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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住在工人体育场，从宿舍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体育馆的建筑工地。
第25届世乒赛结束不久，中国乒协派出青年队赴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访问比赛，领导决定让我随队出访。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实打实地体会到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在访问比赛中，我每场必上，每场都任主力，在团体赛和单打赛中保持了全胜。
幽默的捷克人一向爱给朋友起绰号。左右开弓的王传耀被称为“机关枪”，善搞旋转变化的姜永宁被称为“狐狸精”。他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契泼尔卡”，在捷克的语言里意思是“洋葱头”。在比赛场上，主持人用绰号来称呼我，引得了观众的一片欢笑。
归国后，我集中精力苦练球艺，磨炼意志。
长跑，是我最头疼的身体训练项目。集训中，我们常从所住的工人体育场跑到北京火车站，再折返回来，一跑就是万米。当我感到体力不支时，一想这正是磨炼自己意志的最好机会，便不断地给自己鼓劲“坚持、坚持”。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完全程，对长跑的恐惧感消失了，提高了战胜困难的能力。
我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队内的练习比赛。有一次我听到同伴周兰荪讲“徐寅生斗志差，只要咬住他就能赢他”，我没有因此动怒，心想你不是说我斗志差吗？我倒非要跟你斗个明白。比赛中，我拼劲十足，周兰荪对此估计不足，输给我以后，发愣地看着我。
1960年的全国锦标赛，我在单打比赛中接连有三场球打得别别扭扭，都是0 ： 2落后，眼看要被淘汰。此时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考验，要珍惜这个机会，一拼到底。结果，三次都是连扳三局，反败为胜。
在赛场上就是这样，你软，对方就硬；你硬，对方就可能软。过去我碰到一点困难，特别是自己感到别扭的时候，往往就轻易放弃，不想要了。如今，从过去的“不要”到现在的“要”，打球的责任感有所增强。
“108将”大会战
为了备战第26届世乒赛，根据贺老总的指示，体委搞了一场乒乓球大会战。
先是从全国青少年比赛和第一届全运会中选出170多名运动员，编成四个队，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集中训练。经过三次比赛，又选出108名运动员，组成国家集训队，于1960年12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训。
国际乒联没有限制参赛人数，中国队男女各报了32人参加单打比赛。比赛时，放眼望去场上全是红色服装的中国运动员，国外评论中国采用了“人海战术”。而上届世乒赛，中国只有11个队员出国参赛。
世乒赛7个项目，根据领导的要求，要分头把关，一部分攻单打，一部分攻双打，主攻团体赛的几名队员则作为重点保证。集训中，日本、欧洲各种打法百花齐放，互相促进。
老将傅其芳出任男队教练。他本是一位高手，从香港归来后曾参加过世界大学生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他失去了参加世乒赛的机会。后来在贺老总的关心下，他被委以重任，入了党，当了教练。他经验丰富，主张中国的快攻打法要积极主动，坚持“快、准、狠、变”的风格，且知人善用，比赛中对排兵布阵有独到的见解。 在队伍方面，男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庄则栋、李富荣等小将加盟。在这之前，他们随中国青年队访欧，成绩突出。男队形成了老中青阵容，实力增强。
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有报道说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不吃肉，与群众一起节衣缩食、共渡难关，但对于“108将”集训队伍，国家却特别关照，伙食上基本保证。上海产的梅林罐头猪肉的滋味，让我至今难忘。我们听说日本队来北京参赛时，知道中国的情况，还带来大米，准备自己做饭。后来我特地向日本选手木村兴治求证。他回答，确有此事，不过因为中国的伙食太好了，比他们在日本吃得还好，所以没必要自己做饭了。
那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高质量海绵，我们用的海绵球拍是从日本进口的。因为来之不易，我们非常珍惜球拍，一块海绵至少要用半年以上，坏了才能到仓库里去挑。后来我当了教练，文革期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时，我斗胆向他反映情况，请求批一点外汇购买球拍。他非常关心，说你们写个条子给我。我写后，他作了批示，让外贸部门去日本采购。
日本的“秘密武器”
集训期间，领导要求我们学习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同时，引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学会分析处理训练比赛、思想作风上的各种矛盾。
通过学习，我慢慢尝到了甜头。比如，我对付防守型打法的能力较强，相比之下，对付进攻型打法的能力要弱些。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强”与“弱”可以易势，具体联系到与日本选手的力量对比，我的反手技术、近台技术、速度要比他们强；日本队员要卫冕冠军，又在明处，容易背包袱，而我身在暗处，压力小。这样一分析，我的信心有了增强。
1960年底，北京世乒赛前夕，匈牙利队来华访问比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知，日本队发明了一种弧圈球技术，匈牙利队和南斯拉夫队联袂访日比赛时，被这种技术弄得一筹莫展。至于弧圈球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没说出更多的细节。
日本队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的体育科研所赶紧去了解情况。集训队的领导召集教练员、运动员一起商量对策，分析研究，并让几位运动员模仿试验。刚开始模仿时，怎么拉也不像，以后改变了拍形再拉，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
正巧，日本队要访问香港。香港队员的球路和内地的差不多，多是直拍攻球的打法，日本队是要找对象练兵，来适应中国队的快攻打法。得到这个消息后，集训队上下都很重视，决定去实地“火线侦察”。
那时去香港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为了保密，只派出了教练庄家富。他神不知鬼不觉坐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的观众席中，专心致志地观察日本选手拉弧圈球的技术。
神秘之旅是有效的。比赛中香港队快攻手刘锡晃还击败了日本弧圈球主将星野展弥。大家认为弧圈球确实威力很大，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它对付下旋球比较有效，但对于速度快的来球还难以发挥作用。
这时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三四个月了。为了对付日本队的弧圈球，首先要有人作为对立面（俗称“靶子”）帮着练。在此紧要关头，108将中的薛伟初、胡炳权等老队员挺身而出，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也要学会弧圈球，帮主力队员进行适应性训练。这种甘当铺路石的壮举感动了全队。以后廖文挺、吴小明、余长春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拉弧圈球、甘当陪练的行列。一时，集训队里掀起了苦练弧圈球和对付弧圈球的热潮。
记得第一次接弧圈球时，我曾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实在太强，我的拍形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出界很远——不是一般的远，是飞出了栏板。我怎么也没有估计到旋转会有那么强，如果是在比赛中第一次碰到这种球，不仅会失误不断，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尽管当时没有影像资料，但打球的原理八九不离十。于是，“中国产”的弧圈球选手每天轮番陪五六个主力队员练，真正做到“重点保证，随叫随到”。拉弧圈动作大，每拉一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量，他们每天要甩臂转腰千把次，胳膊都拉肿了。
余长春不仅模仿木村的技术，还尽量做到神似木村。他打趣说，到时候我也要像木村一样，戴上一副眼镜，陪主力队员练球，让木村看了心里发虚。
对日本的秘密武器，我们“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对付日本的弧圈球的能力有了提高。
中日决战
1961年4月4日晚上，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
能容纳1.5万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贺龙、陆定一、罗荣桓、彭真、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出席了开幕式。
志在卫冕的日本队派来了10位强将，一位日本记者在日队出征前撰文抒怀：“此行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既有常规武器，又添了核武器。”
中国男队最后确定由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和我参加团体赛。
我们顺利进入了半决赛，对手还是匈牙利队。上届世乒赛我们是在半决赛中输给匈牙利的，此番交手，分外眼红。匈牙利仍以36岁的老将西多和欧洲冠军别尔切克为台柱子，中国队上场的是容国团、庄则栋和我。我们终于以5：1战胜了匈牙利队，报了一箭之仇，将与日本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
中日男团大战一票难求，整个工人体育馆如沸腾了一般。为了使我们安心参赛，领导照顾我们，给每人花3元钱买了一张决赛票以送亲友。亿万群众则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
为了排兵布阵，傅其芳教练煞费苦心。他和其他教练反复推敲，定下了方案。中方的出场次序是：1、5、9，庄则栋；2、4、7，徐寅生；3、6、8，容国团。日方则是：1、4、8，星野展弥；2、6、9，木村兴治；3、5、7，荻村伊智朗。
第一盘，庄则栋以2比0先拔头筹。
第二盘，轮到我和木村上场。日本队长谷川教练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故意不让木村多露面，留这匹“黑马”就是为了打乱我们的阵脚。由于对他的情况不熟，一开始，只能各打各的。木村拉出的弧圈球质量明显高人一头，给我带来很大威胁。我只能靠发球抢攻和压他反手来争取主动。 第一局，我以21 ： 17先胜。易地再战，木村侧身拉弧圈球更凶，我丢了不少分，再加上接发球失误，以17 ： 21失利。第三局，我曾一度领先四五个球，由于连吃了几个发球，心里紧张起来，视力也似乎有点模糊，看不清木村发球的旋转变化，被他抢攻屡屡得手，最后以17比21再失一局。
第三盘，荻村以2比0胜了容国团，中国队1 ： 2落后。
接下来，轮到我战星野。我感到压力很大，想稳定情绪，偏偏星野又软磨硬泡，不好对付。
第一局，我以17比21输了。我感觉自己处于从未有过的险境中，有一种叫天天不应的感觉。教练和队友给我指点战术的同时，提醒我要增强斗志，坚持到底。我也意识到，此刻信心比战术更重要，以往自己一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的毛病今天绝不能再犯。思想坚定了，进攻也就果断了，我以21：14扳回一局。
第三局，我以20：18领先。星野持着球，在作深呼吸。我估计，他要采取孤注一掷的搏杀了。前辈王传耀曾告诉过我，上届世乒赛男团决战中，罗马尼亚队第9盘最后一局以20：15领先，眼看再赢一分就冠军到手，不料日本选手利用了对方求稳保守的心理，连着5个发球抢攻得分，打得对方心慌意乱，居然挽回了败局。由于对日本选手这种战术有所准备，我决心宁可冒风险抢攻在前，也不能让他这一招得逞。
星野发球后，没料到我会侧身抢攻，只得退后防守。我抓住时机扣杀，他不得不远离球台，放起高球。
按说，这时我应该发力猛扣，力争一板解决战斗，但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操之过急反而容易失误。他已远离球台，无回手之力，我便用中等力量连扣他的反手，寻找最后发力扣杀的机会。
他也在寻找机会转守为攻，被我牢牢控制住，只得死心塌地连续放高球。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扣杀失误。
担任现场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之。大概是在第三板后，他开始激动地随着球的节奏喊着：“四板、五板……”此时场内一片欢腾，万余名观众随着球的起落齐声呐喊，为我加油。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对我是强大的声援，我越扣越有信心。
待他放过来第11个高球时，我用力往他的中路猛扣第12板。他犹豫了一下，动作变形，用力过猛，球从高处落到界外。21 ： 18，我胜了第三局！
全场沸腾，观众几乎都站了起来，鼓掌、欢笑、欢呼，场面实在感人。我庆幸自己在困难关头坚持了下来，为中国队得了一分。
由于胜了星野，我如释重负.胆量也大多了。第七盘对荻村，他打法稳健、经验丰富，但速度偏慢，正合我口胃。我越打越顺手，连平日很少用的反手攻球也频频得分，最终以21 ： 7、21 ： 8获胜。
这时，中国队以4：3领先。容国团上场，对阵星野。前两局，以1 ： 1战平。第3局，很快打到了20 ： 18，容国团领先。
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站到离比赛场地近一点的地方，想把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后一个球看个清楚。不料，身后传来猛敲玻璃的声音，原来是变电室的工作人员示意我让开。此刻，他们正紧握闸把，全神贯注地看着场内，随时准备在容国团获胜后打开场内所有的照明设备。
只见星野连续侧身，拉出旋转的弧圈球。容国团咬紧牙关，用力挡球，一板板回接。打了六七个来回，也看不出谁比较主动。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突然，星野用力一拉，大概是劲过了一点，球跃出了一小截，出界了。精力高度集中的容国团一愣，待他反应过来，一贯沉稳、性格内向的他激动得高举双手跳了起来。
刹那间，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掌声雷动，欢笑声似山呼海啸，观众纷纷将手中的东西抛向天空。据说清场时，工作人员捡了好几筐帽子、围巾。
容国团被人们高高抬了起来。斯韦思林杯，第一次被中国人拥入怀中。
接下来的比赛，捷报频传。男子单打半决赛的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最后，庄则栋获得冠军，李富荣获得亚军，我和张燮林并列第三。邱钟惠荣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日本队获女子团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三项冠军。罗马尼亚队获女子双打冠军。北京世乒赛的成功举行，中国队的出色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此，国际乒坛进入了中日两队长期较量、抗衡的新时期。中日间乒乓球开始了一来一往的友好交往。1971年，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力邀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期间，发生了中国邀请美国队访华的事件，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的前奏。小球转动了地球，乒乓外交终于结出硕果。
第25届世乒赛结束不久，中国乒协派出青年队赴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访问比赛，领导决定让我随队出访。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实打实地体会到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在访问比赛中，我每场必上，每场都任主力，在团体赛和单打赛中保持了全胜。
幽默的捷克人一向爱给朋友起绰号。左右开弓的王传耀被称为“机关枪”，善搞旋转变化的姜永宁被称为“狐狸精”。他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契泼尔卡”，在捷克的语言里意思是“洋葱头”。在比赛场上，主持人用绰号来称呼我，引得了观众的一片欢笑。
归国后，我集中精力苦练球艺，磨炼意志。
长跑，是我最头疼的身体训练项目。集训中，我们常从所住的工人体育场跑到北京火车站，再折返回来，一跑就是万米。当我感到体力不支时，一想这正是磨炼自己意志的最好机会，便不断地给自己鼓劲“坚持、坚持”。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完全程，对长跑的恐惧感消失了，提高了战胜困难的能力。
我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队内的练习比赛。有一次我听到同伴周兰荪讲“徐寅生斗志差，只要咬住他就能赢他”，我没有因此动怒，心想你不是说我斗志差吗？我倒非要跟你斗个明白。比赛中，我拼劲十足，周兰荪对此估计不足，输给我以后，发愣地看着我。
1960年的全国锦标赛，我在单打比赛中接连有三场球打得别别扭扭，都是0 ： 2落后，眼看要被淘汰。此时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考验，要珍惜这个机会，一拼到底。结果，三次都是连扳三局，反败为胜。
在赛场上就是这样，你软，对方就硬；你硬，对方就可能软。过去我碰到一点困难，特别是自己感到别扭的时候，往往就轻易放弃，不想要了。如今，从过去的“不要”到现在的“要”，打球的责任感有所增强。
“108将”大会战
为了备战第26届世乒赛，根据贺老总的指示，体委搞了一场乒乓球大会战。
先是从全国青少年比赛和第一届全运会中选出170多名运动员，编成四个队，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集中训练。经过三次比赛，又选出108名运动员，组成国家集训队，于1960年12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训。
国际乒联没有限制参赛人数，中国队男女各报了32人参加单打比赛。比赛时，放眼望去场上全是红色服装的中国运动员，国外评论中国采用了“人海战术”。而上届世乒赛，中国只有11个队员出国参赛。
世乒赛7个项目，根据领导的要求，要分头把关，一部分攻单打，一部分攻双打，主攻团体赛的几名队员则作为重点保证。集训中，日本、欧洲各种打法百花齐放，互相促进。
老将傅其芳出任男队教练。他本是一位高手，从香港归来后曾参加过世界大学生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他失去了参加世乒赛的机会。后来在贺老总的关心下，他被委以重任，入了党，当了教练。他经验丰富，主张中国的快攻打法要积极主动，坚持“快、准、狠、变”的风格，且知人善用，比赛中对排兵布阵有独到的见解。 在队伍方面，男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庄则栋、李富荣等小将加盟。在这之前，他们随中国青年队访欧，成绩突出。男队形成了老中青阵容，实力增强。
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有报道说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不吃肉，与群众一起节衣缩食、共渡难关，但对于“108将”集训队伍，国家却特别关照，伙食上基本保证。上海产的梅林罐头猪肉的滋味，让我至今难忘。我们听说日本队来北京参赛时，知道中国的情况，还带来大米，准备自己做饭。后来我特地向日本选手木村兴治求证。他回答，确有此事，不过因为中国的伙食太好了，比他们在日本吃得还好，所以没必要自己做饭了。
那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高质量海绵，我们用的海绵球拍是从日本进口的。因为来之不易，我们非常珍惜球拍，一块海绵至少要用半年以上，坏了才能到仓库里去挑。后来我当了教练，文革期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时，我斗胆向他反映情况，请求批一点外汇购买球拍。他非常关心，说你们写个条子给我。我写后，他作了批示，让外贸部门去日本采购。
日本的“秘密武器”
集训期间，领导要求我们学习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同时，引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学会分析处理训练比赛、思想作风上的各种矛盾。
通过学习，我慢慢尝到了甜头。比如，我对付防守型打法的能力较强，相比之下，对付进攻型打法的能力要弱些。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强”与“弱”可以易势，具体联系到与日本选手的力量对比，我的反手技术、近台技术、速度要比他们强；日本队员要卫冕冠军，又在明处，容易背包袱，而我身在暗处，压力小。这样一分析，我的信心有了增强。
1960年底，北京世乒赛前夕，匈牙利队来华访问比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知，日本队发明了一种弧圈球技术，匈牙利队和南斯拉夫队联袂访日比赛时，被这种技术弄得一筹莫展。至于弧圈球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没说出更多的细节。
日本队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的体育科研所赶紧去了解情况。集训队的领导召集教练员、运动员一起商量对策，分析研究，并让几位运动员模仿试验。刚开始模仿时，怎么拉也不像，以后改变了拍形再拉，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
正巧，日本队要访问香港。香港队员的球路和内地的差不多，多是直拍攻球的打法，日本队是要找对象练兵，来适应中国队的快攻打法。得到这个消息后，集训队上下都很重视，决定去实地“火线侦察”。
那时去香港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为了保密，只派出了教练庄家富。他神不知鬼不觉坐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的观众席中，专心致志地观察日本选手拉弧圈球的技术。
神秘之旅是有效的。比赛中香港队快攻手刘锡晃还击败了日本弧圈球主将星野展弥。大家认为弧圈球确实威力很大，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它对付下旋球比较有效，但对于速度快的来球还难以发挥作用。
这时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三四个月了。为了对付日本队的弧圈球，首先要有人作为对立面（俗称“靶子”）帮着练。在此紧要关头，108将中的薛伟初、胡炳权等老队员挺身而出，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也要学会弧圈球，帮主力队员进行适应性训练。这种甘当铺路石的壮举感动了全队。以后廖文挺、吴小明、余长春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拉弧圈球、甘当陪练的行列。一时，集训队里掀起了苦练弧圈球和对付弧圈球的热潮。
记得第一次接弧圈球时，我曾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实在太强，我的拍形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出界很远——不是一般的远，是飞出了栏板。我怎么也没有估计到旋转会有那么强，如果是在比赛中第一次碰到这种球，不仅会失误不断，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尽管当时没有影像资料，但打球的原理八九不离十。于是，“中国产”的弧圈球选手每天轮番陪五六个主力队员练，真正做到“重点保证，随叫随到”。拉弧圈动作大，每拉一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量，他们每天要甩臂转腰千把次，胳膊都拉肿了。
余长春不仅模仿木村的技术，还尽量做到神似木村。他打趣说，到时候我也要像木村一样，戴上一副眼镜，陪主力队员练球，让木村看了心里发虚。
对日本的秘密武器，我们“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对付日本的弧圈球的能力有了提高。
中日决战
1961年4月4日晚上，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
能容纳1.5万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贺龙、陆定一、罗荣桓、彭真、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出席了开幕式。
志在卫冕的日本队派来了10位强将，一位日本记者在日队出征前撰文抒怀：“此行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既有常规武器，又添了核武器。”
中国男队最后确定由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和我参加团体赛。
我们顺利进入了半决赛，对手还是匈牙利队。上届世乒赛我们是在半决赛中输给匈牙利的，此番交手，分外眼红。匈牙利仍以36岁的老将西多和欧洲冠军别尔切克为台柱子，中国队上场的是容国团、庄则栋和我。我们终于以5：1战胜了匈牙利队，报了一箭之仇，将与日本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
中日男团大战一票难求，整个工人体育馆如沸腾了一般。为了使我们安心参赛，领导照顾我们，给每人花3元钱买了一张决赛票以送亲友。亿万群众则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
为了排兵布阵，傅其芳教练煞费苦心。他和其他教练反复推敲，定下了方案。中方的出场次序是：1、5、9，庄则栋；2、4、7，徐寅生；3、6、8，容国团。日方则是：1、4、8，星野展弥；2、6、9，木村兴治；3、5、7，荻村伊智朗。
第一盘，庄则栋以2比0先拔头筹。
第二盘，轮到我和木村上场。日本队长谷川教练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故意不让木村多露面，留这匹“黑马”就是为了打乱我们的阵脚。由于对他的情况不熟，一开始，只能各打各的。木村拉出的弧圈球质量明显高人一头，给我带来很大威胁。我只能靠发球抢攻和压他反手来争取主动。 第一局，我以21 ： 17先胜。易地再战，木村侧身拉弧圈球更凶，我丢了不少分，再加上接发球失误，以17 ： 21失利。第三局，我曾一度领先四五个球，由于连吃了几个发球，心里紧张起来，视力也似乎有点模糊，看不清木村发球的旋转变化，被他抢攻屡屡得手，最后以17比21再失一局。
第三盘，荻村以2比0胜了容国团，中国队1 ： 2落后。
接下来，轮到我战星野。我感到压力很大，想稳定情绪，偏偏星野又软磨硬泡，不好对付。
第一局，我以17比21输了。我感觉自己处于从未有过的险境中，有一种叫天天不应的感觉。教练和队友给我指点战术的同时，提醒我要增强斗志，坚持到底。我也意识到，此刻信心比战术更重要，以往自己一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的毛病今天绝不能再犯。思想坚定了，进攻也就果断了，我以21：14扳回一局。
第三局，我以20：18领先。星野持着球，在作深呼吸。我估计，他要采取孤注一掷的搏杀了。前辈王传耀曾告诉过我，上届世乒赛男团决战中，罗马尼亚队第9盘最后一局以20：15领先，眼看再赢一分就冠军到手，不料日本选手利用了对方求稳保守的心理，连着5个发球抢攻得分，打得对方心慌意乱，居然挽回了败局。由于对日本选手这种战术有所准备，我决心宁可冒风险抢攻在前，也不能让他这一招得逞。
星野发球后，没料到我会侧身抢攻，只得退后防守。我抓住时机扣杀，他不得不远离球台，放起高球。
按说，这时我应该发力猛扣，力争一板解决战斗，但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操之过急反而容易失误。他已远离球台，无回手之力，我便用中等力量连扣他的反手，寻找最后发力扣杀的机会。
他也在寻找机会转守为攻，被我牢牢控制住，只得死心塌地连续放高球。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扣杀失误。
担任现场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之。大概是在第三板后，他开始激动地随着球的节奏喊着：“四板、五板……”此时场内一片欢腾，万余名观众随着球的起落齐声呐喊，为我加油。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对我是强大的声援，我越扣越有信心。
待他放过来第11个高球时，我用力往他的中路猛扣第12板。他犹豫了一下，动作变形，用力过猛，球从高处落到界外。21 ： 18，我胜了第三局！
全场沸腾，观众几乎都站了起来，鼓掌、欢笑、欢呼，场面实在感人。我庆幸自己在困难关头坚持了下来，为中国队得了一分。
由于胜了星野，我如释重负.胆量也大多了。第七盘对荻村，他打法稳健、经验丰富，但速度偏慢，正合我口胃。我越打越顺手，连平日很少用的反手攻球也频频得分，最终以21 ： 7、21 ： 8获胜。
这时，中国队以4：3领先。容国团上场，对阵星野。前两局，以1 ： 1战平。第3局，很快打到了20 ： 18，容国团领先。
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站到离比赛场地近一点的地方，想把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后一个球看个清楚。不料，身后传来猛敲玻璃的声音，原来是变电室的工作人员示意我让开。此刻，他们正紧握闸把，全神贯注地看着场内，随时准备在容国团获胜后打开场内所有的照明设备。
只见星野连续侧身，拉出旋转的弧圈球。容国团咬紧牙关，用力挡球，一板板回接。打了六七个来回，也看不出谁比较主动。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突然，星野用力一拉，大概是劲过了一点，球跃出了一小截，出界了。精力高度集中的容国团一愣，待他反应过来，一贯沉稳、性格内向的他激动得高举双手跳了起来。
刹那间，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掌声雷动，欢笑声似山呼海啸，观众纷纷将手中的东西抛向天空。据说清场时，工作人员捡了好几筐帽子、围巾。
容国团被人们高高抬了起来。斯韦思林杯，第一次被中国人拥入怀中。
接下来的比赛，捷报频传。男子单打半决赛的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最后，庄则栋获得冠军，李富荣获得亚军，我和张燮林并列第三。邱钟惠荣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日本队获女子团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三项冠军。罗马尼亚队获女子双打冠军。北京世乒赛的成功举行，中国队的出色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此，国际乒坛进入了中日两队长期较量、抗衡的新时期。中日间乒乓球开始了一来一往的友好交往。1971年，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力邀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期间，发生了中国邀请美国队访华的事件，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的前奏。小球转动了地球，乒乓外交终于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