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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今是2020年。作为当下青年写作的“主力部队”，“80后”作家已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已开始迈入三十岁的年龄大关。我想，有些事情，值得以此为契机，展开谈一谈。
几年前，《诗刊》主编过一套大型的“90后”诗选，被称为是中国诗坛对“90后”诗歌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检阅。我当时以评论家身份参加了那套书的首发研讨会，一边听着身边评论界老前辈们激情满怀地谈论文学代际更新的历史性意义，一边回头看着平日里相熟到随意互黑的小伙伴们（被这套书收录的年轻诗人代表）一脸正经地端坐在臺下傻盯着座签，忽然被一连串同时带着兴奋和茫然的问号围拢：一段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想像，是否正在我们之中酝酿成形？那么，如果我说我暂时还没有辨识出那些足以预估为风暴的预兆，问题又是出在哪里，是固有的思维审美习惯钝化了我们的判断触角，还是预想中的变革本身尚未来到？进而言之，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为必然？
这些问题，我思索至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唯一能够“落实为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不曾止息的流逝本身。那套诗选的名字，叫《我听见了时间》，那时候我二十多岁。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尽管只“多”了一丁点）。而就在前不久，我又一次清晰地“听见了时间”，只不过这次，我不是从文学那里听到的，而是从体检医院的大夫那里听到的。
当时，体检大夫盯着彩超的检查屏幕说，左肾钙化灶，阴影边缘清晰，直径0.77厘米。
我吃了一惊，问，大夫，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夫说，就是你肾脏里面出现了钙质沉积，一般不用管它，但以后如果继续变大脱落，有可能会形成肾结石。
我说，这是说明我有什么病吗？
大夫说，那倒不是，肾脏之前如果得过病或者受过伤，痊愈后都容易形成钙化灶。有时身体的自然损耗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愣了，说我没得过肾病，之前体检也从没说我有钙化灶……我明明身体很好，活蹦乱跳，一星期要踢三场足球比赛，朋友们说我像牲口。
大夫看了看我的体检表，又看了看莫名惊诧的我，宽慰地笑了笑，说，不用担心，年纪大了，这种情况很正常。
——年纪大了，他说我年纪大了！我看了看体检表上标注的年龄（三十一岁），又看了看大夫，终于闭了嘴。这是个此前从未见过的年轻体检大夫，他很可能是今年刚刚毕业，甚至可能是实习生。他的年龄大概只有二十多。
今天，当我再一次谈论青年写作的话题，我发现自己面对的其实是一群像我一样的“年纪大了的年轻人”：即便我们把已经开始“经典化”的“70后”作家群体暂时挪移到“青年作家”那界限不清的边缘，我们依然会发现，“80后”作家的笔下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年感”（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倾向的词），年纪最大的“90后”作家也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全新经验坐标之中。在当下的时代氛围里，三十多岁，其实已经是一个开始“折旧”的年龄了;然而在文学世界中，这个年龄又同现实生活中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因此，一个或许被长久忽略了的问题是，文学语境里的“青年”概念本身，似乎正在出现裂纹。如果我们把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至少是已获得主流文坛注意的青年写作者作为讨论对象，我们会发现，当今社会对“青年”的判断尺度，同文学的尺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高度差”。或者说，青年作家承载的“文学想像”与他们自身的“现实身份”之间，出现了微妙却重要的“错位”。
在今天，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储更新获得了令人眩晕的加速度，更使得“青年崇拜”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出现了远比在文学世界里更突出也更严峻的表征——在大量前沿行业里，四十岁甚至三十岁的年龄已经与“淘汰”紧密相连，例如第一代互联网人被大量甩出行业列车的事实，已经印证了“你正被你的同龄人抛弃”并不仅仅是贩卖焦虑的话语策略。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甚至思维话语模式的加速更新，正被投射为年龄减法的运算冲动;当下消费主义与科技爆炸相媾和的时代语境，使得“青年”想像的界限不断前推。哈特穆特·罗萨专门分析过当代生活中的“加速”问题，他认为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社会加速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它“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上，这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罗萨进而提到，“2000年前后十年间，新自由主义政治开始以加速社会（特别是资本流动方面）为目标”。（【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一时期，恰好与“80后”、“90后”作家人生的成长成熟期高度吻合。因此，当我们把已经迈入三十大关的“80后”（和部分“90后”）群体，同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经典”青年想像相对应的时候，就难免感到怪异。
同时，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狂奔速率，文学世界的内在时间，则依然大致延续着曾经的节奏。如果把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等与消费文化紧密相关的领域暂时刨除，那么我感觉在传统文学的世界里，创作者依然是“晚熟”的，或者说，年龄（时间）依然是“保值”的。写作者仍旧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吸收传统的养分、练习创作的技巧、在“习得”中尝试“创生”、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特点并使之壮大为趋势性潮流。于是——
三十岁上下的年纪，在真实生活中或将面临“淘汰”焦虑的一代，在文学世界里却承担着“新可能”的酝酿和生育。一群“青年感”存疑的人，正在为“青年”的身份光环奋笔疾书甚至立传代言。这几乎是21世纪的另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生理年龄、社会年龄与文学年龄的隐秘撕裂——或者说，“青年”身份的加速缩水、折旧——成了这一代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新问题”。文学世界里的“青年”，对应的却是现实中已经被高度“制度化”、“规训化”的群体，这也成了文学在近些年才面临的“新尴尬”。投射于文本，身份想像的微妙错位，也会导致自我认知的犹疑感，进而关联于情感体验及经验表达的模糊与保守——在此意义上，当下的“80后”和“90后”作家总体上没能展现出语言和思想的强烈反叛特征，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 这种将时间空间化、将景观心灵化、在公共经验的废墟上展开自我想像构建的尝试，在王占黑笔下并非第一次出现。对于《小花旦的故事》里逐渐褪色而又一再重现的“海宝”，我们同样可以作出类似的解读。评论家黄平已经对此作过非常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海宝’成为小花旦在都市空间中的定位，他以此无意识地把握这一个体无法把握的空间。在这一时刻，‘时间’与‘空间’彼此交织。‘海宝’，作为空间中的被遗忘者，无数次地被小花旦所打捞，他打捞海宝就像打捞自己，象征性地抵抗‘空间’对于‘时间’的埋葬。”（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对近年来更多的青年作家作品展开解读。例如林森的《海里岸上》，倘若仅仅从发展逻辑、文化伦理、文明转型等宏大角度去展开阐释，我们会很容易与这部作品最动人的部分擦肩而过。事实上，这个故事的聚光点，恰在于历史大转身里的小落屑，在于个体生命（生理的和精神的）与文化价值的“折旧”、“悬留”状态。宋阿曼的《李垂青，2001》和《白噪音》，都在宽阔的、沉浸式的经验书写中突出了“节点/悬停”式的精神体验（《李垂青，2001》甚至直接以“在新世纪废墟上被读到”作为题记）;与这种体验相伴出现的，是从叙述形式到精神气质的犹疑和不确定感，以及由之而来对所谓“真实”的幽微反思。进而，我们不妨说，周恺的《苔》所书写的，其实是那早为世人熟知的重大历史时刻，在漫长的预感中激起的先兆性震动。吸引我们的并非是作为事件的“革命”本身，而是那些震动中裂开的民间生活缝隙、因震动而掉落走失的人生故事，不是“勇立潮头”而是“偏航”乃至“湮没”：“绝大多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周恺《苔》）或许更典型的例证是书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几位年轻作家笔下的人物：双雪涛《飞行家》里的李明奇、《光明堂》里的三姑和牧师，班宇《双河》里的离异父亲，郑执笔下的王战团（《仙症》）和魏军（《蒙地卡罗食人记》）……这些带有浓郁“折旧”色彩的人物，与小说中更年轻一代对话者的精神世界发生着强烈的互动，在构建历史隐喻的背后，也以独特的方式不断激活着个体对生存的本质性体察。
“折旧”话题所引申出的，是人物形象的谱系，自我想像（或自我安放）的谱系，乃至于想像时代、想像历史的谱系。因此，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青年作家的三十岁应是何种样子，而是应该怎样去思考和书写三十岁。不是某种结算日期，也不是某种闹钟提醒，“折旧”的年纪和写作者对它的感知，本身便是文学的对象，它甚至能够同我们的时代精神之间构成貌离神合的闡释同构——这是一个不再年轻又还不够老的年纪，一个熟练自如却也不乏矛盾困惑的年纪，一个似该认命又依然不甘的年纪，一个风尘仆仆站在路口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年纪。
就像钙化灶，就像从钙化灶发展而来的体内结石。多数时候，结石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等待被排出体外的冗余之物。但在另外一些机缘中，事情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例如，在抹香鲸的体内，有一种结石类的存在，被称为龙涎香。①
① 如果说，“龙涎香”可用来比喻王占黑、双雪涛等人将“折旧”转换为经验题材或精神主题的内容处理方式，那么实际上，当下青年写作中还存在另一条相关话题脉络，那就是从“折旧”中引申出的、具有代际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后一类创作，往往在高度异质性的话语及想像方式中锻造自己的风格，与时代的间离感、对现有世界及其价值的隔膜感（甚至拒斥感），表征为文学表达的折叠、错位乃至破损。他们的笔下流淌出诸多“不可解”或者必须“另解”之物，展示出强烈的幻想色彩和高度的“异质性”。索耳、李唐（当然李唐的异质性相对要温和得多）、陈志炜、陈春成，乃至更为年轻的渡澜等，都是此类写作的代表。“龙涎香”（可被现有话语体系接纳和转化的另类结石），在此保留为真正的“结石”状态（难以被现有话语体系通约、转化）。当下青年写作中的“异质性表达”（包括对此的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非常难以把握的话题。本文在此暂不展开。
如今是2020年。作为当下青年写作的“主力部队”，“80后”作家已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已开始迈入三十岁的年龄大关。我想，有些事情，值得以此为契机，展开谈一谈。
几年前，《诗刊》主编过一套大型的“90后”诗选，被称为是中国诗坛对“90后”诗歌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检阅。我当时以评论家身份参加了那套书的首发研讨会，一边听着身边评论界老前辈们激情满怀地谈论文学代际更新的历史性意义，一边回头看着平日里相熟到随意互黑的小伙伴们（被这套书收录的年轻诗人代表）一脸正经地端坐在臺下傻盯着座签，忽然被一连串同时带着兴奋和茫然的问号围拢：一段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想像，是否正在我们之中酝酿成形？那么，如果我说我暂时还没有辨识出那些足以预估为风暴的预兆，问题又是出在哪里，是固有的思维审美习惯钝化了我们的判断触角，还是预想中的变革本身尚未来到？进而言之，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为必然？
这些问题，我思索至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唯一能够“落实为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不曾止息的流逝本身。那套诗选的名字，叫《我听见了时间》，那时候我二十多岁。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尽管只“多”了一丁点）。而就在前不久，我又一次清晰地“听见了时间”，只不过这次，我不是从文学那里听到的，而是从体检医院的大夫那里听到的。
当时，体检大夫盯着彩超的检查屏幕说，左肾钙化灶，阴影边缘清晰，直径0.77厘米。
我吃了一惊，问，大夫，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夫说，就是你肾脏里面出现了钙质沉积，一般不用管它，但以后如果继续变大脱落，有可能会形成肾结石。
我说，这是说明我有什么病吗？
大夫说，那倒不是，肾脏之前如果得过病或者受过伤，痊愈后都容易形成钙化灶。有时身体的自然损耗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愣了，说我没得过肾病，之前体检也从没说我有钙化灶……我明明身体很好，活蹦乱跳，一星期要踢三场足球比赛，朋友们说我像牲口。
大夫看了看我的体检表，又看了看莫名惊诧的我，宽慰地笑了笑，说，不用担心，年纪大了，这种情况很正常。
——年纪大了，他说我年纪大了！我看了看体检表上标注的年龄（三十一岁），又看了看大夫，终于闭了嘴。这是个此前从未见过的年轻体检大夫，他很可能是今年刚刚毕业，甚至可能是实习生。他的年龄大概只有二十多。
今天，当我再一次谈论青年写作的话题，我发现自己面对的其实是一群像我一样的“年纪大了的年轻人”：即便我们把已经开始“经典化”的“70后”作家群体暂时挪移到“青年作家”那界限不清的边缘，我们依然会发现，“80后”作家的笔下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年感”（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倾向的词），年纪最大的“90后”作家也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全新经验坐标之中。在当下的时代氛围里，三十多岁，其实已经是一个开始“折旧”的年龄了;然而在文学世界中，这个年龄又同现实生活中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因此，一个或许被长久忽略了的问题是，文学语境里的“青年”概念本身，似乎正在出现裂纹。如果我们把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至少是已获得主流文坛注意的青年写作者作为讨论对象，我们会发现，当今社会对“青年”的判断尺度，同文学的尺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高度差”。或者说，青年作家承载的“文学想像”与他们自身的“现实身份”之间，出现了微妙却重要的“错位”。
在今天，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储更新获得了令人眩晕的加速度，更使得“青年崇拜”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出现了远比在文学世界里更突出也更严峻的表征——在大量前沿行业里，四十岁甚至三十岁的年龄已经与“淘汰”紧密相连，例如第一代互联网人被大量甩出行业列车的事实，已经印证了“你正被你的同龄人抛弃”并不仅仅是贩卖焦虑的话语策略。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甚至思维话语模式的加速更新，正被投射为年龄减法的运算冲动;当下消费主义与科技爆炸相媾和的时代语境，使得“青年”想像的界限不断前推。哈特穆特·罗萨专门分析过当代生活中的“加速”问题，他认为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社会加速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它“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上，这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罗萨进而提到，“2000年前后十年间，新自由主义政治开始以加速社会（特别是资本流动方面）为目标”。（【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一时期，恰好与“80后”、“90后”作家人生的成长成熟期高度吻合。因此，当我们把已经迈入三十大关的“80后”（和部分“90后”）群体，同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经典”青年想像相对应的时候，就难免感到怪异。
同时，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狂奔速率，文学世界的内在时间，则依然大致延续着曾经的节奏。如果把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等与消费文化紧密相关的领域暂时刨除，那么我感觉在传统文学的世界里，创作者依然是“晚熟”的，或者说，年龄（时间）依然是“保值”的。写作者仍旧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吸收传统的养分、练习创作的技巧、在“习得”中尝试“创生”、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特点并使之壮大为趋势性潮流。于是——
三十岁上下的年纪，在真实生活中或将面临“淘汰”焦虑的一代，在文学世界里却承担着“新可能”的酝酿和生育。一群“青年感”存疑的人，正在为“青年”的身份光环奋笔疾书甚至立传代言。这几乎是21世纪的另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生理年龄、社会年龄与文学年龄的隐秘撕裂——或者说，“青年”身份的加速缩水、折旧——成了这一代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新问题”。文学世界里的“青年”，对应的却是现实中已经被高度“制度化”、“规训化”的群体，这也成了文学在近些年才面临的“新尴尬”。投射于文本，身份想像的微妙错位，也会导致自我认知的犹疑感，进而关联于情感体验及经验表达的模糊与保守——在此意义上，当下的“80后”和“90后”作家总体上没能展现出语言和思想的强烈反叛特征，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 这种将时间空间化、将景观心灵化、在公共经验的废墟上展开自我想像构建的尝试，在王占黑笔下并非第一次出现。对于《小花旦的故事》里逐渐褪色而又一再重现的“海宝”，我们同样可以作出类似的解读。评论家黄平已经对此作过非常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海宝’成为小花旦在都市空间中的定位，他以此无意识地把握这一个体无法把握的空间。在这一时刻，‘时间’与‘空间’彼此交织。‘海宝’，作为空间中的被遗忘者，无数次地被小花旦所打捞，他打捞海宝就像打捞自己，象征性地抵抗‘空间’对于‘时间’的埋葬。”（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对近年来更多的青年作家作品展开解读。例如林森的《海里岸上》，倘若仅仅从发展逻辑、文化伦理、文明转型等宏大角度去展开阐释，我们会很容易与这部作品最动人的部分擦肩而过。事实上，这个故事的聚光点，恰在于历史大转身里的小落屑，在于个体生命（生理的和精神的）与文化价值的“折旧”、“悬留”状态。宋阿曼的《李垂青，2001》和《白噪音》，都在宽阔的、沉浸式的经验书写中突出了“节点/悬停”式的精神体验（《李垂青，2001》甚至直接以“在新世纪废墟上被读到”作为题记）;与这种体验相伴出现的，是从叙述形式到精神气质的犹疑和不确定感，以及由之而来对所谓“真实”的幽微反思。进而，我们不妨说，周恺的《苔》所书写的，其实是那早为世人熟知的重大历史时刻，在漫长的预感中激起的先兆性震动。吸引我们的并非是作为事件的“革命”本身，而是那些震动中裂开的民间生活缝隙、因震动而掉落走失的人生故事，不是“勇立潮头”而是“偏航”乃至“湮没”：“绝大多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周恺《苔》）或许更典型的例证是书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几位年轻作家笔下的人物：双雪涛《飞行家》里的李明奇、《光明堂》里的三姑和牧师，班宇《双河》里的离异父亲，郑执笔下的王战团（《仙症》）和魏军（《蒙地卡罗食人记》）……这些带有浓郁“折旧”色彩的人物，与小说中更年轻一代对话者的精神世界发生着强烈的互动，在构建历史隐喻的背后，也以独特的方式不断激活着个体对生存的本质性体察。
“折旧”话题所引申出的，是人物形象的谱系，自我想像（或自我安放）的谱系，乃至于想像时代、想像历史的谱系。因此，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青年作家的三十岁应是何种样子，而是应该怎样去思考和书写三十岁。不是某种结算日期，也不是某种闹钟提醒，“折旧”的年纪和写作者对它的感知，本身便是文学的对象，它甚至能够同我们的时代精神之间构成貌离神合的闡释同构——这是一个不再年轻又还不够老的年纪，一个熟练自如却也不乏矛盾困惑的年纪，一个似该认命又依然不甘的年纪，一个风尘仆仆站在路口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年纪。
就像钙化灶，就像从钙化灶发展而来的体内结石。多数时候，结石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等待被排出体外的冗余之物。但在另外一些机缘中，事情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例如，在抹香鲸的体内，有一种结石类的存在，被称为龙涎香。①
① 如果说，“龙涎香”可用来比喻王占黑、双雪涛等人将“折旧”转换为经验题材或精神主题的内容处理方式，那么实际上，当下青年写作中还存在另一条相关话题脉络，那就是从“折旧”中引申出的、具有代际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后一类创作，往往在高度异质性的话语及想像方式中锻造自己的风格，与时代的间离感、对现有世界及其价值的隔膜感（甚至拒斥感），表征为文学表达的折叠、错位乃至破损。他们的笔下流淌出诸多“不可解”或者必须“另解”之物，展示出强烈的幻想色彩和高度的“异质性”。索耳、李唐（当然李唐的异质性相对要温和得多）、陈志炜、陈春成，乃至更为年轻的渡澜等，都是此类写作的代表。“龙涎香”（可被现有话语体系接纳和转化的另类结石），在此保留为真正的“结石”状态（难以被现有话语体系通约、转化）。当下青年写作中的“异质性表达”（包括对此的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非常难以把握的话题。本文在此暂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