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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使得中国的舆论主权也面临丧失的危险。此时,西方传教士的西方报纸以宣传基督教为核心内容,而古代报纸也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传声筒”。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力挽狂澜,在争取话语权方面表现了积极的姿态,他身体力行之余还提出先进的新闻理论,启发国人,重建近代中国的舆论主权。
关键词:梁启超;话语权;近代中国
一、西方传教士创刊——话语权的逐步旁落
从1815年开始,宗教报刊就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并成为主角。那些传教士曾经叫嚣着: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纸”,“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就连将第一份中文传教报刊带入中国的传教士米怜也说过创报的目的是将“基督精神注入中国体内”。可见这些传教士们就是抱着文化侵略的的实质而来的。
鸦片战争之后至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猛增到180种。言论上更多地介入到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其观点基本上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立场和外商在华利益。如英国传教士1853年在香港创办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的《香港纪略》一文中写道:“初意非为土地,只为本国之民,照常贸易,免受凭空之欺藐而已,后因所愿不遂,致起兵衅。”这是为英国出兵侵略中国而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极力为英国政府的武力寻找借口。
一方面,西方人在中国办的报刊上明显站在西方立场上发表言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另一方面,中国已有的古代报纸却一直唯唯诺诺,“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必然是存活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一旦中国社会被外族入侵,古代报纸也会土崩瓦解,不能承担起近代社会言论的平台,更不可能成为与西方报纸相抗衡、执掌话语权的工具。
二、梁启超身体力行——争取话语权
梁启超以报人自居,他主办或主编了17种不同的报刊,与10多个报刊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梁启超的一生就是办报的一生。
在梁启超的著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梁启超首次提到了“耳目”说、“喉舌”说,并且指出了传媒权、话语权的重大作用,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第一人。
报刊的创办,也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书立说提供了平台。梁启超慷慨激昂,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言论新颖,文字畅达,引起时人的关注,以至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对于他的文章,黄遵宪有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梁启超曾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报刊舆论主权丧失的现状:“列强明知我无他权利,无他言论,以与彼相持也。”他意识到了中国舆论主权散失的这一国情,身体力行,利用报刊宣传新思想,为清末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典型,也开辟了推进运动的新道路。
三、梁启超新闻观点的提出——启迪时人
正如前文所述,梁启超率先提出先进的新闻观点,在当时阴霾的中国,确实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提出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的天职,这一提法一直影响到后人对于报刊功能的认识和阐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报刊仍然充当着国家、政府的“喉舌”,并在监督官员、倾听民生方面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中国第一个本着言论自由思想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论述。
梁启超也特别强调舆论监督和引导民众的作用。对于舆论,梁启超曾经说过:“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舆论需要强大的鼓吹者,因此它的巨大功能也显示了报刊、报人、报业的重要性,近代中国的报人、知识分子愈能够从国情、民情出发,思考当时的社会背景,借助文字去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操。
梁启超对于报章文体也提出了新的主张和要求。他提倡使用“报章文体写作”,“这种文体,畅达而富于感情,更为一大革新”他的这种“别有魔力”的新文体,使得“二十年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以情动人、寓理于情是梁启超惯用的文法,他说过“天下最神圣莫过于情感,……用情感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恣肆奔放和表达的酣畅淋漓使得梁启超的文章为时人所认可。
中国近代话语权的沦落,是那个时代屈辱的见证。但是每当国难危机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为国家命运奔走着、努力着。梁启超是那些身影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最普通的一个。话语权的成功构建为国人发表言论、参与社会见解提供了平台和机会,这对于当代的中国同样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同样,我们当下的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作用,做一名合格的“时代瞭望者”,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美)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回顾(英文)[M].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J].新闻记者,1998(10).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梁启超;话语权;近代中国
一、西方传教士创刊——话语权的逐步旁落
从1815年开始,宗教报刊就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并成为主角。那些传教士曾经叫嚣着: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纸”,“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就连将第一份中文传教报刊带入中国的传教士米怜也说过创报的目的是将“基督精神注入中国体内”。可见这些传教士们就是抱着文化侵略的的实质而来的。
鸦片战争之后至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猛增到180种。言论上更多地介入到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其观点基本上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立场和外商在华利益。如英国传教士1853年在香港创办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的《香港纪略》一文中写道:“初意非为土地,只为本国之民,照常贸易,免受凭空之欺藐而已,后因所愿不遂,致起兵衅。”这是为英国出兵侵略中国而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极力为英国政府的武力寻找借口。
一方面,西方人在中国办的报刊上明显站在西方立场上发表言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另一方面,中国已有的古代报纸却一直唯唯诺诺,“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必然是存活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一旦中国社会被外族入侵,古代报纸也会土崩瓦解,不能承担起近代社会言论的平台,更不可能成为与西方报纸相抗衡、执掌话语权的工具。
二、梁启超身体力行——争取话语权
梁启超以报人自居,他主办或主编了17种不同的报刊,与10多个报刊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梁启超的一生就是办报的一生。
在梁启超的著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梁启超首次提到了“耳目”说、“喉舌”说,并且指出了传媒权、话语权的重大作用,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第一人。
报刊的创办,也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书立说提供了平台。梁启超慷慨激昂,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言论新颖,文字畅达,引起时人的关注,以至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对于他的文章,黄遵宪有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梁启超曾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报刊舆论主权丧失的现状:“列强明知我无他权利,无他言论,以与彼相持也。”他意识到了中国舆论主权散失的这一国情,身体力行,利用报刊宣传新思想,为清末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典型,也开辟了推进运动的新道路。
三、梁启超新闻观点的提出——启迪时人
正如前文所述,梁启超率先提出先进的新闻观点,在当时阴霾的中国,确实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提出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的天职,这一提法一直影响到后人对于报刊功能的认识和阐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报刊仍然充当着国家、政府的“喉舌”,并在监督官员、倾听民生方面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中国第一个本着言论自由思想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论述。
梁启超也特别强调舆论监督和引导民众的作用。对于舆论,梁启超曾经说过:“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舆论需要强大的鼓吹者,因此它的巨大功能也显示了报刊、报人、报业的重要性,近代中国的报人、知识分子愈能够从国情、民情出发,思考当时的社会背景,借助文字去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操。
梁启超对于报章文体也提出了新的主张和要求。他提倡使用“报章文体写作”,“这种文体,畅达而富于感情,更为一大革新”他的这种“别有魔力”的新文体,使得“二十年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以情动人、寓理于情是梁启超惯用的文法,他说过“天下最神圣莫过于情感,……用情感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恣肆奔放和表达的酣畅淋漓使得梁启超的文章为时人所认可。
中国近代话语权的沦落,是那个时代屈辱的见证。但是每当国难危机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为国家命运奔走着、努力着。梁启超是那些身影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最普通的一个。话语权的成功构建为国人发表言论、参与社会见解提供了平台和机会,这对于当代的中国同样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同样,我们当下的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作用,做一名合格的“时代瞭望者”,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美)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回顾(英文)[M].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J].新闻记者,1998(10).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