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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红楼梦》读者深思：如果贾府未被抄家，是否还能继续支撑下去？
答案是否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贾氏集团过于单一低效的业务收入，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运营开支。其现金流多年来持续为负，已经接近负资产的边缘；加上缺乏融资渠道，破产就在眼前。
主业式微
按书中提供的线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贾府的收支情况。
贾家的主要收入是地租和房租，主要开支是家庭成员和佣人的生活开支。地租和房租的好处是风险小，非常稳定；但缺点也很明显，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增长非常缓慢。贾家从第一代开始，官就越做越小，又缺乏商业人才，估计这几十年收入增长很小。
而另一方面，家庭开支却随着人口增多而迅速增长。第七十四回，王夫人回忆贾敏出嫁之前，贾府的生活标准，“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
贾敏待字闺中时，玉字辈还未出生。老嬷嬷们还在工作岗位，贾府几乎没有闲人。这样算来，贾府“单房”开销这十几年就一直在不断收缩。正如王夫人所透露，在建大观园之前，贾氏集团一直在“只出不进的隐性裁员”。王夫人的大丫环金钏死了，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着不补人。
这说明，“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只是幻象。家庭总规模在扩张，生活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提高，这就好比一座假山，10个人可以用，20个人也可以用。
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贾府的那些稀奇玩意儿都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而柴米油盐这些消耗现金的日常生活资源常常短缺。一边是仓库里堆满了奢侈品，一边是员工工资常常被挪用。
收入不变，人口猛增，福利标准又下不来，只能变卖资产，家族渐渐变成空架子。这不是能力和道德的问题，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的贾府版，是农耕时代贵族大家族必然的结局。
过去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分家。用新家庭摆脱老传统，加强活力，大家各自想办法。只要有一支能存活，家族的香火就能延续（比如贾兰一脉）。这就是过去没有阶层固化，而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但问题是贾母尚健在，分家不可行，唯有继续提高生活资源利用效率，这个重担落在总经理王熙凤身上。
管理失效
王熙凤作为贾氏集团的总经理，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有过一些改革动作。
在操盘秦可卿丧事过程中，王熙凤在听下人们汇报工作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荣国府事业部的四个办事员来要“对牌”，就是现在的工作单，然后才能凭对牌领东西。凤姐听完汇报，立刻指出其中两项算错了，让他们算清楚了再来。
其实账面是对的，只是这几个员工的预算高出了王熙凤的预期。丧事的目标管理很简单，因为规格非常高，只要办得风风光光就行了，所以预算自然给得很充足。但问题在于办事人员太多，每个人浪费一点，也很容易超支。
王熙凤的方法是把办事的、分配物资的、采购物资的人员分开管理。就是说，管钱的不管物资分配，管理物资分配的不接触具体事务。而且，每笔开销都要她亲自点头。
节约成本、去中间层级，王熙凤将提高生活资源利用效率寄希望于阿米巴式的运营、扁平化的管理。但内部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自从大观园建立后，又一次性增加了大量服务人员。这个空耗资源的“大花架子”，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长期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既然收入上不去，又分不了家，主子的数量也不可能降，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生活标准，裁撤冗员了。
秦可聊在临死前向王熙凤托梦，为贾氏集团提出了避免破产的两条建议，核心就是8个字，“缩小规模，先活下来”。所以，第七十四回中，王熙凤正式向王夫人建议：“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话说得很体面，名为“整治家风”，实则“裁员节支”。
可惜王夫人直接把话给说穿了，她不同意—“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王夫人的观点是“虽然艰难，难不至此”。
可见，王夫人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我们可以认为王夫人能力差，但事实上，这也是贾母的意见。你看，不光是王夫人，王熙凤只要想降低开支标准，贾母就开始喃喃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媳妇时，贾家是如何的气派，气氛瞬间就尴尬了起来。
董事长对于这件事情有异议，总经理王熙凤不敢轻易执行自己的想法。
裁员不畅
这与现实的企业管理相似。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在面临积重难返的危机时，不敢面对现实，他们既不愿收缩业务止血，也不愿大幅裁员。经营者心存幻想，任凭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成为企业破产的一大原因。
当裁员成为降低成本唯一有效途径时，企业经营者却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一：“损失厌恶”而不愿裁员
“损失厌恶”其实类似我们的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经济学上的“损失厌恶”少了一些道德批评色彩，多了经济分析。大意是说，失去100元对你造成的心理损失，大于得到100元的满足感；明明有更好的人在追你，却总是下不了决心与现任分手。
在“坐吃山空”的情况下，裁员的损失的绝对值远小于节省开支的收益。但在“损失厌恶”心态的驱使下，企业经营者更倾向于不理性地维持现状。
就像王夫人明知目前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尤氏来访，连饭都不够了，下人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但她仍然选择自我欺骗。
2006年左右，几位中国的學者利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民的投资行为。结果显示，在股票被套和股票盈利两种情况下，投资者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分别为5.7个月和2.9个月。 也就是说，出于“损失厌恶”，亏损者更喜欢持有股票，幻想未来能解套，而不是把亏损变成现实。这个实验还显示，女性的“损失厌恶”心态比男性更强烈，亏损时持股时间更长，盈利时持股时间更短。正是这种心态，让精明果断的贾母不愿止损裁员。不仅如此，在贾府财源枯竭时，她还花了最后的几千两银子办生日聚会。
原因二：“个人理性”常常汇集成“集体非理性”
有一点很有意思，王熙凤向王夫人建议裁员时，她是因病离岗状态。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她当总经理的时候不提这个建议呢？
原因不难猜，一旦王夫人同意，这个得罪人的工作是要她来做的，她当然不干。她不想承担“裁员”的恶名，王夫人和贾母难道就愿意了？
我们在研究管理现象时，一定要把“企业的合理性”和“管理者的合理性”区分开来。对于贾府而言，维系现状不裁员是非理性的；但对于贾母、王夫人而言，不裁员，能撑多久撑多久，让自己太太平平地过完余生，却是一种“个人理性”。
有一项对企业投资结果的调查分析发现：大部分企业在投资不利的情况下，同样不喜欢“止损”，而是继续投入，毫无根据地期待后市能逆转。这里的原因并不是个人投资者出现的“损失厌恶”心态，而是决策者不希望投资失利的消息在他的任期中暴露。
再看员工，虽然每个月被拖延“例钱”，但毕竟“瘦死的驼骆比马大”，混吃等死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而王熙凤的疯狂敛财，更是大厦将倾之际时，管理者的“理性”选择。
所有人的理性选择，最后成为了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这就是一家企业走向末日时的共同特点。
原因三：公平交易的道德桎梏
“裁员”这个词在管理上是中性的。但实际生活中，它被蒙上了一层道德色彩，更像是个贬义词。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向一些调查对象讲了一个案例：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就把现在的店员的时薪降到7美元。结果， 8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行为不公平。
卡尼曼随后换了一种说法：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此时，老店员刚好辞职，老板随即用时薪7美元雇了一名新店员。结果，73%的调查者认为老板的行为很公平。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还真不是。卡尼曼教授总结，人类有一种朴素的“公平道德观”：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危机或责任，通过交易的形式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即使这个交易是自愿的。
一家公司遇到经营困难，变卖资产为员工发工资，就是道德行为；如果选择解雇员工保留被市场低估的资产，就是不道德—虽然后者更有助于改善经营困境，而前者只是死缓。
春运时，铁路以涨价的方式减少出行需求，被认为“趁火打劫”；而航空公司把平时打折的机票恢复正价，则被认为是“正当市场行为”。
贾府的林之孝管家说：“人口太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
“各有营运”四个字，说明很多佣人不见得一定要靠贾家才能生存。只是贾府为了维护“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的体面，强行把大家一起捆在了这艘“泰坦尼克”号上。
找不到第二增长曲线、成本调控效果甚微，传统的管理思维又抑制了裁员的进程，不管是《紅楼梦》里的贾府，还是现今社会里的贾氏集团，它们的将来都不会有逆势而上的拐点。
答案是否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贾氏集团过于单一低效的业务收入，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运营开支。其现金流多年来持续为负，已经接近负资产的边缘；加上缺乏融资渠道，破产就在眼前。
主业式微
按书中提供的线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贾府的收支情况。
贾家的主要收入是地租和房租，主要开支是家庭成员和佣人的生活开支。地租和房租的好处是风险小，非常稳定；但缺点也很明显，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增长非常缓慢。贾家从第一代开始，官就越做越小，又缺乏商业人才，估计这几十年收入增长很小。
而另一方面，家庭开支却随着人口增多而迅速增长。第七十四回，王夫人回忆贾敏出嫁之前，贾府的生活标准，“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
贾敏待字闺中时，玉字辈还未出生。老嬷嬷们还在工作岗位，贾府几乎没有闲人。这样算来，贾府“单房”开销这十几年就一直在不断收缩。正如王夫人所透露，在建大观园之前，贾氏集团一直在“只出不进的隐性裁员”。王夫人的大丫环金钏死了，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着不补人。
这说明，“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只是幻象。家庭总规模在扩张，生活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提高，这就好比一座假山，10个人可以用，20个人也可以用。
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贾府的那些稀奇玩意儿都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而柴米油盐这些消耗现金的日常生活资源常常短缺。一边是仓库里堆满了奢侈品，一边是员工工资常常被挪用。
收入不变，人口猛增，福利标准又下不来，只能变卖资产，家族渐渐变成空架子。这不是能力和道德的问题，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的贾府版，是农耕时代贵族大家族必然的结局。
过去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分家。用新家庭摆脱老传统，加强活力，大家各自想办法。只要有一支能存活，家族的香火就能延续（比如贾兰一脉）。这就是过去没有阶层固化，而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但问题是贾母尚健在，分家不可行，唯有继续提高生活资源利用效率，这个重担落在总经理王熙凤身上。
管理失效
王熙凤作为贾氏集团的总经理，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有过一些改革动作。
在操盘秦可卿丧事过程中，王熙凤在听下人们汇报工作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荣国府事业部的四个办事员来要“对牌”，就是现在的工作单，然后才能凭对牌领东西。凤姐听完汇报，立刻指出其中两项算错了，让他们算清楚了再来。
其实账面是对的，只是这几个员工的预算高出了王熙凤的预期。丧事的目标管理很简单，因为规格非常高，只要办得风风光光就行了，所以预算自然给得很充足。但问题在于办事人员太多，每个人浪费一点，也很容易超支。
王熙凤的方法是把办事的、分配物资的、采购物资的人员分开管理。就是说，管钱的不管物资分配，管理物资分配的不接触具体事务。而且，每笔开销都要她亲自点头。
节约成本、去中间层级，王熙凤将提高生活资源利用效率寄希望于阿米巴式的运营、扁平化的管理。但内部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自从大观园建立后，又一次性增加了大量服务人员。这个空耗资源的“大花架子”，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长期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既然收入上不去，又分不了家，主子的数量也不可能降，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生活标准，裁撤冗员了。
秦可聊在临死前向王熙凤托梦，为贾氏集团提出了避免破产的两条建议，核心就是8个字，“缩小规模，先活下来”。所以，第七十四回中，王熙凤正式向王夫人建议：“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话说得很体面，名为“整治家风”，实则“裁员节支”。
可惜王夫人直接把话给说穿了，她不同意—“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王夫人的观点是“虽然艰难，难不至此”。
可见，王夫人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我们可以认为王夫人能力差，但事实上，这也是贾母的意见。你看，不光是王夫人，王熙凤只要想降低开支标准，贾母就开始喃喃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媳妇时，贾家是如何的气派，气氛瞬间就尴尬了起来。
董事长对于这件事情有异议，总经理王熙凤不敢轻易执行自己的想法。
裁员不畅
这与现实的企业管理相似。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在面临积重难返的危机时，不敢面对现实，他们既不愿收缩业务止血，也不愿大幅裁员。经营者心存幻想，任凭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成为企业破产的一大原因。
当裁员成为降低成本唯一有效途径时，企业经营者却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一：“损失厌恶”而不愿裁员
“损失厌恶”其实类似我们的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经济学上的“损失厌恶”少了一些道德批评色彩，多了经济分析。大意是说，失去100元对你造成的心理损失，大于得到100元的满足感；明明有更好的人在追你，却总是下不了决心与现任分手。
在“坐吃山空”的情况下，裁员的损失的绝对值远小于节省开支的收益。但在“损失厌恶”心态的驱使下，企业经营者更倾向于不理性地维持现状。
就像王夫人明知目前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尤氏来访，连饭都不够了，下人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但她仍然选择自我欺骗。
2006年左右，几位中国的學者利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民的投资行为。结果显示，在股票被套和股票盈利两种情况下，投资者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分别为5.7个月和2.9个月。 也就是说，出于“损失厌恶”，亏损者更喜欢持有股票，幻想未来能解套，而不是把亏损变成现实。这个实验还显示，女性的“损失厌恶”心态比男性更强烈，亏损时持股时间更长，盈利时持股时间更短。正是这种心态，让精明果断的贾母不愿止损裁员。不仅如此，在贾府财源枯竭时，她还花了最后的几千两银子办生日聚会。
原因二：“个人理性”常常汇集成“集体非理性”
有一点很有意思，王熙凤向王夫人建议裁员时，她是因病离岗状态。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她当总经理的时候不提这个建议呢？
原因不难猜，一旦王夫人同意，这个得罪人的工作是要她来做的，她当然不干。她不想承担“裁员”的恶名，王夫人和贾母难道就愿意了？
我们在研究管理现象时，一定要把“企业的合理性”和“管理者的合理性”区分开来。对于贾府而言，维系现状不裁员是非理性的；但对于贾母、王夫人而言，不裁员，能撑多久撑多久，让自己太太平平地过完余生，却是一种“个人理性”。
有一项对企业投资结果的调查分析发现：大部分企业在投资不利的情况下，同样不喜欢“止损”，而是继续投入，毫无根据地期待后市能逆转。这里的原因并不是个人投资者出现的“损失厌恶”心态，而是决策者不希望投资失利的消息在他的任期中暴露。
再看员工，虽然每个月被拖延“例钱”，但毕竟“瘦死的驼骆比马大”，混吃等死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而王熙凤的疯狂敛财，更是大厦将倾之际时，管理者的“理性”选择。
所有人的理性选择，最后成为了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这就是一家企业走向末日时的共同特点。
原因三：公平交易的道德桎梏
“裁员”这个词在管理上是中性的。但实际生活中，它被蒙上了一层道德色彩，更像是个贬义词。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向一些调查对象讲了一个案例：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就把现在的店员的时薪降到7美元。结果， 8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行为不公平。
卡尼曼随后换了一种说法：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此时，老店员刚好辞职，老板随即用时薪7美元雇了一名新店员。结果，73%的调查者认为老板的行为很公平。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还真不是。卡尼曼教授总结，人类有一种朴素的“公平道德观”：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危机或责任，通过交易的形式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即使这个交易是自愿的。
一家公司遇到经营困难，变卖资产为员工发工资，就是道德行为；如果选择解雇员工保留被市场低估的资产，就是不道德—虽然后者更有助于改善经营困境，而前者只是死缓。
春运时，铁路以涨价的方式减少出行需求，被认为“趁火打劫”；而航空公司把平时打折的机票恢复正价，则被认为是“正当市场行为”。
贾府的林之孝管家说：“人口太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
“各有营运”四个字，说明很多佣人不见得一定要靠贾家才能生存。只是贾府为了维护“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的体面，强行把大家一起捆在了这艘“泰坦尼克”号上。
找不到第二增长曲线、成本调控效果甚微，传统的管理思维又抑制了裁员的进程，不管是《紅楼梦》里的贾府，还是现今社会里的贾氏集团，它们的将来都不会有逆势而上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