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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以女性的视角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社会生活及战后重建，在小说中赋予女性中心地位，小说塑造了一个爱憎鲜明敢作敢为却又让人褒贬相加的“乱世佳人”郝思嘉的形象，体现了浓郁又复杂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飘》 郝思嘉 女性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废奴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对美国南方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冲击，部分妇女开始觉悟，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要求与男子具有相同的权利。但当时的美国南方由于其独特的农业文化传统，男权意识仍然很强。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生活在该时期的美国南方，从小深受男权主义的压迫。其母亲就是一位女权运动的活动家，一生都在为争取妇女解放及妇女的政治权利而奋斗。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与时代巨变的境遇下，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了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不朽之作《飘》，小说以女性的视角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社会生活及战后重建，在小说中赋予女性中心地位。塑造了一个爱憎鲜明敢作敢为却又让人褒贬相加的女主人公郝思嘉的形象，体现了浓郁又复杂的女性意识：小说所倡导的女性自我意识、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爱情婚姻观等思想观念给后人以众多的启示。本文将对《飘》中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形象及小说所体现的女性观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一
《飘》不仅是一部供读者消遣的言情小说，它所折射出的女性价值观使它具有了新的意义。米切尔笔下的郝思嘉以她的行动上的反传统和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证实了这一论点。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男性的教育以充分开发个性化的潜能和追求自由为目的：而对于女性，则要从小教她们顺从男性。他认为：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天性，男性的天性是追求自由进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女性的天性则是温顺和服从。同时他在生活中也不乏蔑视女性、侮辱女性的做法。有哲学家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妇女都被关系性地界定——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妈妈、某人的女儿。”波伏娃将女性称为“第二性”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她的论点表明，女人的形成是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对女性气质所下的定义不可分割的。
内战前郝思嘉生活在充斥着维多利亚时代根深蒂固风俗的美国古老的南方。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妇女遭受压迫和束缚，她们必须“永远的善良、优雅、服从和原谅。她们读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和男人有话题可谈”。郝思嘉生活在南方种植园主家庭，为了把她培养成符合上层社会利益规范的大家闺秀，母亲埃伦和嬷嬷没少费心血，而“她只学会了表面彬彬有礼的举止”。她对南方社会文化中女子必须把自己掩藏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表面上装出温文尔雅的习俗非常厌恶。她时时处处表现出不合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公然宣称：“我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装模作样，从来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厌倦了装作我比小鸟多吃不了多少，想跑的时候走着，跳一段华尔兹说我要晕了……我厌倦了装着什么也不懂，让男人告诉我。”“我可偏要照我要做的做，照我要说的说，随便人家怎样不喜欢，我不管。”对于那种故意贬低女性，鄙视女性的看法她是永远不会接受的。相反，她从小就跟男孩子一样，会爬树，会扔石头，甚至还会恶作剧地捉弄别人。在十二橡树的野宴上，她不顾一切地向艾希礼倾吐自己的爱情。甚至提出要与其私奔。她的行为超越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定位，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强烈抗议，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同时这也是作家内心女性意识的宣泄，她通过郝思嘉的行为来表达女性的困惑和压抑，倾吐女性自我的心声。她以女性独特的视野写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对女性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
二
小说《飘》通过郝思嘉这一形象，表达了女性强烈要求“经济独立”的女性观。在郝思嘉生活的时代妇女还没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女性必须隐退在男人的身后，不适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抛头露面，基本丧失了独立的社会经济活动权力。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郝思嘉从一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成为一个为生活而奔波的寡妇。当亚特兰大陷落后回到故乡塔拉，过去繁荣平和的家园已经一去不再了。母亲去世，父亲痴呆，两个妹妹又病又弱，身边还有虚弱的媚兰母子和什么都不会做的小黑奴。“现在再也没有安稳的海港可以容她停泊，再也没有别的迂回益折的道路可以让她回避这段死胡同”。于是“自出世以来从来没有不戴帽、不披纱罩在太阳里走过路”的她毅然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虽然孤独和疲惫时时袭击着她，她却从未屈服过。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非凡的生活能力。战争虽然令郝思嘉厌恶，但战争也为郝思嘉从旧的教条中脱离出来创造了条件。因为饱受饥饿、贫穷的煎熬和生活的折磨，聚敛更多的钱，重新积累则富，成了赫思嘉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为攫取金钱和土地，她变得虚伪、贪婪。为守护家财枪杀了前来劫掠的士兵：为筹到税款她抢了妹妹的男友：为了能赚取更多的钱，她毫不顾忌那种以为女人应该是无知、无识、不能有自己意见的上流社会的传统观念，自作主张买下锯木厂并抛头露面亲自经营：为了扩大贸易，获取更多的利润，她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雇佣犯人劳役：她公然赶着马车在城里做生意并残酷无情地和其他男性竞争：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打败了男性竞争者，使家业不断兴旺起来。为了达到目的她不惜一切代价，我行我素，勇往直前。她说：我有许多女人所没有的东西，我有这个十分坚定的心。思嘉的行为方式既源于她内心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性格，也取决于她相对独立的观念。她不仅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也成为了一个摆脱了依靠男性供养的自强、自立、自主的新女性。
爱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主题。在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自我存在价值往往首先是通过爱和婚姻来体现的。按照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男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而女人则只能充当配角。未出嫁的女子需听从父亲、兄长的意志，出嫁后，应时刻为使丈夫生活的舒适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女性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在郝思嘉的父亲看来：“最美满的婚姻就是父母做主的。”郝思嘉却对这种束缚人的礼教十分厌恶并公然反对。她一生都在主动地追求爱情。不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挑选，也不接受父亲为她选择的婚姻。在主动追求艾希礼遭到拒绝后的几次婚姻，虽然是对物质金钱的妥协，但都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的叛逆者。在爱情上思嘉真心渴求的只有两个男人：艾希礼和瑞德。前者是旧南方的象征，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爱好音乐书籍与旅行，有头脑，给人神秘感：后者充满新南方的素质，有独特的处世哲学，桀骜不驯、敏锐、富有力量和才智，与思嘉颇为灵犀相通。多年来，郝思嘉心中只有一人，那就是艾希礼，对他毫无保留地奉献出盲目而纯真的爱。因为他带着她所缺乏的那份贵族的温文尔雅和神秘。尽管没有得到他，这种感情却一如既往，既无任何功利目的可言，甚至也与情欲无关。直到媚兰去世，她才蓦地发现希礼从来就没有爱过自己，她爱的“根本不是他本人”，她“所爱的只是自己的一尊偶像，一尊没有生命的偶像”。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是瑞德，瑞德的才智、力量及叛逆精神吸引着她，对瑞德萌生了后悔、渴望，重新争取的情绪。小说结尾时，瑞德离她而去，物质上富有的思嘉精神上一片空白，但她马上又站了起来，因为“她家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的，哪怕是失败已经在面对面地盯着他们也是白搭，这股精神使她扬起了下巴……明天我要想个办法重新得到他。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男性与女性双方力量的较量与互相征服的关系，她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瑞德再次找回来，更反映了她的不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
玛格丽特·米切尔在《飘》中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自觉，真正从女性的体验与感受出发，描写了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表现出了丰富复杂的女性观。作为作家着力塑造的具有反叛精神的一个形象，郝思嘉具有诸多女性优秀的品质，同时又是颠覆传统女性价值观的代言人。她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独立意识、自由、坚强的性格和现实的人生态度、面对逆境不退缩的顽强的生活能力、对爱情的执著追求等一系列的行为超越了当时社会传统对妇女的定位，表现了自我意识的张扬，这实际上是对19世纪美国社会中传统女性的叛逆，更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对推动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觉醒和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飘》在美国小说史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郝思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外文学画廊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乱世佳人”。
关键词 《飘》 郝思嘉 女性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废奴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对美国南方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冲击，部分妇女开始觉悟，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要求与男子具有相同的权利。但当时的美国南方由于其独特的农业文化传统，男权意识仍然很强。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生活在该时期的美国南方，从小深受男权主义的压迫。其母亲就是一位女权运动的活动家，一生都在为争取妇女解放及妇女的政治权利而奋斗。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与时代巨变的境遇下，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了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不朽之作《飘》，小说以女性的视角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社会生活及战后重建，在小说中赋予女性中心地位。塑造了一个爱憎鲜明敢作敢为却又让人褒贬相加的女主人公郝思嘉的形象，体现了浓郁又复杂的女性意识：小说所倡导的女性自我意识、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爱情婚姻观等思想观念给后人以众多的启示。本文将对《飘》中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形象及小说所体现的女性观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一
《飘》不仅是一部供读者消遣的言情小说，它所折射出的女性价值观使它具有了新的意义。米切尔笔下的郝思嘉以她的行动上的反传统和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证实了这一论点。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男性的教育以充分开发个性化的潜能和追求自由为目的：而对于女性，则要从小教她们顺从男性。他认为：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天性，男性的天性是追求自由进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女性的天性则是温顺和服从。同时他在生活中也不乏蔑视女性、侮辱女性的做法。有哲学家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妇女都被关系性地界定——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妈妈、某人的女儿。”波伏娃将女性称为“第二性”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她的论点表明，女人的形成是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对女性气质所下的定义不可分割的。
内战前郝思嘉生活在充斥着维多利亚时代根深蒂固风俗的美国古老的南方。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妇女遭受压迫和束缚，她们必须“永远的善良、优雅、服从和原谅。她们读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和男人有话题可谈”。郝思嘉生活在南方种植园主家庭，为了把她培养成符合上层社会利益规范的大家闺秀，母亲埃伦和嬷嬷没少费心血，而“她只学会了表面彬彬有礼的举止”。她对南方社会文化中女子必须把自己掩藏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表面上装出温文尔雅的习俗非常厌恶。她时时处处表现出不合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公然宣称：“我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装模作样，从来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厌倦了装作我比小鸟多吃不了多少，想跑的时候走着，跳一段华尔兹说我要晕了……我厌倦了装着什么也不懂，让男人告诉我。”“我可偏要照我要做的做，照我要说的说，随便人家怎样不喜欢，我不管。”对于那种故意贬低女性，鄙视女性的看法她是永远不会接受的。相反，她从小就跟男孩子一样，会爬树，会扔石头，甚至还会恶作剧地捉弄别人。在十二橡树的野宴上，她不顾一切地向艾希礼倾吐自己的爱情。甚至提出要与其私奔。她的行为超越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定位，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强烈抗议，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同时这也是作家内心女性意识的宣泄，她通过郝思嘉的行为来表达女性的困惑和压抑，倾吐女性自我的心声。她以女性独特的视野写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对女性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
二
小说《飘》通过郝思嘉这一形象，表达了女性强烈要求“经济独立”的女性观。在郝思嘉生活的时代妇女还没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女性必须隐退在男人的身后，不适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抛头露面，基本丧失了独立的社会经济活动权力。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郝思嘉从一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成为一个为生活而奔波的寡妇。当亚特兰大陷落后回到故乡塔拉，过去繁荣平和的家园已经一去不再了。母亲去世，父亲痴呆，两个妹妹又病又弱，身边还有虚弱的媚兰母子和什么都不会做的小黑奴。“现在再也没有安稳的海港可以容她停泊，再也没有别的迂回益折的道路可以让她回避这段死胡同”。于是“自出世以来从来没有不戴帽、不披纱罩在太阳里走过路”的她毅然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虽然孤独和疲惫时时袭击着她，她却从未屈服过。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非凡的生活能力。战争虽然令郝思嘉厌恶，但战争也为郝思嘉从旧的教条中脱离出来创造了条件。因为饱受饥饿、贫穷的煎熬和生活的折磨，聚敛更多的钱，重新积累则富，成了赫思嘉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为攫取金钱和土地，她变得虚伪、贪婪。为守护家财枪杀了前来劫掠的士兵：为筹到税款她抢了妹妹的男友：为了能赚取更多的钱，她毫不顾忌那种以为女人应该是无知、无识、不能有自己意见的上流社会的传统观念，自作主张买下锯木厂并抛头露面亲自经营：为了扩大贸易，获取更多的利润，她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雇佣犯人劳役：她公然赶着马车在城里做生意并残酷无情地和其他男性竞争：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打败了男性竞争者，使家业不断兴旺起来。为了达到目的她不惜一切代价，我行我素，勇往直前。她说：我有许多女人所没有的东西，我有这个十分坚定的心。思嘉的行为方式既源于她内心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性格，也取决于她相对独立的观念。她不仅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也成为了一个摆脱了依靠男性供养的自强、自立、自主的新女性。
爱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主题。在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自我存在价值往往首先是通过爱和婚姻来体现的。按照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男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而女人则只能充当配角。未出嫁的女子需听从父亲、兄长的意志，出嫁后，应时刻为使丈夫生活的舒适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女性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在郝思嘉的父亲看来：“最美满的婚姻就是父母做主的。”郝思嘉却对这种束缚人的礼教十分厌恶并公然反对。她一生都在主动地追求爱情。不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挑选，也不接受父亲为她选择的婚姻。在主动追求艾希礼遭到拒绝后的几次婚姻，虽然是对物质金钱的妥协，但都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的叛逆者。在爱情上思嘉真心渴求的只有两个男人：艾希礼和瑞德。前者是旧南方的象征，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爱好音乐书籍与旅行，有头脑，给人神秘感：后者充满新南方的素质，有独特的处世哲学，桀骜不驯、敏锐、富有力量和才智，与思嘉颇为灵犀相通。多年来，郝思嘉心中只有一人，那就是艾希礼，对他毫无保留地奉献出盲目而纯真的爱。因为他带着她所缺乏的那份贵族的温文尔雅和神秘。尽管没有得到他，这种感情却一如既往，既无任何功利目的可言，甚至也与情欲无关。直到媚兰去世，她才蓦地发现希礼从来就没有爱过自己，她爱的“根本不是他本人”，她“所爱的只是自己的一尊偶像，一尊没有生命的偶像”。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是瑞德，瑞德的才智、力量及叛逆精神吸引着她，对瑞德萌生了后悔、渴望，重新争取的情绪。小说结尾时，瑞德离她而去，物质上富有的思嘉精神上一片空白，但她马上又站了起来，因为“她家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的，哪怕是失败已经在面对面地盯着他们也是白搭，这股精神使她扬起了下巴……明天我要想个办法重新得到他。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男性与女性双方力量的较量与互相征服的关系，她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瑞德再次找回来，更反映了她的不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
玛格丽特·米切尔在《飘》中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自觉，真正从女性的体验与感受出发，描写了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表现出了丰富复杂的女性观。作为作家着力塑造的具有反叛精神的一个形象，郝思嘉具有诸多女性优秀的品质，同时又是颠覆传统女性价值观的代言人。她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独立意识、自由、坚强的性格和现实的人生态度、面对逆境不退缩的顽强的生活能力、对爱情的执著追求等一系列的行为超越了当时社会传统对妇女的定位，表现了自我意识的张扬，这实际上是对19世纪美国社会中传统女性的叛逆，更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对推动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觉醒和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飘》在美国小说史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郝思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外文学画廊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乱世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