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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一天，王琰在家中准备了可口的饭菜，招待她从大学就认识的三个女朋友，以及她们的丈夫，聚会的气氛轻松而愉快，她也很享受自己的女主人身份。几天之后，一个女朋友打电话给她，闲聊中说道：“我老公说都不认识你了。聚会的整个过程中，你都在说，哪个菜做得不好吃，阿姨没打扫干净，东西买贵了。”王琰被吓坏了，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在别人眼里变成一个只识柴米油盐的女人。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全职母亲，你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你偷懒在家，把养家糊口的职责全部推卸给丈夫。
但实际上，“母亲”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它可能比多数社会上的工作都更繁重。多少年来，劳动者都在争取减少工作的时间，而“全职母亲”的工作强度一点儿也没得到缓解。
7点不到，王琰已经在桌上摆好热牛奶、面包、水果、蒸鸡蛋，有时是三明治。7点10分，她把不情愿的孩子从被窝里抓出来，穿好衣服。7点30分，送孩子去学校。回到家8点，倒在床上再睡一会儿。10点，稍享清闲，然后去市场买菜和水果。下午4点10分，把孩子从学校送到辅导班。6点，带着孩子回家，接着做饭，陪孩子做完家庭作业，哄孩子上床睡觉，时针指向晚上9点。
这是王琰曾经每一天都重复的生活，孩子未上学之前，她的时间更是完全被孩子和家务吞噬。在中国，这样的家庭妇女并不少见。
能查到的最近的数据是，2005年，全国“料理家务”的“家庭妇女”人数是7287万人，占到全部16岁及以上成年女性的14%，相当于每7个成年女性中，就有1人是“料理家务”的“家庭妇女”。
许多农村的家庭妇女在介绍自己时，会说自己就是在家玩，城镇的女性虽然认为做家务和带孩子也是工作，也难免有自视甚低的倾向。如果有人告诉她们，在美国，有人计算了母亲的工作量，认为家庭应付给母亲的报酬是一年5087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0万元），她们一定会震惊到目瞪口呆。
王琰做了8年全职家庭主妇，她家中没有先例，尽管母亲在国企的工作很清闲，但也一直是双职工家庭。怀孕时，她26岁，“算是北京妈妈圈里最年轻的妈妈”。她原本打算在孩子出生之后，让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孩子出生不久，患上了湿疹。她通过育儿书和咨询医生了解到，这是新生儿常见的病状。但父母见到这个情景，一边心疼孩子刚出生就遭这么大的罪，难过得掉眼泪，一边担心是不是母乳出了问题。“虽然我也很心疼，但我知道那是正常的，我会比较理性地对待。”与此同时，父母表现出来的对孩子过分的溺爱，也让她担心。
“我们当年一边上班一边带你们，不也是过来了吗？你用得着辞职了带孩子吗？”很多父母都无法理解女儿的选择，况且他们毫无重男轻女思想，辛苦地供养女儿上大学，希望她能有所成就，她居然要做家庭主妇？
上一代中国父母基本上无法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而平均化的生活方式也无需父母投入那么多时间，读书不被看作是重要的事情，路上没有那么多车，孩子们的出行也相对安全，所以很多子女都是被胡乱养大的。但是对70后、80后这一代父母来说，现在是一个流动的、精英体制的社会，如何把孩子培养成有能力和有自信的人，让他/她未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家长重要的课题，有一个极端的真实案例是，父母在孩子还不足一岁的时候，花费万元以上的资金送孩子去学英语。
而且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职业女性只有98天的产假，如果你晚育加上难产等特殊情况，也最多不超过半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宝宝至少要母乳喂养6个月，而实际上一般的中国女性会母乳喂养孩子超过一岁。加上许多公司对于这种有“家庭拖累”的女性毫不留情，许多在职场上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女性只好退出职业大军。
王琰说如果她的丈夫没回家，她都无暇给自己做一顿饭。而在中国，男性一般来说只有7天产假，很少听说有男性为了照顾孩子而辞去或者削减工作，反而是做父亲的为了多挣奶粉钱而加大工作量，把家庭责任仅仅理解为挣钱。
在离开职场前，王琰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绩，直到大学同学聚会之后，朋友的那个电话打来。“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变得这么庸俗！”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但回忆的时候，她仍是露出震惊的表情。
惊恐之下，她在离家很近的北京语言大学，报了一个半年一期的语言课程，一共两期。她对常常跟她玩在一起的妈妈朋友说：“去上学吧，我们整天这样生活是很无聊的。”却因此被朋友们排斥过一段时间。
成为母亲之后，她最快乐的时间是周末跟丈夫的朋友聚会，只有那时她才有机会见见人聊聊天。她对丈夫抱怨：“我都能想到60岁以后的日子是怎样过的，我是一个没有回忆的人。”
她考虑过重新工作，但丈夫对她说，重回工作不太现实，一是孩子还小，体质并不强壮，幼儿园老师随时有可能打电话来让她接孩子，经常请假会给用人单位留下不好的印象。二是离开职场太久，她只能从底层开始，领导可能比自己的年龄还小，她会受不了。王琰一听这话，也就打了退堂鼓。做全职妈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由她来负责孩子的事情，而并没有认为丈夫也应该与她一起分担接孩子的任务。
在过去的印象中，全职母亲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但近些年有潮流显示，随着中国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学历女性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的人并不少见。据香港《明报》报道，2012年对比2002年，香港大专学历以上的家庭妇女数量增长了一倍，香港总共有约66万全职家庭主妇，八成是为了照顾子女。2010年初，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姜丹抽样调查了283名知识女性，结果有近五分之四的女性有做全职太太的意向，尽管这是一个很小而且很可能有偏差的调查，但就我们在北京接触的几位全职家庭主妇而言，她们几乎都是大学毕业，更有好几位是海归或者在职场曾经非常成功的女性。
刘岩是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硕士毕业的高知女性，离开中国之前她是典型的女强人，因为丈夫要去美国念书，她只好放弃国内的工作。在美国，她见到了许多做全职母亲的女性，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哈佛法学院博士毕业的女性，7年生了3个孩子，都是一个人亲自带大。“如果她去工作，她的薪水足够聘请10个保姆来带孩子，但她内心里知道什么对她最重要。”刘岩说，“当时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牛的母亲。”
回国之后，在第二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刘岩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出外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工作期间，刘岩薪水很高，她也从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但刘岩说：“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很挣扎，觉得亏欠了孩子，直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现在想想觉得后悔，一岁多的孩子是最需要母亲的阶段。”
新一代中国父母都深谙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要是辞职或者短期辞职带孩子，无法不面临“被社会淘汰”的恐惧。
刘岩有自己的方式，表面上她是全职母亲，但她一直都没有失去跟社会的联系，她一直兼职做一些自己擅长的工作，网络又提供了了解社会的便捷窗口，虽然丈夫在外面工作，但有时候聊起社会现象来，会发现她比他了解得更多，而且社会交往也更丰富。
2012年，王琰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再三权衡之后发现，孩子仍然需要她的亲自照顾，她出去工作仍然是不现实的事情，不如自己单干，做得好还能缓解丈夫养家的压力。在丈夫的帮助下，她的面馆在中关村开业了，卖山西刀削面和小菜。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她到店里处理工作，2点以后又回到全职妈妈的角色。
如今，生意上要她考虑的问题很多，生活琐事变得不那么重要，她跟丈夫的话题变得多起来，已经很少跟妈妈圈的朋友见面了。但她不再那么焦虑。有时候她会想，妈妈有一个工作，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因为有一次她的孩子问她：“妈妈，我们的店在哪里？我要带同学到我们的店去吃饭。”
（摘自《全球商业经典》）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全职母亲，你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你偷懒在家，把养家糊口的职责全部推卸给丈夫。
但实际上，“母亲”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它可能比多数社会上的工作都更繁重。多少年来，劳动者都在争取减少工作的时间，而“全职母亲”的工作强度一点儿也没得到缓解。
7点不到，王琰已经在桌上摆好热牛奶、面包、水果、蒸鸡蛋，有时是三明治。7点10分，她把不情愿的孩子从被窝里抓出来，穿好衣服。7点30分，送孩子去学校。回到家8点，倒在床上再睡一会儿。10点，稍享清闲，然后去市场买菜和水果。下午4点10分，把孩子从学校送到辅导班。6点，带着孩子回家，接着做饭，陪孩子做完家庭作业，哄孩子上床睡觉，时针指向晚上9点。
这是王琰曾经每一天都重复的生活，孩子未上学之前，她的时间更是完全被孩子和家务吞噬。在中国，这样的家庭妇女并不少见。
能查到的最近的数据是，2005年，全国“料理家务”的“家庭妇女”人数是7287万人，占到全部16岁及以上成年女性的14%，相当于每7个成年女性中，就有1人是“料理家务”的“家庭妇女”。
许多农村的家庭妇女在介绍自己时，会说自己就是在家玩，城镇的女性虽然认为做家务和带孩子也是工作，也难免有自视甚低的倾向。如果有人告诉她们，在美国，有人计算了母亲的工作量，认为家庭应付给母亲的报酬是一年5087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0万元），她们一定会震惊到目瞪口呆。
王琰做了8年全职家庭主妇，她家中没有先例，尽管母亲在国企的工作很清闲，但也一直是双职工家庭。怀孕时，她26岁，“算是北京妈妈圈里最年轻的妈妈”。她原本打算在孩子出生之后，让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孩子出生不久，患上了湿疹。她通过育儿书和咨询医生了解到，这是新生儿常见的病状。但父母见到这个情景，一边心疼孩子刚出生就遭这么大的罪，难过得掉眼泪，一边担心是不是母乳出了问题。“虽然我也很心疼，但我知道那是正常的，我会比较理性地对待。”与此同时，父母表现出来的对孩子过分的溺爱，也让她担心。
“我们当年一边上班一边带你们，不也是过来了吗？你用得着辞职了带孩子吗？”很多父母都无法理解女儿的选择，况且他们毫无重男轻女思想，辛苦地供养女儿上大学，希望她能有所成就，她居然要做家庭主妇？
上一代中国父母基本上无法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而平均化的生活方式也无需父母投入那么多时间，读书不被看作是重要的事情，路上没有那么多车，孩子们的出行也相对安全，所以很多子女都是被胡乱养大的。但是对70后、80后这一代父母来说，现在是一个流动的、精英体制的社会，如何把孩子培养成有能力和有自信的人，让他/她未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家长重要的课题，有一个极端的真实案例是，父母在孩子还不足一岁的时候，花费万元以上的资金送孩子去学英语。
而且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职业女性只有98天的产假，如果你晚育加上难产等特殊情况，也最多不超过半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宝宝至少要母乳喂养6个月，而实际上一般的中国女性会母乳喂养孩子超过一岁。加上许多公司对于这种有“家庭拖累”的女性毫不留情，许多在职场上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女性只好退出职业大军。
王琰说如果她的丈夫没回家，她都无暇给自己做一顿饭。而在中国，男性一般来说只有7天产假，很少听说有男性为了照顾孩子而辞去或者削减工作，反而是做父亲的为了多挣奶粉钱而加大工作量，把家庭责任仅仅理解为挣钱。
在离开职场前，王琰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绩，直到大学同学聚会之后，朋友的那个电话打来。“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变得这么庸俗！”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但回忆的时候，她仍是露出震惊的表情。
惊恐之下，她在离家很近的北京语言大学，报了一个半年一期的语言课程，一共两期。她对常常跟她玩在一起的妈妈朋友说：“去上学吧，我们整天这样生活是很无聊的。”却因此被朋友们排斥过一段时间。
成为母亲之后，她最快乐的时间是周末跟丈夫的朋友聚会，只有那时她才有机会见见人聊聊天。她对丈夫抱怨：“我都能想到60岁以后的日子是怎样过的，我是一个没有回忆的人。”
她考虑过重新工作，但丈夫对她说，重回工作不太现实，一是孩子还小，体质并不强壮，幼儿园老师随时有可能打电话来让她接孩子，经常请假会给用人单位留下不好的印象。二是离开职场太久，她只能从底层开始，领导可能比自己的年龄还小，她会受不了。王琰一听这话，也就打了退堂鼓。做全职妈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由她来负责孩子的事情，而并没有认为丈夫也应该与她一起分担接孩子的任务。
在过去的印象中，全职母亲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但近些年有潮流显示，随着中国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学历女性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的人并不少见。据香港《明报》报道，2012年对比2002年，香港大专学历以上的家庭妇女数量增长了一倍，香港总共有约66万全职家庭主妇，八成是为了照顾子女。2010年初，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姜丹抽样调查了283名知识女性，结果有近五分之四的女性有做全职太太的意向，尽管这是一个很小而且很可能有偏差的调查，但就我们在北京接触的几位全职家庭主妇而言，她们几乎都是大学毕业，更有好几位是海归或者在职场曾经非常成功的女性。
刘岩是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硕士毕业的高知女性，离开中国之前她是典型的女强人，因为丈夫要去美国念书，她只好放弃国内的工作。在美国，她见到了许多做全职母亲的女性，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哈佛法学院博士毕业的女性，7年生了3个孩子，都是一个人亲自带大。“如果她去工作，她的薪水足够聘请10个保姆来带孩子，但她内心里知道什么对她最重要。”刘岩说，“当时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牛的母亲。”
回国之后，在第二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刘岩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出外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工作期间，刘岩薪水很高，她也从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但刘岩说：“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很挣扎，觉得亏欠了孩子，直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现在想想觉得后悔，一岁多的孩子是最需要母亲的阶段。”
新一代中国父母都深谙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要是辞职或者短期辞职带孩子，无法不面临“被社会淘汰”的恐惧。
刘岩有自己的方式，表面上她是全职母亲，但她一直都没有失去跟社会的联系，她一直兼职做一些自己擅长的工作，网络又提供了了解社会的便捷窗口，虽然丈夫在外面工作，但有时候聊起社会现象来，会发现她比他了解得更多，而且社会交往也更丰富。
2012年，王琰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再三权衡之后发现，孩子仍然需要她的亲自照顾，她出去工作仍然是不现实的事情，不如自己单干，做得好还能缓解丈夫养家的压力。在丈夫的帮助下，她的面馆在中关村开业了，卖山西刀削面和小菜。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她到店里处理工作，2点以后又回到全职妈妈的角色。
如今，生意上要她考虑的问题很多，生活琐事变得不那么重要，她跟丈夫的话题变得多起来，已经很少跟妈妈圈的朋友见面了。但她不再那么焦虑。有时候她会想，妈妈有一个工作，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因为有一次她的孩子问她：“妈妈，我们的店在哪里？我要带同学到我们的店去吃饭。”
（摘自《全球商业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