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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强调指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个重要论断，为维护我国生物安全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和经济活动，给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高度关注生物安全威胁，纷纷发布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加强对生物安全的顶层筹划和整体布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2020年5月1日，莫斯科迎来一年一度的劳动节。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节的莫斯科红场行人稀少。 
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很多美国民众的生计。图为2020年5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一家慈善机构推出领取救济品的举措，吸引民众前往。
2004年，美国布什政府颁布《21世纪生物防御》行政命令，建立了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总框架。2009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将应对生物威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对生物威胁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美国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战略举措。2012年，奥巴马政府又发布了《生物监测国家战略》，将生物监测作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首要环节。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由美国联邦政府20个部门共同参与起草审议，涵盖了自然发生的、偶然的和蓄意制造的等各类生物安全威胁形式，要求设立内阁级的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以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还提出了生物防御的五大战略目标。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反映了美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新方向。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阐述了美国在国内外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具体措施。通過这些文件，美国逐渐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和部署。
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生物安全统筹。例如，2018年7月，英国发布首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系统评估了英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全面阐述了政府各部门的生物安全职能和生物安全危害出现后的应对举措，明确由内政部统一负责生物安全工作，并计划组建专门管理委员会实施跨部门协调，以实现生物安全风险感知、预防、监测和应对措施的有效协同。日本早在2008年就制定了生物领域的国家安全战略。2019年7月，日本政府再次制定生物领域国家战略，明确了九个生物技术和产业重点领域，将生物技术定位为与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的技术，并推进建设收集大量遗传信息和生物体样本的“生物库”。
突如其来并仍在不断蔓延的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为有效预防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谋划和布局，把生物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在把握生物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战略文件，综合评估生物领域安全风险和挑战，统筹协调各部门职责;将军队机构纳入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以发挥军地融合互补、平战衔接的优势。同时，要推动生物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统筹构建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紧出台《生物安全法》，修订和完善《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配套法律和地方生物安全法规，明确生物安全的相关责任和处罚，实现国家生物安全防控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生物安全威胁是一种具有全谱性特征的安全威胁，可能突然发生于任何地域、任何时间和任何生物种类上，带来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甚至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必须通盘考虑、整体联动、全面防护，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
针对生物安全威胁特点和安全防护要求，世界各主要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着手建设覆盖整个国家，寓早期预警、情报监测、应急响应、救援实施、后果处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美国出台了《化生放核爆标准国家战略》（化生放核爆即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和高当量爆炸物，英文缩写CBRNE），构建了联邦、州、地方政府部门等使用化生放核爆设备及相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规定和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方位的应对体系。此外，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威胁降减局与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作，进一步完善生物安全威胁的预报和评估系统。据称，美军方生物监测网络体系已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4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欧洲国家瑞典也将化生放核爆防护与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融为一体，由政府、军队、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18个部门共同参与协调行动，加强化生放核爆的防护，保障国家整体安全。
我国一直高度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为主体的生物威胁防御体系，还成立了国家和省市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在非典、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暴露出我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为此，需要参照各国有益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首先，强化应急医疗响应体系和物资保障体系。本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国相关应急预案的操作性有待增强、医疗物资等战略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进一步完善突发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落实集中高效、统筹协调，多学科、多部门联动的应急响应机制，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在新媒体时代的舆情管理能力。第二，优化军地一体的生物威胁防控体系。做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分层对接，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扶持和补助，健全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强化综合性医院传染病专科建设。第三，完善生物技术领域创新体系，为生物技术科研攻关、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在传染病防治、病毒学、基因工程、药品开发等生命科学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
维護国家生物安全，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国际合作的路线。图为4月29日，工作人员正在打包运抵广州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抗疫物资，物资将被发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文化、宗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不能依靠封闭国门，而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国际合作的路线。
首先，强化和升级生物安全国际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应对生物安全问题方面达成的重要规范性共识，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要框架和平台。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见证了现代细菌武器的使用，也催生了国际社会首个以禁止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条约——1925年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为弥补《日内瓦议定书》因微生物学等领域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突出的缺陷，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围绕弥补该公约的缺陷，为了建立有法律拘束力的核查机制，国际社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和磋商。作为历史上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生物武器，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71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一直严格履行公约条款，积极参与旨在加强公约有效性的多边努力。
当前，生物科技迅猛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关键技术领域之一。2014年，美国专门负责前沿技术开发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成立生物技术办公室，意图从国家战略高度强化生物科技与工程、信息科技等的交叉融合并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此举意味着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生物技术的战略投入，预示着生物科技已经成为大国博弈新的战略制高点。生物技术武器化始终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缺乏跨国合作和相互信任导致这一威胁难以得到有效应对。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携手规范生物技术发展，根据生物科技发展状况和趋势完善或制定新的国际公约，尽早掐断新型生物安全威胁的发展苗头。
其次，力所能及地承担国际义务。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边框架下的生物安全国际合作，积极承担国际义务。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先后向疫区国家派出1000余名医疗卫生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援助，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在埃博拉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不仅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还积累了重要的传染病疫情防控经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在率先取得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之后，快速向遭受疫情冲击的其他国家派出医疗人员、提供医疗物资并积极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为抗击疫情作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
最后，推动构建维护生物安全的地区和国际机制。常态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地区和国际社会快速应对传染性疾病等生物威胁的重要保障。2014年，美国在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正式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旨在通过集体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传染病疫惰”。该倡议致力于提升相关国家卫生力量，并将大学、研究所、智库、企业等非政府机构纳入其中，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的疫情防控能力，也无形中提升了美国的世界影响力。遗憾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以所谓世卫组织履责不力而暂停资助。此举不仅不利于控制疫情，也损害了美国的影响力。
面对不断扩散的疫情，东亚国家选择了“抱团取暖”，推动建立抗击疫情的地区合作机制。4月14日，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加强本地区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就疫情形势和各国应对举措定期、及时、透明地分享实时信息，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在疫情防控、临床治疗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强化国家和地区能力建设，提高应对流行病的水平”。此外，还决定加强流行病科研合作，相互支持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这是中日韩和东盟各国为共同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强化地区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不仅为东亚地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还奠定了深化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必将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区域合作机制。
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生物安全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和经济活动，给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高度关注生物安全威胁，纷纷发布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加强对生物安全的顶层筹划和整体布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2004年，美国布什政府颁布《21世纪生物防御》行政命令，建立了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总框架。2009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将应对生物威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对生物威胁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美国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战略举措。2012年，奥巴马政府又发布了《生物监测国家战略》，将生物监测作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首要环节。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由美国联邦政府20个部门共同参与起草审议，涵盖了自然发生的、偶然的和蓄意制造的等各类生物安全威胁形式，要求设立内阁级的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以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还提出了生物防御的五大战略目标。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反映了美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新方向。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阐述了美国在国内外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具体措施。通過这些文件，美国逐渐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和部署。
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生物安全统筹。例如，2018年7月，英国发布首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系统评估了英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全面阐述了政府各部门的生物安全职能和生物安全危害出现后的应对举措，明确由内政部统一负责生物安全工作，并计划组建专门管理委员会实施跨部门协调，以实现生物安全风险感知、预防、监测和应对措施的有效协同。日本早在2008年就制定了生物领域的国家安全战略。2019年7月，日本政府再次制定生物领域国家战略，明确了九个生物技术和产业重点领域，将生物技术定位为与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的技术，并推进建设收集大量遗传信息和生物体样本的“生物库”。
突如其来并仍在不断蔓延的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为有效预防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谋划和布局，把生物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在把握生物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战略文件，综合评估生物领域安全风险和挑战，统筹协调各部门职责;将军队机构纳入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以发挥军地融合互补、平战衔接的优势。同时，要推动生物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统筹构建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紧出台《生物安全法》，修订和完善《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配套法律和地方生物安全法规，明确生物安全的相关责任和处罚，实现国家生物安全防控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不断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
生物安全威胁是一种具有全谱性特征的安全威胁，可能突然发生于任何地域、任何时间和任何生物种类上，带来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甚至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必须通盘考虑、整体联动、全面防护，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
针对生物安全威胁特点和安全防护要求，世界各主要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着手建设覆盖整个国家，寓早期预警、情报监测、应急响应、救援实施、后果处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美国出台了《化生放核爆标准国家战略》（化生放核爆即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和高当量爆炸物，英文缩写CBRNE），构建了联邦、州、地方政府部门等使用化生放核爆设备及相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规定和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方位的应对体系。此外，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威胁降减局与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作，进一步完善生物安全威胁的预报和评估系统。据称，美军方生物监测网络体系已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4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欧洲国家瑞典也将化生放核爆防护与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融为一体，由政府、军队、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18个部门共同参与协调行动，加强化生放核爆的防护，保障国家整体安全。
我国一直高度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为主体的生物威胁防御体系，还成立了国家和省市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在非典、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暴露出我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为此，需要参照各国有益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首先，强化应急医疗响应体系和物资保障体系。本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国相关应急预案的操作性有待增强、医疗物资等战略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进一步完善突发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落实集中高效、统筹协调，多学科、多部门联动的应急响应机制，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在新媒体时代的舆情管理能力。第二，优化军地一体的生物威胁防控体系。做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分层对接，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扶持和补助，健全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强化综合性医院传染病专科建设。第三，完善生物技术领域创新体系，为生物技术科研攻关、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在传染病防治、病毒学、基因工程、药品开发等生命科学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
深化国际合作，携手维护全球生物安全
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文化、宗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不能依靠封闭国门，而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国际合作的路线。
首先，强化和升级生物安全国际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应对生物安全问题方面达成的重要规范性共识，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要框架和平台。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见证了现代细菌武器的使用，也催生了国际社会首个以禁止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条约——1925年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为弥补《日内瓦议定书》因微生物学等领域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突出的缺陷，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围绕弥补该公约的缺陷，为了建立有法律拘束力的核查机制，国际社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和磋商。作为历史上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生物武器，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71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一直严格履行公约条款，积极参与旨在加强公约有效性的多边努力。
当前，生物科技迅猛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关键技术领域之一。2014年，美国专门负责前沿技术开发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成立生物技术办公室，意图从国家战略高度强化生物科技与工程、信息科技等的交叉融合并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此举意味着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生物技术的战略投入，预示着生物科技已经成为大国博弈新的战略制高点。生物技术武器化始终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缺乏跨国合作和相互信任导致这一威胁难以得到有效应对。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携手规范生物技术发展，根据生物科技发展状况和趋势完善或制定新的国际公约，尽早掐断新型生物安全威胁的发展苗头。
其次，力所能及地承担国际义务。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边框架下的生物安全国际合作，积极承担国际义务。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先后向疫区国家派出1000余名医疗卫生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援助，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在埃博拉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不仅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还积累了重要的传染病疫情防控经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在率先取得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之后，快速向遭受疫情冲击的其他国家派出医疗人员、提供医疗物资并积极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为抗击疫情作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
最后，推动构建维护生物安全的地区和国际机制。常态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地区和国际社会快速应对传染性疾病等生物威胁的重要保障。2014年，美国在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正式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旨在通过集体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传染病疫惰”。该倡议致力于提升相关国家卫生力量，并将大学、研究所、智库、企业等非政府机构纳入其中，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的疫情防控能力，也无形中提升了美国的世界影响力。遗憾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以所谓世卫组织履责不力而暂停资助。此举不仅不利于控制疫情，也损害了美国的影响力。
面对不断扩散的疫情，东亚国家选择了“抱团取暖”，推动建立抗击疫情的地区合作机制。4月14日，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加强本地区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就疫情形势和各国应对举措定期、及时、透明地分享实时信息，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在疫情防控、临床治疗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强化国家和地区能力建设，提高应对流行病的水平”。此外，还决定加强流行病科研合作，相互支持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这是中日韩和东盟各国为共同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强化地区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不仅为东亚地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还奠定了深化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必将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区域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