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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辅叔(1907—2002)先生是一位有着深厚诗文修养的我国现代著名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翻译家,一生著述颇丰。读先生文论不仅能够通过其七十余载的音乐生涯了解与感受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风雨历程,同时也深为先生的渊博学识与令人敬重的学术品格而油生景仰之情。不过,廖先生著作中影响于当代学界的通常是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部分论著,如专著《萧友梅传》、论文集《乐苑谈往》等,其更早一些时期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文论则并不为人所熟知。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为举办纪念廖先生百年诞辰学术会议,要出版一本《廖辅叔的乐艺人生》,为此编者花了不少力气集到了廖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于国立音专任职时期发表的部分文论。这些篇章不仅使我们对廖先生年轻时的学识与才华及其一生的音乐学术生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那一时期我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认识与理解。
廖先生的音乐著述始于1930年代,其时他已进入当时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上海的国立音专任图书管理员与文牍等职。他对音乐和德文的学习及其修养一方面来自于作为音乐家的兄嫂青主和华丽丝,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音专所提供的学术环境。从这一时期他在《乐艺》、《音乐教育》、《音乐杂志》(音乐艺文社编)、《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等报刊发表的大量有关音乐的文章、歌词与译文可以看出,青年廖辅叔是非常好学和勤于笔耕的。其中在《音乐教育》、《乐艺》等专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如今在一些音乐类或较大的图书馆还可很容易地查阅得到,但由于《新夜报》副刊在音乐界并无大的影响及其查索的不便,《音乐周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却往往被人们所遗忘或忽略了,因此,廖先生的这些篇章也就更凸现出其不该忽视的史料价值。因此,当编者把这些史料提供给笔者并嘱写一篇文章时,我抱着先睹为快的心情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音乐周刊》原名《音乐专刊》,是由音专主持、黄自主编、中西药方电台举办的一份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特刊,专门刊登音乐会曲目的解说及一些有关音乐的短文,1935年至1936年,廖先生在《音乐周刊》上以实名或笔名发表的30余篇音乐文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对西方音樂与音乐家的热情介绍
如果说先生在《乐苑谈往》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是回忆记录了他一生中所亲历的音乐历史及其所交往熟悉的中国音乐家,那么,他在《音乐周刊》发表的这些文章却大都是对西方音乐与音乐家的介绍与论述。这些以随笔风格的轻松笔调写成的早期文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如某些大部头的学术论文那样严谨而求其学术价值,但对于当时筚路蓝缕中的中国新音乐文化而言,这些介绍西方音乐文化的短文却有着并不一般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国内时局日趋严重,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无法给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音乐文化建设的氛围,但这并没有阻断音乐领域里学习西乐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秉承清末民初新式学校音乐教育与乐歌编创过程中的学习西乐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人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学习进一步更为全面地向纵深发展,多数音乐家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应在不丢弃传统的前提下深入学习西方音乐的技术与经验,在借鉴西方音乐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与建设中国的新音乐文化。廖辅叔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的音乐家之一,其对西方音乐与音乐家的介绍也是学习西乐思潮下的产物。
《音乐周刊》中介绍西方音乐与音乐家的文章涉及到巴赫、海顿、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及其夫人克拉拉、舒伯特、李斯特、柏辽兹、肖邦、贝里尼、罗西尼、霍夫曼、韦伯、沃尔夫、约瑟夫
廖先生的音乐著述始于1930年代,其时他已进入当时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上海的国立音专任图书管理员与文牍等职。他对音乐和德文的学习及其修养一方面来自于作为音乐家的兄嫂青主和华丽丝,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音专所提供的学术环境。从这一时期他在《乐艺》、《音乐教育》、《音乐杂志》(音乐艺文社编)、《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等报刊发表的大量有关音乐的文章、歌词与译文可以看出,青年廖辅叔是非常好学和勤于笔耕的。其中在《音乐教育》、《乐艺》等专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如今在一些音乐类或较大的图书馆还可很容易地查阅得到,但由于《新夜报》副刊在音乐界并无大的影响及其查索的不便,《音乐周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却往往被人们所遗忘或忽略了,因此,廖先生的这些篇章也就更凸现出其不该忽视的史料价值。因此,当编者把这些史料提供给笔者并嘱写一篇文章时,我抱着先睹为快的心情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音乐周刊》原名《音乐专刊》,是由音专主持、黄自主编、中西药方电台举办的一份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特刊,专门刊登音乐会曲目的解说及一些有关音乐的短文,1935年至1936年,廖先生在《音乐周刊》上以实名或笔名发表的30余篇音乐文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对西方音樂与音乐家的热情介绍
如果说先生在《乐苑谈往》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是回忆记录了他一生中所亲历的音乐历史及其所交往熟悉的中国音乐家,那么,他在《音乐周刊》发表的这些文章却大都是对西方音乐与音乐家的介绍与论述。这些以随笔风格的轻松笔调写成的早期文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如某些大部头的学术论文那样严谨而求其学术价值,但对于当时筚路蓝缕中的中国新音乐文化而言,这些介绍西方音乐文化的短文却有着并不一般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国内时局日趋严重,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无法给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音乐文化建设的氛围,但这并没有阻断音乐领域里学习西乐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秉承清末民初新式学校音乐教育与乐歌编创过程中的学习西乐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人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学习进一步更为全面地向纵深发展,多数音乐家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应在不丢弃传统的前提下深入学习西方音乐的技术与经验,在借鉴西方音乐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与建设中国的新音乐文化。廖辅叔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的音乐家之一,其对西方音乐与音乐家的介绍也是学习西乐思潮下的产物。
《音乐周刊》中介绍西方音乐与音乐家的文章涉及到巴赫、海顿、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及其夫人克拉拉、舒伯特、李斯特、柏辽兹、肖邦、贝里尼、罗西尼、霍夫曼、韦伯、沃尔夫、约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