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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金融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非正规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中，社会资本构成了经济交易中的重要资源。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推动非正规金融的“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的同时，应该辩证地看待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关键词：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信任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40-06
非正规金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金融交易和信用部门，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之外，具有“跨时私人契约性质”。大量资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金融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已经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金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长期以来，中国非正规金融一直处于压制状态，但其规模仍然相当巨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测算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在7 400亿元～8 300亿元之间[1]。花旗银行（2004）估计中国非正规资本市场规模大约为9 000亿元，近2004年GDP的6.5%[2]。钱小安（2003）估计全国的民间资金大约有3万亿元左右[3]。尽管非正规金融不具有完备的金融契约形式，然而却保持了较低的违约率。人民银行广州支行课题组（2002）对辖区内的10个地区开展了民间借贷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民间金融借款的回收率普遍比较高，被调查地区民间金融借款回收率在80%以上的有两个地区，70%～79%的有三个地区，60%～69%的有一个地区，60%以下的只有一个地区，远远高于同一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回收率[4]。那么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保持如此低的违约率呢？关键在于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约束力，而这种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以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存在。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和创造的，能够与中小企业业绩不稳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质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这些成长中的弱质特征。
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动的，资金供给者如何有效解决融资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作用于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过程和机理以及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对中小企业中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概念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其定义仍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社会资本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首次提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或多或少将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个成员①。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中，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②。帕特南（Putnan，1992）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著作中，将社会资本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民主治理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益③。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1）将社会资本由社会组织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伦理（美德）在内的精神文化层面，他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们在特定组织或社群中基于共同目标而进行社会合作的能力”④。综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指基于信任、互惠、规范、价值、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它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1.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在经济交易中，信任有充当抵押品的作用。在创造价值的制度环境里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任何技术、使用价值能够转化为经济利润。科尔曼认为：任何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信任能增强企业活动的信息流动，建立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2. 社会资本作用于特定的“公民参与网络”，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基于特殊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使其具有一定的“专用性”，费孝通（1985）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人们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来定义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对“圈内人”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圈外人”。
3. 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互惠性。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物质资本随着使用的增加其价值不断消耗，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促使其存量上升，社会资本会因为不使用而变得减少甚至枯竭。社会资本在使用上具有互惠性和外部性特征，林南（2002）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回报：工具性行动回报和情感性行动回报[5]。工具性行动回报是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而情感性行动回报是维持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身体健康、生理健康和生活满意等。
4. 社会资本具有嵌入性（embeddedness）。博兰尼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格拉诺维特（1985）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人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可以有效地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6]。
5. 社会资本有利有弊。科尔曼指出：某些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波茨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可见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利用社会资本的积极效果时，也应关注其消极的一面。
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及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一）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
中小企业一般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市场和技术上的竞争力，在具有高成长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中小企业的上述组织和经营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具有不同于大企业的一些特殊性。
1. 信息成本高和规模不经济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动因。从理论上看，银行信贷的价值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长期客户关系。对于平均生存周期短、缺乏既往信贷记录的民营中小企业，商业银行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即为客户建立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可能成为沉没成本。中小企业经营的透明程度低，缺乏相应的抵押担保，也缺乏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报表体系，从而大大增加了银行获取企业经营信息的成本，导致资本市场在设置进入壁垒时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民营部门迅猛发展的同时，民营部门（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所获得国家信用体系的支持与民营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极不相称的。
2. 中小企业家族性经营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自我融资以及熟识圈子。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发现88%的企业为家族化管理。小企业主并不是按照传统的以最优资本结构为目标的方式融资，而是倾向于那些能将企业控制权干预程度最小化的融资方式。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低，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要优于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另一方面，家族关系和朋友关系将使企业主所关心的控制权不会被稀释。这些特点使得自我融资和熟识圈子的资金成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3.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信息的生产和传递主要依赖私人方式。中小企业的经营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正规金融中介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的小规模需求会发生“规模不经济”。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私人方式，使信息更具隐蔽性和真实性，有利于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数据显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增长之谜，即低水平的金融体系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同时并存。樊纲（2000）的研究表明，占用着70%左右银行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率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7]。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然而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却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体经济结构极不对称，成为现有金融与增长方面文献的一个反例。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的存量规模很大，比如浙江省2005年民间资本的保守统计量为8 300亿元，温州和台州两地的民间资本已达5 000亿元左右，在趋利动机下，巨大的民间资金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跨时私人契约和非匿名的制度安排，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优点体现在提供隐含保险、信任替代实物抵押、社会性约束与自律相结合的履约机制、重复交易等，借款合同的有效执行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体系，而是依靠当地的某种社会机制和自律机制，从而形成一个连续性激励约束相容的契约安排（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关联博弈）。在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郭斌、刘曼璐对温州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融资主要来源为企业主的自有资金、亲友入股、借贷（包括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8]。世界银行金融与私营部门课题组（2008）对2 400家中国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真切地反映了企业融资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1显示，在这些样本中，只有相对很小比例的企业能获得来自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企业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渠道筹资。
三、社会资本作用于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过程及机理
（一）社会资本替代抵押品，促进了金融契约的有效执行
Biggart和Castanias（2001）把社会资本引入经济金融交易的分析之中。他们认为：在经济交易中，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到抵押品的作用，使得经济交易按照各方达成的协议来实现。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一方面可能是自由交换的障碍，另一方面还可以是经济活动的媒介和催化剂[9]。他们甚至把社会关系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称为“抵押品化的社会关系”，突出了社会资本作为经济担保形式的角色。一笔交易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力，而且依赖于授信者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从非正规金融的供给看，主要依赖的是亲朋好友的所谓“熟识圈子”的资金，人们对熟人的信任度往往高于陌生人。这种建立在人缘、地缘、血缘、业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构成了非正规金融交易中重要的资源。借贷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事实上也是一种担保。它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加强了对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因此，表面上看非正规金融契约一般没有抵押品，实质是这种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起到了抵押品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作用于特定的“公民参与网络”，能通过人格化交易来减少风险
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来源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功能。帕特南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种“公民参与网络”（civic engagement network），这里的“参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参加（participation），它主要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建立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时主要依赖的是基于特定“公民参与网络”所形成的各种“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能很好地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郭斌、刘曼璐（2002）对温州地区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调查发现，温州的地下钱庄大多集中在乡镇，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其势力范围一般在二公里以内，这样对借款者情况熟悉，便于控制风险。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非正规金融通过社区大量的重复性博弈，使得其交易呈现典型的人格化特点，价值认同减少了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成本，并以社会习惯性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共同意识形态构成的非正式制度自动地提供了人们行为选择的硬约束、正向激励效应和稳定性预期，减少了机会主义负激励效应，提升了不完备契约的自我执行能力，使得“圈内人”能通过信誉机制分享合作剩余。
（三）社会资本体现了互惠期望，使借贷双方能获得情感性回报
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可以使网络中的相关个体受益，实现互惠互利。靠情感支配的借贷活动，实际也体现了一种互惠原则。基于较强的情感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借贷协议，熟人之间的资金借贷也能起到增进双方情感和信任的作用，贷方将资金借出时体现了对借方情感上的重视，使得借方在贷方需要某种资源时也会及时给予帮助，这就增加了借贷双方的联系强度。借贷双方的互助行为，尤其是贷方，会受到本圈层人群的更多尊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内部人的圈子时，资金提供者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为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甚至还会追加投资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见，在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行中，情感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社会资本具有嵌入性，通过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加强了契约的稳固性
格拉诺维特的“社会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者的“社会网络”中，参与者不仅参与交易域的经济博弈，而且还参与社会交换域中的重复的社区博弈。一次博弈中的不合作行为，在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条件下可以得到合作解，实现签约效率。这依赖于信息传递机制的有效运作，以及惩罚机制的可置信性（贾生华、吴波，2004）[10]。由于地理接近性或产业专业化等原因，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企业之间往往也存在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罗丹阳、殷兴山，2006）[11]。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从中国非正规金融交易的情况来看，借贷双方除了信贷交易外，往往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商品购销、劳务、技术服务等广泛而复杂的合作和交易关系，这种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会成为一种无形（隐性）的担保。特别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交易双方，在资金交易中如果出现违约，其违约信息会迅速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展开来，这样会影响借方的声誉，从而使其遭受其他方面的损失。这种约束机制就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部分地解决了合约执行问题。
四、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表现为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信任边界不断扩展
格拉诺维特认为关系力量是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和交互服务的线性复合体。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主要在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而弱关系主要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中国存在于民间的乡土社会网络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网络社会成员具有较紧密的关系，核心人物同其他社会网络成员在很多社会特征方面具有相似性。在非正式制度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由于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博弈和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使得非正规金融的博弈主体具有道德约束，金融契约具有自我执行的内在机制。但由于同质的、强关系的人群之间难以提供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资源集合，因此随着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结构网络也在发生变化，表现为强关系数量减少和弱关系数量增加。
与之相伴随的是信任边界的变化，马克思·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教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⑤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人员流动性的增强，特殊信任主义向一般信任主义演变，企业的信任边界也随之不断向外扩展，逐渐出现由血缘、地缘关系向商缘、友谊关系等方向扩展，社会资本结构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转化⑥。
（二）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推动非正规金融由“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
随着社会结构网络的变迁，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社会性功能逐渐减弱，而经济性功能逐渐增强。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点，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只能局限在一个特殊信任系统的狭小圈子内进行。由于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甄别能力强，非正规金融契约的执行常常依赖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其边际贷款成本呈下降趋势。然而，一旦交易超过特殊信任系统的范围，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这种民间信用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断被突破，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基于声誉机制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和关联博弈就会失去约束力，民间信用便沦为一次性博弈。随着信任边界的不断扩展，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减弱，势必要求它具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员工，这些都增加了成本，从而其边际贷款成本呈先降后升的“U”型。金融行业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扩大分摊，从而难以实现规模优势。
可见，超出一定的人际地域范围后，非正规金融的某些优势也是制约其扩展的劣势，因此，正规金融的产生和扩张是必然的（林毅夫、孙希芳，2005）[12]。这样，非正规金融会逐渐从人格化交易的“关系型融资”向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型融资”发展，以至逐渐纳入到现代主流金融体系中来。图2显示，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和非正式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相匹配的。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信任边界不断扩展，带来了非正规金融由“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具体表现为：由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过渡到有息的民间借贷再发展到有组织的民营金融。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一般多发生在市场化程度较低，人格化交易强，社区信任资本存量较高的欠发达地区。按照张杰（2001）的观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面子成本”也会上升，利息具有赎回和节约“面子成本”的性质[13]。因此传统的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也会向有息的方向发展，有息的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具备一定的商品经济观念、经济交往的人格化有所减弱的社区，发生于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较外层次的主体之间。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交往的人格化倾向减弱、市场经济平等和法治准则深入人心的社会环境相联系。
五、结论
1. 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与中小企业的特质紧密结合。由于中小企业多为家族化管理，加上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抵押和担保等，决定了中小企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对借款人的甄别主要依赖的是各种“软信息”，从而具有信息优势、担保优势以及交易成本优势，这些优势使得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更直接的自发激励机制。
2. 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得非正规金融的利率并不能完全体现资金的使用价值，而是隐含着借贷双方的义务与期望。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借贷双方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种效用最大化体现为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企业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长期的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过程中结成的关系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借贷双方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需求者同时也是经营者遇到暂时的经营困难时，借贷双方能就贷款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方式进行创新和变通，甚至贷款者还会追加投入，以帮助经营者度过难关。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以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
3. 应该辩证地看待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帕瑟·达斯古柏塔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私人物品，不过充满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外部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经济联系具有广泛性和有效性，以特殊信任主义为取向的关系网节约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时，能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保护的战略网络组织。然而企业在成长壮大过程中，如果还是无法突破原有的小群体内的信任，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会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在面临风险时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此时这种社会资本又会成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尤其是面临全球市场竞争压力时，难有较好的经济绩效，这也正是小企业难以成长为大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包亚明：《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4（1988），95-120.
③【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转引自：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第135-144页。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⑤【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9页。
⑥韦伯将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和一般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而建立在正式制度和组织基础上的信任称为一般信任。特殊信任重视道德信仰支配下的自觉遵守，而一般信任重视制度强制性约束。
参考文献：
［1］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地下金融已近一万亿元之巨，东北成为新灾区［N］.中国新闻周刊，2005-01-20.
［2］佚名.中国民间金融规模近9000亿［EB/OL］.http://www.shbiz.com.cn，2005-01-04.
［3］钱小安.金融民营化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兼论发展民营金融的定位与对策［J］.金融研究，2003，（2）：1-11.
［4］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从民间借贷到民营金融：产业组织与交易规则［J］.金融研究，2002，（10）：101-109.
［5］林南.构建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J］.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2002，（2）：18-37.
［6］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7］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J］.经济研究，2000，（1）：11-21.
［8］郭斌，刘曼璐.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40-46.
［9］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P. Castanias， Collateralized Relations: The Social in Economic Calcul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01， 60（2）.
［10］贾生华，吴波.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J］.南开经济研究，2004，（6）：16-20.
［11］罗丹阳，殷兴山.民营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研究［J］.金融研究，2006，（4）：142-150.
［1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35-44.
［13］张杰.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管理世界，2001，（5）：90-100.
责任编辑：秦学诗
责任校对：武玲玲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alysis on SMEs' Informal Finance
Luo Jianhua1, Huang Ling1，2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Informal finan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SMEs' financ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ocial capital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economic transactions in private contractu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apital, the informal finance becomes the SMEs' voluntary decision-making in a certain extent. The dynamic change of social capital promotes non-formal finance changing from "relational financing" to contract financing,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siderate dialec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non-formal finance.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formal finance; social capital; trust networks
关键词：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信任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40-06
非正规金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金融交易和信用部门，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之外，具有“跨时私人契约性质”。大量资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金融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已经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金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长期以来，中国非正规金融一直处于压制状态，但其规模仍然相当巨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测算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在7 400亿元～8 300亿元之间[1]。花旗银行（2004）估计中国非正规资本市场规模大约为9 000亿元，近2004年GDP的6.5%[2]。钱小安（2003）估计全国的民间资金大约有3万亿元左右[3]。尽管非正规金融不具有完备的金融契约形式，然而却保持了较低的违约率。人民银行广州支行课题组（2002）对辖区内的10个地区开展了民间借贷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民间金融借款的回收率普遍比较高，被调查地区民间金融借款回收率在80%以上的有两个地区，70%～79%的有三个地区，60%～69%的有一个地区，60%以下的只有一个地区，远远高于同一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回收率[4]。那么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保持如此低的违约率呢？关键在于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约束力，而这种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以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存在。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和创造的，能够与中小企业业绩不稳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质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这些成长中的弱质特征。
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动的，资金供给者如何有效解决融资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本文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作用于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过程和机理以及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对中小企业中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概念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其定义仍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社会资本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首次提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或多或少将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个成员①。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中，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②。帕特南（Putnan，1992）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著作中，将社会资本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民主治理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益③。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1）将社会资本由社会组织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伦理（美德）在内的精神文化层面，他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们在特定组织或社群中基于共同目标而进行社会合作的能力”④。综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指基于信任、互惠、规范、价值、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它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1.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在经济交易中，信任有充当抵押品的作用。在创造价值的制度环境里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任何技术、使用价值能够转化为经济利润。科尔曼认为：任何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信任能增强企业活动的信息流动，建立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2. 社会资本作用于特定的“公民参与网络”，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基于特殊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使其具有一定的“专用性”，费孝通（1985）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人们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来定义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对“圈内人”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圈外人”。
3. 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互惠性。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物质资本随着使用的增加其价值不断消耗，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促使其存量上升，社会资本会因为不使用而变得减少甚至枯竭。社会资本在使用上具有互惠性和外部性特征，林南（2002）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回报：工具性行动回报和情感性行动回报[5]。工具性行动回报是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而情感性行动回报是维持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身体健康、生理健康和生活满意等。
4. 社会资本具有嵌入性（embeddedness）。博兰尼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格拉诺维特（1985）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人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可以有效地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6]。
5. 社会资本有利有弊。科尔曼指出：某些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波茨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可见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利用社会资本的积极效果时，也应关注其消极的一面。
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及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一）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
中小企业一般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市场和技术上的竞争力，在具有高成长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中小企业的上述组织和经营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具有不同于大企业的一些特殊性。
1. 信息成本高和规模不经济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动因。从理论上看，银行信贷的价值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长期客户关系。对于平均生存周期短、缺乏既往信贷记录的民营中小企业，商业银行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即为客户建立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可能成为沉没成本。中小企业经营的透明程度低，缺乏相应的抵押担保，也缺乏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报表体系，从而大大增加了银行获取企业经营信息的成本，导致资本市场在设置进入壁垒时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民营部门迅猛发展的同时，民营部门（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所获得国家信用体系的支持与民营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极不相称的。
2. 中小企业家族性经营的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自我融资以及熟识圈子。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发现88%的企业为家族化管理。小企业主并不是按照传统的以最优资本结构为目标的方式融资，而是倾向于那些能将企业控制权干预程度最小化的融资方式。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低，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要优于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另一方面，家族关系和朋友关系将使企业主所关心的控制权不会被稀释。这些特点使得自我融资和熟识圈子的资金成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3.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信息的生产和传递主要依赖私人方式。中小企业的经营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资金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正规金融中介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的小规模需求会发生“规模不经济”。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私人方式，使信息更具隐蔽性和真实性，有利于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数据显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增长之谜，即低水平的金融体系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同时并存。樊纲（2000）的研究表明，占用着70%左右银行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率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7]。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然而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却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体经济结构极不对称，成为现有金融与增长方面文献的一个反例。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的存量规模很大，比如浙江省2005年民间资本的保守统计量为8 300亿元，温州和台州两地的民间资本已达5 000亿元左右，在趋利动机下，巨大的民间资金构成了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跨时私人契约和非匿名的制度安排，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优点体现在提供隐含保险、信任替代实物抵押、社会性约束与自律相结合的履约机制、重复交易等，借款合同的有效执行主要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体系，而是依靠当地的某种社会机制和自律机制，从而形成一个连续性激励约束相容的契约安排（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关联博弈）。在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郭斌、刘曼璐对温州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融资主要来源为企业主的自有资金、亲友入股、借贷（包括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8]。世界银行金融与私营部门课题组（2008）对2 400家中国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真切地反映了企业融资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1显示，在这些样本中，只有相对很小比例的企业能获得来自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企业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渠道筹资。
三、社会资本作用于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过程及机理
（一）社会资本替代抵押品，促进了金融契约的有效执行
Biggart和Castanias（2001）把社会资本引入经济金融交易的分析之中。他们认为：在经济交易中，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到抵押品的作用，使得经济交易按照各方达成的协议来实现。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一方面可能是自由交换的障碍，另一方面还可以是经济活动的媒介和催化剂[9]。他们甚至把社会关系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称为“抵押品化的社会关系”，突出了社会资本作为经济担保形式的角色。一笔交易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力，而且依赖于授信者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从非正规金融的供给看，主要依赖的是亲朋好友的所谓“熟识圈子”的资金，人们对熟人的信任度往往高于陌生人。这种建立在人缘、地缘、血缘、业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构成了非正规金融交易中重要的资源。借贷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事实上也是一种担保。它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加强了对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因此，表面上看非正规金融契约一般没有抵押品，实质是这种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起到了抵押品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作用于特定的“公民参与网络”，能通过人格化交易来减少风险
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来源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功能。帕特南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种“公民参与网络”（civic engagement network），这里的“参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参加（participation），它主要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建立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时主要依赖的是基于特定“公民参与网络”所形成的各种“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能很好地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郭斌、刘曼璐（2002）对温州地区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调查发现，温州的地下钱庄大多集中在乡镇，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其势力范围一般在二公里以内，这样对借款者情况熟悉，便于控制风险。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非正规金融通过社区大量的重复性博弈，使得其交易呈现典型的人格化特点，价值认同减少了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成本，并以社会习惯性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共同意识形态构成的非正式制度自动地提供了人们行为选择的硬约束、正向激励效应和稳定性预期，减少了机会主义负激励效应，提升了不完备契约的自我执行能力，使得“圈内人”能通过信誉机制分享合作剩余。
（三）社会资本体现了互惠期望，使借贷双方能获得情感性回报
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可以使网络中的相关个体受益，实现互惠互利。靠情感支配的借贷活动，实际也体现了一种互惠原则。基于较强的情感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借贷协议，熟人之间的资金借贷也能起到增进双方情感和信任的作用，贷方将资金借出时体现了对借方情感上的重视，使得借方在贷方需要某种资源时也会及时给予帮助，这就增加了借贷双方的联系强度。借贷双方的互助行为，尤其是贷方，会受到本圈层人群的更多尊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内部人的圈子时，资金提供者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为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甚至还会追加投资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见，在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行中，情感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社会资本具有嵌入性，通过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加强了契约的稳固性
格拉诺维特的“社会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嵌入在参与者的“社会网络”中，参与者不仅参与交易域的经济博弈，而且还参与社会交换域中的重复的社区博弈。一次博弈中的不合作行为，在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条件下可以得到合作解，实现签约效率。这依赖于信息传递机制的有效运作，以及惩罚机制的可置信性（贾生华、吴波，2004）[10]。由于地理接近性或产业专业化等原因，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企业之间往往也存在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罗丹阳、殷兴山，2006）[11]。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从中国非正规金融交易的情况来看，借贷双方除了信贷交易外，往往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商品购销、劳务、技术服务等广泛而复杂的合作和交易关系，这种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会成为一种无形（隐性）的担保。特别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交易双方，在资金交易中如果出现违约，其违约信息会迅速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展开来，这样会影响借方的声誉，从而使其遭受其他方面的损失。这种约束机制就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部分地解决了合约执行问题。
四、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表现为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信任边界不断扩展
格拉诺维特认为关系力量是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和交互服务的线性复合体。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主要在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而弱关系主要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中国存在于民间的乡土社会网络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网络社会成员具有较紧密的关系，核心人物同其他社会网络成员在很多社会特征方面具有相似性。在非正式制度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由于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博弈和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使得非正规金融的博弈主体具有道德约束，金融契约具有自我执行的内在机制。但由于同质的、强关系的人群之间难以提供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资源集合，因此随着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结构网络也在发生变化，表现为强关系数量减少和弱关系数量增加。
与之相伴随的是信任边界的变化，马克思·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教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⑤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人员流动性的增强，特殊信任主义向一般信任主义演变，企业的信任边界也随之不断向外扩展，逐渐出现由血缘、地缘关系向商缘、友谊关系等方向扩展，社会资本结构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转化⑥。
（二）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推动非正规金融由“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
随着社会结构网络的变迁，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社会性功能逐渐减弱，而经济性功能逐渐增强。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点，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只能局限在一个特殊信任系统的狭小圈子内进行。由于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甄别能力强，非正规金融契约的执行常常依赖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其边际贷款成本呈下降趋势。然而，一旦交易超过特殊信任系统的范围，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这种民间信用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断被突破，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基于声誉机制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和关联博弈就会失去约束力，民间信用便沦为一次性博弈。随着信任边界的不断扩展，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减弱，势必要求它具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员工，这些都增加了成本，从而其边际贷款成本呈先降后升的“U”型。金融行业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扩大分摊，从而难以实现规模优势。
可见，超出一定的人际地域范围后，非正规金融的某些优势也是制约其扩展的劣势，因此，正规金融的产生和扩张是必然的（林毅夫、孙希芳，2005）[12]。这样，非正规金融会逐渐从人格化交易的“关系型融资”向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型融资”发展，以至逐渐纳入到现代主流金融体系中来。图2显示，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和非正式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相匹配的。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强关系数量减少，弱关系数量增加，信任边界不断扩展，带来了非正规金融由“关系型融资”向“契约型融资”转变，具体表现为：由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过渡到有息的民间借贷再发展到有组织的民营金融。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一般多发生在市场化程度较低，人格化交易强，社区信任资本存量较高的欠发达地区。按照张杰（2001）的观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面子成本”也会上升，利息具有赎回和节约“面子成本”的性质[13]。因此传统的无息互助性的民间借贷也会向有息的方向发展，有息的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具备一定的商品经济观念、经济交往的人格化有所减弱的社区，发生于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较外层次的主体之间。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交往的人格化倾向减弱、市场经济平等和法治准则深入人心的社会环境相联系。
五、结论
1. 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与中小企业的特质紧密结合。由于中小企业多为家族化管理，加上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抵押和担保等，决定了中小企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对借款人的甄别主要依赖的是各种“软信息”，从而具有信息优势、担保优势以及交易成本优势，这些优势使得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更直接的自发激励机制。
2. 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得非正规金融的利率并不能完全体现资金的使用价值，而是隐含着借贷双方的义务与期望。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借贷双方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种效用最大化体现为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企业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长期的重复博弈和关联博弈过程中结成的关系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借贷双方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需求者同时也是经营者遇到暂时的经营困难时，借贷双方能就贷款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方式进行创新和变通，甚至贷款者还会追加投入，以帮助经营者度过难关。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以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
3. 应该辩证地看待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帕瑟·达斯古柏塔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私人物品，不过充满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外部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经济联系具有广泛性和有效性，以特殊信任主义为取向的关系网节约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时，能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保护的战略网络组织。然而企业在成长壮大过程中，如果还是无法突破原有的小群体内的信任，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会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在面临风险时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此时这种社会资本又会成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尤其是面临全球市场竞争压力时，难有较好的经济绩效，这也正是小企业难以成长为大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包亚明：《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4（1988），95-120.
③【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转引自：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第135-144页。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⑤【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9页。
⑥韦伯将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和一般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而建立在正式制度和组织基础上的信任称为一般信任。特殊信任重视道德信仰支配下的自觉遵守，而一般信任重视制度强制性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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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7］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J］.经济研究，2000，（1）：11-21.
［8］郭斌，刘曼璐.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40-46.
［9］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P. Castanias， Collateralized Relations: The Social in Economic Calcul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01， 60（2）.
［10］贾生华，吴波.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J］.南开经济研究，2004，（6）：16-20.
［11］罗丹阳，殷兴山.民营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研究［J］.金融研究，2006，（4）：142-150.
［1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35-44.
［13］张杰.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管理世界，2001，（5）：90-100.
责任编辑：秦学诗
责任校对：武玲玲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alysis on SMEs' Informal Finance
Luo Jianhua1, Huang Ling1，2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Informal finan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SMEs' financ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ocial capital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economic transactions in private contractu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apital, the informal finance becomes the SMEs' voluntary decision-making in a certain extent. The dynamic change of social capital promotes non-formal finance changing from "relational financing" to contract financing,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siderate dialec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non-formal finance.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formal finance; social capital; trust net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