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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关注的绿色GDP报告，在仅仅发布了一次之后就戛然而止，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停摆？
7月12日下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国际上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绿色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8天之后，“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在参加一个环境问题研讨会时被多家媒体追问此事，王金南没有当场回答，而是随即向国家环保总局领导请示“要不要解答”。在获得领导同意后，王金南于两天之后的7月22日约见包括本刊在内的数家媒体并证实，2005年的报告已被“无限期推迟发布”。
谈绿色变
早在2004年，江苏省苏州市就取消了对周庄等古镇的经济指标考核，代之以“绿色GDP”考核衡量体系，每年只进行环境保护和旅游指标考核。
这在当年也并非孤例，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给本刊的2004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绿色GDP报告)完整版显示，在31个省市GDP污染扣减指数坐标图中，西藏污染扣减指数最轻，在它之后，则是10个东部省份。
反观中西部地区的排名，均需从后向前寻觅，广西位列倒数第一，西部的贵州、宁夏和青海分列倒数的第2、3、4位，中西部资源大省山西和内蒙古分别排名倒数第5和第6。
这个排名的不同，似乎也体现了不同省份的选择。在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2004年度绿色GDP报告之后，首批试点的10个省份中，已经开始有中西部省份要求退出试点。
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雷明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但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不参加或者“只做不说”，这至少意味着，绿色GDP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今年6月在地方采访期间，一位地方省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各部委之间的意见尚未统一，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标准并没有出炉。
比如，2004年度绿色GDP报告中，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118亿元，占到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而这些，只是在当时技术条件的部分统计，环保总局人士表示，如果加上理论推导，当年GDP的增幅将变得极小——对于地方大员而言，这无疑是一记闷棍。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和技术模型的优化，2005年度绿色GDP报告在2004年度报告污染扣减指数的基础之上，追加了各个地区扣减环境损失、虚拟治理成本之后的真实绿色GDP排名，环保总局人士透露说，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尽管在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但在这一绿色GDP排名中，其经济总量竟然为负增长。
王金南还披露说，早在2006年年底，2005绿色GDP报告就已完成初稿并提交，中西部一些省份致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显然，绿色GDP触及到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痛处。”——按照原定计划，2005年度绿色GDP报告应于今年3月公布。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向本刊分析称，绿色GDP体系之所以在中国受阻，是因为它动了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政绩考核的“奶酪”。
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能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核算体制。但地方官员普遍担心，在招商引资中，一旦用绿色GDP标准衡量，项目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抢跑，结果就少了“经济增长点”，严重影响到政绩和升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举例说，比如治理污染的经济投入，过去也是占GDP的，但在绿色GDP里面，这部分是要扣除的，这一算就会使得GDP下降很快。
高辉清进一步解释说，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按照“绿色GDP”核算“这些地方的官员政绩会很难看。”
绿色GDP研究小组的一位专家向本刊透露，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曾对地方在试点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从好奇到怀疑，从期望到失望，从信心百倍到赶快交差。”而到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更是“谈绿色变”。
部门分歧
在这场绿色GDP叫停风波中，环保总局相对积极，很容易让外界联想到这个部门近些年来的“扩权”试验。但真实情况是，如今相对消极的国家统计局却是3年前的始作俑者。
消息人士透露，绿色GDP是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主动联系国家环保总局，建议由双方联合进行试点研究的。
具体分工上，环保总局负责环境污染损失的调查，国家统计局负责制定核算体系的整体框架。
中国目前为止惟一一份绿色GDP报告的出炉，由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在去年9月联合发布。
实际工作中，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司局级干部还发现，由于统计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很多工作环保总局无法插手，而地方统计部门普遍反映，由于对环境业务不熟悉又“任务不明确”。
而且调查统计工作琐碎、繁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抱怨说：“课题中最为繁重和基础工作的调查由我们地方来做，国家课题组只是计算这些数据而已。”
同时，国际上缺少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对环境损失的估价，仅在理论上就有很多种估价方式。
记者从环保总局了解到的情况是：今年3月19日，也就是两个部门预计联合发布2005年版绿色GDP报告之前，国家统计局正式致函国家环保总局，建议“有关环境核算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分地区核算数据只向国务院提供，作为决策参考，不对外发布”。
从那时起，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针对这一问题上，还分别上书中央，从坚持公布和推迟公布两个不同的角度阐述各自的理由。中央的态度是：对相关问题继续调研。
时至今日，王金南终于向媒体承认，2005年GDP报告迟迟未能发布的原因是：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在如何核算、发布内容和发布方式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体制症结
尽管受阻，但绿色GDP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可以预见的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绿色GDP核算是高层的决策，不是部委的决定。本刊接触的专家也表示，绿色GDP的研究工作将继续努力推进。
但即便是中央政府有关环境问题的意见，也常常难以在各地得到贯彻。中央政府的所有部门是否都支持环保总局的种种努力尚不清楚，不少部门仍将经济增长视为首要目标。
5月13日，在央视《对话》现场，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坦言，长期以来，地方环保官员和污染数据采集机构的环保工作人员，帽子、票子、位子均由当地政府直接任命并管理，处于夹缝之中的他们，很难从环保的要求出发去遏制住地方政府的GDP发展雄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7月中旬发布的—个报告也认为，导致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机构执行力度偏软”，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政策执行效率低。
这一点在环保总局推行的其他“环保风暴”中也有体现。7月3日开始实行的“流域限批”，被喻为“绿色GDP”受阻之后的“最后撒手锏”。但环保总局的文件中写道，“将强烈建议监察等部门继续加大加重对区域流域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已尽现其无奈。
国家环保总局希望，能从“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并开出了“官员问责、流域管理、公众参与、经济手段”的综合药方。但是，从绿色GDP的遭遇就可以预见到“流域限批”并不乐观的未来。
“绿色GDP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部门的优势。但如果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目前就缺乏必要的协调合作机制。”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雷明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