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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曾（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之死，是一件值得浓墨重彩而书之的“学术史事件”，因为其关涉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若干伦理问题。如果说，王国维之死是以最英华之大器学人而殉中国之道统；那么可以说，赵亚曾之死，则是以最优秀青年学人之体魄而为中国现代学术辟新路。仅此一端，也就足以当得起寅恪先生对“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的评语（《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载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361页）。
赵亚曾猝死之际，不过刚及而立之英年，正该是“英姿勃发”的时候。他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早年毕业于北大地质学系，是葛利普（A.W.Grabau, 1870—1946）的高足，所谓“赵君学绩在国内知之者或不多，然在世界古生物学者中固已称翘楚，见重一时矣。其师葛利普先生来中国后，造就古生物学人才不少，而研究贡献质量并富者，葛先生论及时于赵君常首屈一指，视为最可爱重之青年”（《赵亚曾先生传》）。他十分投身于科学事业，而成绩显著，一九二八年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即可为明证。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英才，结果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昭通县所属的二十五里闸心场佛德盛栈，“遇匪被害”。也就是说，一个相对清苦的学者竟是被强盗所戕杀。真是让人徒叹“呜呼哀哉”了。
胡适曾记录下赵亚曾逝前不久的一次相遇，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一次北平茶会上，丁文江遇到胡适，第一句话就是：“适之，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曾。他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地质学的天才，今年得地质学奖金的！”可见，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中，赵亚曾已然是一颗颇为耀眼的青年学术之星了。而在赵亚曾遇难之后，丁文江不但长哭当歌，而且“到处出力为他的家属征募抚恤经费”，甚至还“自己担负亚曾的儿子的教育责任”，将赵亚曾之子赵松岩接到家中歇夏（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这也可以见出当时的知识场域之中传统古风的存留，以及精英之间的惺惺相惜，不仅是停留在纸面口头的“书生人情”，而且也还有“铁肩担道义”的风骨铮铮。
作为中国地质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且又是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自然更是痛心之至。于是特撰传记，发声叹息：“呜呼，外国学者探险南北极以及其他野蛮之邦因而丧生者有之矣，今赵君乃行于川滇之间，有中央之护照，有省政府之通令保护，而无知匪徒竟无所忌惮肆虐至此，环境如斯，夫复何言？”（《赵亚曾先生传》）一句夫复何言，道出了一代学人的无尽悲凉。当时的中国，国民党虽然已实现统一，但诸侯坐拥藩镇之强势，政令不行于国境，更不用说匪患盗贼之肆虐，而四川之地素来民风矫健尚武。日后翁文灏选择从政，固然有那代知识人面对政治的态度立场之作用，但作为一个科学家，只是看到自己的学人后辈、同行在现实社会中处处荆棘、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而无能为力，恐怕未必不是一大刺激；因之而获得权力的一定庇护之便，恐怕也未尝不是重要因由。想想赵亚曾之死，若是为了科学事业而殒身不恤，倒也算是“死得其所”，可却莫名其妙丧身在盗匪之劫，真是让人痛心之至。
翁文灏最终选择了学人从政之路。贾兰坡、卞美林等地质调查所同事后来出去田野考察，在贵州盘县被官方软禁，就是拍电报给时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而获救，翁院长拍给县长的电报称：“卞、贾赴云南工作，请斥警护送出境，翁文灏。”这几个学者因此非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得到了官方的格外照顾。有了权力，就可以更好地做自己钟爱的科学事业，这至少也是现实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
杨钟健与赵亚曾是北大地质系的同班同学，后又为地质调查所同事。虽然并无深交，但杨钟健在赵亚曾逝后给予极高评价，强调其乃“殉学而死，殉化石标本而死”，因为在“调查途中，闻匪徒至时，他不设法避去，而竭力保护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匪人闯进小屋，误以为化石标本箱内装有金银，即行抢劫。赵与之争夺，竟遭杀害”（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矿产部书刊编辑室编，地质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88—89页）。也就是说，赵亚曾是为了保护化石标本而献身的。在盗匪心中，这恐怕一钱不值，可在学者眼里，这些“价值连城”。作为学者的赵亚曾，固然是“人中龙凤”；但作为社会中人的赵亚曾，则未免过于“书生意气”。多熟悉一些社会规则和人情世故，或许他并不一定执著地与盗匪“锱铢必较”。也或许只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奠立需要这样的“呆子气”的学人精神的确立，需要这样纯正的学人作为它落基的祭奠。其实，学术史不仅是有这样一些留名显赫者的“祭祀”,也还包括了那些不知名的参与者的“牺牲”，譬如参加周口店发掘的工人们。地质调查所在日本侵略之后，就留下了赵万华、董仲元、肖元昌等几名工人在周口店看山，他们日后都为日军残酷杀害。
或许，值得追问的，还不仅是赵亚曾之死所引出的学术伦理问题；也还有匪患猖獗而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一九二九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定鼎之后的年代，国家既已一统，政令却难通行；治下不安，国民受难。盗匪当然也是人，他们也有正常的生存需求，正是在体制内无法获得正常的生活条件和可能，他们才会铤而走险、自建起“江湖世界”。可即便是在江湖世界里，也不是“无法可依”的，所谓“盗亦有道”是也。我们看看美国报人鲍威尔叙述的被劫经历，就可以知道盗匪世界之中，也有其自成体系的“规律”可循（鲍威尔［John B.Powell］：《中国土匪的“贵客”——“临城劫车案”追记之一》、《我曾是中国土匪的“大金娃娃”——“临城劫车案”追记之二》，载徐有威、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鲍惠尔［John B.Powell］：《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黄山书社二○○八年版）。提出土匪的素质问题，或许让人觉得可笑；但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国家之弱，无法给其子民创造出一个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公民让渡权力给政府，就是为了要求政府作为公权力营构起基本的生存、公益和发展的制度性框架，如果这点都不能满足，甚至连基本的安全感都不能提供，这样的政府，又怎能持之久远？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衰败，从其建立之初或已可见出某种败象。
亚曾已矣，步静安先生之步履而姗姗去矣！然而，中国现代学术的艰难旅程，则正在开启之中。历史的风尘仆仆，或许遮蔽了许多原初的镜像，但继往开来的步伐却永不会止歇。就这种走向田野的学术路径而言，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其结果却自不同：赵亚曾死，而费孝通生。谭嗣同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此语揭示出程婴、杵臼和月照、西乡各有其归所之意义，用之譬喻中国现代学术的“生死相望两苍茫”或许也算合适。当我们回望前辈学人在当初何等艰难困顿环境中开辟的现代学术之路，即便再难再苦，我们又怎么有理由拒绝承继其“向真率行、缕缕不绝”之精神？
（《赵亚曾先生传》，载翁文灏：《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李学通选编，中华书局二○○九年版）
赵亚曾猝死之际，不过刚及而立之英年，正该是“英姿勃发”的时候。他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早年毕业于北大地质学系，是葛利普（A.W.Grabau, 1870—1946）的高足，所谓“赵君学绩在国内知之者或不多，然在世界古生物学者中固已称翘楚，见重一时矣。其师葛利普先生来中国后，造就古生物学人才不少，而研究贡献质量并富者，葛先生论及时于赵君常首屈一指，视为最可爱重之青年”（《赵亚曾先生传》）。他十分投身于科学事业，而成绩显著，一九二八年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即可为明证。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英才，结果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昭通县所属的二十五里闸心场佛德盛栈，“遇匪被害”。也就是说，一个相对清苦的学者竟是被强盗所戕杀。真是让人徒叹“呜呼哀哉”了。
胡适曾记录下赵亚曾逝前不久的一次相遇，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一次北平茶会上，丁文江遇到胡适，第一句话就是：“适之，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曾。他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地质学的天才，今年得地质学奖金的！”可见，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中，赵亚曾已然是一颗颇为耀眼的青年学术之星了。而在赵亚曾遇难之后，丁文江不但长哭当歌，而且“到处出力为他的家属征募抚恤经费”，甚至还“自己担负亚曾的儿子的教育责任”，将赵亚曾之子赵松岩接到家中歇夏（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这也可以见出当时的知识场域之中传统古风的存留，以及精英之间的惺惺相惜，不仅是停留在纸面口头的“书生人情”，而且也还有“铁肩担道义”的风骨铮铮。
作为中国地质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且又是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自然更是痛心之至。于是特撰传记，发声叹息：“呜呼，外国学者探险南北极以及其他野蛮之邦因而丧生者有之矣，今赵君乃行于川滇之间，有中央之护照，有省政府之通令保护，而无知匪徒竟无所忌惮肆虐至此，环境如斯，夫复何言？”（《赵亚曾先生传》）一句夫复何言，道出了一代学人的无尽悲凉。当时的中国，国民党虽然已实现统一，但诸侯坐拥藩镇之强势，政令不行于国境，更不用说匪患盗贼之肆虐，而四川之地素来民风矫健尚武。日后翁文灏选择从政，固然有那代知识人面对政治的态度立场之作用，但作为一个科学家，只是看到自己的学人后辈、同行在现实社会中处处荆棘、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而无能为力，恐怕未必不是一大刺激；因之而获得权力的一定庇护之便，恐怕也未尝不是重要因由。想想赵亚曾之死，若是为了科学事业而殒身不恤，倒也算是“死得其所”，可却莫名其妙丧身在盗匪之劫，真是让人痛心之至。
翁文灏最终选择了学人从政之路。贾兰坡、卞美林等地质调查所同事后来出去田野考察，在贵州盘县被官方软禁，就是拍电报给时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而获救，翁院长拍给县长的电报称：“卞、贾赴云南工作，请斥警护送出境，翁文灏。”这几个学者因此非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得到了官方的格外照顾。有了权力，就可以更好地做自己钟爱的科学事业，这至少也是现实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
杨钟健与赵亚曾是北大地质系的同班同学，后又为地质调查所同事。虽然并无深交，但杨钟健在赵亚曾逝后给予极高评价，强调其乃“殉学而死，殉化石标本而死”，因为在“调查途中，闻匪徒至时，他不设法避去，而竭力保护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匪人闯进小屋，误以为化石标本箱内装有金银，即行抢劫。赵与之争夺，竟遭杀害”（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矿产部书刊编辑室编，地质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88—89页）。也就是说，赵亚曾是为了保护化石标本而献身的。在盗匪心中，这恐怕一钱不值，可在学者眼里，这些“价值连城”。作为学者的赵亚曾，固然是“人中龙凤”；但作为社会中人的赵亚曾，则未免过于“书生意气”。多熟悉一些社会规则和人情世故，或许他并不一定执著地与盗匪“锱铢必较”。也或许只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奠立需要这样的“呆子气”的学人精神的确立，需要这样纯正的学人作为它落基的祭奠。其实，学术史不仅是有这样一些留名显赫者的“祭祀”,也还包括了那些不知名的参与者的“牺牲”，譬如参加周口店发掘的工人们。地质调查所在日本侵略之后，就留下了赵万华、董仲元、肖元昌等几名工人在周口店看山，他们日后都为日军残酷杀害。
或许，值得追问的，还不仅是赵亚曾之死所引出的学术伦理问题；也还有匪患猖獗而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一九二九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定鼎之后的年代，国家既已一统，政令却难通行；治下不安，国民受难。盗匪当然也是人，他们也有正常的生存需求，正是在体制内无法获得正常的生活条件和可能，他们才会铤而走险、自建起“江湖世界”。可即便是在江湖世界里，也不是“无法可依”的，所谓“盗亦有道”是也。我们看看美国报人鲍威尔叙述的被劫经历，就可以知道盗匪世界之中，也有其自成体系的“规律”可循（鲍威尔［John B.Powell］：《中国土匪的“贵客”——“临城劫车案”追记之一》、《我曾是中国土匪的“大金娃娃”——“临城劫车案”追记之二》，载徐有威、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鲍惠尔［John B.Powell］：《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黄山书社二○○八年版）。提出土匪的素质问题，或许让人觉得可笑；但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国家之弱，无法给其子民创造出一个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公民让渡权力给政府，就是为了要求政府作为公权力营构起基本的生存、公益和发展的制度性框架，如果这点都不能满足，甚至连基本的安全感都不能提供，这样的政府，又怎能持之久远？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衰败，从其建立之初或已可见出某种败象。
亚曾已矣，步静安先生之步履而姗姗去矣！然而，中国现代学术的艰难旅程，则正在开启之中。历史的风尘仆仆，或许遮蔽了许多原初的镜像，但继往开来的步伐却永不会止歇。就这种走向田野的学术路径而言，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其结果却自不同：赵亚曾死，而费孝通生。谭嗣同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此语揭示出程婴、杵臼和月照、西乡各有其归所之意义，用之譬喻中国现代学术的“生死相望两苍茫”或许也算合适。当我们回望前辈学人在当初何等艰难困顿环境中开辟的现代学术之路，即便再难再苦，我们又怎么有理由拒绝承继其“向真率行、缕缕不绝”之精神？
（《赵亚曾先生传》，载翁文灏：《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李学通选编，中华书局二○○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