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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海和去北京，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说的是一个文化人，如果他不是什么官儿，又还有点才气的话。
去了北京，常去的地方是美术馆东边的三联韬奋中心，俗称三联书店的那个地方。若是结着伴儿又正好累了，每每会上到三楼，在那个简易茶座要上一壶喝喝。天上地下正谈得高兴，忽然想到这儿就是过去的皇城根，往南不远进了王府井大街有个胡同叫东厂，由不得就想到“天子脚下”、“缇骑四出”这些词儿，也就没有了那个兴致。酒席上兴致会好些，说着说着又会说起谁当了什么官儿，说不定就有个新近升迁的官儿在座，只是你长年远在边鄙不谙京中文苑政情罢了。你又不傻，肯定要赶紧说上几句恭贺高就之类的话，这话说了，这顿饭也就吃到头了。
在上海就不同了。你再使劲地想，也由街名地名想不到什么“天子脚下”、“缇骑四出”这类高蹈的词儿。若是你在淮海路上的茶室里小坐，顶多想到淮海路过去叫霞飞路，是以一战时期那位法国元帅命名的。在福州路上逛书店，也只会想到这儿过去叫四马路，商务呀现代呀都在这儿有它们的店铺，郁达夫呀徐志摩呀都曾在这儿溜达过。就是偶尔朋友聚会，真的有个什么官儿在座，一想到他的官再大马鞭子再长，也够不到山西去，尽可以放心地喝你的酒夹你的菜。想显显你不同凡俗的品格，调侃几句也无伤大雅。
一上来先这么天南地北地胡侃一通，实在是太喜欢上海这个地方了。一个北方的土佬喜欢上海，无异于穷鬼向往天堂，忤逆想立孝子牌坊，在他人看来，是可笑复可怜的事体。然而，朗朗乾坤，鸳鸯蝴蝶，任谁也挡不住一个合法公民抖动着他想象的小翅膀，在蓝天下自由地飞翔。
说句大话吧，如果我是一只虎，上海就是我长啸一声冲上去的第一道高冈。
写作之初，我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小说，是在《上海文艺》上发表的，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可不是现在而今眼目下，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呀。等到韩郎才尽之后，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搞现代人物传记写作，我的第一部传记，不是后来薄有声名的《徐志摩传》，而是没有多大声名而我却更为喜爱的《李健吾传》，是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完成它的材料收集的。
就是现在，文化界朋友最多的地方，想来想去，还要数上海。那边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办了，有时你想不到的事儿，他想到了也会给你办的。写《徐志摩传》时，一位朋友正在美国讲学，看到一本叫《小脚与西服》的书，就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传记，她的侄孙女为她写的，想到老韩或许有用，不惜几十美金买下寄到山西。坦白一下，换了我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后来一家出版社要我编《徐志摩全集》，徐志摩的文章中多有英文词汇，有的文章干脆就是用英文写的，我是个连26个英文字母都排列不准的土佬儿，这可怎么办呢？山人自有妙计，当即驰书沪上，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谈峥教授帮忙。谈先生小我19岁，是一次笔会上认识的小朋友。好谈峥，够意思，不计报酬，不避寒暑，费时一年多终于大功告成。出版社当初对我担此重任还将信将疑，到了这个份上不能不佩服我的神通。想想，也只有沪上的朋友，才有这样的豪侠之气。
如果只是这样的人儿事儿，我就对上海大加称颂，是不是脑子进了水？不是的，不是的，是多少年来，从一些琐细的小事上，我就早早地感到，上海这个地方，有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有着一种独特的文明的根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正在疯狂地写小说，这儿投那儿寄，不知天高地厚，忽一日，一篇小说就在《上海文艺》发表了。忽一日又接到上海京剧院一位编剧的来信，说他要将这篇小说改编为一出京剧，我也正好想去上海看看，便趁机去了。去了之后，当然要去一下《上海文艺》所在的上海作协。上了那个小楼，贸然进到一个房间，只见一位皤然老翁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趋前打问，一听是外地来的作者，马上殷勤指点，说我要找的那个编辑还未上班，稍等一下就会来的。我以为此人不过是个做通联的老员工，也就没当回事，操着我那山西普通话跟他闲聊起来。言下不无得色，还拿出我在另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让他看，意思当然是，我可不是什么新手。后来我要找的编辑来了，一问方知，这位老者乃大作家吴强是也。怔得我好半会儿挢舌不下，啊呀，怎就这么不知羞耻！
当然，我也知道，这绝不是通例。其时正是文革过后不久，老作家们刚解放出来，只能如此屈尊纡贵，在编辑部做些文字工作。这样的和蔼可亲，怕只能说是神龙一现吧。
待到八十年代中期，再一次到上海，见到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的责任编辑张贺琴女士，此后又多有交往，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贺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似乎从我认识到她退休，二十几年间，一直就是个普通编辑，但她那种勤谨敬事的精神，实在让我佩服得不行。作品上的事儿，再琐细再麻烦，都是那么锱铢必较，决不马糊。我也曾想过，在我们那儿，一个编辑，做上几年，要是不提个编辑部副主任，不说自己闹情绪了，当领导的先就觉得对人不起。而像贺琴这样终生从事一个职位上的工作，在我认识的沪上文化人中，绝不止三个五个。
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海这个地方的神奇。想来盖因，此地是中国沟通海外的最大商埠，受西方文明的熏染要多些，积久成习，人人也就有了一种价值的认同，生命的自觉。说白了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职业只是谋生的手段，幸福全在自个的把持。上海人爱说个“拎不清”，这样的人生态度，真可说是拎了个清爽，拎了个透脱。
在这上头，感觉最强烈的，还不是这些文化界的朋友，而是那些在文化部门工作，几乎被人忽视了的普通职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我住在建国西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个小招待所里，每天都要去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此前刚在北京图书馆做过同样的事儿，深知查资料的繁琐与艰辛，不，还得加上几分的屈辱。因此上，头一回进徐家汇藏书楼，我先做出一种谦恭维谨的样子。单怕说错了话儿做错了事儿，惹得人家不高兴。在北京多少还能听懂那大舌头腔儿，这儿要是阿拉起来可就只有跳黄浦江了。
错了，错了的不是我，是那些资料员。你填好单子递上去，她不是让你傻等着，而是说，先回座位上吧，待会儿给你送来。送来了，轻轻地放在桌上，好像送来的不是他们馆藏的典籍，而是你家的东西暂存在她那儿的，主家来了合当恭敬送上。看完了复印了，送回去，她接过去，也是一脸的谦恭，好像原本是你的东西，给了怎么又送回来了。那就先放在这儿吧，她暂且替你保管着，下次来了还是你的。 去的次数多了，我留意到，这儿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年岁较大的，男的比女的还要大些，有的感觉竟是业已退休又返聘回来。女的多在四十开外，穿着蓝布工作服，年轻一些的，也是戴着袖套。一个个都那么诚敬又那么随和。很难设想，十里洋场，时髦摩登，竟还有这么个古风犹存的地方。
在这儿，我找到许多旧上海的报刊，查到了许多不经见的资料，如果说那本《李健吾传》的资料还堪称丰富的话，多半是拜领了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期刊之赐。
还有一个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就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作家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光在北京拼打不行，还得在这上海滩一试身手。站住了才算是英雄好汉，站不住趁早另谋生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该是沈从文。早在二十年代初，这湘西的小伙子只身来到北京，执意要闯出一片自家的天地。几经扑腾，一无所成，寒冬里躲在一个“霉而窄”（沈氏自命的斋名）的小屋里，冻得瑟瑟发抖。多亏了郁达夫前往看望，撰文揄扬，又多亏了徐志摩正办《晨报副刊》，不惜版面，大力提携，这才在北京文坛上崭露头角。然而，也不过是崭露头角而已。北京文学界很难认同这个除了写得一手好字而外，一无文凭二无门第的文学青年。
一到上海可就不一样了。都是凭自个的本事拼打，谁也没有祖上的荫庇。可骇怪的是，某人真要有了祖上的荫庇，不惟难以成为成功的助益，却极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累赘。最明显的例子该是邵洵美，帮了多少人的忙，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可没有人认这个账，慷慨是你的应当，破落才是你的下场。像沈从文这样的穷光蛋，反倒另眼相看。没有根柢的本事才是大本事，文章写得好谁也得认账。几年天气，不惟誉满神州，还当了大学教授，还携得美人而归。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的奇妙。
类似的例子，还有丁玲。不赘。
该说的是李健吾，这稀世的奇才。留法前还是清华大学的助教，学成归来竟连饭碗也砸了。又是上海接纳了这个落魄的穷酸。凭了一篇论文，就成为暨南大学的法文教授，凭着一本薄薄的“咀华”（李的评论文集的名字），就拿到了通行上海文坛的“派司”。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地的话，那么，上海，只有上海，才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养成地。茂林修竹，一片葱绿。这儿是个不长树苗也不冒笋尖的地方，一落地你就得是一棵大树，一根长长的竹竿！
这是为什么？无他，单因上海有竞争，还是那么公平。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不公平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公平是成功的慈母，竞争是成功的严父，有了这样的父母，还愁养育不出一群有出息的儿女？
真的，上海这个地方，确实有着一种特殊的根性。我说不清，但能明显地感到。自从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再听别人说起上海，说上海人怎样的精明怎样的算计，我总是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不住在上海，你不是上海人，不是上海的文化人。朋友们见我这个平日刻薄的土佬，对上海竟持这样一种旷达的态度，颇感讶异，问这是什么道理。我便徐徐言道，毕竟毕竟，这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地方，你不能一边盛赞西方文明（朋友中这类人士甚多），一边对一个确确实实习染了西方文明的地方这样的鄙弃，真要这样，你不就成了好龙的叶公？
去了北京，常去的地方是美术馆东边的三联韬奋中心，俗称三联书店的那个地方。若是结着伴儿又正好累了，每每会上到三楼，在那个简易茶座要上一壶喝喝。天上地下正谈得高兴，忽然想到这儿就是过去的皇城根，往南不远进了王府井大街有个胡同叫东厂，由不得就想到“天子脚下”、“缇骑四出”这些词儿，也就没有了那个兴致。酒席上兴致会好些，说着说着又会说起谁当了什么官儿，说不定就有个新近升迁的官儿在座，只是你长年远在边鄙不谙京中文苑政情罢了。你又不傻，肯定要赶紧说上几句恭贺高就之类的话，这话说了，这顿饭也就吃到头了。
在上海就不同了。你再使劲地想，也由街名地名想不到什么“天子脚下”、“缇骑四出”这类高蹈的词儿。若是你在淮海路上的茶室里小坐，顶多想到淮海路过去叫霞飞路，是以一战时期那位法国元帅命名的。在福州路上逛书店，也只会想到这儿过去叫四马路，商务呀现代呀都在这儿有它们的店铺，郁达夫呀徐志摩呀都曾在这儿溜达过。就是偶尔朋友聚会，真的有个什么官儿在座，一想到他的官再大马鞭子再长，也够不到山西去，尽可以放心地喝你的酒夹你的菜。想显显你不同凡俗的品格，调侃几句也无伤大雅。
一上来先这么天南地北地胡侃一通，实在是太喜欢上海这个地方了。一个北方的土佬喜欢上海，无异于穷鬼向往天堂，忤逆想立孝子牌坊，在他人看来，是可笑复可怜的事体。然而，朗朗乾坤，鸳鸯蝴蝶，任谁也挡不住一个合法公民抖动着他想象的小翅膀，在蓝天下自由地飞翔。
说句大话吧，如果我是一只虎，上海就是我长啸一声冲上去的第一道高冈。
写作之初，我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小说，是在《上海文艺》上发表的，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可不是现在而今眼目下，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呀。等到韩郎才尽之后，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搞现代人物传记写作，我的第一部传记，不是后来薄有声名的《徐志摩传》，而是没有多大声名而我却更为喜爱的《李健吾传》，是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完成它的材料收集的。
就是现在，文化界朋友最多的地方，想来想去，还要数上海。那边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办了，有时你想不到的事儿，他想到了也会给你办的。写《徐志摩传》时，一位朋友正在美国讲学，看到一本叫《小脚与西服》的书，就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传记，她的侄孙女为她写的，想到老韩或许有用，不惜几十美金买下寄到山西。坦白一下，换了我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后来一家出版社要我编《徐志摩全集》，徐志摩的文章中多有英文词汇，有的文章干脆就是用英文写的，我是个连26个英文字母都排列不准的土佬儿，这可怎么办呢？山人自有妙计，当即驰书沪上，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谈峥教授帮忙。谈先生小我19岁，是一次笔会上认识的小朋友。好谈峥，够意思，不计报酬，不避寒暑，费时一年多终于大功告成。出版社当初对我担此重任还将信将疑，到了这个份上不能不佩服我的神通。想想，也只有沪上的朋友，才有这样的豪侠之气。
如果只是这样的人儿事儿，我就对上海大加称颂，是不是脑子进了水？不是的，不是的，是多少年来，从一些琐细的小事上，我就早早地感到，上海这个地方，有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有着一种独特的文明的根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正在疯狂地写小说，这儿投那儿寄，不知天高地厚，忽一日，一篇小说就在《上海文艺》发表了。忽一日又接到上海京剧院一位编剧的来信，说他要将这篇小说改编为一出京剧，我也正好想去上海看看，便趁机去了。去了之后，当然要去一下《上海文艺》所在的上海作协。上了那个小楼，贸然进到一个房间，只见一位皤然老翁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趋前打问，一听是外地来的作者，马上殷勤指点，说我要找的那个编辑还未上班，稍等一下就会来的。我以为此人不过是个做通联的老员工，也就没当回事，操着我那山西普通话跟他闲聊起来。言下不无得色，还拿出我在另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让他看，意思当然是，我可不是什么新手。后来我要找的编辑来了，一问方知，这位老者乃大作家吴强是也。怔得我好半会儿挢舌不下，啊呀，怎就这么不知羞耻！
当然，我也知道，这绝不是通例。其时正是文革过后不久，老作家们刚解放出来，只能如此屈尊纡贵，在编辑部做些文字工作。这样的和蔼可亲，怕只能说是神龙一现吧。
待到八十年代中期，再一次到上海，见到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的责任编辑张贺琴女士，此后又多有交往，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贺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似乎从我认识到她退休，二十几年间，一直就是个普通编辑，但她那种勤谨敬事的精神，实在让我佩服得不行。作品上的事儿，再琐细再麻烦，都是那么锱铢必较，决不马糊。我也曾想过，在我们那儿，一个编辑，做上几年，要是不提个编辑部副主任，不说自己闹情绪了，当领导的先就觉得对人不起。而像贺琴这样终生从事一个职位上的工作，在我认识的沪上文化人中，绝不止三个五个。
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海这个地方的神奇。想来盖因，此地是中国沟通海外的最大商埠，受西方文明的熏染要多些，积久成习，人人也就有了一种价值的认同，生命的自觉。说白了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职业只是谋生的手段，幸福全在自个的把持。上海人爱说个“拎不清”，这样的人生态度，真可说是拎了个清爽，拎了个透脱。
在这上头，感觉最强烈的，还不是这些文化界的朋友，而是那些在文化部门工作，几乎被人忽视了的普通职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我住在建国西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个小招待所里，每天都要去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此前刚在北京图书馆做过同样的事儿，深知查资料的繁琐与艰辛，不，还得加上几分的屈辱。因此上，头一回进徐家汇藏书楼，我先做出一种谦恭维谨的样子。单怕说错了话儿做错了事儿，惹得人家不高兴。在北京多少还能听懂那大舌头腔儿，这儿要是阿拉起来可就只有跳黄浦江了。
错了，错了的不是我，是那些资料员。你填好单子递上去，她不是让你傻等着，而是说，先回座位上吧，待会儿给你送来。送来了，轻轻地放在桌上，好像送来的不是他们馆藏的典籍，而是你家的东西暂存在她那儿的，主家来了合当恭敬送上。看完了复印了，送回去，她接过去，也是一脸的谦恭，好像原本是你的东西，给了怎么又送回来了。那就先放在这儿吧，她暂且替你保管着，下次来了还是你的。 去的次数多了，我留意到，这儿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年岁较大的，男的比女的还要大些，有的感觉竟是业已退休又返聘回来。女的多在四十开外，穿着蓝布工作服，年轻一些的，也是戴着袖套。一个个都那么诚敬又那么随和。很难设想，十里洋场，时髦摩登，竟还有这么个古风犹存的地方。
在这儿，我找到许多旧上海的报刊，查到了许多不经见的资料，如果说那本《李健吾传》的资料还堪称丰富的话，多半是拜领了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期刊之赐。
还有一个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就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作家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光在北京拼打不行，还得在这上海滩一试身手。站住了才算是英雄好汉，站不住趁早另谋生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该是沈从文。早在二十年代初，这湘西的小伙子只身来到北京，执意要闯出一片自家的天地。几经扑腾，一无所成，寒冬里躲在一个“霉而窄”（沈氏自命的斋名）的小屋里，冻得瑟瑟发抖。多亏了郁达夫前往看望，撰文揄扬，又多亏了徐志摩正办《晨报副刊》，不惜版面，大力提携，这才在北京文坛上崭露头角。然而，也不过是崭露头角而已。北京文学界很难认同这个除了写得一手好字而外，一无文凭二无门第的文学青年。
一到上海可就不一样了。都是凭自个的本事拼打，谁也没有祖上的荫庇。可骇怪的是，某人真要有了祖上的荫庇，不惟难以成为成功的助益，却极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累赘。最明显的例子该是邵洵美，帮了多少人的忙，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可没有人认这个账，慷慨是你的应当，破落才是你的下场。像沈从文这样的穷光蛋，反倒另眼相看。没有根柢的本事才是大本事，文章写得好谁也得认账。几年天气，不惟誉满神州，还当了大学教授，还携得美人而归。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的奇妙。
类似的例子，还有丁玲。不赘。
该说的是李健吾，这稀世的奇才。留法前还是清华大学的助教，学成归来竟连饭碗也砸了。又是上海接纳了这个落魄的穷酸。凭了一篇论文，就成为暨南大学的法文教授，凭着一本薄薄的“咀华”（李的评论文集的名字），就拿到了通行上海文坛的“派司”。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地的话，那么，上海，只有上海，才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养成地。茂林修竹，一片葱绿。这儿是个不长树苗也不冒笋尖的地方，一落地你就得是一棵大树，一根长长的竹竿！
这是为什么？无他，单因上海有竞争，还是那么公平。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不公平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公平是成功的慈母，竞争是成功的严父，有了这样的父母，还愁养育不出一群有出息的儿女？
真的，上海这个地方，确实有着一种特殊的根性。我说不清，但能明显地感到。自从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再听别人说起上海，说上海人怎样的精明怎样的算计，我总是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不住在上海，你不是上海人，不是上海的文化人。朋友们见我这个平日刻薄的土佬，对上海竟持这样一种旷达的态度，颇感讶异，问这是什么道理。我便徐徐言道，毕竟毕竟，这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地方，你不能一边盛赞西方文明（朋友中这类人士甚多），一边对一个确确实实习染了西方文明的地方这样的鄙弃，真要这样，你不就成了好龙的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