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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扫描：
这是一堂常态课，内容是鲁迅先生的《孔乙己》第二课时。执教者着重分析了孔乙己的人物形象、性格成因以及小说主题，倒也水到渠成。最后以一道拓展练习收尾：“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小伙计没有亲见孔乙己死去，请同学大胆猜测，以“原来，自那日喝酒回去以后”为开头为文章续写一个结尾，说说孔乙己是怎么死的，填补文章的留白。先是口头交流，课堂讨论热烈，学生答案纷呈：有言孔乙己冻死的，有猜测饿死的，有说伤重无钱治病而死的，有说实在饿得不行再次偷到丁举人家终被活活打死的，各有理据，振振有辞。老师启发：这些猜测都非常合理，还有吗？有一同学站起来说，孔乙己因为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万念俱灰，最后只好上吊自尽。老师显然非常满意，夸奖学生想象力丰富，称这一答案超出了老师备课时的预设，让学生课后形成文字上交。
问题透视：
这是笔者听课过程中看到的一个教学镜头。关于孔乙己之死的续写是对文本空白点和悬念点的补充与扩展，既能培养学生多元解读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习得语言的能力，可说是一箭数雕的出色设计。但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设计让学生进一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进一步规范阅读教学中的多元解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窃以为这一镜头中老师的做法透露了当今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
《语文课程标准》说：“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阅读确实是文本意义创新的过程。有人从《背影》里读出作者对远去的父爱的追寻与呼唤；有人从《老王》里读出老王对心灵平等的追求，读出杨绛先生对“如何在关爱他人的同时让他人感受到人格上的平等”这一良苦用心。只有如此不断创新阅读，经典才能永葆青春，学生的审美体验才能不断加深，鉴赏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语文教学才能充满活力。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病是以教师的阅读代替学生的阅读，往大里说是以牺牲学生的权利和尊严为代价的，往小里说是取消学生阅读能力提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语文教师一定要尊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提高阅读水平。
但在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多元解读、最大限度地张扬学生阅读个性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文本多元解读的底线问题。对文本的拓展阐释，我们既反对被作者原著牵制过多，又反对无视文本过度拓展，这里就要解决一个如何最大程度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和最大限度张扬学生阅读个性的矛盾问题。
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应该建立在对文本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之上，忽视了这一点，离开了文本，我们的阅读就会不顾作者，不顾语境，不顾作品本身，沦为“过度阐释”。任何“过度阐释”，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都是不讲学理的表现，也是跟阅读这项严肃的工作背道而驰的。在“个性化阅读”旗帜飘扬的今天，在张扬学生自主性的今天，在阅读教学由教师的“一言堂”走向无视教师指导作用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现在我们就客观地回过头来看孔乙己会不会、能不能上吊自尽。
小说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又是“大约”，又是“的确”，看似矛盾，其实仔细想想很有道理：孔乙己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没有人真正关心他，谁能确切地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所以只能是“大约”。孔乙己是个好喝懒做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是爬也要爬到咸亨酒店来喝上一口的，然而从初冬到年关，到第二年的端午，再到中秋，又到年关，始终没见孔乙己来，看来孔乙己并非“许是死了”，而是“的确”死了，这是很合乎逻辑的，结尾处正是这看似矛盾的词语，更加含蓄、深刻地表现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也留给我们丰富想象的余地。“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异常丰富的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也就是说，孔乙己怎么死的，可以而且应该想象和推测的。
那么，孔乙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可以上吊自尽吗？我们先从孔乙己的自身性格发展走向看。
也许有人说孔乙己自杀意味着他粉碎了妄图一朝科举得中飞黄腾达，身穿长衫要酒要菜坐喝的梦想，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冷酷无情的，敌对的，异己环境，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对自己的愚弄、残害，意味着觉醒。那么孔乙己会不会觉醒？
他只能“站着喝酒”与“短衣帮”为伍，却始终不肯脱下“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回字有四样写法”“多乎哉？不多也”的得意卖弄，“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歪理谬论，都足以显示他对自己是读书人的这一身份近乎疯狂的固守与痴迷。几十年“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和封建科举制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得中天下知”的熏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已深入孔乙己的骨髓深处，牢不可破。但孔乙己既没有丁举人的幸运，却又因热衷此道而丧失了谋生的本领，连加入“短衣帮”的资格和本钱都没有，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孔乙己代表了理想（或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他的悲剧在于他分不清理想（或幻想）与现实的区别，不了解（或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中”（《鲁迅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他依靠蟾宫折桂平步青云最终“高人一等”的幻想来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以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理想与残酷无情的现实社会进行冲突的武器。他对自己的凄惨处境毫无知觉，对自己那套价值观的虚伪和欺骗性毫无认识。他麻木并且一厢情愿地活着，最可能因再次偷窃而遭何、丁重伤不治而死，或因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又无人伸出关爱之手冻饿而死。
可见，孔乙己是鲁迅创作的形象意义较固定的“典型形象”，只有遵循小说情节的发展规律，只有对人物灵魂作深层次的探索，只有对揭示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做出探究，才能准确把握人物的最后命运。
我们再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典型？
作为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作家，鲁迅先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悲剧作家。他以自觉而明确的态度创作了许多撼人心魄、发人深省的悲剧小说，以实现他启迪思想、改造国民、变革社会的宏伟目标。《孔乙己》就是鲁迅先生的一部重要的“悲剧小说”，因为作品所体现出的真正的、中心的悲剧性并不是主要体现在主人公遭受客观的压迫上，而主要是体现在主人公遭受客观的压迫之后的主观反应、感受和思想上。鲁迅所要否定的并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而是那种积淀、固化于“孔乙己”身上的在千百年封建社会意识毒害下形成的“个性”。而这种国民劣根性并不被多数人所认识，鲁迅创作《孔乙己》等个性悲剧小说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这种“个性”的可悲，并进而激起他们为根除这种“个性”，为铲除这种个性产生的土壤——封建主义而斗争的勇气，其社会认识作用是巨大的。
我们知道，任何个性阅读都要以尊重文本为前提，不能颠倒了文本阅读中“作者意义”与“读者意义”的主次关系，首先应是“作者意义”，其次才是“读者意义”。这个“作者意义”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不能让多元解读成为错读乱读的借口，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还是唯一的，要视具体的问题而定。凭读者个人的感情和现实生活的体验进行文学作品的解读，视作者创作意图于不顾，远离、曲解文本的主旨，就失去了阅读的根本意义。
陈菊飞，语文教师，现居浙江宁波。本文编校：艾永芳
这是一堂常态课，内容是鲁迅先生的《孔乙己》第二课时。执教者着重分析了孔乙己的人物形象、性格成因以及小说主题，倒也水到渠成。最后以一道拓展练习收尾：“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小伙计没有亲见孔乙己死去，请同学大胆猜测，以“原来，自那日喝酒回去以后”为开头为文章续写一个结尾，说说孔乙己是怎么死的，填补文章的留白。先是口头交流，课堂讨论热烈，学生答案纷呈：有言孔乙己冻死的，有猜测饿死的，有说伤重无钱治病而死的，有说实在饿得不行再次偷到丁举人家终被活活打死的，各有理据，振振有辞。老师启发：这些猜测都非常合理，还有吗？有一同学站起来说，孔乙己因为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万念俱灰，最后只好上吊自尽。老师显然非常满意，夸奖学生想象力丰富，称这一答案超出了老师备课时的预设，让学生课后形成文字上交。
问题透视：
这是笔者听课过程中看到的一个教学镜头。关于孔乙己之死的续写是对文本空白点和悬念点的补充与扩展，既能培养学生多元解读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习得语言的能力，可说是一箭数雕的出色设计。但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设计让学生进一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进一步规范阅读教学中的多元解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窃以为这一镜头中老师的做法透露了当今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
《语文课程标准》说：“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阅读确实是文本意义创新的过程。有人从《背影》里读出作者对远去的父爱的追寻与呼唤；有人从《老王》里读出老王对心灵平等的追求，读出杨绛先生对“如何在关爱他人的同时让他人感受到人格上的平等”这一良苦用心。只有如此不断创新阅读，经典才能永葆青春，学生的审美体验才能不断加深，鉴赏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语文教学才能充满活力。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病是以教师的阅读代替学生的阅读，往大里说是以牺牲学生的权利和尊严为代价的，往小里说是取消学生阅读能力提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语文教师一定要尊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提高阅读水平。
但在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多元解读、最大限度地张扬学生阅读个性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文本多元解读的底线问题。对文本的拓展阐释，我们既反对被作者原著牵制过多，又反对无视文本过度拓展，这里就要解决一个如何最大程度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和最大限度张扬学生阅读个性的矛盾问题。
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应该建立在对文本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之上，忽视了这一点，离开了文本，我们的阅读就会不顾作者，不顾语境，不顾作品本身，沦为“过度阐释”。任何“过度阐释”，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都是不讲学理的表现，也是跟阅读这项严肃的工作背道而驰的。在“个性化阅读”旗帜飘扬的今天，在张扬学生自主性的今天，在阅读教学由教师的“一言堂”走向无视教师指导作用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现在我们就客观地回过头来看孔乙己会不会、能不能上吊自尽。
小说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又是“大约”，又是“的确”，看似矛盾，其实仔细想想很有道理：孔乙己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没有人真正关心他，谁能确切地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所以只能是“大约”。孔乙己是个好喝懒做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是爬也要爬到咸亨酒店来喝上一口的，然而从初冬到年关，到第二年的端午，再到中秋，又到年关，始终没见孔乙己来，看来孔乙己并非“许是死了”，而是“的确”死了，这是很合乎逻辑的，结尾处正是这看似矛盾的词语，更加含蓄、深刻地表现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也留给我们丰富想象的余地。“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异常丰富的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也就是说，孔乙己怎么死的，可以而且应该想象和推测的。
那么，孔乙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可以上吊自尽吗？我们先从孔乙己的自身性格发展走向看。
也许有人说孔乙己自杀意味着他粉碎了妄图一朝科举得中飞黄腾达，身穿长衫要酒要菜坐喝的梦想，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冷酷无情的，敌对的，异己环境，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对自己的愚弄、残害，意味着觉醒。那么孔乙己会不会觉醒？
他只能“站着喝酒”与“短衣帮”为伍，却始终不肯脱下“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回字有四样写法”“多乎哉？不多也”的得意卖弄，“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歪理谬论，都足以显示他对自己是读书人的这一身份近乎疯狂的固守与痴迷。几十年“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和封建科举制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得中天下知”的熏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已深入孔乙己的骨髓深处，牢不可破。但孔乙己既没有丁举人的幸运，却又因热衷此道而丧失了谋生的本领，连加入“短衣帮”的资格和本钱都没有，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孔乙己代表了理想（或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他的悲剧在于他分不清理想（或幻想）与现实的区别，不了解（或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中”（《鲁迅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他依靠蟾宫折桂平步青云最终“高人一等”的幻想来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以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理想与残酷无情的现实社会进行冲突的武器。他对自己的凄惨处境毫无知觉，对自己那套价值观的虚伪和欺骗性毫无认识。他麻木并且一厢情愿地活着，最可能因再次偷窃而遭何、丁重伤不治而死，或因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又无人伸出关爱之手冻饿而死。
可见，孔乙己是鲁迅创作的形象意义较固定的“典型形象”，只有遵循小说情节的发展规律，只有对人物灵魂作深层次的探索，只有对揭示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做出探究，才能准确把握人物的最后命运。
我们再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典型？
作为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作家，鲁迅先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悲剧作家。他以自觉而明确的态度创作了许多撼人心魄、发人深省的悲剧小说，以实现他启迪思想、改造国民、变革社会的宏伟目标。《孔乙己》就是鲁迅先生的一部重要的“悲剧小说”，因为作品所体现出的真正的、中心的悲剧性并不是主要体现在主人公遭受客观的压迫上，而主要是体现在主人公遭受客观的压迫之后的主观反应、感受和思想上。鲁迅所要否定的并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而是那种积淀、固化于“孔乙己”身上的在千百年封建社会意识毒害下形成的“个性”。而这种国民劣根性并不被多数人所认识，鲁迅创作《孔乙己》等个性悲剧小说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这种“个性”的可悲，并进而激起他们为根除这种“个性”，为铲除这种个性产生的土壤——封建主义而斗争的勇气，其社会认识作用是巨大的。
我们知道，任何个性阅读都要以尊重文本为前提，不能颠倒了文本阅读中“作者意义”与“读者意义”的主次关系，首先应是“作者意义”，其次才是“读者意义”。这个“作者意义”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不能让多元解读成为错读乱读的借口，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还是唯一的，要视具体的问题而定。凭读者个人的感情和现实生活的体验进行文学作品的解读，视作者创作意图于不顾，远离、曲解文本的主旨，就失去了阅读的根本意义。
陈菊飞，语文教师，现居浙江宁波。本文编校：艾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