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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自己:“这些裸女如此坦荡、如此美艳,可入画否?可展览否?如果美的事物不能画,不能公开,那艺术又有何熏陶作用?又如何让公众分享?”
杨正新要办个人画展了,9月18日在上海中国画院开幕,两个楼面全给他。这条消息在上海美术界传播,甚至在上周的艺博会现场也被沪上诸多画廊老板挂在嘴上。其实杨正新办画展算不上新闻,因为他年年要办,有时经不起朋友的挑逗,一年里要办好几个。但又绝对是充满悬念的新闻,因为他的每一次画展都会让美术界同行“触一下电”。他的画风总是在变,题材总是在开拓,由此传递出的艺术观念和形象总是给人深刻启发和思考空间。
有人称杨正新是不安于现状的画家,用上海俚语来说就是“不太平”。
一个“不太平”的画家
“我确实是不太平,因为我总是在逼问自己: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为何要画?我画什么?”杨正新在淮海中路的画室里对记者说。画室非常大,大得令人妒忌,虎踞中央的画案长达6米,在上面可以跳舞,如果他愿意的话。另一间画室里,一块羊毛毡上落叶般地放着四张刚刚完成的山水画,水分蒸发的每一秒钟,山水树木似乎都在雨后被狂风吹着躁动。杨正新说:“就像一个意大利面包师天天发面团一样,我知道它们干燥之后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早在195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海上四大花鸟名家之一的江寒汀先生,不久就成了他的入室弟子。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绘画技法大有长进,随后考入上海美术学校。美校三年,中西绘画课程各半,对中西绘画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掌握。教过我的老师中有江寒汀、唐云、程十发、陆俨少、谢之光、林风眠、朱屺瞻、陈佩秋、李詠森、颜文樑、张充仁等。毕业后直升到上海美专大学部中国画系二年级,又在校学习中国画近四年。1965年毕业,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从事中国画的研究、创作。第二年“文革”狂潮就席卷而来,画什么?怎么画?一切得服从革命形势的需要。到后来,老画家都被批斗,随后关牛棚了,我们年轻一代的画家也不能画了。噩梦惊醒,整整十年过去了。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杨正新说到这里,眼睛瞪得铜铃样,为失去的十年感到痛心。
海晏河清之时,压抑太久的文艺界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画也迎来了一个喷薄而起的繁荣期。特别是随着饭店酒楼的兴建,客堂、客房、会议室等需要大量的中国画用来美化环境,中国画家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杨正新也不得闲,到处泼墨敷彩,似乎要将十年的空白填满。但不久他就陷入深思,为什么满眼的水墨画看上去各有妍媸,但细看之下都是千篇一律?原来是个人风格不鲜明!
杨正新的作品与海上画派一脉相承,加上江寒汀的悉心指导,花鸟一路的作品很受欢迎,照此路子经营下去,完全可以凭借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与大众的审美习惯驰骋江湖。但事情在1985年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从南太平洋刮来的“杨正新旋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与国际艺术市场接轨的端口很小,也很少,上海画家都是将作品放在工艺美术商店或朵云轩里待沽,杨正新作品清新可人,民族性也强,很讨巧,大受来华旅游的外国人青睐,有个澳大利亚的画廊老板经常来上海买他的画。后来干脆请他去澳大利亚办画展。于是杨正新第一次正式地出国游历了。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等几大城市,每月办一个,轮着来,画展开了五个月,最后一个月留给杨正新写生。夹了一个画架,怀揣一只冷面包,他就出发了。一个月里逛遍了全澳大利亚,连中部沙漠那块红色的艾尔斯巨岩也去朝拜了一下,并感受了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最让他大梦初醒的是看到了史前人类留下的岩画,那种粗犷硬朗的线条,简略而传神的形象,对形体的生动捕捉,毫无做作的坦诚相见,虽历经数千年的风化,仍然迸发出绚丽的艺术神采。
异国风情,异国的文化也让杨正新感到新奇,甚至深受刺激。说起来,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本身的文化底蕴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那里几个华人集聚的城市看到多元文化在那里都有生存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表达机会。而且他发现,那里的画家学画也是有老师的,但没人将老师抬出来壮自己的胆,那是很丢人的事。他更不在乎什么流派,强调的只是个人的风格。狂妄自大是一种美德,一种自信,是立身扬名的前提。
回上海后,他闭门谢客三个月,创作了近百幅作品,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澳洲印象——杨正新画展》。一股新风吹遍申城,二十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美术评论家谢春彦还称其为“杨正新旋风”。事实上他的作品,以其新奇的构图和颠覆性的观念,与在北京美术界的“八五狂潮”相呼应,同样表达了一种求变求新的时代要求。
几年后,杨正新又远赴加拿大旅居了三年,之后又去欧洲诸国壮游。欧洲的美术馆、博物馆几乎都跑遍了,有些艺术馆还连着看几天。与艺术大师近距离的接触,给他的冲击是巨大的。
“给我刺激最大的是毕加索,我向来敬重他,到了欧洲就跟随他的足迹寻访,他在哪个城市生活过,我就去追过去,参观那里的纪念馆,观摩他的作品,考察作品生成的环境。这是将作品放在一个大环境里来分析的。结果我发现毕加索在学生时代的画并不出挑,但后来越画越好。为什么?就因为他敢于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他是一位风格多变的大师,一生有六七种风格之多。但我最喜爱他的最后一种风格,进入天堂前十年的作品,完全是一种自由王国的心画。”杨正新说过法国的游历,恍如眼前,“毕加索说过的一句话给我极大的启发,他说,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能否保持他们这种天性。这也让我想起中国的老子名言:‘能婴儿乎?’啊呀!其实道理就那么简单,谁能保持童心,以孩子的眼睛观察艺术、表现世界,谁就是大艺术家啊。”
程十发说:“好像射中了一朵彤云,散发出一束光芒”
杨正新从自由不羁、形式多样的西方现代绘画中感到了中国本土绘画的局限性,并意识到传统中国画,许多观念的发生与沿袭,实际上久久不能摆脱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经济形态和与此共生的文化环境。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大梦想中,这种观念的局限性又必然阻碍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美术的接轨、对话。因此,背着沉重的文化包袱的中国画,应该在新的生存环境求新求变。
在加拿大,他在女儿家呆了整整三年,陌生的环境也是自我封闭的好机会,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像神话中的白娘子那样,从写字开始完成痛苦的蜕变。他要与训练有素的右手告别,用从来没有拿过笔的左手写字,写丑了也不怕别人看见。一开始自是不成样子,但三个月后,书法艺术中所要求的“屋漏痕”、“椎刺沙”等趣味呼之欲出,他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
江苏的书法家费新我用的是左手,那是因为他的右手有疾。杨正新用左手,是为了与熟练得居然能忽悠大脑的右手决裂。从书法出来,进入绘画,一切都发生了有意味的蜕变。这一变,变出了从未有过的笔墨趣味,这只“不听话”的手,在与大脑固有指挥系统的争斗中,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似乎更直接地代表了内心的诉求,使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了。于是,画家笔下的花鸟、山水、人物变得更加具有生命的灵性。尝试几次后他很快进入创作,他要以“新翻杨柳枝”来告诉同仁,左臂杨正新诞生了!
一亮相就获得了碰头彩。他的新作引起了国内画坛的好评,他的勇气也激励了许多青年画家。海外收藏家首先大量收藏他的作品,给他出版画册,给他举办画展。美术界有人称他为“左臂将军”,“将军”者,先得有过人的勇气与膂力也。
杨正新要办个人画展了,9月18日在上海中国画院开幕,两个楼面全给他。这条消息在上海美术界传播,甚至在上周的艺博会现场也被沪上诸多画廊老板挂在嘴上。其实杨正新办画展算不上新闻,因为他年年要办,有时经不起朋友的挑逗,一年里要办好几个。但又绝对是充满悬念的新闻,因为他的每一次画展都会让美术界同行“触一下电”。他的画风总是在变,题材总是在开拓,由此传递出的艺术观念和形象总是给人深刻启发和思考空间。
有人称杨正新是不安于现状的画家,用上海俚语来说就是“不太平”。
一个“不太平”的画家
“我确实是不太平,因为我总是在逼问自己: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为何要画?我画什么?”杨正新在淮海中路的画室里对记者说。画室非常大,大得令人妒忌,虎踞中央的画案长达6米,在上面可以跳舞,如果他愿意的话。另一间画室里,一块羊毛毡上落叶般地放着四张刚刚完成的山水画,水分蒸发的每一秒钟,山水树木似乎都在雨后被狂风吹着躁动。杨正新说:“就像一个意大利面包师天天发面团一样,我知道它们干燥之后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早在195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海上四大花鸟名家之一的江寒汀先生,不久就成了他的入室弟子。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绘画技法大有长进,随后考入上海美术学校。美校三年,中西绘画课程各半,对中西绘画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掌握。教过我的老师中有江寒汀、唐云、程十发、陆俨少、谢之光、林风眠、朱屺瞻、陈佩秋、李詠森、颜文樑、张充仁等。毕业后直升到上海美专大学部中国画系二年级,又在校学习中国画近四年。1965年毕业,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从事中国画的研究、创作。第二年“文革”狂潮就席卷而来,画什么?怎么画?一切得服从革命形势的需要。到后来,老画家都被批斗,随后关牛棚了,我们年轻一代的画家也不能画了。噩梦惊醒,整整十年过去了。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杨正新说到这里,眼睛瞪得铜铃样,为失去的十年感到痛心。
海晏河清之时,压抑太久的文艺界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画也迎来了一个喷薄而起的繁荣期。特别是随着饭店酒楼的兴建,客堂、客房、会议室等需要大量的中国画用来美化环境,中国画家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杨正新也不得闲,到处泼墨敷彩,似乎要将十年的空白填满。但不久他就陷入深思,为什么满眼的水墨画看上去各有妍媸,但细看之下都是千篇一律?原来是个人风格不鲜明!
杨正新的作品与海上画派一脉相承,加上江寒汀的悉心指导,花鸟一路的作品很受欢迎,照此路子经营下去,完全可以凭借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与大众的审美习惯驰骋江湖。但事情在1985年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从南太平洋刮来的“杨正新旋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与国际艺术市场接轨的端口很小,也很少,上海画家都是将作品放在工艺美术商店或朵云轩里待沽,杨正新作品清新可人,民族性也强,很讨巧,大受来华旅游的外国人青睐,有个澳大利亚的画廊老板经常来上海买他的画。后来干脆请他去澳大利亚办画展。于是杨正新第一次正式地出国游历了。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等几大城市,每月办一个,轮着来,画展开了五个月,最后一个月留给杨正新写生。夹了一个画架,怀揣一只冷面包,他就出发了。一个月里逛遍了全澳大利亚,连中部沙漠那块红色的艾尔斯巨岩也去朝拜了一下,并感受了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最让他大梦初醒的是看到了史前人类留下的岩画,那种粗犷硬朗的线条,简略而传神的形象,对形体的生动捕捉,毫无做作的坦诚相见,虽历经数千年的风化,仍然迸发出绚丽的艺术神采。
异国风情,异国的文化也让杨正新感到新奇,甚至深受刺激。说起来,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本身的文化底蕴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那里几个华人集聚的城市看到多元文化在那里都有生存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表达机会。而且他发现,那里的画家学画也是有老师的,但没人将老师抬出来壮自己的胆,那是很丢人的事。他更不在乎什么流派,强调的只是个人的风格。狂妄自大是一种美德,一种自信,是立身扬名的前提。
回上海后,他闭门谢客三个月,创作了近百幅作品,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澳洲印象——杨正新画展》。一股新风吹遍申城,二十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美术评论家谢春彦还称其为“杨正新旋风”。事实上他的作品,以其新奇的构图和颠覆性的观念,与在北京美术界的“八五狂潮”相呼应,同样表达了一种求变求新的时代要求。
几年后,杨正新又远赴加拿大旅居了三年,之后又去欧洲诸国壮游。欧洲的美术馆、博物馆几乎都跑遍了,有些艺术馆还连着看几天。与艺术大师近距离的接触,给他的冲击是巨大的。
“给我刺激最大的是毕加索,我向来敬重他,到了欧洲就跟随他的足迹寻访,他在哪个城市生活过,我就去追过去,参观那里的纪念馆,观摩他的作品,考察作品生成的环境。这是将作品放在一个大环境里来分析的。结果我发现毕加索在学生时代的画并不出挑,但后来越画越好。为什么?就因为他敢于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他是一位风格多变的大师,一生有六七种风格之多。但我最喜爱他的最后一种风格,进入天堂前十年的作品,完全是一种自由王国的心画。”杨正新说过法国的游历,恍如眼前,“毕加索说过的一句话给我极大的启发,他说,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能否保持他们这种天性。这也让我想起中国的老子名言:‘能婴儿乎?’啊呀!其实道理就那么简单,谁能保持童心,以孩子的眼睛观察艺术、表现世界,谁就是大艺术家啊。”
程十发说:“好像射中了一朵彤云,散发出一束光芒”
杨正新从自由不羁、形式多样的西方现代绘画中感到了中国本土绘画的局限性,并意识到传统中国画,许多观念的发生与沿袭,实际上久久不能摆脱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经济形态和与此共生的文化环境。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大梦想中,这种观念的局限性又必然阻碍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美术的接轨、对话。因此,背着沉重的文化包袱的中国画,应该在新的生存环境求新求变。
在加拿大,他在女儿家呆了整整三年,陌生的环境也是自我封闭的好机会,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像神话中的白娘子那样,从写字开始完成痛苦的蜕变。他要与训练有素的右手告别,用从来没有拿过笔的左手写字,写丑了也不怕别人看见。一开始自是不成样子,但三个月后,书法艺术中所要求的“屋漏痕”、“椎刺沙”等趣味呼之欲出,他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
江苏的书法家费新我用的是左手,那是因为他的右手有疾。杨正新用左手,是为了与熟练得居然能忽悠大脑的右手决裂。从书法出来,进入绘画,一切都发生了有意味的蜕变。这一变,变出了从未有过的笔墨趣味,这只“不听话”的手,在与大脑固有指挥系统的争斗中,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似乎更直接地代表了内心的诉求,使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了。于是,画家笔下的花鸟、山水、人物变得更加具有生命的灵性。尝试几次后他很快进入创作,他要以“新翻杨柳枝”来告诉同仁,左臂杨正新诞生了!
一亮相就获得了碰头彩。他的新作引起了国内画坛的好评,他的勇气也激励了许多青年画家。海外收藏家首先大量收藏他的作品,给他出版画册,给他举办画展。美术界有人称他为“左臂将军”,“将军”者,先得有过人的勇气与膂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