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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语文出版社倡议、策划再版《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以下称《论集》）。杏保先生当即表示要“全新编纂”，而后立刻着手擘画全书。首先正名为《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称《论典》），为献礼“癸卯学制颁布110周年”确定体例，安排进度，明确分工。
确实，这部《论典》不是《论集》的重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再版，而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国文国语教育史料的典范“新编”。杏保先生于《论集》出版后20多年间的思考和积淀，充分体现在这部《论典》的“新编”中：从篇目的增删，到导沦的新作；从史料的核实，到小引的重写；从体例的实用创新，到装帧的精心设计。
《论典》首先在“增”“调”“删”篇目上亮出了大手笔。全书增加了张百熙、王国维、唐文治、徐特立、经亨颐、黄炎培、夏宁众、周作人、陈寅恪、吴承仕、陈鹤琴、林汉达、沈尹默、朱光潜、张存拙等15位语文教育大家，及其论语文教育的代表作17篇。同时，将梁启超、陶行知论语文教育的代表作调换为《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教学合一》。这些文章有力地扩充了全书容量，进一步丰富了语文经典作家群体，不仅将原来1909年发表的卷首论文上溯改为1904年的另一篇，而且丰富、拓宽了研究视阈，如“语文教育与大教育”（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陶行知《教学合一》、陈鹤琴《什么叫“活的教育”》）、“语文艺能与审美”（沈尹默《执笔五字法》、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人文教育衍生”（经亨颐《纯正教育之真义》）、“语文与社会”（吴承仕《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张存拙《中学国文教材的改进和社会本位文化》），等等。还对《论集》中原有的14篇论文进行了反复提炼、精心删减，归并在相关文章后作为附录。这样既避免了全书过分扩容可能带来的杂沓，又保证了原来篇目精华的浓缩留存。
导论的新作，是体现《论典》“新编”的显著亮点。原来的“导论”，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国文国语教育的较高水准。然而，时间毕竟过去了20多年，语文教育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杏保先生自然要及时向读者倾诉自己的沉思与心得。呈现于《论典》前的全新“导论”文字，就是杏保先生20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一次集萃亮相。
史料的核实，事非经过不知难。沙里淘金、去芜存菁，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费事、麻烦。杏保先生带领有林前往上海师大图书馆资料文库借阅《高等国文读本》，增选唐文治《国文阴阳刚柔大义绪言》一文。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由图像资料转为文字文本，然后逐句标点校正，统一进行字体的规范处理，最后还要反复诵读，融会其精神，写出得体的引言，诚可谓煞费苦心。新增篇目原稿的文本大多是竖排、繁体、无标点，做好横排、标点、分段等工作也都马虎不得。此外，在扬州大学寻找《纯正教育之真义》《小学各科教授法》等文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寻觅《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原文，无不历经艰辛。在再次核对原文时，我们不禁被当时承载宝贵文献这些望眼欲“穿”的纸张所震憾——这是我们见过最差的印书纸——西南联大教育学院的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抗战最艰苦时期，即使物价飞涨、食不果腹，仍然不离不弃国文国语教育研究。
“小引”重写，是细雕精琢的慢工细活。虽然“小引”字数有限，不外“生平”和“文章导引”构成，却是体现编辑思想和编辑水准的点睛之笔。“生平”撰写中涉及史料的考释取舍、叙写的简繁适度，某大型权威教育书系中，记述吴研因是“女性”，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出人，我们比对尽可能多的资料加以核实，最终坚定确认为男性。网上载有吴震春为浙江大学前校长的若干资料。经过反复研读原文，从该时期其他相关资料搜求蛛丝马迹，揣摩推敲，从而排除了张冠李戴的讹误。还有祝世德、叶兢耕、杨同芳、孙毓苹等的生平，常见的工具书中都难以直接找到现成信息，只有通过阅读其他大量文献，从中找到若干线索，一点一点汇聚起来，才将碎片化的信息修复、还原为符合逻辑的史实。
“文章导引”部分涉及论文重点的把握，对当下语文教学的镜鉴，无不考验着我们编者的眼界和学识积累。看似寥寥数语，但是蕴含在背后的工作量——对作者其他论著的了解、对同时代其他论述的熟悉、对同类问题来龙去脉的了然，以“不可以道里计”论之，甘苦备尝，可谓心领神会，甚或慨然泪下。《论典》中所有“小引”重写，既分工又合作，既分散又集中，最终南杏保先生统稿、润色。特别是新增篇目的小引，杏保先生总是操觚亲为，并将艰辛采撷之心得，无私地予以和盘宣示。参与“小引”重写，笔者获得了与近90位国文国语时期的教育名家“会晤”之机缘，有幸近距离地体悟了他们的语文教育深邃思想和求真务实的精神风采。
确实，这部《论典》不是《论集》的重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再版，而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国文国语教育史料的典范“新编”。杏保先生于《论集》出版后20多年间的思考和积淀，充分体现在这部《论典》的“新编”中：从篇目的增删，到导沦的新作；从史料的核实，到小引的重写；从体例的实用创新，到装帧的精心设计。
《论典》首先在“增”“调”“删”篇目上亮出了大手笔。全书增加了张百熙、王国维、唐文治、徐特立、经亨颐、黄炎培、夏宁众、周作人、陈寅恪、吴承仕、陈鹤琴、林汉达、沈尹默、朱光潜、张存拙等15位语文教育大家，及其论语文教育的代表作17篇。同时，将梁启超、陶行知论语文教育的代表作调换为《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教学合一》。这些文章有力地扩充了全书容量，进一步丰富了语文经典作家群体，不仅将原来1909年发表的卷首论文上溯改为1904年的另一篇，而且丰富、拓宽了研究视阈，如“语文教育与大教育”（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陶行知《教学合一》、陈鹤琴《什么叫“活的教育”》）、“语文艺能与审美”（沈尹默《执笔五字法》、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人文教育衍生”（经亨颐《纯正教育之真义》）、“语文与社会”（吴承仕《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张存拙《中学国文教材的改进和社会本位文化》），等等。还对《论集》中原有的14篇论文进行了反复提炼、精心删减，归并在相关文章后作为附录。这样既避免了全书过分扩容可能带来的杂沓，又保证了原来篇目精华的浓缩留存。
导论的新作，是体现《论典》“新编”的显著亮点。原来的“导论”，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国文国语教育的较高水准。然而，时间毕竟过去了20多年，语文教育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杏保先生自然要及时向读者倾诉自己的沉思与心得。呈现于《论典》前的全新“导论”文字，就是杏保先生20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一次集萃亮相。
史料的核实，事非经过不知难。沙里淘金、去芜存菁，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费事、麻烦。杏保先生带领有林前往上海师大图书馆资料文库借阅《高等国文读本》，增选唐文治《国文阴阳刚柔大义绪言》一文。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由图像资料转为文字文本，然后逐句标点校正，统一进行字体的规范处理，最后还要反复诵读，融会其精神，写出得体的引言，诚可谓煞费苦心。新增篇目原稿的文本大多是竖排、繁体、无标点，做好横排、标点、分段等工作也都马虎不得。此外，在扬州大学寻找《纯正教育之真义》《小学各科教授法》等文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寻觅《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原文，无不历经艰辛。在再次核对原文时，我们不禁被当时承载宝贵文献这些望眼欲“穿”的纸张所震憾——这是我们见过最差的印书纸——西南联大教育学院的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抗战最艰苦时期，即使物价飞涨、食不果腹，仍然不离不弃国文国语教育研究。
“小引”重写，是细雕精琢的慢工细活。虽然“小引”字数有限，不外“生平”和“文章导引”构成，却是体现编辑思想和编辑水准的点睛之笔。“生平”撰写中涉及史料的考释取舍、叙写的简繁适度，某大型权威教育书系中，记述吴研因是“女性”，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出人，我们比对尽可能多的资料加以核实，最终坚定确认为男性。网上载有吴震春为浙江大学前校长的若干资料。经过反复研读原文，从该时期其他相关资料搜求蛛丝马迹，揣摩推敲，从而排除了张冠李戴的讹误。还有祝世德、叶兢耕、杨同芳、孙毓苹等的生平，常见的工具书中都难以直接找到现成信息，只有通过阅读其他大量文献，从中找到若干线索，一点一点汇聚起来，才将碎片化的信息修复、还原为符合逻辑的史实。
“文章导引”部分涉及论文重点的把握，对当下语文教学的镜鉴，无不考验着我们编者的眼界和学识积累。看似寥寥数语，但是蕴含在背后的工作量——对作者其他论著的了解、对同时代其他论述的熟悉、对同类问题来龙去脉的了然，以“不可以道里计”论之，甘苦备尝，可谓心领神会，甚或慨然泪下。《论典》中所有“小引”重写，既分工又合作，既分散又集中，最终南杏保先生统稿、润色。特别是新增篇目的小引，杏保先生总是操觚亲为，并将艰辛采撷之心得，无私地予以和盘宣示。参与“小引”重写，笔者获得了与近90位国文国语时期的教育名家“会晤”之机缘，有幸近距离地体悟了他们的语文教育深邃思想和求真务实的精神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