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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经很精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转换、贴现值等现代金融理论问题。最后，虽然这些证据表明借贷金融数千年前就出现、甚至已经相当发达，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要等到近代才重新提升。
金融市场尤其是现代资本市场的好处的确很多，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激发创业创新，而且有利于帮助个人和家庭解决风险挑战、提升生活安全。让孙挺感到冲击的是，金融居然对解放个人、特别是对解放妇女和促进草根创业是如此重要。当然，这些认识也使孙挺很纳闷，既然金融市场这么好，为什么要等到19-20世纪各个国家才大刀阔斧发展呢？比如，为什么中国要到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学着搞证券市场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之前我们谈到，最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因跨期借贷而催生出人类文字，说明借贷交易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而且应该足够普遍，否则不会激发出记录交易细节的文字。从道理上讲，跨期交换应该是人类一出现就有的一种需求。按照《经济学人》在2007年的一篇报道所综述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一年里90%的男人都会外出参战，每年有25%到30%的男人会死于战争和狩猎，而引发战争和其他暴力的起因很多时候是灾害，是这些自然风险事件。所以，那时期人的生存风险必然很高，人与人之间以互通有无来应对风险的必要性奇高。只是在那时候，人类是通过部落公有制的办法来强制人际互助，还没有进化到货币化交换，也就不会有基于货币的人际借贷行为。
大约距离现在12000年之前，中东的新月沃土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地区，人类首先放弃狩猎采集的游牧生活，发明定居农耕，并慢慢催生出土地等东西的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也催化出货币，让人的小群体（比如，家庭）之间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即使到农业社会的发达时期，旱灾、水灾、蝗灾、战争等风险事件，照样导致大面积歉收，威胁人类的生存。在私有制与货币化的农耕社会，为了应对气候风险、平滑收入波动，人们不仅发明了储藏技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发明了基于货币或实物的跨期借贷。这就是人类并非一进入定居农耕就发明借贷、而是等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才出现跨期借贷的逻辑。
是不是有考古证据证明这些呢？根据耶鲁大学威廉·戈兹曼教授在《价值起源》中提供的资料看，在古巴比伦城市中，寺庙是最突出的建筑，它起到征收税款、重新分配物品的角色。由于起初的自愿捐赠逐步转变成“强制性捐款”或说义务性税负，就使处于收成冲击之中的农夫和渔民不得不拖欠，要么向寺庙打借条拖欠，要么向他人借款以支付寺庙的义务。但不管怎样，跨期借贷的交易就这样被催生。现在还能找到的最早借贷文字记载是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来自于古巴比伦的吾珥第三帝国。那时期的借贷陶片契约还十分简单，只记载了谁欠多少白银，谁欠多少小麦。到目前，大约还保留了十几片这样的跨期借款记录在博物馆中。
到几百年后，借贷合约本身也进化到跟我们现代的很相似。比如，一片陶片是公元前1820年7月留下的，距今3800多年，记录的是一个叫Nabi-il-ishu的人“从寺庙里的太阳神（Shamash）借了9.33克白银，并保证在收获季节还本付息，利息根据本金和标准利率计算，”陶片中也列出了五位见证人的名字和签约日期。
在公元前19世纪中叶刻在石碑上的著名《汉谟拉比法典》，也对借贷利率做出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商人提供谷物或白银的有息贷款，他将就每300塞拉谷物向债务人收取100塞拉作为利息（即利率为33.33%），或者就每1谢克尔白银（180粒大麦大小）向债务人收取36粒作为利息（即利率20%）”。在其他反映巴比伦当时的官方法规的文字记录里，也有类似的利率上限，实物借贷利率设定在33.33%，而白银利率设定在20%。
这些刻在陶片和石碑上的文件充分证明，借贷在4500年以前已经很正规，而且也很发达，否则，借贷合同不会进化到那么规范的程度，《汉谟拉比法典》也不会对借贷利率有明确的规定。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说，四千年以前的巴比伦实物借贷利率高于货币借贷利率，这怎么跟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情况一样，也是实物借贷利率高于货币借贷利率呢？
时间相隔近四千年，而且一个是在古巴比伦，一个在中国，但利率差别却相似，这当然反映背后一致的人性逻辑。你看到，谷物放贷一般是在青黄不接的春节发生，那时是一年中谷物最短缺、价格最高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手中有二两银子，这时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办法是把这二两银子直接放贷出去，半年后收10%利息；另一办法是用二两银子买一石谷物，并把这一石谷借给别人，等到秋收时要对方还给你谷物。但，问题来了，对方要还给你多少谷物呢？如果你只是要求10%的利息，要对方在秋收时还给你1.1石谷物，那么，在秋收时谷价会很低，那1.1石谷物可能只能卖出得到1两银子，这意味着你以谷物放贷后，实际回报率为-50%。也就是说，站在青黄不接的春季看，未来的谷物价格很不确定但十有八九会在秋收时候跌很多，因此，除非谷物借贷的利率比货币借贷利率高很多，否则，你肯定只想做银子借贷，还款时也以银子还。从这个逻辑中，你了解到，谷物借贷利率高不等于有更多的剥削。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借贷最早发生在何时呢？早期中国借贷合约的物理考古证据好像很少有人收集，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推测。首先，我们的祖先是世界上第二最早放弃狩猎游牧的人群，分别在距离现在九千年以前的黄河和长江下游定居下来，逐步发明农耕。也就是，放弃原始生活方式的时间比伊拉克那一带的中东晚三千多年。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知道，最晚在周朝就应该有相当发达的借贷业务，也就是在中国出现借贷的时间不晚于周朝，至少在距离现在三千年的公元前1000年就有，比巴比伦的考古证据晚2000年左右。一个很充分的证据是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尽管《周礼》的确切写作时间不能锁定，但应该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地官·泉府》说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这里说的意思是：泉府掌管用市场税款，收购市场上卖不动、滞销而又切于民用的货物，按原价收购，一件一件地加上标签标明价钱，以待急需的人购买。……凡赊取钱物的人，如果是为祭祀而赊取，那么，不超过十天就要归还；如果是为丧事而赊取，只要在不超过三个月就归还，也不收利息。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
因此，《周礼》说明，至少到周朝，人们就熟悉赊账、借款等跨期价值交换的业务了。
另一种能证明早期中国借贷金融发达程度的文件是《九章算术》，这是汉代流传下来的考试题，时间距离现在2千多年。卷七【盈不足】问题说：“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后返归一万。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问本持钱及利各几何？”也就是，五次返还之后，本钱和利钱都还完了，那么，本錢和利钱各为多少呢？
而《九章算术》卷三【衰分】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答曰：六钱四分钱之三。”
这些都告诉我们，至少在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借贷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后来那么久都没有进一步发展出债券、证券等规范化公众金融市场来。
今天谈的第一个要点是，早在五千年以前的古巴比伦，跨期借贷似乎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到四千年以前，借贷合约已经进化到跟现代借贷合约相当接近的程度，连当时的《汉谟拉比法典》都有规范借贷利率的具体细节。第二，在中国，《周礼》规定的泉府职责之一是对老百姓做跨期放贷，界定什么情况下不收利息、什么情况下要有利息以及利率如何确定，说明至少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已经熟悉借贷。而《九章算术》中所包含的金融数学问题，进一步证明至少到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经很精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转换、贴现值等现代金融理论问题。最后，虽然这些证据表明借贷金融数千年前就出现、甚至已经相当发达，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要等到近代才重新提升。
金融市场尤其是现代资本市场的好处的确很多，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激发创业创新，而且有利于帮助个人和家庭解决风险挑战、提升生活安全。让孙挺感到冲击的是，金融居然对解放个人、特别是对解放妇女和促进草根创业是如此重要。当然，这些认识也使孙挺很纳闷，既然金融市场这么好，为什么要等到19-20世纪各个国家才大刀阔斧发展呢？比如，为什么中国要到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学着搞证券市场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古巴比伦的借贷
之前我们谈到，最早在五千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因跨期借贷而催生出人类文字，说明借贷交易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而且应该足够普遍，否则不会激发出记录交易细节的文字。从道理上讲，跨期交换应该是人类一出现就有的一种需求。按照《经济学人》在2007年的一篇报道所综述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一年里90%的男人都会外出参战，每年有25%到30%的男人会死于战争和狩猎，而引发战争和其他暴力的起因很多时候是灾害，是这些自然风险事件。所以，那时期人的生存风险必然很高，人与人之间以互通有无来应对风险的必要性奇高。只是在那时候，人类是通过部落公有制的办法来强制人际互助，还没有进化到货币化交换，也就不会有基于货币的人际借贷行为。
大约距离现在12000年之前，中东的新月沃土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地区，人类首先放弃狩猎采集的游牧生活，发明定居农耕，并慢慢催生出土地等东西的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也催化出货币，让人的小群体（比如，家庭）之间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即使到农业社会的发达时期，旱灾、水灾、蝗灾、战争等风险事件，照样导致大面积歉收，威胁人类的生存。在私有制与货币化的农耕社会，为了应对气候风险、平滑收入波动，人们不仅发明了储藏技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发明了基于货币或实物的跨期借贷。这就是人类并非一进入定居农耕就发明借贷、而是等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才出现跨期借贷的逻辑。
是不是有考古证据证明这些呢？根据耶鲁大学威廉·戈兹曼教授在《价值起源》中提供的资料看，在古巴比伦城市中，寺庙是最突出的建筑，它起到征收税款、重新分配物品的角色。由于起初的自愿捐赠逐步转变成“强制性捐款”或说义务性税负，就使处于收成冲击之中的农夫和渔民不得不拖欠，要么向寺庙打借条拖欠，要么向他人借款以支付寺庙的义务。但不管怎样，跨期借贷的交易就这样被催生。现在还能找到的最早借贷文字记载是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来自于古巴比伦的吾珥第三帝国。那时期的借贷陶片契约还十分简单，只记载了谁欠多少白银，谁欠多少小麦。到目前，大约还保留了十几片这样的跨期借款记录在博物馆中。
到几百年后，借贷合约本身也进化到跟我们现代的很相似。比如，一片陶片是公元前1820年7月留下的，距今3800多年，记录的是一个叫Nabi-il-ishu的人“从寺庙里的太阳神（Shamash）借了9.33克白银，并保证在收获季节还本付息，利息根据本金和标准利率计算，”陶片中也列出了五位见证人的名字和签约日期。
在公元前19世纪中叶刻在石碑上的著名《汉谟拉比法典》，也对借贷利率做出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商人提供谷物或白银的有息贷款，他将就每300塞拉谷物向债务人收取100塞拉作为利息（即利率为33.33%），或者就每1谢克尔白银（180粒大麦大小）向债务人收取36粒作为利息（即利率20%）”。在其他反映巴比伦当时的官方法规的文字记录里，也有类似的利率上限，实物借贷利率设定在33.33%，而白银利率设定在20%。
这些刻在陶片和石碑上的文件充分证明，借贷在4500年以前已经很正规，而且也很发达，否则，借贷合同不会进化到那么规范的程度，《汉谟拉比法典》也不会对借贷利率有明确的规定。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说，四千年以前的巴比伦实物借贷利率高于货币借贷利率，这怎么跟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情况一样，也是实物借贷利率高于货币借贷利率呢？
时间相隔近四千年，而且一个是在古巴比伦，一个在中国，但利率差别却相似，这当然反映背后一致的人性逻辑。你看到，谷物放贷一般是在青黄不接的春节发生，那时是一年中谷物最短缺、价格最高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手中有二两银子，这时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办法是把这二两银子直接放贷出去，半年后收10%利息；另一办法是用二两银子买一石谷物，并把这一石谷借给别人，等到秋收时要对方还给你谷物。但，问题来了，对方要还给你多少谷物呢？如果你只是要求10%的利息，要对方在秋收时还给你1.1石谷物，那么，在秋收时谷价会很低，那1.1石谷物可能只能卖出得到1两银子，这意味着你以谷物放贷后，实际回报率为-50%。也就是说，站在青黄不接的春季看，未来的谷物价格很不确定但十有八九会在秋收时候跌很多，因此，除非谷物借贷的利率比货币借贷利率高很多，否则，你肯定只想做银子借贷，还款时也以银子还。从这个逻辑中，你了解到，谷物借贷利率高不等于有更多的剥削。
中国早期的借贷证据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借贷最早发生在何时呢？早期中国借贷合约的物理考古证据好像很少有人收集，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推测。首先，我们的祖先是世界上第二最早放弃狩猎游牧的人群，分别在距离现在九千年以前的黄河和长江下游定居下来，逐步发明农耕。也就是，放弃原始生活方式的时间比伊拉克那一带的中东晚三千多年。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知道，最晚在周朝就应该有相当发达的借贷业务，也就是在中国出现借贷的时间不晚于周朝，至少在距离现在三千年的公元前1000年就有，比巴比伦的考古证据晚2000年左右。一个很充分的证据是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尽管《周礼》的确切写作时间不能锁定，但应该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地官·泉府》说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这里说的意思是：泉府掌管用市场税款，收购市场上卖不动、滞销而又切于民用的货物，按原价收购，一件一件地加上标签标明价钱，以待急需的人购买。……凡赊取钱物的人，如果是为祭祀而赊取，那么，不超过十天就要归还；如果是为丧事而赊取，只要在不超过三个月就归还，也不收利息。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
因此，《周礼》说明，至少到周朝，人们就熟悉赊账、借款等跨期价值交换的业务了。
另一种能证明早期中国借贷金融发达程度的文件是《九章算术》，这是汉代流传下来的考试题，时间距离现在2千多年。卷七【盈不足】问题说：“今有人持钱之蜀，贾利十三。初返归一万四千，次返归一万三千，次返归一万二千，次返归一万一千，后返归一万。凡五返归钱，本利俱尽。问本持钱及利各几何？”也就是，五次返还之后，本钱和利钱都还完了，那么，本錢和利钱各为多少呢？
而《九章算术》卷三【衰分】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答曰：六钱四分钱之三。”
这些都告诉我们，至少在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借贷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后来那么久都没有进一步发展出债券、证券等规范化公众金融市场来。
今天谈的第一个要点是，早在五千年以前的古巴比伦，跨期借贷似乎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到四千年以前，借贷合约已经进化到跟现代借贷合约相当接近的程度，连当时的《汉谟拉比法典》都有规范借贷利率的具体细节。第二，在中国，《周礼》规定的泉府职责之一是对老百姓做跨期放贷，界定什么情况下不收利息、什么情况下要有利息以及利率如何确定，说明至少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已经熟悉借贷。而《九章算术》中所包含的金融数学问题，进一步证明至少到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经很精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转换、贴现值等现代金融理论问题。最后，虽然这些证据表明借贷金融数千年前就出现、甚至已经相当发达，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要等到近代才重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