话，我就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女儿，等把液输完妈妈就带你到医院的花园去，里边有好多花，还有金鱼”；“女儿，动一下手指，对着妈妈笑一下”；“女儿，你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就能给妈妈梳头发了”；“女儿，我给你买好了练功服，早点下地跳舞哟”……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我们听从专家建议，带孩子回到空气清新的巫溪进行康复理疗。临行前，我们跑遍了市区所有的康复医院，咨询康复方案，还买了一大堆按摩和脑炎康复方面的书。
那段日子，我每天清晨5点起床，为孩子按摩1个半小时，累得浑身发软，还要搀着孩子到室外活动1小时。下班回家，我又立即陪女儿做户外活动。孩子不想吃苦了，我就给她讲张海迪的故事，告诉她，如果放弃，就意味着她要成为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残疾人，成为社会的负担。
孩子刚出院半个月，我又到重庆主城区请教专家，调整康复方案。一个月后，孩子到医院随访。再次进行核磁共振检查后，专家惊奇地发现女儿的肌肉一点也没萎缩。他由衷地说：“我知道这样的奇迹后面一定有着艰苦的努力和超人的母爱。”
我笑了。可是，哪里想到，更严酷的考验会随后而至。
和孩子一起变得更加坚强
第一次随访复查回家后的一天，孩子的舌头突然变得又大又厚，嘴里不断地流口水，左眼也变小，孩子又不能叫妈妈了！
我们一家人再次赶到主城区，第三次为孩子作核磁共振检查：孩子丘脑部位的病灶还在继续扩大，不排除患脑瘤的可能。专家建议把孩子带回巫溪住院观察治疗。
观察治疗的第7天，主城区的医院传来消息，根据女儿的三次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医生怀疑她患的是全世界都难以攻克的癌症“恶性胶质瘤”。
医生说，胶质瘤是脑组织自身起源的一种恶性肿瘤，是世界性医学难题，患上这种病，几乎等于死亡。即使动手术，也极有可能导致她成为植物人，甚至生命消逝……路，似乎已到了尽头。他们告诉我，还是别让孩子受罪了，针灸不做了，液也别输了，孩子想去什么地方就带她去，给她买好看的衣服买好吃的东西买好玩的玩具，买一切她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为了节省开支，爱人想独自带女儿上北京。我不肯，这是我们家最难的时期呀，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一起面对。当年7月15日，在宣传部工作的我流着泪完成手头的两篇稿件后，便带孩子赶往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内科会诊中心。它是我国最权威的神经内科，也是我们一家的希望之所在。
一起程我们就关了手机，拒绝跟任何人联系。乘船经大宁河下巫山，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河里。我心里想的是：“就是生命不得不终止，也决不能让女儿在无望中和我们告别，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等候专家会诊的日子，我们带着女儿到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和外科进行检查，医生的答复让人窒息。希望又一次被击碎后，我们一方面和一位济南的中医联系，他曾以中草药延续一个恶性胶质瘤患者十几年生命；另一方面又心急如焚地等待专家会诊的结果。
听人说做手术住院，光是押金就要6万元，前期治疗起码要30万元，平时要强的我们，只好背着女儿四处向亲朋好友打求救电话。一天夜里，女儿睡着了，爱人说我们只有卖掉家中惟一能值五六万元的房子了，说不定还要卖血，到街上去向不认识的人伸出双手……我的泪流成了河。但天还没亮，我又开始为女儿按摩，背着孩子乘地铁转公交到天安门、故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地铁里，女儿忽然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要死了？”刹那间，我感觉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垮了，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我快速背过身去。等涌上来的泪水干了，我搂着女儿说：“怎么会呀？我们不是来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让你早一天跟其他的孩子一样，跟你以前一样生活和学习吗？”
让我们珍爱来之不易的幸福
2006年7月21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流的泪，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的都多：专家基本排除女儿患有胶质瘤的可能。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病情被耽误，治疗和康复越来越难，但希望总算又回来了。
女儿又一次住院了。女儿的手上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输液已非常困难。护士们把为她输液当成大难题，留置针不能用了，每天要换好几次针头。
输完液，要做的功课也并不轻松。我要为孩子热敷、按摩、做功能训练。等孩子睡了，我还要把没有完成的工作补起来。
女儿情况好转后，我们回到了巫溪。有一天，孩子已经能够扶着墙下楼梯了，她高高兴兴地让我先回家做饭，可是我还没打开门，就听到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女儿倒在楼梯上，头上还流着血。为女儿缝上伤口后，狠心的我搀着女儿继续上台阶、爬山坡、逛商店，一刻也不停下来。
为了让女儿的手脚尽快恢复运动功能，我买了很多玩具，做了很多试验：在床边挂气球，拴橡胶绳，握着女儿的手试着抓东西……无数次，我握着孩子的手一松，拿在孩子手中的东西就掉了。我总是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拾起来，不厌其烦地陪她练习。终于，孩子的大脚趾能动了，手也抬得起来了，拇指也能活动了，情况一天天好起来。
孩子有进步，我又在理疗医生的指导下及时调整康复方案，陪孩子跳绳，踢毽……2006年9月，已经离开学校一年多的女儿重新回到教室。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付出总会得到回报，如今，孩子的脑炎完全康复，智力正常。我们和孩子，一起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现在的我还时常想起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艰难日子。好几次，我搀扶着孩子出去散步、爬山，然后把孩子独自留在安全的地方，自己藏起来，看孩子艰难地迈开脚步。女儿抓不起来东西，把一盆黄豆摔得满地都是；女儿不能行走，用健康的左手捶打自己……我总会悄悄落泪。傍晚，我陪着孩子走2公里路到县城广场与老太太们一起跳“坝坝舞”，鼓励她正视疾病，刻苦锻炼。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我们一家人无声地抗争。没有人比我们更加珍爱家，珍爱来之不易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