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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小说中不仅有冲淡与和谐，也有淡淡的悲哀，这一悲哀在汪曾祺小说中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身上，它来自汪曾祺的经历以及他悲天悯人的气质。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 日常生活； 淡淡的悲哀
汪曾祺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其短篇小说风格独特，人们对汪曾祺小说的美学气质、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都有十分相似的评价“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这样使得汪曾祺成为了文学史上最没有争议的作家。
这些共同的评价，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汪曾祺的整体认识，同时这些共识又限制了人们对汪曾祺进一步以及多样化的认识。汪曾祺强调自己写《天鹅之死》是“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的”，同时他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1]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小说中不仅仅充满和谐、清雅的美，而且也充满着悲剧意识，而这种悲剧意识经过他的艺术手法的加工，最后留下的是淡淡的悲哀。本文拟从汪曾祺具体作品出发，来发现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一、平民日常生活中的悲哀
儒家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使汪曾祺将他的目光投向了茫茫尘世中的芸芸众生，更多地去关注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的命运。出没在街头巷尾的市井人物，安分守己、收入微薄但差可糊口的民间生意人，靠一技之长安身立命的传统的手艺人，都是作者抒发日常生活的悲剧比较重要的书写对象，汪曾祺曾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有一篇汪曾祺早年创作的作品《职业》可能很少受到读者的关注，小说的内容写的是一个年龄在十一二岁卖椒盐饼子的街头男童，终年在集市上叫卖，终于有一天不用上班，模仿别人学自己叫卖时的腔调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着洋号”，辛酸得欲使人怆然而涕下。常年的无趣、劳苦、无聊就在这一声叫喊中释放了出来，这个从小就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享受不到正常家庭的温暖和孩子应有的天真童趣的男童，终于在这每天都为了生计必须喊的叫卖声中，做回了应有的自我，因为这一次的叫卖声，不再是为了叫卖。这个卖椒盐饼子的小男孩，在这尽情释放自己的刹那，肯定是神采飞扬的，天地也会因这一声不为叫卖的叫卖声而霎时开阔起来。然而这种释放、这种开阔，这种飞扬，这种饱满，这种充合，毕竟是短暂的，第二天这个孩子也许，不，是肯定，就要重新站在街头叫卖，当然，是为了叫卖而喊的叫卖。
对“职业”的关注和书写是汪曾祺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他写了许多身怀“绝活”的民间手艺人，然而这些“绝活”展示的不仅是手艺人技艺魅力和生活方式，还多与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相联系。陈小手凭着一手接生的绝活“活人多矣”，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手绝活被嗜血成性的团长残忍地无辜杀害。陈四常年深陷在平静、卑琐的瓦匠生活之中，只在每年一次的迎神赛会上以出神入化的高跷表演体会到人生的辉煌，而那个体制的头面人物乔三爷一个巴掌就将他的辉煌打的粉碎，从此他告别了这种充满仪式感和艺术气息的表演，生活又进入漫长的黑暗和卑琐之中。
生的艰辛与痛苦使人们笃信命运，而命运作为一种空泛的指代物是无法琢磨、难以把握的，所以必须寄寓于现实的具体可感的物象之中，汪曾祺的小说《异秉》就是在对普通的下层人民对“异秉”的迷信的带有苦味的嘲谑中完成了对命运、人生的思索。《异秉》一文中，王二是一个熏烧铺子的主人，这个勤勉谨慎卑微的小生意人，由于抓住时机经营有方，生意日益红火，有些“发了”的情景。于是有人恭维王二之所以能够这几年时来运转，肯定是由于他天生“异秉”，王二在诚惶诚恐将信将疑之中说除了自己每次解手时总是大小解分清先解小手后解大手的不同常人的“异秉”。结尾陶、陈二人蹲在厕所里对王二滑稽的刻意模仿一则是愚昧无知，二则反映了二人穷途末路时渴望摆脱现状的迫切心情。对于小市民在严谨刻板的生活中形成的猥琐的精神世界，以及弱小者不得不乞助于命运的绝望心理，作者只是在结尾不露声色地微微有些嘲讽之意，然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这曲温和的生存哀歌背后对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心酸和悲怆。“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真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 [2]这是一个有着深沉的仁者情怀的老作家的肺腑之言。
二、冲淡之中有悲哀的原因
市民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一个不活跃的阶层，往往是封闭的保守的，缺乏冒险、探索，特别是缺乏叛逆精神，现代市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历史上的小市民有一定的继承性。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财力有限，辛苦劳碌，差堪温饱，为生存而挣扎的艰辛和痛苦，使他们不思反抗也无暇反抗，他们大都是“当了一辈子的顺民”。他们既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又是时代的负累。这些人的思维是属于浅思维型的，他们只能想怎样活着，而想不到人为什么活着，他们的思想很难或者说基本上不可能上升到深奥的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他们是庸俗的，所谓“市俗”，“市”和“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事往往是可笑的，汪曾祺的很多以市井人物为核心的小说表面上都带有喜剧性，常常不经意的涂抹一些“游戏笔墨”，有谐谑，但不尖刻；有嘲讽，但比较温和。在汪曾祺描写市民的一些小说中，在貌似轻松幽默的文字背后，实际上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痛。“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3]
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身上往往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尤其是在一些以他的故乡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品中，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以社会批判为主导的乡土文学传统，具有内在的批判性和深刻的悲剧性。贫穷的打渔人在困顿的生活中近于麻木的性格，在令人压抑的沉默中丰厚起来（《故乡人打鱼的》）；《岁寒三友》中小商人王瘦吾与陶虎臣从中兴到没落的命运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三个好友相濡以沫的友情虽然给寒冬送来了些许温暖，但终究遮掩不住整篇文章透露出来的阵阵“岁寒”。李三（《故里杂记李三》）的形象在喜剧的形式中，包容了浓重的悲剧内涵。这个委琐的形象，有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但比阿Q更可憎，他滑稽的生活，毫无自尊的苟且性格与周围愚昧贫穷的气氛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病态社会的风俗画。汪曾祺对小市民生活的弱点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上升阶级的市民，作者往往更多地是善意的嘲弄和讽刺。
汪曾祺是跨越现代、当代的作家。他一生命途多舛，经历了中国几乎大大小小的运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淡悲哀，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同时也是他悲天悯人的个性的体现。一个艺术家担当世界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对人性的苦难与世界的灭亡作温情的抚慰、悲悯的哀吟、绝望的抗议。[4]（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M]，1998年8月第1版，第245页
[2]汪曾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丛）序》，《汪曾棋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3]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汪曾棋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4]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7（5）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 日常生活； 淡淡的悲哀
汪曾祺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其短篇小说风格独特，人们对汪曾祺小说的美学气质、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都有十分相似的评价“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这样使得汪曾祺成为了文学史上最没有争议的作家。
这些共同的评价，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汪曾祺的整体认识，同时这些共识又限制了人们对汪曾祺进一步以及多样化的认识。汪曾祺强调自己写《天鹅之死》是“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的”，同时他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1]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小说中不仅仅充满和谐、清雅的美，而且也充满着悲剧意识，而这种悲剧意识经过他的艺术手法的加工，最后留下的是淡淡的悲哀。本文拟从汪曾祺具体作品出发，来发现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一、平民日常生活中的悲哀
儒家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使汪曾祺将他的目光投向了茫茫尘世中的芸芸众生，更多地去关注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的命运。出没在街头巷尾的市井人物，安分守己、收入微薄但差可糊口的民间生意人，靠一技之长安身立命的传统的手艺人，都是作者抒发日常生活的悲剧比较重要的书写对象，汪曾祺曾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有一篇汪曾祺早年创作的作品《职业》可能很少受到读者的关注，小说的内容写的是一个年龄在十一二岁卖椒盐饼子的街头男童，终年在集市上叫卖，终于有一天不用上班，模仿别人学自己叫卖时的腔调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着洋号”，辛酸得欲使人怆然而涕下。常年的无趣、劳苦、无聊就在这一声叫喊中释放了出来，这个从小就要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享受不到正常家庭的温暖和孩子应有的天真童趣的男童，终于在这每天都为了生计必须喊的叫卖声中，做回了应有的自我，因为这一次的叫卖声，不再是为了叫卖。这个卖椒盐饼子的小男孩，在这尽情释放自己的刹那，肯定是神采飞扬的，天地也会因这一声不为叫卖的叫卖声而霎时开阔起来。然而这种释放、这种开阔，这种飞扬，这种饱满，这种充合，毕竟是短暂的，第二天这个孩子也许，不，是肯定，就要重新站在街头叫卖，当然，是为了叫卖而喊的叫卖。
对“职业”的关注和书写是汪曾祺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他写了许多身怀“绝活”的民间手艺人，然而这些“绝活”展示的不仅是手艺人技艺魅力和生活方式，还多与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相联系。陈小手凭着一手接生的绝活“活人多矣”，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手绝活被嗜血成性的团长残忍地无辜杀害。陈四常年深陷在平静、卑琐的瓦匠生活之中，只在每年一次的迎神赛会上以出神入化的高跷表演体会到人生的辉煌，而那个体制的头面人物乔三爷一个巴掌就将他的辉煌打的粉碎，从此他告别了这种充满仪式感和艺术气息的表演，生活又进入漫长的黑暗和卑琐之中。
生的艰辛与痛苦使人们笃信命运，而命运作为一种空泛的指代物是无法琢磨、难以把握的，所以必须寄寓于现实的具体可感的物象之中，汪曾祺的小说《异秉》就是在对普通的下层人民对“异秉”的迷信的带有苦味的嘲谑中完成了对命运、人生的思索。《异秉》一文中，王二是一个熏烧铺子的主人，这个勤勉谨慎卑微的小生意人，由于抓住时机经营有方，生意日益红火，有些“发了”的情景。于是有人恭维王二之所以能够这几年时来运转，肯定是由于他天生“异秉”，王二在诚惶诚恐将信将疑之中说除了自己每次解手时总是大小解分清先解小手后解大手的不同常人的“异秉”。结尾陶、陈二人蹲在厕所里对王二滑稽的刻意模仿一则是愚昧无知，二则反映了二人穷途末路时渴望摆脱现状的迫切心情。对于小市民在严谨刻板的生活中形成的猥琐的精神世界，以及弱小者不得不乞助于命运的绝望心理，作者只是在结尾不露声色地微微有些嘲讽之意，然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这曲温和的生存哀歌背后对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心酸和悲怆。“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真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 [2]这是一个有着深沉的仁者情怀的老作家的肺腑之言。
二、冲淡之中有悲哀的原因
市民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一个不活跃的阶层，往往是封闭的保守的，缺乏冒险、探索，特别是缺乏叛逆精神，现代市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历史上的小市民有一定的继承性。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财力有限，辛苦劳碌，差堪温饱，为生存而挣扎的艰辛和痛苦，使他们不思反抗也无暇反抗，他们大都是“当了一辈子的顺民”。他们既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又是时代的负累。这些人的思维是属于浅思维型的，他们只能想怎样活着，而想不到人为什么活着，他们的思想很难或者说基本上不可能上升到深奥的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他们是庸俗的，所谓“市俗”，“市”和“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事往往是可笑的，汪曾祺的很多以市井人物为核心的小说表面上都带有喜剧性，常常不经意的涂抹一些“游戏笔墨”，有谐谑，但不尖刻；有嘲讽，但比较温和。在汪曾祺描写市民的一些小说中，在貌似轻松幽默的文字背后，实际上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痛。“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3]
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身上往往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尤其是在一些以他的故乡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品中，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以社会批判为主导的乡土文学传统，具有内在的批判性和深刻的悲剧性。贫穷的打渔人在困顿的生活中近于麻木的性格，在令人压抑的沉默中丰厚起来（《故乡人打鱼的》）；《岁寒三友》中小商人王瘦吾与陶虎臣从中兴到没落的命运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三个好友相濡以沫的友情虽然给寒冬送来了些许温暖，但终究遮掩不住整篇文章透露出来的阵阵“岁寒”。李三（《故里杂记李三》）的形象在喜剧的形式中，包容了浓重的悲剧内涵。这个委琐的形象，有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但比阿Q更可憎，他滑稽的生活，毫无自尊的苟且性格与周围愚昧贫穷的气氛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病态社会的风俗画。汪曾祺对小市民生活的弱点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上升阶级的市民，作者往往更多地是善意的嘲弄和讽刺。
汪曾祺是跨越现代、当代的作家。他一生命途多舛，经历了中国几乎大大小小的运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淡悲哀，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同时也是他悲天悯人的个性的体现。一个艺术家担当世界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对人性的苦难与世界的灭亡作温情的抚慰、悲悯的哀吟、绝望的抗议。[4]（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M]，1998年8月第1版，第245页
[2]汪曾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丛）序》，《汪曾棋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3]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汪曾棋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4]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