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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打断了2020年春节应有的热闹与繁荣。疫情初期，公共表现出的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态度层次不齐，这不仅仅给疫情初期的防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暴露出潜伏在社会深层的公众安全文化的危机。因此，加强公共卫生教育、共同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既重要又必要。
一、公共卫生教育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中国突然遭遇这样大范围的疫情比较罕见，公众对这种突发变故的应对能力较差，如果没有及时正确的认识、引导和干预，对公共身心健康产生的危害可能会远远高于病毒本身，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可能会远远超出疫情本身所带来的损失。每一次的事故和灾难，都应该成为一次公共应急处理和避险知识的普及课。此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加强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安全意识培养迫在眉睫。
公共卫生教育是预防疾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维护公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的“大健康、大卫生”事业;是落实“预防为主”和“融健康于万策”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基石;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使命责任。
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需要加强完善，主要表现为：首先，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缺乏统筹兼顾和系统考虑，缺少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其次，公共卫生教育层级不清，教育教学区分度不明。公共卫生本科教育、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的硕士教育以及科学学位的博士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践内容上都没有严格的区分度，出现了各层级教育趋同的现象。最后，全国公共卫生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东中西部差距大，忽视了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卫生服务需求，从而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无论是从公共卫生教育的体系看，还是从公共卫生专业教育的层次看，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都无法满足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疾病防治、健康保护和促进、美好生活的需求。
公共卫生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通过有组织的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我国卫生国情和公共卫生现状的认识与理解，还能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而我国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稳定、高质量、标准化的教学实践基地;缺乏稳定、充足的实践教学经费和相关资源保障;缺少高质量、实践性强和有说服力的案例教材。由于历史原因和缺少政策支持，现阶段我国多数公共卫生学院在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教学双师培养、学生实习安排等不同环节，普遍存在着对公共卫生实践教学不重视，大多流于形式，没能发挥锻炼和提升学生现场实践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公共卫生教学实践环节亟待加强。
另外，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界对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学习和应用十分欠缺，仍然沿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授课为中心、以实验室验证性实验为中心、以理论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虽然，也有院校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但仍以公共卫生专业的师资为主力，多数只关注与本学科相关的前沿知识和新兴技术的教学改善，少有涉足交叉学科，更未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公共卫生管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但却又远远超出单纯的医学范畴，除了医疗和科研系统外，其广泛连接公共管理、应急保障、文化教育、体育运动、舆论宣传、街道社区、环卫城建等若干个社会治理分支系统。
总之，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任重道远。为此，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国家公共安全的战略高度以及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纳入国民健康发展规划、国家人才发展规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势在必行。实行政府主导，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高校、科研院所组织实施的方式。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包括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建设，经费投入政策和保障机制，东中西部公共卫生专门人才培养的均衡性发展，以及人才的科学评估机制等，形成国家系統、整合的一体化人才培养建设体系。坚持人民对健康的需求就是卫生服务的使命原则，在国家、省（市）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学科发展、平台建设、重点实验室（实践基地）建设、人才支持计划、学科或专业建设工程和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及学科政策性倾斜并形成常规保障性机制。2016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了我国新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综上，公共卫生专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石，也是“全民健康”的第一要务。公共卫生水平的高低不仅是反映国家或地区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也关系到国民健康水平、国家公共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培养定位在事关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中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应该是恰当的，将公共卫生专业从历史上的“行业性、小学科”特征改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学科、大专业”符合现代公共卫生的时代特征。各级教育部门应联合卫生健康部门、普法部门，持续开展公共卫生安全与传染病防控等知识，及早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卫生观念和行为规范意识，对提高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群众认知基础及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将为我国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提高强有力的肥沃土壤。
二、总结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经验
今天的世界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是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层出不穷、传导联动的全球风险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在这些风险挑战中，重大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不可低估。有效应对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惟有加强团结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千百年来，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与传染性疾病的较量和斗争。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间交往的限制，人类在应对疫病方面曾长期无法有效开展国际合作，付出过惨痛代价。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蔓延、尽快赢得疫情防控胜利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 近年来，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与2004年间爆发的SARS、口蹄疫、“禽流感”，以及2009年甲型H1N1等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传播。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规定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及时应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第六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课题，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在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应对模式值得参考借鉴。
1.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组织机构
危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危险性大和危害范围大等特点，危害的范围大，涉及面广，仅仅依靠一个政府部门或一级政府是不能有效控制与处理。从横向来看，危机管理工作涉及到绝大多数的政府部门;从纵向来看，上下级政府系统必须协同管理。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级政府和部门，政府应该在常设危机管理机构中强化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协调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共同应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体的力量来高效、协同的应对危机。
美国形成了以卫生部为主体、其他联邦部门为辅的危机应对网络协作系统，以“联邦—州—地方”三级公共卫生部门为基本架构的管理运行模式，即CDC（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HRSA（卫生资源和服务部）—MMRS（城市医疗应对系统）。英国应对卫生事件的管理层级设置为两个：一是中央层面（战略层级），二是地方层面（执行层级）。战略层级（卫生部及其管理的“突发事件计划协作机构”）主要负责卫生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疫情的研究和判断、信息系统的构建和传达、应急协调和协作。在执行层级上，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由国民健康服务系统 NHS 及其委托机构实施（卫生局、医院、紧急救护、基本社区医疗）。
日本的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体系基本上由三级政府、二大系统通过纵向行业系统管理和分地区管理形成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网络。这一系统同时被纳入整个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与欧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相比，日本应急管理体系的特点在于：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健全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科学严密;公众防灾避灾意识强，自救互救能力高应急保障有力;应急这类突发事件保障有力。日本改变了传统上以防灾部门和卫生部门为主的分立管理方式，而以内阁府为中枢，采取了集中应对的一元化管理体制。
可见，各国在设立的常设危机管理机构中特别注重建立多部门、多领域和多层次协作的工作机制。
2.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
发把“预防为主”放到首要位置，通過疾病监测反馈系统、城市疾控症状预警系统等制定卫生预案和应急规划，采集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模拟和分析，一旦疫情发生，可以按照预设防控措施和方案进行隔离，至上而下形式良好的应急响应体系，及时遏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和发展，把危害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突发事件复杂性和频发性越加明显，需要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的不断升级，更需要“预防为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韩国侧重于法制建设。韩国《传染病预防法》将传染病分为五类：传播速度快、危害性高的流行性传染病，比如霍乱、痢疾等，被划归为第一类传染病;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进行预防的是第二类传染病，比如百日咳、破伤风等;可能间歇发作、需要持续防范的传染病，比如结核、性病，被称为第三类传染病;第四类传染病是指新发现的、或者从国外传入的传染病，比如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第五类传染病是韩国保健福祉部根据某段时间韩国传染病的传染状况从上述一至四类传染病中特别指定的疾病。危机应对运作管理计划和预案的制定大大提高政府应对危机事的能力和效率，随着危机事件的频度和复杂性越来越高，计划和预案也必需不断更新与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响应以初级保健联合体为核心，这实际上是以社区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快速响应体系。
3.世界需要中国抗疫经验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作出的巨大努力，对有效抗击疫情意义重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全人类作贡献”。这种责任担当再一次向世界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中国秉持公利大义的天下情怀。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党和政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中国的抗疫实践表明，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防控和救治举措是行之有效的，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大多数国家政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各国政党领导人普遍认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卫生应急全程管理的科学化和高效化，权威化的指挥调度体系、科学化的预警监测体系、效能化的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公开的信息传播机制、充足的经费物资保障体系以及专业性的医疗救助体系都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典型特征，重视法制约束，强调全民参与和媒体介入，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都是在卫生应急全程管理中实施的具体化措施和宝贵经验。
当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任务仍然繁重。我们要慎终如始，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既当记录员，又当战斗员，发挥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统筹做好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复工复产、返岗返乡等宣传，总结推广中国抗疫经验和方法，提振信心、凝聚共识，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一、公共卫生教育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中国突然遭遇这样大范围的疫情比较罕见，公众对这种突发变故的应对能力较差，如果没有及时正确的认识、引导和干预，对公共身心健康产生的危害可能会远远高于病毒本身，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可能会远远超出疫情本身所带来的损失。每一次的事故和灾难，都应该成为一次公共应急处理和避险知识的普及课。此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加强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安全意识培养迫在眉睫。
公共卫生教育是预防疾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维护公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的“大健康、大卫生”事业;是落实“预防为主”和“融健康于万策”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基石;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使命责任。
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需要加强完善，主要表现为：首先，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缺乏统筹兼顾和系统考虑，缺少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其次，公共卫生教育层级不清，教育教学区分度不明。公共卫生本科教育、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的硕士教育以及科学学位的博士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实践内容上都没有严格的区分度，出现了各层级教育趋同的现象。最后，全国公共卫生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东中西部差距大，忽视了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卫生服务需求，从而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无论是从公共卫生教育的体系看，还是从公共卫生专业教育的层次看，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都无法满足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疾病防治、健康保护和促进、美好生活的需求。
公共卫生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通过有组织的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我国卫生国情和公共卫生现状的认识与理解，还能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而我国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稳定、高质量、标准化的教学实践基地;缺乏稳定、充足的实践教学经费和相关资源保障;缺少高质量、实践性强和有说服力的案例教材。由于历史原因和缺少政策支持，现阶段我国多数公共卫生学院在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教学双师培养、学生实习安排等不同环节，普遍存在着对公共卫生实践教学不重视，大多流于形式，没能发挥锻炼和提升学生现场实践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公共卫生教学实践环节亟待加强。
另外，我国的公共卫生教育界对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学习和应用十分欠缺，仍然沿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授课为中心、以实验室验证性实验为中心、以理论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虽然，也有院校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但仍以公共卫生专业的师资为主力，多数只关注与本学科相关的前沿知识和新兴技术的教学改善，少有涉足交叉学科，更未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公共卫生管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但却又远远超出单纯的医学范畴，除了医疗和科研系统外，其广泛连接公共管理、应急保障、文化教育、体育运动、舆论宣传、街道社区、环卫城建等若干个社会治理分支系统。
总之，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任重道远。为此，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国家公共安全的战略高度以及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纳入国民健康发展规划、国家人才发展规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势在必行。实行政府主导，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高校、科研院所组织实施的方式。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包括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建设，经费投入政策和保障机制，东中西部公共卫生专门人才培养的均衡性发展，以及人才的科学评估机制等，形成国家系統、整合的一体化人才培养建设体系。坚持人民对健康的需求就是卫生服务的使命原则，在国家、省（市）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学科发展、平台建设、重点实验室（实践基地）建设、人才支持计划、学科或专业建设工程和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及学科政策性倾斜并形成常规保障性机制。2016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了我国新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综上，公共卫生专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石，也是“全民健康”的第一要务。公共卫生水平的高低不仅是反映国家或地区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也关系到国民健康水平、国家公共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培养定位在事关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中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应该是恰当的，将公共卫生专业从历史上的“行业性、小学科”特征改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学科、大专业”符合现代公共卫生的时代特征。各级教育部门应联合卫生健康部门、普法部门，持续开展公共卫生安全与传染病防控等知识，及早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卫生观念和行为规范意识，对提高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群众认知基础及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将为我国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提高强有力的肥沃土壤。
二、总结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经验
今天的世界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是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层出不穷、传导联动的全球风险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在这些风险挑战中，重大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不可低估。有效应对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惟有加强团结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千百年来，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与传染性疾病的较量和斗争。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间交往的限制，人类在应对疫病方面曾长期无法有效开展国际合作，付出过惨痛代价。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蔓延、尽快赢得疫情防控胜利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 近年来，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与2004年间爆发的SARS、口蹄疫、“禽流感”，以及2009年甲型H1N1等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传播。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规定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及时应对。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第六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课题，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在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应对模式值得参考借鉴。
1.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组织机构
危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危险性大和危害范围大等特点，危害的范围大，涉及面广，仅仅依靠一个政府部门或一级政府是不能有效控制与处理。从横向来看，危机管理工作涉及到绝大多数的政府部门;从纵向来看，上下级政府系统必须协同管理。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级政府和部门，政府应该在常设危机管理机构中强化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协调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共同应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体的力量来高效、协同的应对危机。
美国形成了以卫生部为主体、其他联邦部门为辅的危机应对网络协作系统，以“联邦—州—地方”三级公共卫生部门为基本架构的管理运行模式，即CDC（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HRSA（卫生资源和服务部）—MMRS（城市医疗应对系统）。英国应对卫生事件的管理层级设置为两个：一是中央层面（战略层级），二是地方层面（执行层级）。战略层级（卫生部及其管理的“突发事件计划协作机构”）主要负责卫生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疫情的研究和判断、信息系统的构建和传达、应急协调和协作。在执行层级上，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由国民健康服务系统 NHS 及其委托机构实施（卫生局、医院、紧急救护、基本社区医疗）。
日本的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体系基本上由三级政府、二大系统通过纵向行业系统管理和分地区管理形成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网络。这一系统同时被纳入整个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与欧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相比，日本应急管理体系的特点在于：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健全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科学严密;公众防灾避灾意识强，自救互救能力高应急保障有力;应急这类突发事件保障有力。日本改变了传统上以防灾部门和卫生部门为主的分立管理方式，而以内阁府为中枢，采取了集中应对的一元化管理体制。
可见，各国在设立的常设危机管理机构中特别注重建立多部门、多领域和多层次协作的工作机制。
2.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
发把“预防为主”放到首要位置，通過疾病监测反馈系统、城市疾控症状预警系统等制定卫生预案和应急规划，采集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模拟和分析，一旦疫情发生，可以按照预设防控措施和方案进行隔离，至上而下形式良好的应急响应体系，及时遏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和发展，把危害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突发事件复杂性和频发性越加明显，需要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的不断升级，更需要“预防为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韩国侧重于法制建设。韩国《传染病预防法》将传染病分为五类：传播速度快、危害性高的流行性传染病，比如霍乱、痢疾等，被划归为第一类传染病;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进行预防的是第二类传染病，比如百日咳、破伤风等;可能间歇发作、需要持续防范的传染病，比如结核、性病，被称为第三类传染病;第四类传染病是指新发现的、或者从国外传入的传染病，比如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第五类传染病是韩国保健福祉部根据某段时间韩国传染病的传染状况从上述一至四类传染病中特别指定的疾病。危机应对运作管理计划和预案的制定大大提高政府应对危机事的能力和效率，随着危机事件的频度和复杂性越来越高，计划和预案也必需不断更新与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响应以初级保健联合体为核心，这实际上是以社区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快速响应体系。
3.世界需要中国抗疫经验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作出的巨大努力，对有效抗击疫情意义重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全人类作贡献”。这种责任担当再一次向世界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中国秉持公利大义的天下情怀。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党和政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中国的抗疫实践表明，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防控和救治举措是行之有效的，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大多数国家政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各国政党领导人普遍认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卫生应急全程管理的科学化和高效化，权威化的指挥调度体系、科学化的预警监测体系、效能化的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公开的信息传播机制、充足的经费物资保障体系以及专业性的医疗救助体系都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典型特征，重视法制约束，强调全民参与和媒体介入，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都是在卫生应急全程管理中实施的具体化措施和宝贵经验。
当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任务仍然繁重。我们要慎终如始，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既当记录员，又当战斗员，发挥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统筹做好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复工复产、返岗返乡等宣传，总结推广中国抗疫经验和方法，提振信心、凝聚共识，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