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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在唐诗研究中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代表，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中使用了与传统诗歌诠释不同的方法，不仅仅以知人论世的角度入手，还从句读、音韵、修饰分析并最终完成体验和思辨的结合。他将李白的作品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捕捉瞬间感悟，跨越语言障碍传递情感，拓展了李白诗歌在西方文化视域下的跨文化理解与传播，赋予其新的活力。
关键词：唐诗 宇文所安 李白 诗歌研究 中西文化
引言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诗人，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同时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早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阿米奥就将李白介绍到西方。此后，经由埃兹拉·庞德、亚瑟·威利、维特·宾纳、斯蒂芬·欧文的努力，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形象逐渐进入到了西方的视野。这个过程被吕福克总结为“起初是艰难的开始，尔后是盲目的崇拜，或是一丝不苟的逐字翻译，以至于现今兼讲内容正确、形式优美的翻译尝试。”[1]李白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凝聚了中国古代诗人的一种不羁的精神。在李白形象、作品向西方传递的过程中，李白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的解读
斯蒂芬·欧文，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文名宇文所安。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72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的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1982年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担任教授，教授中国文学。两年后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擅长的领域在于近代文学，以及比较诗学。他的许多作品集中关注三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段。同时，他的专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都反映出他对唐诗的热爱和专注。宇文所安和保罗·克罗尔作为顾问编委，联手另外五位编辑一起共同编撰了中国人文藏书系列。此系列中国人文藏书计划将出版二十卷。欧文已经译完杜甫诗歌全集，将于2015年初，作为中国人文藏书系列的开篇第一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美国第三代汉学家，宇文所安不同于很多的中国学者，他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研治中国诗歌的方法。“中国学者可能起初是先听课，读一些别人的文章，然后再读诗;我则是先读诗，然后再读别人的文章。”[2]宇文所安注重细读，始于英国的“细读法”，这种分析性的细读，有助于克服由于过于熟悉所带来的思维定势或者障碍，避免过于受先验印象的影响。宇文所安对欧洲文学甚至中亚文学涉猎甚多，在他广泛的世界文化的阅读基础上，他对诗歌建立了一种客观而理智的评判，他摈弃宋代以来形成的所谓文学正统观。不应单纯以选本或前人的评价来证明某些诗歌的价值，某些诗歌没有价值。宇文所安将阅读本身视为一种愉悦，同时他也将此作为对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唯一方法。
在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时，宇文所安认为远比西方古代文学理论复杂。他眼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它不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系统。宇文所安特别关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的诗法、文法类的通俗理论，他认为“这些启蒙性的东西已经深深沉淀在各个层面的文化之中。”宇文所安对李白的解读建立在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背景下，他并没有将后世盛赞的李白和杜甫等同于盛唐，而是采取一种较为谨慎的做法：将天才安置在其基本背景下。在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中，就独辟了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观念》来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和个性特征。
西方曾经有学者表示，写李白的难度超过写任何其他中国诗人，因为他具有最多面的特点，将李白与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相比。宇文所安在理解李白的过程中，认为其“全力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3]宇文所安曾经抱持一种观点，“历史研究必须用历史叙述的方法。”但在写作《初唐诗》《盛唐诗》过程中，历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完成《传统中国诗和诗学》，这本书中，不再像一般的论著，存在一个连贯且权威的主导的声音，而是引入了一个对话模式中的叙述者，通过建立一个对话系统，展开一个基于历史而又跨越历史的批评空间，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现象，跨时空地放在一起讨论。如在《李白：天才的新观念》中，宇文所安就李白和王维的形象进行了比较，这两者是同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但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创作生涯的开端就大不同于其他诗人。在他看来，李白接受的诗歌教育和王维的大相径庭，这导致他的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
宇文所安以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展示了李白在开篇中没有使用一般的场景，而使用了破坏全诗平衡的“犬吠”，这与当时任何经过京城训练的诗人的手法大相径庭，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大胆跨越传统文学经验，他这种刻意获得的“奇”效，也为他赢得了读者，这也进一步成为了他的诗歌标志。“在753年，殷璠评价李白的《蜀道难》为‘奇之又奇’”。[4]同时，李白不同于京城诗人，他是个真正的“外来者”，宇文所安在对李白背景的描述中使用了非常谨慎的措辞，他认为李白的家庭背景含糊不清，真实的情况“可能在现实中黯淡无光”，李白在京城孤立无援。正因为如此，宇文所安对李白的理解有了一层更为深刻而现实的解读。[5]通常批评家和传记家持有一种观点，即李白倾心于创作超现实的作品，他对神仙体裁的诗歌创作颇多，并在其诗词作品中显示出对这一现象的深刻理解，这于大多数诗人而言是罕见的。但宇文所安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社会背景中对于这一题材的扶持，使它成为“宫廷宠臣的迷人捷径”，而这也成为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李白所选择的道路，因此，超现实的体裁都被李白作为驰骋想象力的对象，运用于诗词创作之中。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极大，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研读之后，对回忆往事的心理状态和写作手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他又完成了《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们面对过去的东西，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创作心理和欣赏心理。”[6] 二、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解读中有待完善之处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个性化的解读，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和视角。但不可否认，在西方视角下的美国汉学家，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也更易于产生一种基于西方人文观念而产生的异读。宇文所安在解读王守仁的《瘞旅文》时，认为王守仁同死者说话是“为了发泄他的怒气，同时也是为了赎清他的罪责，他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借此自夸，要死者对他感恩戴德，然而，就是这种隐而不宣的自我夸耀，削弱了他的诉讼的力量。”
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中，曾经留意到“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宇文所安并没有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有必然的内在关联，不过他表示“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进而他推测“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测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再者，在宇文所安对李白和王维的比较中，以《盛唐诗》为例，他视王维为都城诗人的代表，将李白作为都城诗坛格格不入的外来者。[7]这种定位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宇文在论述李白与王维的差异时，单从两人的作品中归纳出两人不同的特点，未免稍显草率。宇文所安认为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首联“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里，由于“犬吠”太过破坏全诗的平衡，由此他得出两位作者之间的不同差异，然而类似的现象在王维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赠刘蓝田》首联“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由此可见，单从少量作品出发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够严密。不过这些微瑕不能掩盖宇文所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唐诗文化传播所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结语
作为西方唐诗研究中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代表的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过程中，不仅言论新颖，且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乃至具体结论等方面均使人耳目一新。他使用了与传统诗歌诠释不同的方法，不仅仅以知人论世的角度入手，还从句读、音韵、修饰分析并最终完成体验和思辨的结合。他常常因为一片现象激发灵感，捕捉一瞬间的独到感触，以文字为媒介，传递情感，抓住与读者的共鸣。他凭借自己的历史文化修养，深化了这一情感，将读者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开拓了读者的精神视野。更为不易的是，宇文所安跨越了不同语言的障碍，将李白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事物来欣赏，而非作为社会或者历史的附庸物来分析。这种既不按照中国历来文学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遵循现代文学批评家惯用的手法，却反而向中国学者和读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赋予了李白研究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2]郭娟.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评析[J].语文建设，2015（14）.
[3]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唐旭.李白《蜀道难》的艺术表现特点探析[J].语文建设，2013（17）.
[5]宇文所安.追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曹丽芳.李白《蜀道难》的创作时间问题——从一则注释谈起[J].语文建设，2011（9）.
[7]蔡义江.李白四绝句探胜[J].语文建设，2010（12）.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从宇文所安看李白诗歌在西方的跨文化接受（编号：LB14-15）】
关键词：唐诗 宇文所安 李白 诗歌研究 中西文化
引言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诗人，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同时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早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阿米奥就将李白介绍到西方。此后，经由埃兹拉·庞德、亚瑟·威利、维特·宾纳、斯蒂芬·欧文的努力，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形象逐渐进入到了西方的视野。这个过程被吕福克总结为“起初是艰难的开始，尔后是盲目的崇拜，或是一丝不苟的逐字翻译，以至于现今兼讲内容正确、形式优美的翻译尝试。”[1]李白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凝聚了中国古代诗人的一种不羁的精神。在李白形象、作品向西方传递的过程中，李白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的解读
斯蒂芬·欧文，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文名宇文所安。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72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的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1982年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担任教授，教授中国文学。两年后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擅长的领域在于近代文学，以及比较诗学。他的许多作品集中关注三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段。同时，他的专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都反映出他对唐诗的热爱和专注。宇文所安和保罗·克罗尔作为顾问编委，联手另外五位编辑一起共同编撰了中国人文藏书系列。此系列中国人文藏书计划将出版二十卷。欧文已经译完杜甫诗歌全集，将于2015年初，作为中国人文藏书系列的开篇第一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美国第三代汉学家，宇文所安不同于很多的中国学者，他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研治中国诗歌的方法。“中国学者可能起初是先听课，读一些别人的文章，然后再读诗;我则是先读诗，然后再读别人的文章。”[2]宇文所安注重细读，始于英国的“细读法”，这种分析性的细读，有助于克服由于过于熟悉所带来的思维定势或者障碍，避免过于受先验印象的影响。宇文所安对欧洲文学甚至中亚文学涉猎甚多，在他广泛的世界文化的阅读基础上，他对诗歌建立了一种客观而理智的评判，他摈弃宋代以来形成的所谓文学正统观。不应单纯以选本或前人的评价来证明某些诗歌的价值，某些诗歌没有价值。宇文所安将阅读本身视为一种愉悦，同时他也将此作为对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唯一方法。
在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时，宇文所安认为远比西方古代文学理论复杂。他眼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它不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系统。宇文所安特别关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的诗法、文法类的通俗理论，他认为“这些启蒙性的东西已经深深沉淀在各个层面的文化之中。”宇文所安对李白的解读建立在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背景下，他并没有将后世盛赞的李白和杜甫等同于盛唐，而是采取一种较为谨慎的做法：将天才安置在其基本背景下。在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中，就独辟了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观念》来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和个性特征。
西方曾经有学者表示，写李白的难度超过写任何其他中国诗人，因为他具有最多面的特点，将李白与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相比。宇文所安在理解李白的过程中，认为其“全力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3]宇文所安曾经抱持一种观点，“历史研究必须用历史叙述的方法。”但在写作《初唐诗》《盛唐诗》过程中，历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完成《传统中国诗和诗学》，这本书中，不再像一般的论著，存在一个连贯且权威的主导的声音，而是引入了一个对话模式中的叙述者，通过建立一个对话系统，展开一个基于历史而又跨越历史的批评空间，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现象，跨时空地放在一起讨论。如在《李白：天才的新观念》中，宇文所安就李白和王维的形象进行了比较，这两者是同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但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创作生涯的开端就大不同于其他诗人。在他看来，李白接受的诗歌教育和王维的大相径庭，这导致他的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
宇文所安以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展示了李白在开篇中没有使用一般的场景，而使用了破坏全诗平衡的“犬吠”，这与当时任何经过京城训练的诗人的手法大相径庭，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大胆跨越传统文学经验，他这种刻意获得的“奇”效，也为他赢得了读者，这也进一步成为了他的诗歌标志。“在753年，殷璠评价李白的《蜀道难》为‘奇之又奇’”。[4]同时，李白不同于京城诗人，他是个真正的“外来者”，宇文所安在对李白背景的描述中使用了非常谨慎的措辞，他认为李白的家庭背景含糊不清，真实的情况“可能在现实中黯淡无光”，李白在京城孤立无援。正因为如此，宇文所安对李白的理解有了一层更为深刻而现实的解读。[5]通常批评家和传记家持有一种观点，即李白倾心于创作超现实的作品，他对神仙体裁的诗歌创作颇多，并在其诗词作品中显示出对这一现象的深刻理解，这于大多数诗人而言是罕见的。但宇文所安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社会背景中对于这一题材的扶持，使它成为“宫廷宠臣的迷人捷径”，而这也成为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李白所选择的道路，因此，超现实的体裁都被李白作为驰骋想象力的对象，运用于诗词创作之中。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极大，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研读之后，对回忆往事的心理状态和写作手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他又完成了《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们面对过去的东西，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创作心理和欣赏心理。”[6] 二、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解读中有待完善之处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个性化的解读，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和视角。但不可否认，在西方视角下的美国汉学家，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也更易于产生一种基于西方人文观念而产生的异读。宇文所安在解读王守仁的《瘞旅文》时，认为王守仁同死者说话是“为了发泄他的怒气，同时也是为了赎清他的罪责，他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借此自夸，要死者对他感恩戴德，然而，就是这种隐而不宣的自我夸耀，削弱了他的诉讼的力量。”
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中，曾经留意到“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宇文所安并没有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有必然的内在关联，不过他表示“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进而他推测“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测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再者，在宇文所安对李白和王维的比较中，以《盛唐诗》为例，他视王维为都城诗人的代表，将李白作为都城诗坛格格不入的外来者。[7]这种定位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宇文在论述李白与王维的差异时，单从两人的作品中归纳出两人不同的特点，未免稍显草率。宇文所安认为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首联“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里，由于“犬吠”太过破坏全诗的平衡，由此他得出两位作者之间的不同差异，然而类似的现象在王维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赠刘蓝田》首联“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由此可见，单从少量作品出发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够严密。不过这些微瑕不能掩盖宇文所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唐诗文化传播所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结语
作为西方唐诗研究中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代表的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过程中，不仅言论新颖，且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乃至具体结论等方面均使人耳目一新。他使用了与传统诗歌诠释不同的方法，不仅仅以知人论世的角度入手，还从句读、音韵、修饰分析并最终完成体验和思辨的结合。他常常因为一片现象激发灵感，捕捉一瞬间的独到感触，以文字为媒介，传递情感，抓住与读者的共鸣。他凭借自己的历史文化修养，深化了这一情感，将读者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开拓了读者的精神视野。更为不易的是，宇文所安跨越了不同语言的障碍，将李白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事物来欣赏，而非作为社会或者历史的附庸物来分析。这种既不按照中国历来文学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遵循现代文学批评家惯用的手法，却反而向中国学者和读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赋予了李白研究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2]郭娟.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评析[J].语文建设，2015（14）.
[3]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唐旭.李白《蜀道难》的艺术表现特点探析[J].语文建设，2013（17）.
[5]宇文所安.追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曹丽芳.李白《蜀道难》的创作时间问题——从一则注释谈起[J].语文建设，2011（9）.
[7]蔡义江.李白四绝句探胜[J].语文建设，2010（12）.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从宇文所安看李白诗歌在西方的跨文化接受（编号：LB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