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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骗术的强大，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可供骗子方便利用的认知偏误、情感弱点和欲望失控
倘若这个世界上不再有贼和小偷，那么也就无需装锁和配钥匙，当然，首先要失业的恐怕便是锁匠。
大约6000年前，古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木脚锁。锁让人可以放心离开财产，无人看守也很安全。锁从埃及传播到希腊，最终到达罗马帝国，在那里开始变小了，也开始保证箱子和抽屉的安全。富裕的罗马人会像戴戒指一样带着他们的钥匙圈，以此炫耀自己的富有，拥有必须好好藏起的贵重物品。中世纪之后，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传统锁具。
今天我们还在用传统的锁来保护我们的财产和安全。未来的锁将提供个性化的安全保障，甚至可以反过来追踪记录每一个来访和离去的人。锁越来越智慧化，这算是一种进步吗？
我们也许会带着同样的纠结心情来探讨上当受骗的问题：人为什么上当受骗？学会辨别谎言是不是一种文化进步？还是这个危险世界里的一种越来越不可缺少的自卫手段？为什么我们家家房门上有锁，车子也都有锁，但我们却还是偏偏会在离开的时候忘记锁门锁车。如果这样被偷，是要怪贼和小偷太猖狂，还是怪我们自己不小心？
我们谴责商业的贪婪和欺诈、叹息人际的诚信丧失，我们抱怨宣传的虚伪和洗脑、我们厌恶和害怕上当受骗。但是，我们可曾想过，骗子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骗术的强大，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可供骗子方便利用的认知偏误、情感弱点和欲望失控？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欺骗，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不上当欺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易骗。
上个世纪70年代，两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便捷思维”（heuristics）的概念，让人们认识到，有一些普遍存在于人类认知心理中的“思维短路”。它们是造成普通人经常自欺欺人，也因此特别容易轻信谎言、上当受骗的原因。
特沃斯基和卡内曼提出，人有两套推论和判断思维系统，一套是分析和批判的，另一套是经验和直觉的。人在信息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由于没有时间细思慢想，所以必须快速决断。这时候，人经常只是运用经验和直觉的快捷方式思维，有时候有效，有时候失效。失效的时候就会造成种种“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es）。
例如，当我们主观上已有某种看法或观点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或直接接受那些能够支持原有看法的信息，而忽视那些可能推翻原有看法的证据。疑人偷斧就是我们熟悉的例子，这叫“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又例如，我们对别人的行为，尤其是不良行为，总是倾向于强调内部原因，如人品、性格、教养、用心，而忽视或低估外部的环境原因。对自己的同样行为，则一味强调外部的或不得已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别人就很严重，自己就轻描淡写。这叫归因谬误（Attribution Bias）。
还例如，我们有部落化的自然倾向，本能地排斥外族群的“他人”，尤其是所谓的“西方”。无论同族群内部如何互相仇恨和残杀，到头来还是相信“血浓于水”。我们还因此理直气壮地要求同伴“胳膊肘朝里拐”“家丑不可外扬”。这也就是鲁迅批评的，“到底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叫做内群体偏见（Ingroup Bias）。
认知偏误既然是“人之常情”，了解和认识认知偏误的目的是否就只能是理解和接受呢？心理学家哈塞尔顿（Martie G. Haselton）等人在《认知偏误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gnitive Bias）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倾向上，认知偏误都不带有强制性（arbitrary）”。也就是说，认知偏误并不是非犯不可的。认知偏误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去偏误”的。我们要认识便捷思维和认知偏误，正是为了降低和尽量消除它们对我们的认知影响，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變得不那么容易轻信，也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倘若这个世界上不再有贼和小偷，那么也就无需装锁和配钥匙，当然，首先要失业的恐怕便是锁匠。
大约6000年前，古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木脚锁。锁让人可以放心离开财产，无人看守也很安全。锁从埃及传播到希腊，最终到达罗马帝国，在那里开始变小了，也开始保证箱子和抽屉的安全。富裕的罗马人会像戴戒指一样带着他们的钥匙圈，以此炫耀自己的富有，拥有必须好好藏起的贵重物品。中世纪之后，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传统锁具。
今天我们还在用传统的锁来保护我们的财产和安全。未来的锁将提供个性化的安全保障，甚至可以反过来追踪记录每一个来访和离去的人。锁越来越智慧化，这算是一种进步吗？
我们也许会带着同样的纠结心情来探讨上当受骗的问题：人为什么上当受骗？学会辨别谎言是不是一种文化进步？还是这个危险世界里的一种越来越不可缺少的自卫手段？为什么我们家家房门上有锁，车子也都有锁，但我们却还是偏偏会在离开的时候忘记锁门锁车。如果这样被偷，是要怪贼和小偷太猖狂，还是怪我们自己不小心？
我们谴责商业的贪婪和欺诈、叹息人际的诚信丧失，我们抱怨宣传的虚伪和洗脑、我们厌恶和害怕上当受骗。但是，我们可曾想过，骗子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骗术的强大，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可供骗子方便利用的认知偏误、情感弱点和欲望失控？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欺骗，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不上当欺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易骗。
上个世纪70年代，两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便捷思维”（heuristics）的概念，让人们认识到，有一些普遍存在于人类认知心理中的“思维短路”。它们是造成普通人经常自欺欺人，也因此特别容易轻信谎言、上当受骗的原因。
特沃斯基和卡内曼提出，人有两套推论和判断思维系统，一套是分析和批判的，另一套是经验和直觉的。人在信息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由于没有时间细思慢想，所以必须快速决断。这时候，人经常只是运用经验和直觉的快捷方式思维，有时候有效，有时候失效。失效的时候就会造成种种“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es）。
例如，当我们主观上已有某种看法或观点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或直接接受那些能够支持原有看法的信息，而忽视那些可能推翻原有看法的证据。疑人偷斧就是我们熟悉的例子，这叫“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又例如，我们对别人的行为，尤其是不良行为，总是倾向于强调内部原因，如人品、性格、教养、用心，而忽视或低估外部的环境原因。对自己的同样行为，则一味强调外部的或不得已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别人就很严重，自己就轻描淡写。这叫归因谬误（Attribution Bias）。
还例如，我们有部落化的自然倾向，本能地排斥外族群的“他人”，尤其是所谓的“西方”。无论同族群内部如何互相仇恨和残杀，到头来还是相信“血浓于水”。我们还因此理直气壮地要求同伴“胳膊肘朝里拐”“家丑不可外扬”。这也就是鲁迅批评的，“到底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叫做内群体偏见（Ingroup Bias）。
认知偏误既然是“人之常情”，了解和认识认知偏误的目的是否就只能是理解和接受呢？心理学家哈塞尔顿（Martie G. Haselton）等人在《认知偏误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gnitive Bias）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倾向上，认知偏误都不带有强制性（arbitrary）”。也就是说，认知偏误并不是非犯不可的。认知偏误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去偏误”的。我们要认识便捷思维和认知偏误，正是为了降低和尽量消除它们对我们的认知影响，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變得不那么容易轻信，也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