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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水墨，许多人想到的就是花鸟虫鱼，人物山水，几千年的积淀，让水墨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规范，也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国粹之一。无论哪种艺术形式，都必须在不断创造与革新中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时尚水墨”就是用水墨来诠释当代的时尚艺术。
现代水墨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理论，诸如康定斯基的绘画观点、博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出现一批反传统水墨的画家，被批评家骂作是玩弄“西玄”。到了90年代，美术界也开始反思“现代性”，提倡持守传统，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将八卦、周易、老庄哲学作为思想武器，这时候批评家又指责这部分抽象水墨画家是在玩“中玄”。实际上，无论画家在做怎样的尝试，都是美术发展史的一个构成。而今天，一味西化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都不是现代水墨发展的正路。
2006年10月台北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主题是“时尚水墨”。假如这个概念是指向水墨的“当下”、“时代性”，这是符合艺术发展之说的。清代大画家石涛就曾说：“笔墨当随时代”，即强调水墨艺术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些现代水墨艺术家致力于探讨笔墨、技艺本身的随时代的变化。比如离开传统的墨随笔走，大量使用了泼、冲、洗、喷等手法，创造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和新的艺术语言。但仅仅是技艺的变化，还不能完全称得上“时尚水墨”。
假如“时尚水墨”将自己定位为水墨就是时尚生活、流行文化、休闲文化，那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入世，表现现代生活，这只能是艺术的功用，不是艺术本身。不能将水墨等同于服装、香水、电视，汉堡包，或者上海街头的巨幅广告。水墨可以用来发挥其社会功用，但不能等同于流行时尚。所谓“百姓日用皆是道”，那也是将百姓日用提升到“道”的层面，而不是流于蝇营狗苟、鸡零狗碎。一些批评家批评抽象水墨过于谈玄，主张要人世；批评传统表现乡村生活水墨，提倡都市水墨。现代也有乡村，有都市，也要追问宇宙自然，当然也有都市文明的问题。水墨艺术的本质就是追问生命。借用太极、河图、洛书等来探讨宇宙自然与人的关系，或者借用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来表达对工业机械文明的反思，只要能表达艺术家的心灵追问，都是可以提倡的。流行是大众的，是公共的，而艺术的探索，是个人的，是孤独的，是艺术家的心灵归宿。但这并非说艺术品就是超尘绝世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艺术家在社会中，他的作品自然能表达社会。
现代水墨的成长、生发，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现代艺术形式语言，也不能刻意困守传统笔法，而是要打破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融会东西方美学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风格，以表达艺术家的心灵归宿、探讨生命本质为创作指归。几十年来，各种潮流风起云涌，各家各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能够存留在艺术史上的，将只有作品。
凤凰生活：可不可以介绍这次“国际水墨双年展”的特点和主题?与以往的双年展相比，有什么超越和不同的地方?
刘：以往的双年展美其名日是当代，其实是以西方流行的思维作主导，是西方双年展的翻版。而水墨画是东亚儒学文化共同体的绘画，是本土的，是与西方画系对等的东方画系。
凤凰生活：为什么会想到办这样一个“时尚水墨展”?希望传导给观众什么理念呢?和传统水墨相比， “时尚水墨”更注重什么?在形式或内容上有哪些创新的地方?
刘：他与传统的文人画不同，与西方当代绘画亦不同，他是为发扬水墨画传统的优越性而举办。艺术当随时代，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不但可以显示东亚各国的民族性时代特质，同时亦可看到西方画家从事水墨画创作的不同思想与技法以及不同的表现。
凤凰生活：在数码时代，艺术形式语言在表达层面上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水墨艺术是否有些“老态龙钟”?
刘：数码时代的水墨画当然亦随时代变化，许多年轻的画家亦有新的表现，时尚水墨提供了一个交流研讨的机会。
凤凰生活：“时尚水墨”这种艺术形式在台湾或者说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在展出过程中，是否担心公众的理解和认可?
刘：时尚水墨渐渐代替了以印象派风格画台湾风景的老态龙钟的本土绘画，在国际上早已受到重视，今年10月13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举办的“新中国山水画展”已证明这一点。
凤凰生活：“时尚水墨”是否会走向商业化、市场化?是否会被认为哗众取宠?这样的艺术形式会有长足的生命力吗，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刘：时尚水墨画在台湾发起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后来影响到东南亚各国、韩国和日本，最后影响到大陆，形势越来越强，怎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呢?商业化更显示它的现实，只要画家能维持其学术性追求，美术馆亦会接着收藏的。
刘：参加的画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显神通，每位画家都在不停地创新，不到展出时都不敢乱讲。但是肯定是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精彩展出，大家拭目以待吧！
“艺术家只能在创作过程中接受挑战”
——对话现代水墨大师孟昌明
我始终是炎黄子孙
孟昌明曾经一直强调，文化是身上流淌的血液。在国外生活、游学、开展览、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交流活动，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身份。欣赏他的水墨画，观众不仅能发现西方艺术的印记，也同样能感受传统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
凤凰生活：您最初是怎样和水墨画结下不解之缘的?您觉得水墨画给您带来了怎样的乐趣?
孟：在还没有认识很多汉字的童年，我开始依葫芦画瓢一般练习书法，写《散氏盘》和《泰山金刚经》，书法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就是单纯而没有限制的画；而后来的水墨画，应该是童年对于作画梦想的纵向延伸——在大家都开始叫我画家的时候，水墨画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当我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在异国的土地上做艺术表达时，我有一种非常清晰而踏实的文化身份——我是炎黄子孙。
凤凰生活：您在国外举办过很多展览，是否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您希望借助这些展览达到怎样的目的?
孟：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一颗普通的文化种子，承传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在合适的水土和阳光下，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去发扬和光大是极其自然的举措。举办展览会让我有更多和观众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
凤凰生活：您的许多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不同，感觉是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些元素，是不是对传统水墨的一种颠覆?
孟：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和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机器文明主宰我们每天的生活，传媒的方便让我有机会比较和学习不同的文化艺术，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观念和技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使我在表达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美感时更为直接和方便。而对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是在一个高层次上的对中西方文化的理性回眸。至于“颠覆”，我个人没有力量更没有意愿，历史对文化的积淀和选择有其特殊的方式。
凤凰生活：您长期生活在美国，是否会有一种文化冲突的无奈感?
孟：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包容性质，我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收藏得很好的青铜器、汉石刻、隋、唐雕塑和宋代绘画，同样，我也可以在街头看黑人地摊上古老的非洲木雕，在多纬度的视野中，我更加珍惜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语言纯度。说到文化冲击，这大概是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的事情，无奈亦属正常。感受母语中所蕴含的乡情，即便对侨居纽约的俄罗斯大诗人布罗斯基也是一种奢侈。
笔墨当随时代
孟昌明的思考和实践，有着深刻的世纪之变的印记。在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异常频繁活跃的时代，在社会激变而产生的精神文化困境以及艺术发展的诸多难题面前，他找到一条既传统又现代、既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又不忘中国文化传统的充满个性光芒的水墨之路。
凤凰生活：水墨这种艺术形式会不会对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定的束缚?如果有，您怎样去平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孟：任何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表达方便的同时必然有不尽人意的限制和束缚，这不仅仅是水墨画所面临的困境，其他艺术形式比如油画、诗、戏剧、舞蹈、音乐同样如此，所以艺术家只能在创作过程中接受挑战。
凤凰生活：水墨艺术在现代艺术环境中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在今天是否还有文人画?有人说中国画是行将就木的博物馆艺术，您是否这样看?
孟：面条处在什么地位?你肚子饿了，它对你就重要——艺术在任何环境里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中国文人画是士大夫时期的产物，一旦生存的境况改变，文人画产生的条件和表现语汇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尤其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条件下，文人画缺乏真正的绘画创作氛围和条件，笔墨中的“老庄情怀”只是一个虚幻的白日梦。文人画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我以为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我不同意中国画是行将就木的博物馆艺术这种说法，绘画过程中，我自己常常会反省石涛曾说过的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画只要能反映当下的人文情怀，就一定有生命力。
凤凰生活：有人觉得“时尚水墨”或者说“实验水墨”的精神内涵已经沦丧了，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孟：我个人不同意“时尚水墨”这一说法——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归属，不是时装和珠宝。 “实验水墨”就这个提法我也有些疑问，撇开“精神”这奢侈的话题不谈，无论是作为流派的提法还是学术定位也都不准确。古往今来，哪一个门类的艺术家不是穷其毕生精力去探讨和尝试新的艺术之路?艺术创作无论如何都会面临那个已经变成老生常谈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成功的鲜花美酒总是建立在苦心智、劳筋骨的实验行为之上。
水墨是一种文化性格
孟昌明说：对艺术的判断越不过对人生的总体透视，唯有人的质地才有艺术的质地，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自己。正是坚持着这样的信念，所以在做画的过程中，孟先生也一直在不断提高着自己的艺术修为和个人素养。
凤凰生活：除了水墨画，您有没有其它的兴趣爱好?这些兴趣爱好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吗?
孟：除了水墨画外，我还喜爱阅读哲学、文学方面的书籍，听西方古典音乐，喜欢陈氏太极拳。哲学让我接受理论的锻造，文学陶冶和提升我的感性和敏锐的艺术触觉，西方古典音乐则给我在绘画思考与创作时许多心理层面的暗示，太极拳对我如同西洋画的素描，它给我提供对事物的观察和体悟的基本方法。
凤凰生活：在中西方艺术家中有哪些是对您影响特别大的?可不可以各举一位?
孟：西方的马蒂斯对绘画创作的态度是我的楷模，他对艺术一直满怀敬畏之情，把浪漫而诗化的艺术情绪放在一个严格的语言系统中加以锤炼，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他对绘画意识的高度提升，会让我仔细反省绘画中那些往往被忽视的枝节性因素，换句话说，艺术作品中没有可有可无的组成；而中国明代遗民八大山人作品中的某些悲剧因素，单纯、高贵的美学追向会让我心怀感激，他将绘画的技术手段和思想境界结合得完美无瑕——有这样的艺术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荣幸。
凤凰生活：您这次参加展览的作品是什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参展?您自己最喜欢您的哪些作品?它们寄托了您怎样的精神理念?
盂：我参加这次台北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作品，是一个题为《很多的鱼》的系列组画，我在绘画构成上做了一些尝试，也在“鱼”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美学符号上寄托许多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说到底，作品的中的“鱼”是生命的一种直指，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现代的数码时代，生命主体相对与客体世界的矛盾是同样的具体而复杂，对自然和美的礼赞也同样是艺术家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喜欢早年画下的近200幅的抽象作品《西藏、西藏》，也偏爱我于90年代后期画下的大型水墨组画《天圜地方》。前者是我对传统水墨表现方法的挣脱和西藏人文艺术给我启迪之后，表达的一种不加掩饰的青春率性的情绪；后者则是我在西方多年生活之后对我的母语文化的一往情深的礼赞。在进行《天圜地方》的绘画过程中，我真正明白一个道理， “水墨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是我在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中所保有的文化性格”。我深信，水墨画将随着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不断理解发展出更深远的空间。
凤凰生活：您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您还有怎样的人生目标?孟：好好生活，努力画画，用画笔为自然和社会生活作美的证明。
现代水墨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理论，诸如康定斯基的绘画观点、博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出现一批反传统水墨的画家，被批评家骂作是玩弄“西玄”。到了90年代，美术界也开始反思“现代性”，提倡持守传统，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将八卦、周易、老庄哲学作为思想武器，这时候批评家又指责这部分抽象水墨画家是在玩“中玄”。实际上，无论画家在做怎样的尝试，都是美术发展史的一个构成。而今天，一味西化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都不是现代水墨发展的正路。
2006年10月台北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主题是“时尚水墨”。假如这个概念是指向水墨的“当下”、“时代性”，这是符合艺术发展之说的。清代大画家石涛就曾说：“笔墨当随时代”，即强调水墨艺术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些现代水墨艺术家致力于探讨笔墨、技艺本身的随时代的变化。比如离开传统的墨随笔走，大量使用了泼、冲、洗、喷等手法，创造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和新的艺术语言。但仅仅是技艺的变化，还不能完全称得上“时尚水墨”。
假如“时尚水墨”将自己定位为水墨就是时尚生活、流行文化、休闲文化，那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入世，表现现代生活，这只能是艺术的功用，不是艺术本身。不能将水墨等同于服装、香水、电视，汉堡包，或者上海街头的巨幅广告。水墨可以用来发挥其社会功用，但不能等同于流行时尚。所谓“百姓日用皆是道”，那也是将百姓日用提升到“道”的层面，而不是流于蝇营狗苟、鸡零狗碎。一些批评家批评抽象水墨过于谈玄，主张要人世；批评传统表现乡村生活水墨，提倡都市水墨。现代也有乡村，有都市，也要追问宇宙自然，当然也有都市文明的问题。水墨艺术的本质就是追问生命。借用太极、河图、洛书等来探讨宇宙自然与人的关系，或者借用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来表达对工业机械文明的反思，只要能表达艺术家的心灵追问，都是可以提倡的。流行是大众的，是公共的，而艺术的探索，是个人的，是孤独的，是艺术家的心灵归宿。但这并非说艺术品就是超尘绝世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艺术家在社会中，他的作品自然能表达社会。
现代水墨的成长、生发，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现代艺术形式语言，也不能刻意困守传统笔法，而是要打破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融会东西方美学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风格，以表达艺术家的心灵归宿、探讨生命本质为创作指归。几十年来，各种潮流风起云涌，各家各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能够存留在艺术史上的，将只有作品。
凤凰生活：可不可以介绍这次“国际水墨双年展”的特点和主题?与以往的双年展相比，有什么超越和不同的地方?
刘：以往的双年展美其名日是当代，其实是以西方流行的思维作主导，是西方双年展的翻版。而水墨画是东亚儒学文化共同体的绘画，是本土的，是与西方画系对等的东方画系。
凤凰生活：为什么会想到办这样一个“时尚水墨展”?希望传导给观众什么理念呢?和传统水墨相比， “时尚水墨”更注重什么?在形式或内容上有哪些创新的地方?
刘：他与传统的文人画不同，与西方当代绘画亦不同，他是为发扬水墨画传统的优越性而举办。艺术当随时代，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不但可以显示东亚各国的民族性时代特质，同时亦可看到西方画家从事水墨画创作的不同思想与技法以及不同的表现。
凤凰生活：在数码时代，艺术形式语言在表达层面上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水墨艺术是否有些“老态龙钟”?
刘：数码时代的水墨画当然亦随时代变化，许多年轻的画家亦有新的表现，时尚水墨提供了一个交流研讨的机会。
凤凰生活：“时尚水墨”这种艺术形式在台湾或者说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在展出过程中，是否担心公众的理解和认可?
刘：时尚水墨渐渐代替了以印象派风格画台湾风景的老态龙钟的本土绘画，在国际上早已受到重视，今年10月13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举办的“新中国山水画展”已证明这一点。
凤凰生活：“时尚水墨”是否会走向商业化、市场化?是否会被认为哗众取宠?这样的艺术形式会有长足的生命力吗，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刘：时尚水墨画在台湾发起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后来影响到东南亚各国、韩国和日本，最后影响到大陆，形势越来越强，怎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呢?商业化更显示它的现实，只要画家能维持其学术性追求，美术馆亦会接着收藏的。
刘：参加的画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显神通，每位画家都在不停地创新，不到展出时都不敢乱讲。但是肯定是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精彩展出，大家拭目以待吧！
“艺术家只能在创作过程中接受挑战”
——对话现代水墨大师孟昌明
我始终是炎黄子孙
孟昌明曾经一直强调，文化是身上流淌的血液。在国外生活、游学、开展览、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交流活动，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身份。欣赏他的水墨画，观众不仅能发现西方艺术的印记，也同样能感受传统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
凤凰生活：您最初是怎样和水墨画结下不解之缘的?您觉得水墨画给您带来了怎样的乐趣?
孟：在还没有认识很多汉字的童年，我开始依葫芦画瓢一般练习书法，写《散氏盘》和《泰山金刚经》，书法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就是单纯而没有限制的画；而后来的水墨画，应该是童年对于作画梦想的纵向延伸——在大家都开始叫我画家的时候，水墨画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当我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在异国的土地上做艺术表达时，我有一种非常清晰而踏实的文化身份——我是炎黄子孙。
凤凰生活：您在国外举办过很多展览，是否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您希望借助这些展览达到怎样的目的?
孟：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一颗普通的文化种子，承传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在合适的水土和阳光下，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去发扬和光大是极其自然的举措。举办展览会让我有更多和观众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
凤凰生活：您的许多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不同，感觉是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些元素，是不是对传统水墨的一种颠覆?
孟：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和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机器文明主宰我们每天的生活，传媒的方便让我有机会比较和学习不同的文化艺术，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观念和技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使我在表达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美感时更为直接和方便。而对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是在一个高层次上的对中西方文化的理性回眸。至于“颠覆”，我个人没有力量更没有意愿，历史对文化的积淀和选择有其特殊的方式。
凤凰生活：您长期生活在美国，是否会有一种文化冲突的无奈感?
孟：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包容性质，我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收藏得很好的青铜器、汉石刻、隋、唐雕塑和宋代绘画，同样，我也可以在街头看黑人地摊上古老的非洲木雕，在多纬度的视野中，我更加珍惜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语言纯度。说到文化冲击，这大概是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的事情，无奈亦属正常。感受母语中所蕴含的乡情，即便对侨居纽约的俄罗斯大诗人布罗斯基也是一种奢侈。
笔墨当随时代
孟昌明的思考和实践，有着深刻的世纪之变的印记。在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异常频繁活跃的时代，在社会激变而产生的精神文化困境以及艺术发展的诸多难题面前，他找到一条既传统又现代、既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又不忘中国文化传统的充满个性光芒的水墨之路。
凤凰生活：水墨这种艺术形式会不会对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定的束缚?如果有，您怎样去平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孟：任何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表达方便的同时必然有不尽人意的限制和束缚，这不仅仅是水墨画所面临的困境，其他艺术形式比如油画、诗、戏剧、舞蹈、音乐同样如此，所以艺术家只能在创作过程中接受挑战。
凤凰生活：水墨艺术在现代艺术环境中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在今天是否还有文人画?有人说中国画是行将就木的博物馆艺术，您是否这样看?
孟：面条处在什么地位?你肚子饿了，它对你就重要——艺术在任何环境里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中国文人画是士大夫时期的产物，一旦生存的境况改变，文人画产生的条件和表现语汇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尤其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条件下，文人画缺乏真正的绘画创作氛围和条件，笔墨中的“老庄情怀”只是一个虚幻的白日梦。文人画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我以为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我不同意中国画是行将就木的博物馆艺术这种说法，绘画过程中，我自己常常会反省石涛曾说过的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画只要能反映当下的人文情怀，就一定有生命力。
凤凰生活：有人觉得“时尚水墨”或者说“实验水墨”的精神内涵已经沦丧了，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孟：我个人不同意“时尚水墨”这一说法——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归属，不是时装和珠宝。 “实验水墨”就这个提法我也有些疑问，撇开“精神”这奢侈的话题不谈，无论是作为流派的提法还是学术定位也都不准确。古往今来，哪一个门类的艺术家不是穷其毕生精力去探讨和尝试新的艺术之路?艺术创作无论如何都会面临那个已经变成老生常谈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成功的鲜花美酒总是建立在苦心智、劳筋骨的实验行为之上。
水墨是一种文化性格
孟昌明说：对艺术的判断越不过对人生的总体透视，唯有人的质地才有艺术的质地，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自己。正是坚持着这样的信念，所以在做画的过程中，孟先生也一直在不断提高着自己的艺术修为和个人素养。
凤凰生活：除了水墨画，您有没有其它的兴趣爱好?这些兴趣爱好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吗?
孟：除了水墨画外，我还喜爱阅读哲学、文学方面的书籍，听西方古典音乐，喜欢陈氏太极拳。哲学让我接受理论的锻造，文学陶冶和提升我的感性和敏锐的艺术触觉，西方古典音乐则给我在绘画思考与创作时许多心理层面的暗示，太极拳对我如同西洋画的素描，它给我提供对事物的观察和体悟的基本方法。
凤凰生活：在中西方艺术家中有哪些是对您影响特别大的?可不可以各举一位?
孟：西方的马蒂斯对绘画创作的态度是我的楷模，他对艺术一直满怀敬畏之情，把浪漫而诗化的艺术情绪放在一个严格的语言系统中加以锤炼，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他对绘画意识的高度提升，会让我仔细反省绘画中那些往往被忽视的枝节性因素，换句话说，艺术作品中没有可有可无的组成；而中国明代遗民八大山人作品中的某些悲剧因素，单纯、高贵的美学追向会让我心怀感激，他将绘画的技术手段和思想境界结合得完美无瑕——有这样的艺术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荣幸。
凤凰生活：您这次参加展览的作品是什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参展?您自己最喜欢您的哪些作品?它们寄托了您怎样的精神理念?
盂：我参加这次台北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作品，是一个题为《很多的鱼》的系列组画，我在绘画构成上做了一些尝试，也在“鱼”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美学符号上寄托许多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说到底，作品的中的“鱼”是生命的一种直指，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现代的数码时代，生命主体相对与客体世界的矛盾是同样的具体而复杂，对自然和美的礼赞也同样是艺术家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喜欢早年画下的近200幅的抽象作品《西藏、西藏》，也偏爱我于90年代后期画下的大型水墨组画《天圜地方》。前者是我对传统水墨表现方法的挣脱和西藏人文艺术给我启迪之后，表达的一种不加掩饰的青春率性的情绪；后者则是我在西方多年生活之后对我的母语文化的一往情深的礼赞。在进行《天圜地方》的绘画过程中，我真正明白一个道理， “水墨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是我在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中所保有的文化性格”。我深信，水墨画将随着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不断理解发展出更深远的空间。
凤凰生活：您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您还有怎样的人生目标?孟：好好生活，努力画画，用画笔为自然和社会生活作美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