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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喜欢并希望出现在自己家里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是一桌丰盛的家庭晚餐，父母子女一起用餐聊天；还是浪漫的烛光晚餐；或许是一排整齐的书架和葱郁的植物……在一份针对在上海青年人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沪上青年人最渴望的家中场景是——“舒服的沙发，想怎么坐就怎么坐。”
“你会看到，对于家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这里面不仅包括私人空间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沪上青年人的居家想象。在住房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理性。”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罗小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两年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1000名上海白领青年开展了一项长达二十余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围绕消费理性、居家想象和房产购买等问题上，社会常识与现实不符。
住房刚需者并不最关注楼市
有人笑谈，中国房地产的繁荣和房价的不断推高，“丈母娘”功不可没。但有住房刚需的年轻人并非最积极入市的人。
调查数据显示，已经拥有产权（已买房子）的人，对楼市密切关注度的比例反而比还没买房的人要高。其中，最密切关注楼市的群体是已经买房但是还要继续还房贷的人（24.7%），而那些住在父母家、但急切需要婚房的青年人，对此问题关注却是最低的，只有14.2%。要结婚买房的年轻人群不太关注楼市，也就是说，预期中那些未来的首套房购买者，对楼市的关注比例低于已买房的人。
结果显示，已经成为房奴的人，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反而小于还没有成为房奴的人；即便对那些无需负担房租且没有成为房奴的青年人而言，也是如此。可见，都市青年由住房而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并非因为此刻的居住空间的匮乏，而是因为他们想象着未来可能的居住空间。
“居住问题，并非实际的居住支出和‘获取独立使用的空间’之间的经济计算，而是被注入了对产权、资产、社会乃至对未来的一种具体的想象方式，从而使‘居住’总是和‘是否拥有产权房’紧紧纠缠。”罗小茗解读说，“以至于人人想做房奴，甚至苦恼于做房奴而不得。”
另外，学历和首付款比例并没有正相关性，换句话说，学历越高并不等于越有能力买房。“学历与首付款”的关联显示，大专以下学历，由自己或夫妻双方承担首付款比例为70%，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比例最低，仅为47.6%。
“当青年人把很长时间放在学校提高自己学历的时候，实际的状况却是，高学历并不能让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得到足够回报，支付首付款，此时更多依赖的还是父母或长辈在经济上的支持。”罗小茗分析。
皮鞋、汽车和住房
在调查问卷中，有一项关于购买皮鞋的问题调查。“如果要购买一双春秋季节正式场合穿着的皮鞋，您通常会选择哪个价位的？”数据显示，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的选择并没有明显不同。超过40%以上的人选择了300～499元的皮鞋。而这一答案明显是所有选项中偏低的价格选择。
调查结果还显示，皮鞋牌子并未对调查者有足够的左右能力。“这说明一个问题，即使市场的定价再高，对于日常生活用品来说，人们心里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这个心理价位几乎是普遍的。”罗小茗说。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放在购买汽车上，答案则明显不同。
在受访者中，希望购入15万～25万元汽车的比例是最多的。除了安全因素的考虑外，汽车品牌成为很大的考虑要素。
除汽车外，更令人们丧失消费理性的是住房。
学区房和景观房都不是房地产市场里纯经济的概念，“尽管今天绝大多数的消费品都是品位的象征，是价值符号的序列，投射出人们的各色欲望，但恐怕所有这些都不如人们投射在住房和汽车这两项商品上的这样惊人。”罗小茗说，“对都市青年而言，房和车不仅充满了价值符号，是欲望的投射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构成了想象未来生活的载体。我们并未对越贵的菜表现出越浓的兴趣，但是越贵的房、越贵的车却成为我们越想买的东西。”
这一点，在那些经济能力较差、暂无稳定住房的受访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调查显示，他们对于居家生活的想象，更加受制于主流媒体对“家”的呈现。
在“对家的必备物品的要求”的调查显示，住群租房和住单位宿舍的人，反而比已经买了商品房的人要求更高。拥有房子的人对一些抽象的要求就特别高，比如爱情。而未购住房者往往会希望有更好的装潢，并且希望能够定期更新，希望自己的家能有时尚、气派的感觉；而已购住房者选择更多的是“无所谓给别人什么感觉，住着舒服就好”。
对此，罗小茗的解释是，“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喜欢逛宜家，因为那里展现了居家的多种可能。而类似于《爱情公寓》的情景剧，无论收入高低，是否有稳定的工作，他们的住房装潢都很漂亮。这些媒体呈现的‘家’潜移默化地让青年人认为，自己的家、自己以后住的地方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否有能力拥有产权。”
我家太小
“收入对实际居住面积的感受”的调查显示，除了年收入30万～50万和100万元以上两组受访者之外，其他各组“感到偏小”的比例都超过了45%。
而“年收入与未购房者的理想居住面积”的关联则显示，还未购房者中，1万～5万元年收入者中，希望住111～130平方米房子的人占31.3%（占总受访者的21.1%）；而年收入6万～10万元者中，占到36.1%（占总受访者的29.3%），而对于11万～15万元收入者来说，15.7%（占总受访者的13.9%）的人希望选择大房子。
年收入1万～5万元的群体有更大的梦想，在选择130平方米以上为理想居住面积的人中，年收入1万～5万元的群体占了37.3%，来自6万～10万元年收入者占23.5%。
“通过对这个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有房子的人，还是没来得及买房的人，他们的收入和理想居住面积之间没有正相关性，不是说收入高了就可以住到理想的房子了，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饥饿感，都希望住得更大。”罗小茗说，“而且越是没房子或是经济能力越差的受访群体对大房子的渴望越强烈。” 收入、实际居住状况和居住的满意度之间，没有正相关性。收入的增加，居住面积的增长，乃至住房所有权的获取，都并不能真正消除“感到偏小”这种对居住不满意的居家感觉。因为无论收入多少，居住面积多少，总是有20%以上的人感到“偏小”。
“偏小”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生活需求，不如说是一种弥漫在社会中的普遍情绪或欲望。这一欲望和实际的居住需求相裹挟，创造出了“改善性住房”的概念。
在罗小茗看来，改善性住房是一个非常虚伪的概念，是一个正好可以拿来继续助推楼市的概念。如果真的要谈改善性住房，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改善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因为居住在某一空间中，你的日常生活能否变得更好，从来不是由居住面积的增长说了算。而改善性住房，恰恰是把居住面积的增长视为改善生活的首要条件，仿佛多一个书房，多一个卫生间，或者多一个衣帽间，生活就会自己变好了。这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
一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沙发
在对家的想象中，一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沙发”打败了其他所有想象性的场景。
“我们所有的选项都是在地产广告中经常出现的，比如‘有一套非常棒的音响，空中总是流淌着音乐’；‘到处都是小朋友的玩具，也是他随处玩耍的地方’；‘漂亮的台布桌旗，上面摆着一盆水果或一束鲜花’等，但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选得最多的竟是一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沙发。”罗小茗说。
许多人都将安稳的生活寄托在一套“产权房”之上，但是辛辛苦苦做房奴、换大房子其实是为了回家后可以“窝在沙发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张无处安放的沙发，影射出的是城市式生活中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划分、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共事务处理观念的转变。
群租使得一张舒服的沙发变成了公共客厅里的“公物”，没办法想怎么坐就怎么坐。“这也印证了都市年轻人没办法在其他场合放轻松，所以特别需要有一个独享空间。”
越是想要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放松”的私人空间，就会越受到外界的压力，你要取得户口、居住证，要有一份稳定赚钱的工作而不敢随意辞职。罗小茗说，“这也导致年轻人越来越不能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声。”
“如果楼道里的公共区域很脏很乱，你将怎么处理？”调查显示，已经拥有住房的人更多选择打电话给物业或者置之不理；反而是住房不稳定没有自己住房的人更愿意亲自把它打扫干净。
“城市式居家生活，改变了我们对‘公和私’观念的判断。不是客厅就是公共的，卧室就是私人的；家门里是私人的，门外就是公共的。这不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道墙的问题，而是城市式居家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罗小茗说，“商品房一直强调有客厅、有卧室，强调居住空间的功能区分，可是等到大多数人有了客厅的时候，却很少有客人真的到家做客，人们也越来越愿意自己宅在家里。”
“你会看到，对于家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这里面不仅包括私人空间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沪上青年人的居家想象。在住房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理性。”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罗小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两年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1000名上海白领青年开展了一项长达二十余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围绕消费理性、居家想象和房产购买等问题上，社会常识与现实不符。
住房刚需者并不最关注楼市
有人笑谈，中国房地产的繁荣和房价的不断推高，“丈母娘”功不可没。但有住房刚需的年轻人并非最积极入市的人。
调查数据显示，已经拥有产权（已买房子）的人，对楼市密切关注度的比例反而比还没买房的人要高。其中，最密切关注楼市的群体是已经买房但是还要继续还房贷的人（24.7%），而那些住在父母家、但急切需要婚房的青年人，对此问题关注却是最低的，只有14.2%。要结婚买房的年轻人群不太关注楼市，也就是说，预期中那些未来的首套房购买者，对楼市的关注比例低于已买房的人。
结果显示，已经成为房奴的人，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反而小于还没有成为房奴的人；即便对那些无需负担房租且没有成为房奴的青年人而言，也是如此。可见，都市青年由住房而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并非因为此刻的居住空间的匮乏，而是因为他们想象着未来可能的居住空间。
“居住问题，并非实际的居住支出和‘获取独立使用的空间’之间的经济计算，而是被注入了对产权、资产、社会乃至对未来的一种具体的想象方式，从而使‘居住’总是和‘是否拥有产权房’紧紧纠缠。”罗小茗解读说，“以至于人人想做房奴，甚至苦恼于做房奴而不得。”
另外，学历和首付款比例并没有正相关性，换句话说，学历越高并不等于越有能力买房。“学历与首付款”的关联显示，大专以下学历，由自己或夫妻双方承担首付款比例为70%，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比例最低，仅为47.6%。
“当青年人把很长时间放在学校提高自己学历的时候，实际的状况却是，高学历并不能让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得到足够回报，支付首付款，此时更多依赖的还是父母或长辈在经济上的支持。”罗小茗分析。
皮鞋、汽车和住房
在调查问卷中，有一项关于购买皮鞋的问题调查。“如果要购买一双春秋季节正式场合穿着的皮鞋，您通常会选择哪个价位的？”数据显示，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的选择并没有明显不同。超过40%以上的人选择了300～499元的皮鞋。而这一答案明显是所有选项中偏低的价格选择。
调查结果还显示，皮鞋牌子并未对调查者有足够的左右能力。“这说明一个问题，即使市场的定价再高，对于日常生活用品来说，人们心里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这个心理价位几乎是普遍的。”罗小茗说。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放在购买汽车上，答案则明显不同。
在受访者中，希望购入15万～25万元汽车的比例是最多的。除了安全因素的考虑外，汽车品牌成为很大的考虑要素。
除汽车外，更令人们丧失消费理性的是住房。
学区房和景观房都不是房地产市场里纯经济的概念，“尽管今天绝大多数的消费品都是品位的象征，是价值符号的序列，投射出人们的各色欲望，但恐怕所有这些都不如人们投射在住房和汽车这两项商品上的这样惊人。”罗小茗说，“对都市青年而言，房和车不仅充满了价值符号，是欲望的投射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构成了想象未来生活的载体。我们并未对越贵的菜表现出越浓的兴趣，但是越贵的房、越贵的车却成为我们越想买的东西。”
这一点，在那些经济能力较差、暂无稳定住房的受访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调查显示，他们对于居家生活的想象，更加受制于主流媒体对“家”的呈现。
在“对家的必备物品的要求”的调查显示，住群租房和住单位宿舍的人，反而比已经买了商品房的人要求更高。拥有房子的人对一些抽象的要求就特别高，比如爱情。而未购住房者往往会希望有更好的装潢，并且希望能够定期更新，希望自己的家能有时尚、气派的感觉；而已购住房者选择更多的是“无所谓给别人什么感觉，住着舒服就好”。
对此，罗小茗的解释是，“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喜欢逛宜家，因为那里展现了居家的多种可能。而类似于《爱情公寓》的情景剧，无论收入高低，是否有稳定的工作，他们的住房装潢都很漂亮。这些媒体呈现的‘家’潜移默化地让青年人认为，自己的家、自己以后住的地方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否有能力拥有产权。”
我家太小
“收入对实际居住面积的感受”的调查显示，除了年收入30万～50万和100万元以上两组受访者之外，其他各组“感到偏小”的比例都超过了45%。
而“年收入与未购房者的理想居住面积”的关联则显示，还未购房者中，1万～5万元年收入者中，希望住111～130平方米房子的人占31.3%（占总受访者的21.1%）；而年收入6万～10万元者中，占到36.1%（占总受访者的29.3%），而对于11万～15万元收入者来说，15.7%（占总受访者的13.9%）的人希望选择大房子。
年收入1万～5万元的群体有更大的梦想，在选择130平方米以上为理想居住面积的人中，年收入1万～5万元的群体占了37.3%，来自6万～10万元年收入者占23.5%。
“通过对这个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有房子的人，还是没来得及买房的人，他们的收入和理想居住面积之间没有正相关性，不是说收入高了就可以住到理想的房子了，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饥饿感，都希望住得更大。”罗小茗说，“而且越是没房子或是经济能力越差的受访群体对大房子的渴望越强烈。” 收入、实际居住状况和居住的满意度之间，没有正相关性。收入的增加，居住面积的增长，乃至住房所有权的获取，都并不能真正消除“感到偏小”这种对居住不满意的居家感觉。因为无论收入多少，居住面积多少，总是有20%以上的人感到“偏小”。
“偏小”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生活需求，不如说是一种弥漫在社会中的普遍情绪或欲望。这一欲望和实际的居住需求相裹挟，创造出了“改善性住房”的概念。
在罗小茗看来，改善性住房是一个非常虚伪的概念，是一个正好可以拿来继续助推楼市的概念。如果真的要谈改善性住房，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改善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因为居住在某一空间中，你的日常生活能否变得更好，从来不是由居住面积的增长说了算。而改善性住房，恰恰是把居住面积的增长视为改善生活的首要条件，仿佛多一个书房，多一个卫生间，或者多一个衣帽间，生活就会自己变好了。这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
一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沙发
在对家的想象中，一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沙发”打败了其他所有想象性的场景。
“我们所有的选项都是在地产广告中经常出现的，比如‘有一套非常棒的音响，空中总是流淌着音乐’；‘到处都是小朋友的玩具，也是他随处玩耍的地方’；‘漂亮的台布桌旗，上面摆着一盆水果或一束鲜花’等，但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选得最多的竟是一张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沙发。”罗小茗说。
许多人都将安稳的生活寄托在一套“产权房”之上，但是辛辛苦苦做房奴、换大房子其实是为了回家后可以“窝在沙发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张无处安放的沙发，影射出的是城市式生活中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划分、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共事务处理观念的转变。
群租使得一张舒服的沙发变成了公共客厅里的“公物”，没办法想怎么坐就怎么坐。“这也印证了都市年轻人没办法在其他场合放轻松，所以特别需要有一个独享空间。”
越是想要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放松”的私人空间，就会越受到外界的压力，你要取得户口、居住证，要有一份稳定赚钱的工作而不敢随意辞职。罗小茗说，“这也导致年轻人越来越不能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声。”
“如果楼道里的公共区域很脏很乱，你将怎么处理？”调查显示，已经拥有住房的人更多选择打电话给物业或者置之不理；反而是住房不稳定没有自己住房的人更愿意亲自把它打扫干净。
“城市式居家生活，改变了我们对‘公和私’观念的判断。不是客厅就是公共的，卧室就是私人的；家门里是私人的，门外就是公共的。这不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道墙的问题，而是城市式居家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罗小茗说，“商品房一直强调有客厅、有卧室，强调居住空间的功能区分，可是等到大多数人有了客厅的时候，却很少有客人真的到家做客，人们也越来越愿意自己宅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