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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针对初涉爱河的年轻人设有一面风月宝鉴，意图点示爱情的奥秘和真谛。现在市场经济，钱财之风盛行。我以为钱财本身就是一面秋毫毕现的镜子，“金银”对应“风月”，姑且称之为“金银宝鉴”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许多依常规办不成的事情，金钱暗地介入，立马就能办妥；
来路不正以及用之失当的金钱，势必于无形中埋下祸根；
原本深交的朋友之间一旦掺和了经济往来，纯洁的友情即刻变味。即便骨肉亲情，屡遭金钱介入而发酸变臭者自古有之。延及当代，金钱对友谊与亲情的胶合弥补之效，也实属罕见。
上述情景，足可证实金钱是有灵性的，这里杜撰的“金银宝鉴”，其功能敏感度自然是不亚于那一面风月宝鉴的。
2007年5月23日《安徽商报》报道，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徐波，因受贿136万余元，于2005年12月8日被判刑15年。判刑后，他开始在金银宝鉴前照镜子了：爱人及两家兄弟姐妹为之筹退赃款，通过财产清算后，仅剩90平方米徒有四壁的住房以避风雨，患病的老母闻讯后“不禁失声，泪如雨下”，岳母探监或接听亲情电话，一句话没说完“就已泣不成声”。徐波54岁，倘不犯罪而继续工作10年，退休后再活上10年，工资、退休金合计可达60万元，现在全都没影儿了。赡养80余岁老母及其他生活费用，全仗妻子每月千元的工资。这篇报道题为《一贪官为自己算账：贪污成本竟如此之大》。
县委书记也算是中级干部了，为什么过了知天命之年身陷囹圄才开始在金银宝鉴之前照镜子呢？徐波其人能在省检察院组织的警示教育大会上登台现身说法，说明像他这样的智商低能儿决不止三个五个，否则，如此“警示教育”就不会有多大现实意义了。由此可知，能够站立在金银宝鉴前照镜子者，似乎有“三个不大可能”：不大可能是求学上进的年轻人，不大可能是勤劳生活的平民百姓，不大可能是春风得意正在“进步”的官场中人。这三类人除外，能够站在金银宝鉴前检点往昔的人，范围就很狭小了。
风月宝鉴理应掌握在警幻仙子的左手里，其右手则应提捏着金银宝鉴，左右手彼此转旋，上下烁动，可正照也可反照，可照远也能瞄近。人们对这两面宝鉴之所以少有问津，原因只在于生性愚昧，年轻时为情所惑，自风月宝鉴里看不出什么名堂，年长时又财迷心窍，很少有人愿意光顾金银宝鉴而照拂前后——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天性”。
乐意自觉地在金银宝鉴前照拂灵魂而头脑至为清醒的人，有没有呢？当然有的。晚于上述报道仅只一天（5月24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袁隆平的金钱观》的短文，让我眼前忽然一亮。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价为一千亿元，可他月收入只有几千元，就这还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花了。”他的饮食清淡卫生，衣着朴素大方，生活节俭得近乎“小气”，但对教育、慈善事业却是慷慨大度。“钱不是衡量地位身价的标尺”，袁隆平对自己的这句话又进一步自行解释：“穷不是低下，有钱不见得高贵，要看本质。”
现在有钱人多如过江之鲫，有人动辄据有多少个亿。那么多百元大钞，从他手里一张张地数点过么？数点清楚得花多少时日？得耗费多大精力？拆穿了看，这钱对据有者实际上只有“数字化”的意味儿。金钱作为镜子，镜面的大小（金钱的多寡）无法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高贵与低贱，而镜子有透视之功，对金钱的取舍态度却颇能衡量出一个人的品格与内在的身价。有的人，为攫取金钱是那样的贪婪、狡诈、残忍，经济上倾家荡产之时，政治上身败名裂之日，被判入狱之后，那服刑年限倒的确是一系列必须用生命去打磨的实实在在的“数字”，一年365天，10年15年呢？20年呢？这才是一丝不苟的“数字化”。
在金银宝鉴面前，一切天真都不可行，任何捷径也走不通，所有诀窍妙法都不足取。徐波是在自己进了监狱、全家大小亲人被他推进了痛苦深渊之后才在金银宝鉴前痛惜悔悟“自己算账”的，那类算术算法，究其只是小学生的水平，他真正所悔痛蚀骨的，是照镜何晚，反省又何迟。有趣的是与之同时，金银宝鉴也分明涵有佛光似地照出了袁隆平非同寻常的视野、襟怀和境界。这个世界上倘是有造福人类的神佛或上帝，袁隆平庶乎近之。
近时，有一位来自海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拜访袁隆平先生，并对之由衷感佩，钦敬不已。在我这个局外人的眼里，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属“洋人”，其眼力和襟怀却也不是个等闲之辈。
有钱能使鬼推磨，许多依常规办不成的事情，金钱暗地介入，立马就能办妥；
来路不正以及用之失当的金钱，势必于无形中埋下祸根；
原本深交的朋友之间一旦掺和了经济往来，纯洁的友情即刻变味。即便骨肉亲情，屡遭金钱介入而发酸变臭者自古有之。延及当代，金钱对友谊与亲情的胶合弥补之效，也实属罕见。
上述情景，足可证实金钱是有灵性的，这里杜撰的“金银宝鉴”，其功能敏感度自然是不亚于那一面风月宝鉴的。
2007年5月23日《安徽商报》报道，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徐波，因受贿136万余元，于2005年12月8日被判刑15年。判刑后，他开始在金银宝鉴前照镜子了：爱人及两家兄弟姐妹为之筹退赃款，通过财产清算后，仅剩90平方米徒有四壁的住房以避风雨，患病的老母闻讯后“不禁失声，泪如雨下”，岳母探监或接听亲情电话，一句话没说完“就已泣不成声”。徐波54岁，倘不犯罪而继续工作10年，退休后再活上10年，工资、退休金合计可达60万元，现在全都没影儿了。赡养80余岁老母及其他生活费用，全仗妻子每月千元的工资。这篇报道题为《一贪官为自己算账：贪污成本竟如此之大》。
县委书记也算是中级干部了，为什么过了知天命之年身陷囹圄才开始在金银宝鉴之前照镜子呢？徐波其人能在省检察院组织的警示教育大会上登台现身说法，说明像他这样的智商低能儿决不止三个五个，否则，如此“警示教育”就不会有多大现实意义了。由此可知，能够站立在金银宝鉴前照镜子者，似乎有“三个不大可能”：不大可能是求学上进的年轻人，不大可能是勤劳生活的平民百姓，不大可能是春风得意正在“进步”的官场中人。这三类人除外，能够站在金银宝鉴前检点往昔的人，范围就很狭小了。
风月宝鉴理应掌握在警幻仙子的左手里，其右手则应提捏着金银宝鉴，左右手彼此转旋，上下烁动，可正照也可反照，可照远也能瞄近。人们对这两面宝鉴之所以少有问津，原因只在于生性愚昧，年轻时为情所惑，自风月宝鉴里看不出什么名堂，年长时又财迷心窍，很少有人愿意光顾金银宝鉴而照拂前后——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天性”。
乐意自觉地在金银宝鉴前照拂灵魂而头脑至为清醒的人，有没有呢？当然有的。晚于上述报道仅只一天（5月24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袁隆平的金钱观》的短文，让我眼前忽然一亮。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价为一千亿元，可他月收入只有几千元，就这还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花了。”他的饮食清淡卫生，衣着朴素大方，生活节俭得近乎“小气”，但对教育、慈善事业却是慷慨大度。“钱不是衡量地位身价的标尺”，袁隆平对自己的这句话又进一步自行解释：“穷不是低下，有钱不见得高贵，要看本质。”
现在有钱人多如过江之鲫，有人动辄据有多少个亿。那么多百元大钞，从他手里一张张地数点过么？数点清楚得花多少时日？得耗费多大精力？拆穿了看，这钱对据有者实际上只有“数字化”的意味儿。金钱作为镜子，镜面的大小（金钱的多寡）无法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高贵与低贱，而镜子有透视之功，对金钱的取舍态度却颇能衡量出一个人的品格与内在的身价。有的人，为攫取金钱是那样的贪婪、狡诈、残忍，经济上倾家荡产之时，政治上身败名裂之日，被判入狱之后，那服刑年限倒的确是一系列必须用生命去打磨的实实在在的“数字”，一年365天，10年15年呢？20年呢？这才是一丝不苟的“数字化”。
在金银宝鉴面前，一切天真都不可行，任何捷径也走不通，所有诀窍妙法都不足取。徐波是在自己进了监狱、全家大小亲人被他推进了痛苦深渊之后才在金银宝鉴前痛惜悔悟“自己算账”的，那类算术算法，究其只是小学生的水平，他真正所悔痛蚀骨的，是照镜何晚，反省又何迟。有趣的是与之同时，金银宝鉴也分明涵有佛光似地照出了袁隆平非同寻常的视野、襟怀和境界。这个世界上倘是有造福人类的神佛或上帝，袁隆平庶乎近之。
近时，有一位来自海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拜访袁隆平先生，并对之由衷感佩，钦敬不已。在我这个局外人的眼里，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属“洋人”，其眼力和襟怀却也不是个等闲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