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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3日至25日，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协办的“第二届识字教育国际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与会的200多位中外从事汉字教育的工作者和研究者，满怀着对汉字的珍爱之情，在科学民主、和谐有容的学术氛围之中，经过三天的研讨，在汉字教育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汉字学、汉语学的理论上有所突破，观念上有所更新，实践成果上有所创新，汉字汉语教学的科学序化上有所发展。会议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汉字和汉语教学上兴起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热潮，对推动汉字和汉语走向全世界，打造中国特色的汉字教育和汉语教学的民族品牌，实现脑科学、思维学和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汉字汉语教学，实现汉字汉语教学的跨越式发展，包括婴幼儿汉字启蒙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在会上听了众多学者、专家、教授的发言，会后又研习了会上发的《汉字教育科学化集粹》、《识字教育科学化方法选粹》两大本论文集(据主编称还有第三本论文集《汉字教育科学化教学荟萃》即将印行)，真是增智开慧，受益匪浅。现将会上会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评述如下。
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与会的众多学者、专家、教授都以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都以把汉字和汉语推向全世界、弘扬汉字文化和中华文化为己任。在发言中，他们以历史见证人和汉字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的名义，回顾和反思了100多年的汉字汉语教育史和50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深刻总结了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在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中，从汉字和汉语固有的特点出发，按照汉字汉语自身的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来教汉字和汉语，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就能顺利发展，教学效果就会事半功倍；相反，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汉字汉语的特点，违背了汉字和汉语固有的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就误入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理论和方法的误区，教学效果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陷入“教学危机”(法国白乐桑，1994)之中。
代表们在发言中都痛感长期以来在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我国语言学界和文字学界，思想理论上一直以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语言学、文字学理论、语言教学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为圭臬，根据这种理论编著的《语言学纲要》、《语言学概要》被指定为高校必读教材，以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以及萨丕尔、乔姆斯基等人的语言学理论为“公理”，“视若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陈寅恪)。代表们将这种“西化”的现象比喻为在汉字汉语学习研究者的脚上都套上了不合脚的印欧语言文字的“洋靴子”。大家不禁反思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几乎人人都是“凡是派”的历史教训，在我国语言学界和文字学界，在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界，不是也几乎人人都是自觉不自觉成了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理论和方法的“凡是派”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以改革开放者和自主创新者的名义，来深思关系着我国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前途的大问题：按照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来教汉字和汉语，符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呢?符合不符合自主创新的要求呢?
众所周知，汉字和汉语均有自己的特点，均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把从印欧语系拼音文字概括出来的理论观点都一一硬套在我们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上，都照搬照抄过来，这显然是违背汉字和汉语固有规律的，显然是背离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理所当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也理所当然是不符合自主创新要求的。我们在理论上、观念上都丧失了自主的主体意识，又怎么能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呢?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就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凡是派”的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
首先，我们要彻底破除“汉字废除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难学论”。有些人把某些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文字发展“三段论”即“象形——表意——拼音”理论视为各种文字的普遍发展规律，把文字的拼音阶段视为文字发展的“最先进阶段”，而认为汉字依然停留在表意阶段，因此误以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应予废除，走拼音文字的必由之路。
历史上反面的经验更值得注意。在这种把“三段论”视为文字普遍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汉字废除论”、“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和“拼音文字先进论”的思潮一直风靡神州大地。汉语拉丁化的奠基者说汉字“真正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有人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的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重提上述废除汉字的贬诬汉字的过激言论，并非是为了苛责前人。作为今人，我们依然赞誉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不朽功勋，也理解他们的初衷。但是，他们也不是神，他们的言论之误早已为历史所证实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如此贬诬汉字，确实是中国汉字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大冤案!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着一部血泪交织的屈辱史的话，那么我们的汉字又何尝不是受尽屈辱呢?远的不再一一历数了，就说上世纪50年代提出汉字也要走拼音化道路后，1957年反右中，把不同意拼音化的不少理论工作者打成“右派”，到“文革”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从此，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理论和方法一统天下。直到80年代，当电脑出现时，又有人提出“汉字不改成拼音文字，就要丢掉一个电脑时代”、“电脑的出现宣布了汉字必亡”。我们这个“汉字王国”，至今仍是“国内教学和研究人员对汉字的实际重视程度远不如国外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李泉，2004)。这种汉字教学被语言文字研究者遗忘在角落里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改革开放27年来，汉语被“西化”的势头仍有增无减。我国的汉语教学仍然“基本上沿袭西方拼音文字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随着欧美英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发展”(吕必松，2005)。如此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拼音文字的后边，照搬、照抄成风，什么“听说领先”，什么“直接法”，什么“结构法”、“功能法”……凡是人家拼音文字又出了什么新流派、新教法，我们都如法炮制，生搬硬套。学术界也都以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观点为立论依据，论文中不引用几段西方语言学家的语录，似乎就没有学术水平。不言而喻，西方语言文字学的理论，对拼音文字来说是有某种适应性的，新流派、新方法，也是人家立足于拼音文字特点的自主创新。我们有所吸收借鉴，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绝不能代替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汉字和汉语，与拼音文字属于 不同语系，有着不同的特点，表音文字的理论对我们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怎么会是科学的呢?又怎么会符合自主创新的要求呢?
会上不少代表都大声疾呼，应该彻底推翻“废除汉字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难学论”这压在汉字头上的“三座大山”。代表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指明了这“三座大山”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危害。
(一)形成了民族语言汉语在强势语言英语面前的“自卑”感，也造成了汉语汉字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弱国心态”，什么“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胡适)，什么“百事不如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什么“丑陋的中国人”等等言论，就是这种自贬、矮化我中华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弱国心态”严重影响着我们全民素质的提高，影响着民族自主性、自尊心的强化，会窒息中华民族在语言文字、科技人文思想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降低了汉字汉语的教学效果，拉慢了汉字和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本来，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与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是本质不同的两大文字系统，是两股道儿上的车，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但是，由于我们多年来误入拼音文字的教学路子，教学理论和方法都基本上套用英语的理论和方法，致使教学上低效乏术，致使我们编写的数以百计的教材，大多是教师感到“不好用”，学生感到“不好学”，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甚至出现了“教学危机”。正如法国教育部汉语专职总督学白乐桑教授指出的：汉语教学还处在一种危机状态，这种危机表现在针对汉语特殊性的研究，针对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没有跟上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以适合于表音文字的语言的教学法去教汉语，会把汉语复杂化。
白乐桑又进一步指明危机的根源；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
白乐桑的意见真是“旁观者清”，应引起我国对外汉语教师的注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处于危机中而不醒悟，只会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三)引起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混乱，造成了语言文字学队伍的分裂。多年来，“汉字落后论”与反对拼音化的“汉字优越论”争论不休，形成了两派。由于拼音文字的理论一直是“一统天下”，一直是“主流派”，又由于行政权大于学术权，学术权威官僚化，使得“汉字优越论”的一派始终受压、挨批、挨整，使得语言文字学界伤痕累累，内耗深重，造成了人力、智力和时间的浪费。
(四)造成中国古代汉语的式微，进而引发现代汉语的式微。现在，我们的新生代能读懂中华文化古籍者已是风毛麟角，中国古代文明存在着断代的危势。现代汉语也在英语的流行中被冷漠。大学生乃至研究生，错字、别字、错句连篇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做“如果我的母语不是汉语而是英语该多好啊”的“美梦”。现代汉语的纯洁性和规范化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什么“麦当劳”、“粉丝”、“烘培鸡”、“偶稀饭”、“哇赛”等等，什么“ddd”(顶顶顶)、“94”(就是)，什么“lz”(楼主)等等符号代替汉字的网民语，都是大众读不懂的词语。这种用拼音文字代替汉语汉字词语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五)妨碍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使得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不时兴风作浪。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把中华文化置于被批判的境地。“文革”中“破四旧”，又使中华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能不陷入文化视野的迷茫。有人把中华文化打成“封建文化”、“农耕文化”，全盘否定所谓“黄色文明”，同时大力鼓吹全盘吸收“蓝色文明”，使得大量西方文化良莠不分涌入国门，有些心存民族自卑感的人甚至不惜向西方讨文化饭吃，迎合西方口味，而不惜丑化中国人。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种语言形成强势的霸权语言后，就意味着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和民族会拥有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中华文化较西方文化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和“入超”。比如在图书上，2004年欧美与中国的逆差为100：1，从美国进口图书4068种，我们输出14种，从英国进口2030种，我们输出16种；2005年，对美国版权贸易逆差为4000：24。如此悬殊的文化赤字和逆差，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以上列举的五大危害是十分深重的。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集体无意识”，而这些危害的祸根就是压在汉字头上的“三座大山”，就是“凡是派”理论误导所致。我们痛定思痛，应该给汉字彻底地平反昭雪，应该从“凡是派”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瑰宝，也是无愧于人类文明宝库的瑰宝。它传承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凝聚中国各民族成为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汉字和汉语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王蒙，2004)。现代科学证明，汉字是复脑文字，是智慧的文字，它“生生不息，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任凭方言分歧，汉字的表意体系屹立不动，几千年来，没有经历体系改造，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一枝独秀”(徐通锵，2006)。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最可宝贵的文字应该倍加珍惜，责无旁贷地把它推向全世界。
二、可贵的“中文学”、“汉语学”的基础理论的创新
在这次会上，不少代表对汉字和汉语研究都在理论上、观念上有较大的创新。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汉字和认知》的论文，可称之为基础理论创新的一颗硕果。他紧紧抓住汉字的特点，又以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为依据，论证了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根本的区别。他明确指出：汉字的固有特点不仅仅决定着学习汉字的方法，而且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地肩负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一枝独秀，并且由此而建构了汉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汉语、汉字的这种独特性，反映出语言、文字与大脑神经生理功能的差异以及语言文字学学习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错误地割裂和混淆文字、语言与大脑功能区的区别和联系，造成母语教学和外国语学习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徐教授两大文字体系的论断从根本上把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区别开来，从而也就否定了某些西方语言学家文字发展的“三段论”是普遍规律的“公理”，对我们汉字汉语教学改革和自主创新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对索绪尔的语言学和汉字、汉语都有较深的造诣，他能如此清晰地厘清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不同特点，并提出了汉语教学应该以字为本位的理念，是非常可贵的。
著名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吕必松教授在会上发表的《谈谈基于“字本位”组合生成教学法》称得上是立足于汉字汉语特点基础上的自主创 新的另一颗硕果。他作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也是走拼音文字的教学之路的，但近年来，他经过深刻反思，深切感到拼音文字的教学路子不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他决然地更新观念，与徐通锵教授相呼应，勇敢地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应走字本位的路子。他在论文中，以汉字具有“生成性”的本质特点为依据，首创了“组合生成教学法”。他的勇于自我否定、勇于自主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誉。
三、要敢于在西方语言学权威面前说“不”
许多代表都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述了对西方语言学、文字学理论不能也不应该一味地照搬、照抄，并指明了基础理论上的误导的巨大危害性。与会代表认为：汉语汉字各具独特固有的规律，汉字和汉语是关系密切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汉语汉字音形不对应的特点绝不同于拼音文字。因此，学习汉字，以及学习以汉字为载体的中文，必须遵循汉语和汉字自身的规律，必须以符合汉语汉字自身规律的“汉语学”、“中文学”的基础理论为圭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必须遵循这一基础理论。那种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把汉字看成是词汇的附属品的观点是不对的，按照“词本位”、“句本位”的听说领先的教学路子教汉语，只能培养“只会说汉语，而不认汉字的洋文盲”。
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副教授的论文《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中文教学的理念》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理论观点“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有人说，这篇论文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让人从“凡是派”的理论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让人观念为之更新。
张朋朋青年时代也是迷信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凡是派”。他在法国留学执教期间，研读了索绪尔的原著，经过反复的思辨，并对照自己的教学实际，对上述这些被认为是“公理”的观点开始质疑。他的发言论述充分，很有说服力。我们语言文字学界应该学习和发扬这种敢在语言学权威面前说“不”的勇气。
四、丰硕的汉字教育硕果
据统计，现在已创立了30多种识字法，它们像汉字园地上的百花一样争芳斗艳。听说有人身陷囹圄，有人蒙受不白之冤，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却仍矢志不移，研创识字方法。他们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令人感佩。作为中华儿女，我们理应在前人早已开拓出的“汉字文化圈”的基业上把汉字推向全世界。众多的识字法都各有所长，应互相取长补短，“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同心同德地创立中华民族的汉字识字法品牌。
北京潜能大成教育科技中心主任戴汝潜先生多年来全身心地投入汉字教育事业，为筹办第一、二届识字教育国际研讨会不辞辛劳，在汉字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多有建树。特别是“大成序法识字”更是一个集大成识字教育科学化的好方法，既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又能简洁方便地操作；既能够博采众长，又有自己完整的体系，不愧是识字教学科学化的创新硕果。
五、伟大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
婴幼儿识字的问题是与会代表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婴幼儿识字问题的形势，可用“天高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来形容。代表们都认为婴幼儿识字问题是识字教育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不仅对我们弘扬汉字文化和中华文化，把汉字汉语推向全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婴幼儿汉字启蒙教育之花早已开遍神州大地。戴汝潜先生的经过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母语教学的幼儿衔接”研制的《大成识读识》和徐德江先生的《字宝宝乐园》可说是婴幼儿识字教育的两朵奇葩。这两种启蒙教材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都是为了满足婴幼儿发展的语言需要，抓住婴幼儿习得汉字的敏感期和关键期，遵循婴幼儿认知心理和汉字的规律，并经过大量的实验修订而编写的。实践证明，婴幼儿习得语言的敏感期和关键期是婴幼儿汉字教育的黄金时期，抓住这个时期进行婴幼儿识字启蒙教育，不但有利于开发婴幼儿大脑的潜能，提高婴幼儿的智商、情商，也有利于培养婴幼儿从小就扎下汉字文化的根，有利于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科学家在测查智商时发现，英美法德四国儿童智商平均都是100，唯独日本儿童智商为111；在英美法德各国100名儿童里，智商达130的，各国都只有2人，唯独日本有10人。科学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儿童学了汉字。日本科学家石井勋先生对日本儿童的智商做了详细的测查，6岁入小学时，没识汉字的孩：产的智商同英美法德一样同为100；可是，5岁开始学汉字的，智商可达110；4岁开始学汉字的，智商可达120；3岁开始学汉字的，智商可达130以上。这个测查结果对于我们在婴幼儿中进行汉字启蒙教育具有科学理论指导意义。
事实上，我们周边的韩、日、新、马、泰等国和港澳台地区，都十分注重婴幼儿汉字的启蒙教育，并都已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形势逼人啊!大陆的代表深感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把某些专家学者主观设想作为科学依据，低估婴幼儿习得汉字的能力，更不能给热心婴幼儿汉字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穿“小鞋”，用行：政命令横加干涉，这是有悖于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要求的。
会议组织者把来自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汉字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聚于一堂，把包括语言文字学、语文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思维科学、脑神经生理学、教育心理学、计算机信息语言学、汉字文化学的学者、教授汇聚一堂，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上，互通长短，不同学术观点荟萃，相关学科协同交叉。会议不愧是一次科学民主、和谐有容的良好范例。我们应该大力倡导这种科学民主、平等协商的好学风，不要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不要互相指责，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为把汉字汉语推向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建功立业!
(通讯地址：100083北京语言大学23楼5门1401室)
我在会上听了众多学者、专家、教授的发言，会后又研习了会上发的《汉字教育科学化集粹》、《识字教育科学化方法选粹》两大本论文集(据主编称还有第三本论文集《汉字教育科学化教学荟萃》即将印行)，真是增智开慧，受益匪浅。现将会上会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评述如下。
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与会的众多学者、专家、教授都以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都以把汉字和汉语推向全世界、弘扬汉字文化和中华文化为己任。在发言中，他们以历史见证人和汉字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的名义，回顾和反思了100多年的汉字汉语教育史和50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深刻总结了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在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中，从汉字和汉语固有的特点出发，按照汉字汉语自身的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来教汉字和汉语，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就能顺利发展，教学效果就会事半功倍；相反，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汉字汉语的特点，违背了汉字和汉语固有的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就误入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理论和方法的误区，教学效果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陷入“教学危机”(法国白乐桑，1994)之中。
代表们在发言中都痛感长期以来在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我国语言学界和文字学界，思想理论上一直以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语言学、文字学理论、语言教学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为圭臬，根据这种理论编著的《语言学纲要》、《语言学概要》被指定为高校必读教材，以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以及萨丕尔、乔姆斯基等人的语言学理论为“公理”，“视若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陈寅恪)。代表们将这种“西化”的现象比喻为在汉字汉语学习研究者的脚上都套上了不合脚的印欧语言文字的“洋靴子”。大家不禁反思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几乎人人都是“凡是派”的历史教训，在我国语言学界和文字学界，在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界，不是也几乎人人都是自觉不自觉成了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理论和方法的“凡是派”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以改革开放者和自主创新者的名义，来深思关系着我国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前途的大问题：按照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来教汉字和汉语，符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呢?符合不符合自主创新的要求呢?
众所周知，汉字和汉语均有自己的特点，均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把从印欧语系拼音文字概括出来的理论观点都一一硬套在我们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上，都照搬照抄过来，这显然是违背汉字和汉语固有规律的，显然是背离汉字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理所当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也理所当然是不符合自主创新要求的。我们在理论上、观念上都丧失了自主的主体意识，又怎么能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呢?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就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凡是派”的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
首先，我们要彻底破除“汉字废除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难学论”。有些人把某些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文字发展“三段论”即“象形——表意——拼音”理论视为各种文字的普遍发展规律，把文字的拼音阶段视为文字发展的“最先进阶段”，而认为汉字依然停留在表意阶段，因此误以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应予废除，走拼音文字的必由之路。
历史上反面的经验更值得注意。在这种把“三段论”视为文字普遍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汉字废除论”、“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和“拼音文字先进论”的思潮一直风靡神州大地。汉语拉丁化的奠基者说汉字“真正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有人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的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重提上述废除汉字的贬诬汉字的过激言论，并非是为了苛责前人。作为今人，我们依然赞誉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不朽功勋，也理解他们的初衷。但是，他们也不是神，他们的言论之误早已为历史所证实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如此贬诬汉字，确实是中国汉字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大冤案!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着一部血泪交织的屈辱史的话，那么我们的汉字又何尝不是受尽屈辱呢?远的不再一一历数了，就说上世纪50年代提出汉字也要走拼音化道路后，1957年反右中，把不同意拼音化的不少理论工作者打成“右派”，到“文革”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从此，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理论和方法一统天下。直到80年代，当电脑出现时，又有人提出“汉字不改成拼音文字，就要丢掉一个电脑时代”、“电脑的出现宣布了汉字必亡”。我们这个“汉字王国”，至今仍是“国内教学和研究人员对汉字的实际重视程度远不如国外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李泉，2004)。这种汉字教学被语言文字研究者遗忘在角落里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改革开放27年来，汉语被“西化”的势头仍有增无减。我国的汉语教学仍然“基本上沿袭西方拼音文字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随着欧美英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发展”(吕必松，2005)。如此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拼音文字的后边，照搬、照抄成风，什么“听说领先”，什么“直接法”，什么“结构法”、“功能法”……凡是人家拼音文字又出了什么新流派、新教法，我们都如法炮制，生搬硬套。学术界也都以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观点为立论依据，论文中不引用几段西方语言学家的语录，似乎就没有学术水平。不言而喻，西方语言文字学的理论，对拼音文字来说是有某种适应性的，新流派、新方法，也是人家立足于拼音文字特点的自主创新。我们有所吸收借鉴，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绝不能代替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汉字和汉语，与拼音文字属于 不同语系，有着不同的特点，表音文字的理论对我们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怎么会是科学的呢?又怎么会符合自主创新的要求呢?
会上不少代表都大声疾呼，应该彻底推翻“废除汉字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难学论”这压在汉字头上的“三座大山”。代表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指明了这“三座大山”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危害。
(一)形成了民族语言汉语在强势语言英语面前的“自卑”感，也造成了汉语汉字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弱国心态”，什么“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胡适)，什么“百事不如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什么“丑陋的中国人”等等言论，就是这种自贬、矮化我中华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弱国心态”严重影响着我们全民素质的提高，影响着民族自主性、自尊心的强化，会窒息中华民族在语言文字、科技人文思想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降低了汉字汉语的教学效果，拉慢了汉字和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本来，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与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是本质不同的两大文字系统，是两股道儿上的车，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但是，由于我们多年来误入拼音文字的教学路子，教学理论和方法都基本上套用英语的理论和方法，致使教学上低效乏术，致使我们编写的数以百计的教材，大多是教师感到“不好用”，学生感到“不好学”，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甚至出现了“教学危机”。正如法国教育部汉语专职总督学白乐桑教授指出的：汉语教学还处在一种危机状态，这种危机表现在针对汉语特殊性的研究，针对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没有跟上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以适合于表音文字的语言的教学法去教汉语，会把汉语复杂化。
白乐桑又进一步指明危机的根源；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
白乐桑的意见真是“旁观者清”，应引起我国对外汉语教师的注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处于危机中而不醒悟，只会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三)引起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混乱，造成了语言文字学队伍的分裂。多年来，“汉字落后论”与反对拼音化的“汉字优越论”争论不休，形成了两派。由于拼音文字的理论一直是“一统天下”，一直是“主流派”，又由于行政权大于学术权，学术权威官僚化，使得“汉字优越论”的一派始终受压、挨批、挨整，使得语言文字学界伤痕累累，内耗深重，造成了人力、智力和时间的浪费。
(四)造成中国古代汉语的式微，进而引发现代汉语的式微。现在，我们的新生代能读懂中华文化古籍者已是风毛麟角，中国古代文明存在着断代的危势。现代汉语也在英语的流行中被冷漠。大学生乃至研究生，错字、别字、错句连篇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做“如果我的母语不是汉语而是英语该多好啊”的“美梦”。现代汉语的纯洁性和规范化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什么“麦当劳”、“粉丝”、“烘培鸡”、“偶稀饭”、“哇赛”等等，什么“ddd”(顶顶顶)、“94”(就是)，什么“lz”(楼主)等等符号代替汉字的网民语，都是大众读不懂的词语。这种用拼音文字代替汉语汉字词语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五)妨碍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使得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不时兴风作浪。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把中华文化置于被批判的境地。“文革”中“破四旧”，又使中华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能不陷入文化视野的迷茫。有人把中华文化打成“封建文化”、“农耕文化”，全盘否定所谓“黄色文明”，同时大力鼓吹全盘吸收“蓝色文明”，使得大量西方文化良莠不分涌入国门，有些心存民族自卑感的人甚至不惜向西方讨文化饭吃，迎合西方口味，而不惜丑化中国人。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种语言形成强势的霸权语言后，就意味着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和民族会拥有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中华文化较西方文化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和“入超”。比如在图书上，2004年欧美与中国的逆差为100：1，从美国进口图书4068种，我们输出14种，从英国进口2030种，我们输出16种；2005年，对美国版权贸易逆差为4000：24。如此悬殊的文化赤字和逆差，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以上列举的五大危害是十分深重的。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集体无意识”，而这些危害的祸根就是压在汉字头上的“三座大山”，就是“凡是派”理论误导所致。我们痛定思痛，应该给汉字彻底地平反昭雪，应该从“凡是派”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瑰宝，也是无愧于人类文明宝库的瑰宝。它传承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凝聚中国各民族成为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汉字和汉语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王蒙，2004)。现代科学证明，汉字是复脑文字，是智慧的文字，它“生生不息，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任凭方言分歧，汉字的表意体系屹立不动，几千年来，没有经历体系改造，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一枝独秀”(徐通锵，2006)。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最可宝贵的文字应该倍加珍惜，责无旁贷地把它推向全世界。
二、可贵的“中文学”、“汉语学”的基础理论的创新
在这次会上，不少代表对汉字和汉语研究都在理论上、观念上有较大的创新。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汉字和认知》的论文，可称之为基础理论创新的一颗硕果。他紧紧抓住汉字的特点，又以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为依据，论证了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根本的区别。他明确指出：汉字的固有特点不仅仅决定着学习汉字的方法，而且超越时空、“以不变应万变”地肩负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一枝独秀，并且由此而建构了汉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汉语、汉字的这种独特性，反映出语言、文字与大脑神经生理功能的差异以及语言文字学学习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错误地割裂和混淆文字、语言与大脑功能区的区别和联系，造成母语教学和外国语学习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徐教授两大文字体系的论断从根本上把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区别开来，从而也就否定了某些西方语言学家文字发展的“三段论”是普遍规律的“公理”，对我们汉字汉语教学改革和自主创新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对索绪尔的语言学和汉字、汉语都有较深的造诣，他能如此清晰地厘清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不同特点，并提出了汉语教学应该以字为本位的理念，是非常可贵的。
著名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吕必松教授在会上发表的《谈谈基于“字本位”组合生成教学法》称得上是立足于汉字汉语特点基础上的自主创 新的另一颗硕果。他作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也是走拼音文字的教学之路的，但近年来，他经过深刻反思，深切感到拼音文字的教学路子不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他决然地更新观念，与徐通锵教授相呼应，勇敢地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应走字本位的路子。他在论文中，以汉字具有“生成性”的本质特点为依据，首创了“组合生成教学法”。他的勇于自我否定、勇于自主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誉。
三、要敢于在西方语言学权威面前说“不”
许多代表都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述了对西方语言学、文字学理论不能也不应该一味地照搬、照抄，并指明了基础理论上的误导的巨大危害性。与会代表认为：汉语汉字各具独特固有的规律，汉字和汉语是关系密切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汉语汉字音形不对应的特点绝不同于拼音文字。因此，学习汉字，以及学习以汉字为载体的中文，必须遵循汉语和汉字自身的规律，必须以符合汉语汉字自身规律的“汉语学”、“中文学”的基础理论为圭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必须遵循这一基础理论。那种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把汉字看成是词汇的附属品的观点是不对的，按照“词本位”、“句本位”的听说领先的教学路子教汉语，只能培养“只会说汉语，而不认汉字的洋文盲”。
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副教授的论文《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中文教学的理念》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理论观点“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有人说，这篇论文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让人从“凡是派”的理论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让人观念为之更新。
张朋朋青年时代也是迷信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凡是派”。他在法国留学执教期间，研读了索绪尔的原著，经过反复的思辨，并对照自己的教学实际，对上述这些被认为是“公理”的观点开始质疑。他的发言论述充分，很有说服力。我们语言文字学界应该学习和发扬这种敢在语言学权威面前说“不”的勇气。
四、丰硕的汉字教育硕果
据统计，现在已创立了30多种识字法，它们像汉字园地上的百花一样争芳斗艳。听说有人身陷囹圄，有人蒙受不白之冤，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却仍矢志不移，研创识字方法。他们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令人感佩。作为中华儿女，我们理应在前人早已开拓出的“汉字文化圈”的基业上把汉字推向全世界。众多的识字法都各有所长，应互相取长补短，“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同心同德地创立中华民族的汉字识字法品牌。
北京潜能大成教育科技中心主任戴汝潜先生多年来全身心地投入汉字教育事业，为筹办第一、二届识字教育国际研讨会不辞辛劳，在汉字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多有建树。特别是“大成序法识字”更是一个集大成识字教育科学化的好方法，既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又能简洁方便地操作；既能够博采众长，又有自己完整的体系，不愧是识字教学科学化的创新硕果。
五、伟大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
婴幼儿识字的问题是与会代表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婴幼儿识字问题的形势，可用“天高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来形容。代表们都认为婴幼儿识字问题是识字教育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不仅对我们弘扬汉字文化和中华文化，把汉字汉语推向全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婴幼儿汉字启蒙教育之花早已开遍神州大地。戴汝潜先生的经过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母语教学的幼儿衔接”研制的《大成识读识》和徐德江先生的《字宝宝乐园》可说是婴幼儿识字教育的两朵奇葩。这两种启蒙教材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都是为了满足婴幼儿发展的语言需要，抓住婴幼儿习得汉字的敏感期和关键期，遵循婴幼儿认知心理和汉字的规律，并经过大量的实验修订而编写的。实践证明，婴幼儿习得语言的敏感期和关键期是婴幼儿汉字教育的黄金时期，抓住这个时期进行婴幼儿识字启蒙教育，不但有利于开发婴幼儿大脑的潜能，提高婴幼儿的智商、情商，也有利于培养婴幼儿从小就扎下汉字文化的根，有利于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科学家在测查智商时发现，英美法德四国儿童智商平均都是100，唯独日本儿童智商为111；在英美法德各国100名儿童里，智商达130的，各国都只有2人，唯独日本有10人。科学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儿童学了汉字。日本科学家石井勋先生对日本儿童的智商做了详细的测查，6岁入小学时，没识汉字的孩：产的智商同英美法德一样同为100；可是，5岁开始学汉字的，智商可达110；4岁开始学汉字的，智商可达120；3岁开始学汉字的，智商可达130以上。这个测查结果对于我们在婴幼儿中进行汉字启蒙教育具有科学理论指导意义。
事实上，我们周边的韩、日、新、马、泰等国和港澳台地区，都十分注重婴幼儿汉字的启蒙教育，并都已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形势逼人啊!大陆的代表深感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把某些专家学者主观设想作为科学依据，低估婴幼儿习得汉字的能力，更不能给热心婴幼儿汉字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穿“小鞋”，用行：政命令横加干涉，这是有悖于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要求的。
会议组织者把来自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汉字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聚于一堂，把包括语言文字学、语文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思维科学、脑神经生理学、教育心理学、计算机信息语言学、汉字文化学的学者、教授汇聚一堂，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上，互通长短，不同学术观点荟萃，相关学科协同交叉。会议不愧是一次科学民主、和谐有容的良好范例。我们应该大力倡导这种科学民主、平等协商的好学风，不要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不要互相指责，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为把汉字汉语推向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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