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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众多的华裔作家中，谭恩美和汤亭亭的作品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从她们的小说中折射出不同的女性世界，也反应出强烈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旧社会文化中生长并受其影响的无奈母亲，生于异国文化，却与有着传统思想的母亲不断抗争的女儿。母女间的冲突与和解也是不同时期的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及融合，反应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下的女性主义。两代女性都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的冲击和磨合中凭借自己的努力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并确立女性坚强不息的地位。
【关键词】华裔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差异
对于华裔作家来说，移民者的身份，艰难的生活使得他们的作品中多半是以自传的形式在讲述着东西方文化差异，艰难的异乡生活，以及父母与孩子间的爱和冲突。两部作品中的女性都经历了痛苦与迷茫，在不同的文化的差异苦苦寻求，最终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共同的努力，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理解与交融，主人公们中西文化的夹缝的徘徊与前进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女性不屈不挠的强大精神。
一、被束缚的坚强母亲
这两部作品都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女勇士》中留守在家的姑姑因与人私通而被人抄家，最后抱着女儿投井自尽。母亲给女儿讲姑姑的故事，饱含着怨恨与同情，有着对社会的不满，也有着对女儿的教导，以免其重蹈覆辙。姑姑和母亲是中国旧社会隐忍幽怨的女性的缩影，是无数彷徨而又无奈的女性的代名词。《喜福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痛苦经历的母亲。安梅的母亲与《女勇士》中的姑姑同样收到来自女性同类甚至自己母亲的训斥， 因为她们的不贞丢尽了族人的脸面， 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身上的耻辱。她在鸦片中麻木自己，在饱受欺凌的同时仍教女儿学会隐忍，自己却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的遭遇是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女勇士》中的勇兰是现代版的花木兰，她勇敢， 受人尊敬，后来成为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主妇。虽然生活在美国， 却恪守中式信条。在美国， 母辈的自信受到冲击和颠覆。月兰是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没有得到丈夫的认同。月兰与勇兰的故事是华人处于西方社会， 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并承受着族裔、性别双重压力的文学再现。
二、夹缝中抗争的女儿
两部作品中的“女儿”多次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但她们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作为生长在美国的华人，她们想要融入主流社会，但事实是她们夹挤在中西文化之间，在西方环境与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式文化基因之间苦苦徘徊。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是在美国长大的，母亲们对她们寄予厚望， 而女儿们则与无限泛滥的母爱极力抗争， 她们要成为地道的美国女儿。四位女儿都争取着自我的权力，她们不希望母亲炫耀女儿的成就， 厌烦母亲们的老生常谈，而更钟情于美国式的处事方式和见解。她们试图从无微不至的母爱中挣脱出来，对自己的生活却无法泰然面对;对母亲的意见她们抗拒， 同时又非常在乎母亲的喜怒哀乐。她们身体里流淌着中国血液， 秉承了母辈的谦逊;面对着美式家庭生活的危机，她们从母亲的故事中领悟人生的哲理， 从破碎的婚姻中寻找着自我， 积极抗争。
《女勇士》在第二章凭借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 营造了一个似真的氛围， 而现实中的她，身为女孩， 被排除在男孩的游戏规则之外;身为华人， 她遭到鄙视。 当得知家乡遭到欺凌， 多少冤屈郁结心中， 假借神通广大的女勇士形象，实现她的抱负，同时抒发少数族裔受歧视与排挤的愤懑。这是一部是关于成为美国人、成为花木兰式的女性、成为蔡琰式的作家的充满幻想的作品。这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 展示了华人的生活状态， 塑造了一个叛逆的中国女孩的形象， 而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在异域环境中展现自己。《喜福会》则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挖掘了双重文化背景下两代人的生活轨迹和价值取向。
三、母女间的矛盾与和解
两部作品描述的都是寻找的故事，母亲的根在中国，她们离开了大陆，在美国生儿育女， 却恪守某些中国传统的信条，向女儿传播着中式的哲理，期望在女儿身上看到孝心、信念、勇气、自我牺牲这些自身具备的良好品质， 而女儿们对此大为不解，我行我素。同时， 她们又时常困惑， 夹挤在中西文化之间， 无法全面理解中式传统， 但作为少数族裔，又时常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 母女都处在迷惑状态， 并寻找着认同与归属。
在这些母女中，母亲一方面在命运和定数中暗示女儿的未来，而同时又把自己落空的期望转变为对女儿的无限希望。母亲们有着自己的逻辑， 她们要求女儿服从。她们以严厉的方式对待一意孤行的女儿，因为她们希望女儿们能保留中国人的气质。而接受的西式教育的女儿势必与东方传统文化水火不容， 母女之间的唇枪舌战令她们双方都心存芥蒂。
两部作品中的母亲都不愿舍弃自身的中国传统， 女儿则在和东方文化的摩擦中与母亲和解，求得了相互的认同。两位作家都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对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 而作为女性， 她们以独特的角度站在性别的立场上， 严肃地审视、反思自我的生存状态。《喜福会》中有一节：母亲将玉坠交给女儿， 母女虽有摩擦， 却心心相印。“也许因为她是我生的女孩，而我又是我妈生下的女孩，我们就像楼梯，一级一级， 上上下下， 但走的总是同一条路。”汤亭亭在书中所叙述的也是母女俩共同的故事：“开头是她的，结尾是我的”。尽管不时地质疑传统文化，但是在灵魂深处延续传承母亲的基因，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充满自信地生存。
两位华裔女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女性主义的思想， 再现了女性世界， 流露出在异乡主流社会中感到压抑，文化归属的困惑和受种族歧视而激愤的情绪。其中也不乏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同， 母辈们的生活经历都是一部女性自我抗争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 女勇士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1998.
[2]譚恩美，程乃珊，严映薇译. 喜福会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J].外国文学，2001（ 3） ：73 -76.
[4]关春梅.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探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8（2）： 53-55.
【关键词】华裔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差异
对于华裔作家来说，移民者的身份，艰难的生活使得他们的作品中多半是以自传的形式在讲述着东西方文化差异，艰难的异乡生活，以及父母与孩子间的爱和冲突。两部作品中的女性都经历了痛苦与迷茫，在不同的文化的差异苦苦寻求，最终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共同的努力，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理解与交融，主人公们中西文化的夹缝的徘徊与前进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女性不屈不挠的强大精神。
一、被束缚的坚强母亲
这两部作品都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女勇士》中留守在家的姑姑因与人私通而被人抄家，最后抱着女儿投井自尽。母亲给女儿讲姑姑的故事，饱含着怨恨与同情，有着对社会的不满，也有着对女儿的教导，以免其重蹈覆辙。姑姑和母亲是中国旧社会隐忍幽怨的女性的缩影，是无数彷徨而又无奈的女性的代名词。《喜福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痛苦经历的母亲。安梅的母亲与《女勇士》中的姑姑同样收到来自女性同类甚至自己母亲的训斥， 因为她们的不贞丢尽了族人的脸面， 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身上的耻辱。她在鸦片中麻木自己，在饱受欺凌的同时仍教女儿学会隐忍，自己却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的遭遇是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女勇士》中的勇兰是现代版的花木兰，她勇敢， 受人尊敬，后来成为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主妇。虽然生活在美国， 却恪守中式信条。在美国， 母辈的自信受到冲击和颠覆。月兰是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没有得到丈夫的认同。月兰与勇兰的故事是华人处于西方社会， 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并承受着族裔、性别双重压力的文学再现。
二、夹缝中抗争的女儿
两部作品中的“女儿”多次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但她们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作为生长在美国的华人，她们想要融入主流社会，但事实是她们夹挤在中西文化之间，在西方环境与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式文化基因之间苦苦徘徊。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是在美国长大的，母亲们对她们寄予厚望， 而女儿们则与无限泛滥的母爱极力抗争， 她们要成为地道的美国女儿。四位女儿都争取着自我的权力，她们不希望母亲炫耀女儿的成就， 厌烦母亲们的老生常谈，而更钟情于美国式的处事方式和见解。她们试图从无微不至的母爱中挣脱出来，对自己的生活却无法泰然面对;对母亲的意见她们抗拒， 同时又非常在乎母亲的喜怒哀乐。她们身体里流淌着中国血液， 秉承了母辈的谦逊;面对着美式家庭生活的危机，她们从母亲的故事中领悟人生的哲理， 从破碎的婚姻中寻找着自我， 积极抗争。
《女勇士》在第二章凭借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 营造了一个似真的氛围， 而现实中的她，身为女孩， 被排除在男孩的游戏规则之外;身为华人， 她遭到鄙视。 当得知家乡遭到欺凌， 多少冤屈郁结心中， 假借神通广大的女勇士形象，实现她的抱负，同时抒发少数族裔受歧视与排挤的愤懑。这是一部是关于成为美国人、成为花木兰式的女性、成为蔡琰式的作家的充满幻想的作品。这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 展示了华人的生活状态， 塑造了一个叛逆的中国女孩的形象， 而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在异域环境中展现自己。《喜福会》则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挖掘了双重文化背景下两代人的生活轨迹和价值取向。
三、母女间的矛盾与和解
两部作品描述的都是寻找的故事，母亲的根在中国，她们离开了大陆，在美国生儿育女， 却恪守某些中国传统的信条，向女儿传播着中式的哲理，期望在女儿身上看到孝心、信念、勇气、自我牺牲这些自身具备的良好品质， 而女儿们对此大为不解，我行我素。同时， 她们又时常困惑， 夹挤在中西文化之间， 无法全面理解中式传统， 但作为少数族裔，又时常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 母女都处在迷惑状态， 并寻找着认同与归属。
在这些母女中，母亲一方面在命运和定数中暗示女儿的未来，而同时又把自己落空的期望转变为对女儿的无限希望。母亲们有着自己的逻辑， 她们要求女儿服从。她们以严厉的方式对待一意孤行的女儿，因为她们希望女儿们能保留中国人的气质。而接受的西式教育的女儿势必与东方传统文化水火不容， 母女之间的唇枪舌战令她们双方都心存芥蒂。
两部作品中的母亲都不愿舍弃自身的中国传统， 女儿则在和东方文化的摩擦中与母亲和解，求得了相互的认同。两位作家都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对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有着切身的体会， 而作为女性， 她们以独特的角度站在性别的立场上， 严肃地审视、反思自我的生存状态。《喜福会》中有一节：母亲将玉坠交给女儿， 母女虽有摩擦， 却心心相印。“也许因为她是我生的女孩，而我又是我妈生下的女孩，我们就像楼梯，一级一级， 上上下下， 但走的总是同一条路。”汤亭亭在书中所叙述的也是母女俩共同的故事：“开头是她的，结尾是我的”。尽管不时地质疑传统文化，但是在灵魂深处延续传承母亲的基因，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充满自信地生存。
两位华裔女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女性主义的思想， 再现了女性世界， 流露出在异乡主流社会中感到压抑，文化归属的困惑和受种族歧视而激愤的情绪。其中也不乏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同， 母辈们的生活经历都是一部女性自我抗争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 女勇士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1998.
[2]譚恩美，程乃珊，严映薇译. 喜福会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J].外国文学，2001（ 3） ：73 -76.
[4]关春梅.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探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8（2）： 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