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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在2014年9月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当今，大学的课程设置基本上还是“桌餐制”，一个专业吃“一桌饭”，开设大致相同的课程，培养大致相同的人才。“桌餐制”的优点是保证了专业规格，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不足之处，是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专业对口”逐渐成为过去的时代，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快速提上了大学的日程。大学教育的“桌餐制”应尽快向“套餐制”发展。餐前冷盘、主菜、餐后甜点、饮品之类，可以多一些选择，既保证专业课程的基本要求，还要尽量加大选修课的比重。当然最理想的是“自助餐制”，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选课，根据自己的生涯规划选课。不仅选修本院系的课，也可以选修其他院系的课、其他学校的课、网络上的课，甚至可以选修国外的课程。这样，学生入学时虽然学识能力相近，毕业时却是万紫千红。
由“桌餐”到“套餐”，再到学生自主学习的“自助餐”，最需要教育观念大转变，需要真正的学分制，需要实现人的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应试教育、就业教育。教育观念的转变，不仅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者的观念要转变，学生和家长的观念要转变，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也必须转变。立德树人，不辱使命。大学要有大学精神，大学生应有高远追求。这大学精神，这高远追求，就是要用学术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造福人民、造福人类。
大学生自主选宿舍事关教育公平
冰启在2014年9月1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学生与学生宿舍的关系，本质是租客和房东的关系，因此租客可以选择宿舍。但一直以来，我国大学宿舍是由校方安排的，学生有意见也没办法；有的学校还把宿舍作为公共领域，不尊重学生隐私，限定学生在宿舍里的自由活动。而在校方安排宿舍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不公平，比如研究生宿舍安排，本校本科毕业学生就可“近水楼台先得月”。
扩大学生选择权，学校办学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学生住宿方面，大学还应该允许学生自主到外租房，尤其对研究生而言，租房可扩大住宿选择。另外，在学校专业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等方面，都应该扩大学生选择权，应创造条件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老师，实行完全学分制教学与管理。
相对于由校方安排来说，学生选择，会增加学校的管理工作量，但是，这可促进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这折射出学校的办学理念，“究竟服务学生，还是管理学生”“是要求学生服从安排，还是注重学生的真情实感”，强调学生对学校服务的满意度。
当然，给学生宿舍选择权并不能完全解决学生对住宿和舍友的满意度问题。在宿舍硬件方面，需要学校完善服务设施，让学生在宿舍里能更方便地学习生活。在宿舍生活和同宿舍同学关系方面，需要学校推进学生自治，同时为同学配备导师，指导他们在宿舍社区的生活，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业和人生发展。做好学生的寄宿教育，我国大学还任重道远。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要接地气
支振锋在2014年9月2日《环球时报》撰文指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仍然十分重要的今天，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应有之义。高校是产生新知和思想的母机，是思想交流和观点交锋的舞台。影响了这群思想的“母机”，就能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所以，对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样的重要大学而言，再怎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都不为过。
打铁还要自身硬，高校党委作为校园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者，如果要能向知识分子讲清楚，那么首先要自己想明白。经典要熟、道理要会，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真正理解当今时代的中国，理解国家的发展和困难、成就与失误。这样，才能在做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新中国6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更不要怕知识分子在国外待久了。事实上，有过长期海外经历的人，如果能够独立思考，会更容易理解和体会祖国发展的不易，更愿意为国家贡献智慧。正确方式是，用符合高校特点和学术规律的方式来引导知识分子，鼓励他们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从而创新理论。对于高校知识分子而言，意识形态的竞争主要还是理论的竞争。理论也是竞争力，如果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有一套有解释力的理论，意识形态工作也会更好做。
最重要的还在于，学校进行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与知识分子打成一片，要真正接地气。
由“桌餐”到“套餐”，再到学生自主学习的“自助餐”，最需要教育观念大转变，需要真正的学分制，需要实现人的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应试教育、就业教育。教育观念的转变，不仅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者的观念要转变，学生和家长的观念要转变，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也必须转变。立德树人，不辱使命。大学要有大学精神，大学生应有高远追求。这大学精神，这高远追求，就是要用学术的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造福人民、造福人类。
大学生自主选宿舍事关教育公平
冰启在2014年9月1日《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学生与学生宿舍的关系，本质是租客和房东的关系，因此租客可以选择宿舍。但一直以来，我国大学宿舍是由校方安排的，学生有意见也没办法；有的学校还把宿舍作为公共领域，不尊重学生隐私，限定学生在宿舍里的自由活动。而在校方安排宿舍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不公平，比如研究生宿舍安排，本校本科毕业学生就可“近水楼台先得月”。
扩大学生选择权，学校办学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学生住宿方面，大学还应该允许学生自主到外租房，尤其对研究生而言，租房可扩大住宿选择。另外，在学校专业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等方面，都应该扩大学生选择权，应创造条件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老师，实行完全学分制教学与管理。
相对于由校方安排来说，学生选择，会增加学校的管理工作量，但是，这可促进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这折射出学校的办学理念，“究竟服务学生，还是管理学生”“是要求学生服从安排，还是注重学生的真情实感”，强调学生对学校服务的满意度。
当然，给学生宿舍选择权并不能完全解决学生对住宿和舍友的满意度问题。在宿舍硬件方面，需要学校完善服务设施，让学生在宿舍里能更方便地学习生活。在宿舍生活和同宿舍同学关系方面，需要学校推进学生自治，同时为同学配备导师，指导他们在宿舍社区的生活，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业和人生发展。做好学生的寄宿教育，我国大学还任重道远。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要接地气
支振锋在2014年9月2日《环球时报》撰文指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仍然十分重要的今天，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应有之义。高校是产生新知和思想的母机，是思想交流和观点交锋的舞台。影响了这群思想的“母机”，就能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所以，对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样的重要大学而言，再怎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都不为过。
打铁还要自身硬，高校党委作为校园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者，如果要能向知识分子讲清楚，那么首先要自己想明白。经典要熟、道理要会，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真正理解当今时代的中国，理解国家的发展和困难、成就与失误。这样，才能在做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新中国6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更不要怕知识分子在国外待久了。事实上，有过长期海外经历的人，如果能够独立思考，会更容易理解和体会祖国发展的不易，更愿意为国家贡献智慧。正确方式是，用符合高校特点和学术规律的方式来引导知识分子，鼓励他们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从而创新理论。对于高校知识分子而言，意识形态的竞争主要还是理论的竞争。理论也是竞争力，如果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有一套有解释力的理论，意识形态工作也会更好做。
最重要的还在于，学校进行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与知识分子打成一片，要真正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