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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以其盖世伟业和高风亮节，给世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感人故事，我从报章中读到过许多许多。现在，本人也来讲几个，有些是自己亲历的，有些则是从中国外交部高翻们那里听来的。在这位伟人的一言一行中，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渗透到一个又一个细节。
心中时刻装着别人
周恩来、胡志明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一度是中越友谊的象征。1969年2月，已79岁高龄的胡志明病危，在半年时间内，周恩来总理选派三批医护人员前往河内，为他的这位“越南兄长”、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治病。
6月初，当周总理得知胡志明想吃北京烤鸭后，嘱咐要尽快给他送去。不过，那时从北京到河内，只飞一种苏制小飞机，途中要经停三个航站，一昼一夜才能到达终点。在大热天，烤鸭如长时间捂在机舱里，肯定会变质。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便说：第一，胡主席想吃烤鸭，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第二，携带烤鸭的办法，可请教外贸部，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受命经办此事，其人员将两只烤鸭用塑料袋装好后，放进厚纸箱里，四周放上千冰，外围再加一层木屑，密封后做成一个“简易移动冰箱”。当两只北京烤鸭送到胡志明身边时，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半个世纪兄弟情的越南领导人感动不已，久久才用汉语说出这么一句：“知我者，恩来也!”当天，他邀请我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同志到主席府，一起共享这份来自千里之外的美味佳肴。
对于胡志明的病情发展，周总理曾设想过三种结果：第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是最坏的；第二，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恢复健康，这是最好的；第三，经抢救后，生命保住了，却成了植物人。对第三种情况的护理工作，周总理心中自有安排。他对卫生部领导和医护人员说：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老先生患病后期成了植物人，长期卧床不起，但由于护理工作得当，病人一直没有生过褥疮。他告诉大家，当时担任这项护理工作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她在马老先生病榻前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周总理提出，万一胡志明的病情出现第三种情况，就请这位护士前往越南担任护理工作，说“她是最合适不过的护理人选”。
周总理有个情系延安人民的故事，同样令我感动不已。他在会见外宾之前，总要与中方陪同会见人员交谈。1973年夏的一天，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及译员说：6月初我陪越南领导人去过一回延安，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很对不起延安人民。解放都23年了，那里的经济依然那么落后，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苦。与我1947年离开延安时的情况相比，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回想起陕甘宁边区人民当年对我们的抚养，真是有愧啊!
周总理讲完这段话后，忧伤地沉思了好久。会见大厅里一片寂静。过了三四分钟。他又若有所思地说：现在都6月中旬了，延安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地干旱得很，老百姓今年的日子怎样过啊?之后。他老人家又陷入深深的忧伤。
患难见真情
1960年4月13日，周总理起程出国访问，前三站是缅甸、印度和尼泊尔。随后，按计划于5月5日，开始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但此前不久，柬埔寨国王苏拉马里特突然去世，柬全国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于是，一些陪同人员便建议推迟往访该国。但周总理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决定如期前往柬埔寨，把访问改为“吊唁”。
为表示庄严肃穆，周总理特地嘱咐为代表团每位成员赶制两套白色素服，定做一条黑领带。于是。在大家的行李箱中。就多了两套衣服：一套中山装，一套西服；在白色素服里面，还裹着一条黑领带。中山装是在国内做的。西服则是在印度做的。而领带是国产的“蝴蝶”牌。
5月5日上午，周总理乘坐的专机降落在金边机场。当他一身白色素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人群感到十分震惊。站立在飞机舷梯旁的西哈努克亲王感动得热泪盈眶。周总理走下飞机后。对西哈努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的。”这位亲王激动地说：“阁下在我和我的国家沉浸在一片悲哀之时，前来吊唁先王，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最真诚、最难忘、兄弟般的友情。”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非洲十国。在往访加纳的前九天，发生了刺杀总统恩克鲁玛的未遂事件。这位总统取消了所有对外活动，住到海边的一座城堡里。此时，周总理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一些陪同人员建议取消对加纳的访问。周总理听后严肃地指出：中国与加纳是友好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暂时遇到困难而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恩克鲁玛总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人家越是有难，我们越是要去，患难见真情嘛!
周总理一飞抵加纳首都阿克拉，便前往海边城堡看望恩克鲁玛。加纳总统一只手缠着绷带，脸上贴着纱布，站在城堡外面迎候这位中国贵宾。他一见到老朋友周恩来，就立即迎上前与他热烈地拥抱贴面，连连说：“衷心感谢阁下来访!阁下一到加纳就来到城堡，让我好生感动!”周总理的这份真情，在非洲大陆一时传为美谈。
不强人所难
在周总理的非洲十国之行中。拟往访的埃塞俄比亚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中埃双方本已商定，中国总理将往访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但埃方后来却提出，要改访北方城市阿斯马拉。对此，我方不少陪同人员感到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怠慢中国领导人。周总理却不这样想，豁达地说：对方此举显然是受到某一大国的压力，对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小国，我们应当谅解其难处。
在访问过程中，当周总理与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谈到两国建交问题时，塞拉西一世坦诚地说。与中国建交，他不能不顾及美国的反应，如果这样做，美国很可能会断绝对埃塞俄比亚的一切援助。周总理听后真诚地说：我们理解埃方的处境，建交一事就先放一放，等5年、10年都可以，等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说(中埃于1970年11月24日建交)。
做苏联人民的工作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中国访问。由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接待。那时，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被接待单位借去当陪团翻译。该部门的领导打算请周恩来总理见一下这位苏联客人。但感到没有把握。于是，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试探。总理办公室很快就作出答复：总理说，这几年，来我国的苏联人少多了，他要见一下这位作曲家，这是做苏联人民工作的好机会嘛!总理还特别交代，国庆节那天。要请这位苏联客人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参加焰火晚会。这是我陪外宾第一次登上这座闻名于世的城楼——新中国的“名片”，感到十分兴奋。在天安门城楼焰火晚会上，毛泽东主席与外宾握手时，向这位苏联贵宾说了句：“你好!”苏联作曲家用双手紧紧地握住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您好!”我在一生口译实践中，为毛主席虽只翻译过“你好”、“您好”这两个短句，但仍感到很光荣!
国庆节一过，周总理就在北京饭店会见了这位苏联作曲家。往见前，苏联客人感到有点紧张，对我说，他 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来没有被外国领导人接见过，这样的荣誉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他又说，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会问些什么，自己该怎么回答。我告诉他，周总理十分平易近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听我这么一说，紧张的心情才得到缓解。
在亲切的气氛中，周总理对苏联客人讲了许多友好的话。他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本来很好，只是近几年来双方有些疏远了。我们目前在双边关系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最终会被克服，中苏两国人民终会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周总理会见这位苏联作曲家之前，先与中方陪同会见人员见了面。老人家神采奕奕，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交谈。他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是否在对外文委工作。我告诉总理，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和翻译班学的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问，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说，这一两年来，中苏间人员来往已经很少了，每年才几起，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周总理说，这种办法好。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普通的苏联客人，虽然他十二三年之后才离开人世。从1965年起。中国与苏联逐步陷入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的局面。本来“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邻国，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20年。双方仅仅保留着“两个馆三条线”：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国际航线、国际列车线(每周各开一班、一列)和政府电话“热线”。
周总理会见苏联作曲家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20年前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说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神奇的记忆力
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周恩来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广泛进行接触。当他与使节们交谈时，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译员们都紧随其后，当需要时(周总理懂英语、法语、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了这项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联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还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夫人?”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司局级干部，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周总理碰见时一眼就可认出，还能直呼其名。连人家大使因事暂离使馆回国的时间，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我们外交部高翻们的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位“超人”。他的记忆力特别神奇，借用季羡林先生赞一友人的话来说，周总理所见到过的每一个人，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个点，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另有两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
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个日本考察团前，与中方陪同会见人员交谈。最后说发现“有位新同志”，便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在外交部哪个司工作。原来这位新同志是从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过后不久，周总理会见了另一个日本考察团。江培柱也参加这次会见，坐在会见厅的后排，准备当总理问问题时，好立即作出回答。周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发现了他，便说：“江培柱同志，请坐到前面来，这样，谈情况就可以听得更清楚。”还有一次。江培柱在驻日本使馆工作期间生病住院，周总理偶然从外交部一名官员那里得知后便说：“你说的江培柱啊，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嘛!他生的什么病?请转告他：好好治疗、休息!”
我女儿常给我讲她所看到的周总理神奇记忆的故事。并与我一起探讨这种“神奇”的原因。记得她曾说过这样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归根结底，这源于周总理对人，对他所见到过的每一个人的尊重。
周恩来总理作为我们外交部高翻们心目中的“超人”，他为民日夜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我们感动。有位高翻作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统计：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了168个小时，而睡眠的时间总共只有13个小时，每天平均还不到两个小时。
对译员的关怀无微不至
周恩来总理对译员们关怀备至，开会研究重大的外事问题时，让译员也参加，以便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有好几次，他发现译员没有在场，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让翻译同志来参加会，人家不了解情况，怎样给你翻?!”
周总理对译员体贴人微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外国领导人正式宴请外宾时，不让译员上正座，而是让其坐在甚至站在领导人后面翻译。周总理得知后严肃地说，这个例我们新中国要破，宴请时，请译员也上正座。朝鲜语翻译前辈张庭延，谈起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告诉我一个感人细节。有一次，周总理在宴请朝鲜外宾过程中，几次为他夹菜，亲切地说：“你也吃嘛。”有时甚至还有意停顿一两分钟，好让他吃上几口“充充饥”。
法语翻译前辈董宁川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又讲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们听，他们也特别受感动。有一次，一位刚果(布)特使来访，周总理陪同他乘坐汽车，从长沙去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宾主交谈时。坐在车子前排的董宁川，总是转过头来翻译。过了十几分钟，周总理觉得译员这样做太累，便提出他自己坐到车子的前排，请译员与外宾坐在后排。董宁川感到，总理如果坐在前排，与外宾交谈时，他也得转过头来讲，心里就想，累我可别累总理。于是，他怎么也不肯改坐到车子的后排。但周总理执意要换座位，这位高翻只好服从。结果，老人家真的不断地转过头来与刚果(布)特使交谈。董宁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车子前排，周总理就是不答应。这一路走了一个半小时，这位高翻在心里一直念叨着：“千万可别把总理给累着啦!”
年过九旬的董老先生是我的邻居，每每与我谈起此事，总是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说：“世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样做啊?!总理对一个翻译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他老人家当时坚持要与我‘换位’，做得是那么自然，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
有一段时间。在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同会见人员的名单，周总理特别交代，译员的名字可别漏掉!
对译员严要求
周恩来总理对译员的关怀，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他一再强调，翻译必须准确，说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周总理还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与此同时，他还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比如，对领导同志所讲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他不仅是这样“言传”的，也是这样“身教”的。
在一个夏目的中午。来华访问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刘少奇主 席、周恩来总理等多位领导人应邀出席。周总理致答词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翻译。每位译员翻译时，他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有点纳闷儿，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当俄语译员译完一段话之后，周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时不时地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个闷热天之后，令人感到特别爽。周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天气“蛮好的”。俄语译员把“蛮好的”直译了出来：“奥庆一霍罗沙亚”(“很好的”)，周总理听后略带微笑，对着她摇了摇头。译员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周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国翻译界的顶级人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冀朝铸，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译员传授翻译经验时，“开篇”总是自己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所出的“洋相”。事情发生在1956年秋天，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一位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辞过程中，脱稿讲了一段话，这位高翻当时却思想开了小差，照念原来的英文稿，周总理听了几句觉得不对，便小声打断：“小冀，不对，这是我临时加的话，你怎么还照念原来的英文稿!”还说：“小冀太紧张了，一个高级翻译怎能这样!请换一名译员。”这位高翻当着我们这些年轻译员的面，给自己揭“丑”时，脸上显露出一片真诚和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他希望我们从他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还告诉我们。周总理对他这个疏漏并没有怪罪，说知错改了就好，第二天仍旧让他当翻译。
周总理与外宾谈到日本问题时，常常提起日本的人名、地名。各语种高翻们发憷的是，日本人名、地名的汉语发音。与日语发音往往相差甚远。有一次，周总理与朝鲜外宾交谈时，用了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地名，译员一听就蒙了。翻不出来，周总理只好亲自把这些日本名称用日语发音告诉外宾。会见后，周总理批评了这名译员。说日本的人名、地名，下次如果再翻译不出来，那可不行!他还对陪同会见的外交部负责人说，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尽快编出一本日本人名、地名中日文对照小册子，并在日文之后再注上英文译法，好让各语种的译员认真地背，牢牢记住其英语发音(与日本人名、地名的日语发音相同)，这样口译起来，才不致出问题。
周总理对老干部，特别是对其“爱将”的要求就更严了。高翻们给我讲过大外交家乔冠华所出的两个“事故”。一个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那时。乔冠华在朝鲜板门店，协助李克农副外长掌管与美国代表的停战谈判。有一次，在中秋节晚上，他喝多了，对人愤愤不平地说：自己为谈判写了那么多稿子。可功劳都记在李克农一人的账上。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文革”期间。乔冠华作为副外长宴请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时，与客人喝了许多茅台，致使该使馆一商务参赞午夜驾车回住处途中，撞死一名路人。周总理得知这两次“事故”后非常生气，对乔冠华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要他立即作出了深刻检查。
周总理早就对外交部人员提出了“五勤”要求：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而对译员，还特意加了“一勤”：勤学。他要求译员们不断扩充知识面，多学点历史，多读点古文。他知道冀朝铸是在美国长大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得少一点，便一再建议他下工夫通读《资治通鉴》，说“这本书主席都那么熟了。天天还在翻阆”。这位翻译前辈告诉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他认真地读过《资治通鉴》，增长了许多历史、文化知识。这对日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当翻译大有裨益。
风度、仪表、言谈举止
周恩来总理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言谈举止超群，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传为美谈。有一次，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法语高翻杨桂荣回忆起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对这位伟人的风度作出如下精细的描述：“我头一次见到总理时，一下子就产生出三点直观印象：一是，他的目光深邃而明亮，充满着智慧与信心；二是，他端坐在那里，让人产生一种威严而沉稳的感觉；三是，他行走时脚下生风，使人感到他的精明与活力。”
我们翻译处的人都知道，周总理生活很节俭，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件衬衣，可以穿得补丁摞补丁。他身边总共只有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的和一套黑色的。有一次，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该国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全程陪同。当周总理从译员那里得知，此人有一辆“流动衣箱车”(里面挂、吊着一二十套超高档西服)紧紧相随时。严肃地说：“这个谱我们中国人可摆不得!”我从一位高翻那里听到此事后，感慨不已：仅有的两套普普通通的中山装与“流动衣箱车”里那一二十套超高档西服——这是俭与奢的一次无形大“碰撞”!
在各种招待会上。当我与翻译室另外四大语种的译员，跟在周总理后面准备做翻译时，每次都发现，他那身半新半旧的中山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周总理以浓眉著称，他的胡子长得也浓且快，一天得刮两三遍。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等处的卫生间，拿出刮胡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当我有机会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时，总是看到那刚刮完脸所留下的淡淡痕迹。
据我在多种场合观察，周总理与外宾握手时，总是目光炯炯。直视着对方，手握得非常有力。我每每在想，单从总理一注目一握手中，就可以感悟到他的人格魅力。
周总理特别注重言谈举止。有几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听中方陪同人员汇报。有一次，汇报完后，礼宾官向周总理请示：“总理，现在可以去叫外宾了吗?”周总理一听此话，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严肃地纠正说：“什么‘叫’?!应该说‘请’!请你现在就去把外宾请进来!”周总理见到自己人或介绍其与外宾认识时。总是以“同志”相称；需要别人做什么事时。总是先说一个“请”字。
周总理经常找外交部人员去研究重大的国际问题。在这些人员中，除了部、司、处三级领导外，根据总理指示，还必有主管科员和相应语种的高级翻译。一见面。他就按照部里提供的名单点名。被点名的人员一个个站起来应声答“到”，周总理总是用慈祥的目光一一注视，随即说一句“请坐下”。对于不认识的人员，特别是年轻人，他往往还与之聊聊家常与工作。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交部的一份请示件中，看到“小国语言”这种说法，立即用笔把这四个字划掉，改为“非通用语言”。他严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小国语言’这样的说法，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改用·非通用语言’才好。请周知各有关部门：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在口语中，都一律不许用那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说法!”
替人受过
有位俄语高翻给我讲过一个周总理替人受过的故事。后来，我又把它说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听，他们听后与我一样感动。有人感慨地说。这是周总理所独有 的特质。
1954年7月21日晚上(日内瓦时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一位负责新闻工作的官员交代：为了赢得时间，尽早登在《人民日报》上，会议最后宣言每通过一段，就立即发回国内。于是，这位官员在下榻的旅馆，把各方已初步商定的宣言稿摊在办公桌上，一段段剪了下来，等候着发回国内。
在会上每通过一段宣言，身在会场内的中方人员就打电话告诉这名新闻官，新闻官便立即把该段话发回北京。22点钟左右，会议最后宣言的全文就发完了。但新闻官万万没有料到，子夜刚过。周总理的秘书陈浩同志打来电话说：你快过来吧，国内来电话说，你发回的宣言稿漏了几段。总理正在发火呢!
周总理见到这名新闻官时，面部仍有怒色，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气生过了。火也发过了，现在不想说什么了。你去看看我写的电报。新闻官看了周总理亲笔写的电报后，感到无地自容，亦被其高尚人格所感动：总理这是替他受过啊!原来。周总理在电报中说，对所发的宣言稿漏段一事，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求中央处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7月22日晨六七点钟(北京时间)，新华社总编室把新闻官发回的一段段宣言全文播发后。与西方几大通讯社所发的稿子进行了核对，发现少了几段内容，感到前方发回的稿子很可能有误。便打电话请我代表团核实。同时请《人民日报》立即停印，而此时，该报巳印出了20多万份。
从前方发回的稿子竟然会漏段，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新闻官把宣言稿一段段剪下来摊在办公桌上后，因为桌子临窗，当时又有点小风，有几段就被风悄悄吹走了。结果，阴错阳差。漏发了几段话。新闻官就这样稀里糊涂被蒙在鼓里。因为前方新闻官的过失，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只好部分地拆版重排，迟至中午才出版发行，真可谓欲快反而慢。
由于这个不可饶恕的大过失，那位新闻官心情极为沉重，怯生生地等着周总理处罚。没想到，周总理反而安慰他说：犯了错误吸取教训就好。你不必背什么思想包袱。这位以大度著称的中国总理，继续让他参加原定的各项工作。
“周恩来”这三个字。在十三四亿海内外同胞的心目中。是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化身。追忆一段段已经渐渐远去的岁月。重温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可以不断感悟到。甚至触摸到这位伟人那渗透到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与超人魅力，体验他那成为万世师表的不朽一生。
心中时刻装着别人
周恩来、胡志明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一度是中越友谊的象征。1969年2月，已79岁高龄的胡志明病危，在半年时间内，周恩来总理选派三批医护人员前往河内，为他的这位“越南兄长”、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治病。
6月初，当周总理得知胡志明想吃北京烤鸭后，嘱咐要尽快给他送去。不过，那时从北京到河内，只飞一种苏制小飞机，途中要经停三个航站，一昼一夜才能到达终点。在大热天，烤鸭如长时间捂在机舱里，肯定会变质。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便说：第一，胡主席想吃烤鸭，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第二，携带烤鸭的办法，可请教外贸部，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受命经办此事，其人员将两只烤鸭用塑料袋装好后，放进厚纸箱里，四周放上千冰，外围再加一层木屑，密封后做成一个“简易移动冰箱”。当两只北京烤鸭送到胡志明身边时，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半个世纪兄弟情的越南领导人感动不已，久久才用汉语说出这么一句：“知我者，恩来也!”当天，他邀请我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同志到主席府，一起共享这份来自千里之外的美味佳肴。
对于胡志明的病情发展，周总理曾设想过三种结果：第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是最坏的；第二，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恢复健康，这是最好的；第三，经抢救后，生命保住了，却成了植物人。对第三种情况的护理工作，周总理心中自有安排。他对卫生部领导和医护人员说：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老先生患病后期成了植物人，长期卧床不起，但由于护理工作得当，病人一直没有生过褥疮。他告诉大家，当时担任这项护理工作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她在马老先生病榻前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周总理提出，万一胡志明的病情出现第三种情况，就请这位护士前往越南担任护理工作，说“她是最合适不过的护理人选”。
周总理有个情系延安人民的故事，同样令我感动不已。他在会见外宾之前，总要与中方陪同会见人员交谈。1973年夏的一天，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及译员说：6月初我陪越南领导人去过一回延安，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很对不起延安人民。解放都23年了，那里的经济依然那么落后，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苦。与我1947年离开延安时的情况相比，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回想起陕甘宁边区人民当年对我们的抚养，真是有愧啊!
周总理讲完这段话后，忧伤地沉思了好久。会见大厅里一片寂静。过了三四分钟。他又若有所思地说：现在都6月中旬了，延安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地干旱得很，老百姓今年的日子怎样过啊?之后。他老人家又陷入深深的忧伤。
患难见真情
1960年4月13日，周总理起程出国访问，前三站是缅甸、印度和尼泊尔。随后，按计划于5月5日，开始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但此前不久，柬埔寨国王苏拉马里特突然去世，柬全国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于是，一些陪同人员便建议推迟往访该国。但周总理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决定如期前往柬埔寨，把访问改为“吊唁”。
为表示庄严肃穆，周总理特地嘱咐为代表团每位成员赶制两套白色素服，定做一条黑领带。于是。在大家的行李箱中。就多了两套衣服：一套中山装，一套西服；在白色素服里面，还裹着一条黑领带。中山装是在国内做的。西服则是在印度做的。而领带是国产的“蝴蝶”牌。
5月5日上午，周总理乘坐的专机降落在金边机场。当他一身白色素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人群感到十分震惊。站立在飞机舷梯旁的西哈努克亲王感动得热泪盈眶。周总理走下飞机后。对西哈努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的。”这位亲王激动地说：“阁下在我和我的国家沉浸在一片悲哀之时，前来吊唁先王，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最真诚、最难忘、兄弟般的友情。”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非洲十国。在往访加纳的前九天，发生了刺杀总统恩克鲁玛的未遂事件。这位总统取消了所有对外活动，住到海边的一座城堡里。此时，周总理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一些陪同人员建议取消对加纳的访问。周总理听后严肃地指出：中国与加纳是友好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暂时遇到困难而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恩克鲁玛总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人家越是有难，我们越是要去，患难见真情嘛!
周总理一飞抵加纳首都阿克拉，便前往海边城堡看望恩克鲁玛。加纳总统一只手缠着绷带，脸上贴着纱布，站在城堡外面迎候这位中国贵宾。他一见到老朋友周恩来，就立即迎上前与他热烈地拥抱贴面，连连说：“衷心感谢阁下来访!阁下一到加纳就来到城堡，让我好生感动!”周总理的这份真情，在非洲大陆一时传为美谈。
不强人所难
在周总理的非洲十国之行中。拟往访的埃塞俄比亚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中埃双方本已商定，中国总理将往访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但埃方后来却提出，要改访北方城市阿斯马拉。对此，我方不少陪同人员感到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怠慢中国领导人。周总理却不这样想，豁达地说：对方此举显然是受到某一大国的压力，对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小国，我们应当谅解其难处。
在访问过程中，当周总理与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谈到两国建交问题时，塞拉西一世坦诚地说。与中国建交，他不能不顾及美国的反应，如果这样做，美国很可能会断绝对埃塞俄比亚的一切援助。周总理听后真诚地说：我们理解埃方的处境，建交一事就先放一放，等5年、10年都可以，等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说(中埃于1970年11月24日建交)。
做苏联人民的工作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中国访问。由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接待。那时，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被接待单位借去当陪团翻译。该部门的领导打算请周恩来总理见一下这位苏联客人。但感到没有把握。于是，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试探。总理办公室很快就作出答复：总理说，这几年，来我国的苏联人少多了，他要见一下这位作曲家，这是做苏联人民工作的好机会嘛!总理还特别交代，国庆节那天。要请这位苏联客人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参加焰火晚会。这是我陪外宾第一次登上这座闻名于世的城楼——新中国的“名片”，感到十分兴奋。在天安门城楼焰火晚会上，毛泽东主席与外宾握手时，向这位苏联贵宾说了句：“你好!”苏联作曲家用双手紧紧地握住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您好!”我在一生口译实践中，为毛主席虽只翻译过“你好”、“您好”这两个短句，但仍感到很光荣!
国庆节一过，周总理就在北京饭店会见了这位苏联作曲家。往见前，苏联客人感到有点紧张，对我说，他 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来没有被外国领导人接见过，这样的荣誉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他又说，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会问些什么，自己该怎么回答。我告诉他，周总理十分平易近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听我这么一说，紧张的心情才得到缓解。
在亲切的气氛中，周总理对苏联客人讲了许多友好的话。他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本来很好，只是近几年来双方有些疏远了。我们目前在双边关系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最终会被克服，中苏两国人民终会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周总理会见这位苏联作曲家之前，先与中方陪同会见人员见了面。老人家神采奕奕，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交谈。他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是否在对外文委工作。我告诉总理，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和翻译班学的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问，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说，这一两年来，中苏间人员来往已经很少了，每年才几起，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周总理说，这种办法好。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普通的苏联客人，虽然他十二三年之后才离开人世。从1965年起。中国与苏联逐步陷入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的局面。本来“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邻国，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20年。双方仅仅保留着“两个馆三条线”：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国际航线、国际列车线(每周各开一班、一列)和政府电话“热线”。
周总理会见苏联作曲家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20年前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说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神奇的记忆力
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周恩来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广泛进行接触。当他与使节们交谈时，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译员们都紧随其后，当需要时(周总理懂英语、法语、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了这项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联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还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夫人?”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司局级干部，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周总理碰见时一眼就可认出，还能直呼其名。连人家大使因事暂离使馆回国的时间，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我们外交部高翻们的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位“超人”。他的记忆力特别神奇，借用季羡林先生赞一友人的话来说，周总理所见到过的每一个人，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个点，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另有两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
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个日本考察团前，与中方陪同会见人员交谈。最后说发现“有位新同志”，便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在外交部哪个司工作。原来这位新同志是从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过后不久，周总理会见了另一个日本考察团。江培柱也参加这次会见，坐在会见厅的后排，准备当总理问问题时，好立即作出回答。周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发现了他，便说：“江培柱同志，请坐到前面来，这样，谈情况就可以听得更清楚。”还有一次。江培柱在驻日本使馆工作期间生病住院，周总理偶然从外交部一名官员那里得知后便说：“你说的江培柱啊，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嘛!他生的什么病?请转告他：好好治疗、休息!”
我女儿常给我讲她所看到的周总理神奇记忆的故事。并与我一起探讨这种“神奇”的原因。记得她曾说过这样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归根结底，这源于周总理对人，对他所见到过的每一个人的尊重。
周恩来总理作为我们外交部高翻们心目中的“超人”，他为民日夜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我们感动。有位高翻作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统计：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了168个小时，而睡眠的时间总共只有13个小时，每天平均还不到两个小时。
对译员的关怀无微不至
周恩来总理对译员们关怀备至，开会研究重大的外事问题时，让译员也参加，以便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有好几次，他发现译员没有在场，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让翻译同志来参加会，人家不了解情况，怎样给你翻?!”
周总理对译员体贴人微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外国领导人正式宴请外宾时，不让译员上正座，而是让其坐在甚至站在领导人后面翻译。周总理得知后严肃地说，这个例我们新中国要破，宴请时，请译员也上正座。朝鲜语翻译前辈张庭延，谈起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告诉我一个感人细节。有一次，周总理在宴请朝鲜外宾过程中，几次为他夹菜，亲切地说：“你也吃嘛。”有时甚至还有意停顿一两分钟，好让他吃上几口“充充饥”。
法语翻译前辈董宁川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又讲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们听，他们也特别受感动。有一次，一位刚果(布)特使来访，周总理陪同他乘坐汽车，从长沙去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宾主交谈时。坐在车子前排的董宁川，总是转过头来翻译。过了十几分钟，周总理觉得译员这样做太累，便提出他自己坐到车子的前排，请译员与外宾坐在后排。董宁川感到，总理如果坐在前排，与外宾交谈时，他也得转过头来讲，心里就想，累我可别累总理。于是，他怎么也不肯改坐到车子的后排。但周总理执意要换座位，这位高翻只好服从。结果，老人家真的不断地转过头来与刚果(布)特使交谈。董宁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车子前排，周总理就是不答应。这一路走了一个半小时，这位高翻在心里一直念叨着：“千万可别把总理给累着啦!”
年过九旬的董老先生是我的邻居，每每与我谈起此事，总是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说：“世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样做啊?!总理对一个翻译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他老人家当时坚持要与我‘换位’，做得是那么自然，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
有一段时间。在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同会见人员的名单，周总理特别交代，译员的名字可别漏掉!
对译员严要求
周恩来总理对译员的关怀，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他一再强调，翻译必须准确，说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周总理还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与此同时，他还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比如，对领导同志所讲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他不仅是这样“言传”的，也是这样“身教”的。
在一个夏目的中午。来华访问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刘少奇主 席、周恩来总理等多位领导人应邀出席。周总理致答词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翻译。每位译员翻译时，他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有点纳闷儿，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当俄语译员译完一段话之后，周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时不时地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个闷热天之后，令人感到特别爽。周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天气“蛮好的”。俄语译员把“蛮好的”直译了出来：“奥庆一霍罗沙亚”(“很好的”)，周总理听后略带微笑，对着她摇了摇头。译员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周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国翻译界的顶级人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冀朝铸，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译员传授翻译经验时，“开篇”总是自己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所出的“洋相”。事情发生在1956年秋天，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一位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辞过程中，脱稿讲了一段话，这位高翻当时却思想开了小差，照念原来的英文稿，周总理听了几句觉得不对，便小声打断：“小冀，不对，这是我临时加的话，你怎么还照念原来的英文稿!”还说：“小冀太紧张了，一个高级翻译怎能这样!请换一名译员。”这位高翻当着我们这些年轻译员的面，给自己揭“丑”时，脸上显露出一片真诚和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他希望我们从他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还告诉我们。周总理对他这个疏漏并没有怪罪，说知错改了就好，第二天仍旧让他当翻译。
周总理与外宾谈到日本问题时，常常提起日本的人名、地名。各语种高翻们发憷的是，日本人名、地名的汉语发音。与日语发音往往相差甚远。有一次，周总理与朝鲜外宾交谈时，用了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地名，译员一听就蒙了。翻不出来，周总理只好亲自把这些日本名称用日语发音告诉外宾。会见后，周总理批评了这名译员。说日本的人名、地名，下次如果再翻译不出来，那可不行!他还对陪同会见的外交部负责人说，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尽快编出一本日本人名、地名中日文对照小册子，并在日文之后再注上英文译法，好让各语种的译员认真地背，牢牢记住其英语发音(与日本人名、地名的日语发音相同)，这样口译起来，才不致出问题。
周总理对老干部，特别是对其“爱将”的要求就更严了。高翻们给我讲过大外交家乔冠华所出的两个“事故”。一个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那时。乔冠华在朝鲜板门店，协助李克农副外长掌管与美国代表的停战谈判。有一次，在中秋节晚上，他喝多了，对人愤愤不平地说：自己为谈判写了那么多稿子。可功劳都记在李克农一人的账上。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文革”期间。乔冠华作为副外长宴请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时，与客人喝了许多茅台，致使该使馆一商务参赞午夜驾车回住处途中，撞死一名路人。周总理得知这两次“事故”后非常生气，对乔冠华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要他立即作出了深刻检查。
周总理早就对外交部人员提出了“五勤”要求：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而对译员，还特意加了“一勤”：勤学。他要求译员们不断扩充知识面，多学点历史，多读点古文。他知道冀朝铸是在美国长大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得少一点，便一再建议他下工夫通读《资治通鉴》，说“这本书主席都那么熟了。天天还在翻阆”。这位翻译前辈告诉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他认真地读过《资治通鉴》，增长了许多历史、文化知识。这对日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当翻译大有裨益。
风度、仪表、言谈举止
周恩来总理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言谈举止超群，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传为美谈。有一次，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法语高翻杨桂荣回忆起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对这位伟人的风度作出如下精细的描述：“我头一次见到总理时，一下子就产生出三点直观印象：一是，他的目光深邃而明亮，充满着智慧与信心；二是，他端坐在那里，让人产生一种威严而沉稳的感觉；三是，他行走时脚下生风，使人感到他的精明与活力。”
我们翻译处的人都知道，周总理生活很节俭，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件衬衣，可以穿得补丁摞补丁。他身边总共只有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的和一套黑色的。有一次，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该国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全程陪同。当周总理从译员那里得知，此人有一辆“流动衣箱车”(里面挂、吊着一二十套超高档西服)紧紧相随时。严肃地说：“这个谱我们中国人可摆不得!”我从一位高翻那里听到此事后，感慨不已：仅有的两套普普通通的中山装与“流动衣箱车”里那一二十套超高档西服——这是俭与奢的一次无形大“碰撞”!
在各种招待会上。当我与翻译室另外四大语种的译员，跟在周总理后面准备做翻译时，每次都发现，他那身半新半旧的中山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周总理以浓眉著称，他的胡子长得也浓且快，一天得刮两三遍。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等处的卫生间，拿出刮胡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当我有机会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时，总是看到那刚刮完脸所留下的淡淡痕迹。
据我在多种场合观察，周总理与外宾握手时，总是目光炯炯。直视着对方，手握得非常有力。我每每在想，单从总理一注目一握手中，就可以感悟到他的人格魅力。
周总理特别注重言谈举止。有几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听中方陪同人员汇报。有一次，汇报完后，礼宾官向周总理请示：“总理，现在可以去叫外宾了吗?”周总理一听此话，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严肃地纠正说：“什么‘叫’?!应该说‘请’!请你现在就去把外宾请进来!”周总理见到自己人或介绍其与外宾认识时。总是以“同志”相称；需要别人做什么事时。总是先说一个“请”字。
周总理经常找外交部人员去研究重大的国际问题。在这些人员中，除了部、司、处三级领导外，根据总理指示，还必有主管科员和相应语种的高级翻译。一见面。他就按照部里提供的名单点名。被点名的人员一个个站起来应声答“到”，周总理总是用慈祥的目光一一注视，随即说一句“请坐下”。对于不认识的人员，特别是年轻人，他往往还与之聊聊家常与工作。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交部的一份请示件中，看到“小国语言”这种说法，立即用笔把这四个字划掉，改为“非通用语言”。他严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小国语言’这样的说法，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改用·非通用语言’才好。请周知各有关部门：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在口语中，都一律不许用那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说法!”
替人受过
有位俄语高翻给我讲过一个周总理替人受过的故事。后来，我又把它说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听，他们听后与我一样感动。有人感慨地说。这是周总理所独有 的特质。
1954年7月21日晚上(日内瓦时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一位负责新闻工作的官员交代：为了赢得时间，尽早登在《人民日报》上，会议最后宣言每通过一段，就立即发回国内。于是，这位官员在下榻的旅馆，把各方已初步商定的宣言稿摊在办公桌上，一段段剪了下来，等候着发回国内。
在会上每通过一段宣言，身在会场内的中方人员就打电话告诉这名新闻官，新闻官便立即把该段话发回北京。22点钟左右，会议最后宣言的全文就发完了。但新闻官万万没有料到，子夜刚过。周总理的秘书陈浩同志打来电话说：你快过来吧，国内来电话说，你发回的宣言稿漏了几段。总理正在发火呢!
周总理见到这名新闻官时，面部仍有怒色，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气生过了。火也发过了，现在不想说什么了。你去看看我写的电报。新闻官看了周总理亲笔写的电报后，感到无地自容，亦被其高尚人格所感动：总理这是替他受过啊!原来。周总理在电报中说，对所发的宣言稿漏段一事，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求中央处分。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7月22日晨六七点钟(北京时间)，新华社总编室把新闻官发回的一段段宣言全文播发后。与西方几大通讯社所发的稿子进行了核对，发现少了几段内容，感到前方发回的稿子很可能有误。便打电话请我代表团核实。同时请《人民日报》立即停印，而此时，该报巳印出了20多万份。
从前方发回的稿子竟然会漏段，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新闻官把宣言稿一段段剪下来摊在办公桌上后，因为桌子临窗，当时又有点小风，有几段就被风悄悄吹走了。结果，阴错阳差。漏发了几段话。新闻官就这样稀里糊涂被蒙在鼓里。因为前方新闻官的过失，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只好部分地拆版重排，迟至中午才出版发行，真可谓欲快反而慢。
由于这个不可饶恕的大过失，那位新闻官心情极为沉重，怯生生地等着周总理处罚。没想到，周总理反而安慰他说：犯了错误吸取教训就好。你不必背什么思想包袱。这位以大度著称的中国总理，继续让他参加原定的各项工作。
“周恩来”这三个字。在十三四亿海内外同胞的心目中。是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化身。追忆一段段已经渐渐远去的岁月。重温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可以不断感悟到。甚至触摸到这位伟人那渗透到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与超人魅力，体验他那成为万世师表的不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