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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奇异的现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业,惑,三者,孰为大?道也。没有个体温度的文化,是冰冷的文化,也只是书斋的摆设;激发人内心情感的文化一定是活的,能惠及社会人心的。钱文忠擅于表达精细的思维。他的演讲好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行者。
《传统的再生:钱文忠演讲集》
钱文忠著
新星出版社2010.6
定价:25.00元
中国在这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表征,商人群体的堂皇登台和壮大,以及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当代中国的商人群体究竟有多大,占全民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确切的明了。但是,我们应该还记得这样的4个字“全民皆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我同样不知道,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中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词汇?答案恐怕是没有。至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那多少还是有一些数字依据的。请让我们看一下“皇甫平”之一周瑞金先生言简意赅的总结:“国内生产总值GDP,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1978年一年的劳动所得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中国人口在这个阶段增长了5亿人,但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000万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
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生命史中,30年仿佛是电光照露,只能是短暂的一瞬间。而,正是在这短短的30年里,中国走过了别的国家花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也未必能够走完的里程。为之震惊的不仅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自己难道不也会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感觉到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吗?
也许是成就过于巨大,震撼了我们;也许是这些成就来得太快,晕眩了我们。总之,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意,或者说还没有顾得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是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可分的。没有这八个字,中国的今天还至多只能是一个模糊、飘渺的幻影梦想。
于是,很多人把商人群体的登场和壮大归因为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把财富的急剧增加视作是这样一种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这样的意见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吗?“商”难道不是“四民”之末吗?可是,中国传统中不是经常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商人吗?今天,成功的商人难道不是太多人的人生目标了吗?
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为富不仁”吗?今天难道不是还依然有人认为“有钱人没有好东西”吗?可是同时,难道不是几乎全民都在疯狂地追逐财富吗?
问题是,如此这般将中国有关商人和财富的正面观念完全归结为外来的影响,是否准确?中国本身的传统中对于商人和财富的观念难道是一贯不变的负面吗?外因在完全没有内因的环境下,可能发生作用吗,或者说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吗?倘若,中国本身的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们奉为圭臬的“中国特色”的来源又在何处呢?依据又在哪里呢?
冷静地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貌似“常识”,却是没有足够的文化史依据的。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关商人和财富的观念,以及它们的地位,绝对不是那么低下和简单的。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脉搏,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韵律。中国传统中商人和财富的地位的独特性,也正是一种中国特色。
《传统的再生:钱文忠演讲集》
钱文忠著
新星出版社2010.6
定价:25.00元
中国在这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表征,商人群体的堂皇登台和壮大,以及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当代中国的商人群体究竟有多大,占全民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确切的明了。但是,我们应该还记得这样的4个字“全民皆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我同样不知道,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中是否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词汇?答案恐怕是没有。至于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那多少还是有一些数字依据的。请让我们看一下“皇甫平”之一周瑞金先生言简意赅的总结:“国内生产总值GDP,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1978年一年的劳动所得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中国人口在这个阶段增长了5亿人,但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000万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
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生命史中,30年仿佛是电光照露,只能是短暂的一瞬间。而,正是在这短短的30年里,中国走过了别的国家花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也未必能够走完的里程。为之震惊的不仅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自己难道不也会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感觉到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吗?
也许是成就过于巨大,震撼了我们;也许是这些成就来得太快,晕眩了我们。总之,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意,或者说还没有顾得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是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可分的。没有这八个字,中国的今天还至多只能是一个模糊、飘渺的幻影梦想。
于是,很多人把商人群体的登场和壮大归因为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把财富的急剧增加视作是这样一种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这样的意见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吗?“商”难道不是“四民”之末吗?可是,中国传统中不是经常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商人吗?今天,成功的商人难道不是太多人的人生目标了吗?
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为富不仁”吗?今天难道不是还依然有人认为“有钱人没有好东西”吗?可是同时,难道不是几乎全民都在疯狂地追逐财富吗?
问题是,如此这般将中国有关商人和财富的正面观念完全归结为外来的影响,是否准确?中国本身的传统中对于商人和财富的观念难道是一贯不变的负面吗?外因在完全没有内因的环境下,可能发生作用吗,或者说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吗?倘若,中国本身的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们奉为圭臬的“中国特色”的来源又在何处呢?依据又在哪里呢?
冷静地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貌似“常识”,却是没有足够的文化史依据的。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关商人和财富的观念,以及它们的地位,绝对不是那么低下和简单的。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脉搏,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韵律。中国传统中商人和财富的地位的独特性,也正是一种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