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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探访张壁古堡，每每惊诧于它那精致繁复的地下工事和高峻壁立的堡墙，以及略显阴森、似闻刀兵之声的北堡门瓮城，这些建筑特色都十分明显地指向一个结论，张壁古堡就是一座以军事为目的修建的堡垒。然而，参阅百度词条，仅见“张壁古堡是世界上颇为罕见的袖珍小城，其面积仅为0.12平方千米，却具有完备的城市形态，具有很好的军事防御功能”等约略不详的介绍。笔者多年从事地方志研究，于是便对张壁古堡生出了许多的好奇心，更联想到故土灵石“燕冀之御，秦蜀之经”的地理形势，便欲探究秦汉乃至隋唐这段岁月中它们的前世今生。
秦汉及晋，介休地域存在过邬县、平周县、界休县，邬县在今介休县城东北，平周县在今介休县城西，界休县在今介休县城东南。邬县建置于春秋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通史《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曰：“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在这之前，晋中一带为晋大夫祁奚的食邑。晋顷公十二年，祁奚之孙祁盈因家事被晋侯所杀。不久祁氏之田被分为七县，介休境内置邬县，封司马弥牟为邬大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记曰：“邬城县，东北二十七里。春秋时晋邑，魏献子以司马弥牟为邬城大夫。”据考证，邬县治所在今介休县城东北三十余华里处的邬城店一带。邬县建置后，从秦初直到三国末都属太原郡，西晋属太原国。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记曰：“太原郡，秦置……邬，九泽在北，是为昭馀祁，并州薮。”西晋末年（313年后），战乱频仍，邬县一度废置，到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又重置，北齐废置（550—577年）。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地形志》记曰：“邬，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九年（495年）复。”《读史方舆纪要》记曰：“邬县，属太原郡。晋及后魏因之，北齐废。”故，邬县存世时间为公元前514年到公元577年前，约1090年。
张壁古堡
平周县建置于春秋，具体年代不详。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六国表》记曰：“魏襄王十三年（前306年），秦攻取魏曲沃，平周。”《史记·魏世家》记曰：“秦取我曲沃、平周。”《史纪正义》十三州志云：“古平周县在汾州介休县西五十里也。”以此论之，古平周县当处于今孝义市与交口县之间。
然而，现代考古发现却对上述记载提出了质疑。1980年后，相继在陕西省米脂县官庄出土带有“平周”字样的东汉画像石。同时，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米家园发现的汉代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六百余米，东西五百余米，城内出土了大量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绳纹瓦当、陶盆陶罐、铁器残片，城北两公里处还有黑鹰梁汉代墓群。故而，不少研究者认为，米家园古城很可能即是汉代西河郡平周县城。
平周县废置于何年不可考。《汉书·地理志》记曰：“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平周，鸿门，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班固的《汉书》完成于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史学界普遍认为平周县废置于东汉末期。故，平周县存世时间为公元前306年左右到公元200年左右，约500年。
界休县建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春秋末期晋置阳周县，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废，秦以阳周县故地置界休县。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记曰：“介休城在今县东南十五里，汉县治此。”《汾州府志》（清·乾隆本）记曰：“北魏介休，不复置汉故城。”这就是说，北魏之后的介休县城，和秦汉界休县城不在一个地方。据考证，界休县治所在今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一带。
界休建置后，从秦到东汉末都属太原郡，其间新莽曾改界休为界美，东汉复名界休。三国时魏黄初二年（221年）置西河郡，界休属之。西晋改界休为介休，辖地未变，属西河国。《读史方舆纪要》记曰：“秦置介休县……汉属太原郡。晋属西河国。”西晋末年311年，匈奴军攻破晋都洛阳，俘虏晋帝，史称永嘉之乱，随后界休县废置。故，界休县存世时间为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11年前，约530年。
由此，提出本文第一个观点：邬县、平周县、界休县是介休地域曾同时存在的三个县，不存在承续关系。
界休县于西晋末年废置后，中国北方陷入战乱，纷纷扰扰一百余年，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于太和八年（484年）复置，改界休为介休，仍属西河郡。
北魏（386—534年）统治中国北方近150年间，仍属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时期，各国间征战不断，属北魏西河郡的介休县建置后，其县城地址变幻不定，县名也是朝令夕改。
《魏书·地形志》记曰：“西河郡，旧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526年）为胡贼所破。”唐元和宰相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记曰：“介休县……本秦汉之旧邑，在介山西，因名之。后魏明帝时（516—528年）为胡兵所破，至孝静帝（534—550年）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其介休县仍属汾州。”《汾州府志》（清·乾隆本）记曰：“北魏介休，不复置汉故城，其所置者在今縣东南二十五里。”
这两段话记述的历史事实是：介休县建置四十二年后，于526年县城毁于战火。又过了十余年，于东魏兴和四年（542年）前，更换地址在清代介休县城东南二十五里的地方重建了县城（平昌县析置于兴和四年）。迫于战争形势，从朔州调遣军人南下镇守，故称之为“南朔州”，驻军不介入地方行政事务。显然，“南朔州”就是今天的张壁古堡，它在建立之初，更是一个军事堡垒，但它的建立客观上宣示着介休县的存在。
这里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东魏期间，介休县城从秦汉故址（今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一带）迁移到张壁。
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观点：张壁古堡就是东魏时期的介休县城南朔州。 从北魏到东魏，其历史背景是：北魏大丞相、大将军高欢把持朝政，引发孝武帝不悦，君臣矛盾一触即发。公元534年，高欢从晋阳发二十四万大军南下，进入洛阳，迫使孝武帝西奔。高欢立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孝静帝，北魏遂分为东魏和西魏。
在和西魏对垒的过程中，高欢把大量鲜卑军人从北方迁到并州、汾州驻扎，先后在寿阳城（今寿阳县西）、受阳县（今文水县东）、六壁城（今孝义西南）、张壁建立侨置州郡。侨置是南北朝时期一个比较特殊且突出的行政建置现象，其内涵就是州郡沦陷敌手后，迁民众暂借别地重置行政，仍用旧名。
在介休故城被攻破到张壁成为新县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还有一段插曲：介休县曾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年）侨置于平阳郡（今山西洪洞县西南），属侨置西河郡。《魏书·地形志》记曰：“西河郡，旧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为胡贼所破，遂居平阳界，还置郡。领县三，户一千七百六十一，口四千九百九十七。永安孝昌中置。治白坑城。隰城孝昌中置。介休孝昌中置。”
南朔州（张壁）建成之后，东魏于兴和四年（542年）设立平昌县。《魏书·地形志》记曰：“定阳郡，兴和四年（542年）置。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八，口一千九百四十一。平昌，兴和四年置。”《读史方舆纪要》记曰：“东魏析置平昌县，兼置定阳郡。”也就是说，东魏于兴和四年分原介休县辖地设立平昌县的同时，还设立了定阳郡的行政建置。换言之，这一时期，原介休县仍在，平昌县设立后又建成了新县城，这就是现今的介休县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曰：“介休……今城东魏所置平昌县也。隋改置介休于平昌，故城遂废。”
平昌县设立后，在东魏存续的最后八年中，平昌、介休两县一直保留建制。北齐取代东魏后，将名存实亡的介休县并入永安县，这个时间节点有学者考证为天保七年（556年）。《元和郡县图志》记曰：“高齐省介休入永安县。”永安县即后世孝义县，《读史方舆纪要》记曰：“孝义县……后魏太和十七年，分置永安县。”
北齐存世仅27年，这期间介休地域只有平昌县和永安县，没有介休县。北周武帝年间（561—578年），撤南朔州重设介休县。《元和郡县图志》记曰：“周武帝省南朔州复置介休县。”张壁古堡这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介休县城，但随后北周又将定阳郡改名为介休郡，将新设的介休县并入平昌县。《隋书·地理志》记曰：“后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县入焉。”这个时间节点应当是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即公元579年，《元和郡县图志》记曰：“宣帝改介休为平昌县。”
北周宣帝即位后，其王朝仅仅维持了两年就被隋朝取代了。隋开皇十年（590年），置灵石县。《灵石县志》（明·万历本）记曰：“隋开皇十年（590年），文帝驾幸太原，傍汾河开道获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为瑞。遂于其地建设县治，割介休西南地以益之，仍属汾州。”《灵石县志》（清·嘉庆本）亦记曰：“开皇十年始割介休西南地置灵石县，隶西河郡。山西通志、介休志、邑旧志同。”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平昌县名为介休县。唐魏徵等所撰《隋书·地理志》记曰：“后魏置定阳郡平昌县。后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县入焉。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曰介休。”
由此，提出本文第三个观点：旧志所记灵石县为隋开皇十年“割介休西南地置”是不准确的。因为隋开皇十年没有介休县，只有平昌县，所以准确地说应当是：灵石县为隋开皇十年割平昌西南地置。
灵石县有高壁镇，犹如介休县有张壁古堡，都是一个时期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唐萧珙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所作《河东节度高壁镇新建通济桥记》云：“粤兹雄镇，实河东军之要津，封接蒲城，当舜夏墟之旧地。有关曰阴地，有亭曰雁归。固晋川之一隅，通汾水之千派。金城汹涌，林麓森沉。东控介峦，西连白壁，峰巅万仞，壁峭千寻，足食足兵，有威有固，则代郡雁门何越之有！”又云：“伏会兵马使清河张公领是镇，初有关城居人百姓等偕诣柳营，请创建长桥……”从这两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高壁镇范围很大，军政首领是兵马使。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代全国分为十道四十七镇，高壁镇是否为后期所设其中一镇尚待考证。
灵石既有如此重要之关隘，何以在隋代之前一直未设县的建置呢？追溯这段历史渊源，應当先从“平周故地”这一说法论起。《灵石县志》（1992年版）记曰：“灵石建县以前为介休县地域……韩赵魏三分晋地时属魏国，曾在此置平周县。”从本文前述可知，秦汉时的界休县城就设在今灵石县所属静升镇旌介村一带，也就是说，至少今灵石县地域的汾河以东地区应当为界休县属地;而平周县在介休县西五十里，今灵石县地域属平周县的最多也只能是汾河以西地区。
其实，无论是在灵石置县前还是置县后，灵石县这块地域的人文中心更倾向于河东地区。春秋有介之推归隐，秦汉有界休置县，隋唐有李世民进兵……近代，更有绵山、张壁一带都属灵石县地域，20世纪末张壁村出土的金代墓志有“汾州灵石县张壁村”即是明证。
由此，提出本文第四个观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灵石县地域的人文中心更倾向于河东。与其说灵石县为“平周故地”，倒不如说是“界休故地”更准确些。
关于灵石县地域置县前的有关记载，最为世人熟知的要数韩信墓的传说了。韩信墓在古高壁岭，即今韩信岭，墓前旧建有庙，据《灵石县志》（清·嘉庆本）记载：“韩侯岭山势奇拔，当南北之冲，为邑之咽喉也。本名高壁，相传汉高祖征陈豨于代返驻岭上，会吕后杀侯长乐宫之钟室，函首送帝所，遂葬焉。”这段文字记载的历史发生在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带兵征讨代地的陈豨后返回，驻军在高壁岭，遇到吕后在长乐宫杀韩信后派遣来刘邦军中送首级的使者，于是就将其埋葬于此。
刘邦驻军的高壁岭有秦晋古道，《灵石县志》（清·嘉庆本）载元集贤学士归旸撰《重修汉淮阴侯庙记》称其为“自汉适赵之道也”，刘邦正是沿此道北来。由秦汉及隋唐，这条古道上熙熙攘攘，发生了太多战事。比较著名的有韩信伐赵、北周武帝宇文邕伐齐、李渊南下破霍邑、刘武周南下攻唐、李世民进击宋金刚，都是取道于此。其中除李渊南下破霍邑取道汾河以西的汾州到达秦王岭外，其余战役均取道汾河以东仁义至高壁岭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这些战役的历史记述，从来就没有涉及灵石县城的只字片语。
张壁古堡
《汉书·地理志》记曰：“邬，九泽在北。”《隋书·食货志》记曰：开皇三年（583年），诏“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说明秦汉及隋唐，汾河水量甚大，可以通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曰：“……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临绝涧，盖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险也。”这样的地理形势，自然不适合开辟驿路。换言之，那时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并非陆路通途。
至于秦晋古道的具体走向，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但从前述刘邦驻军等几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首先，这几次军事行动或取道汾河以西，或取道汾河以东，唯独没有途经灵石县城，说明秦晋古道不是从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经过;其次，从古高壁岭的地理形势看，其往北便是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往东则是和高壁岭一脉相连的摩天岭，然后北向绵山脚下的绵延山地，直通介休县地域。因此，秦晋古道的走向应当是仁义古镇→古高壁岭→摩天岭→静升盆地→介休县往北。这一点，抗战初期国民党卫立煌部在摩天岭阻击日军激战七天七夜的史实也可以佐证。
由此，提出本文第五个观点：秦汉南北朝之际，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水势汹涌，并不是适合置县的区域。隋开皇十年灵石置县后，作为地处汾河河谷的蕞尔小县，也仅有县城之名，而无县城之实，灵石县的军事政治中心在高壁镇。
综上所述，史海茫茫，往事悠悠，无论是张壁古堡还是灵石县城，在岁月的长河中都担负了它们各自的历史使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弄清楚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热爱家乡故土，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从邬县、平周县、界休县说起
秦汉及晋，介休地域存在过邬县、平周县、界休县，邬县在今介休县城东北，平周县在今介休县城西，界休县在今介休县城东南。邬县建置于春秋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通史《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曰：“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在这之前，晋中一带为晋大夫祁奚的食邑。晋顷公十二年，祁奚之孙祁盈因家事被晋侯所杀。不久祁氏之田被分为七县，介休境内置邬县，封司马弥牟为邬大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记曰：“邬城县，东北二十七里。春秋时晋邑，魏献子以司马弥牟为邬城大夫。”据考证，邬县治所在今介休县城东北三十余华里处的邬城店一带。邬县建置后，从秦初直到三国末都属太原郡，西晋属太原国。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记曰：“太原郡，秦置……邬，九泽在北，是为昭馀祁，并州薮。”西晋末年（313年后），战乱频仍，邬县一度废置，到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又重置，北齐废置（550—577年）。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地形志》记曰：“邬，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九年（495年）复。”《读史方舆纪要》记曰：“邬县，属太原郡。晋及后魏因之，北齐废。”故，邬县存世时间为公元前514年到公元577年前，约1090年。
平周县建置于春秋，具体年代不详。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六国表》记曰：“魏襄王十三年（前306年），秦攻取魏曲沃，平周。”《史记·魏世家》记曰：“秦取我曲沃、平周。”《史纪正义》十三州志云：“古平周县在汾州介休县西五十里也。”以此论之，古平周县当处于今孝义市与交口县之间。
然而，现代考古发现却对上述记载提出了质疑。1980年后，相继在陕西省米脂县官庄出土带有“平周”字样的东汉画像石。同时，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米家园发现的汉代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六百余米，东西五百余米，城内出土了大量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绳纹瓦当、陶盆陶罐、铁器残片，城北两公里处还有黑鹰梁汉代墓群。故而，不少研究者认为，米家园古城很可能即是汉代西河郡平周县城。
平周县废置于何年不可考。《汉书·地理志》记曰：“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平周，鸿门，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班固的《汉书》完成于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史学界普遍认为平周县废置于东汉末期。故，平周县存世时间为公元前306年左右到公元200年左右，约500年。
界休县建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春秋末期晋置阳周县，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废，秦以阳周县故地置界休县。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记曰：“介休城在今县东南十五里，汉县治此。”《汾州府志》（清·乾隆本）记曰：“北魏介休，不复置汉故城。”这就是说，北魏之后的介休县城，和秦汉界休县城不在一个地方。据考证，界休县治所在今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一带。
界休建置后，从秦到东汉末都属太原郡，其间新莽曾改界休为界美，东汉复名界休。三国时魏黄初二年（221年）置西河郡，界休属之。西晋改界休为介休，辖地未变，属西河国。《读史方舆纪要》记曰：“秦置介休县……汉属太原郡。晋属西河国。”西晋末年311年，匈奴军攻破晋都洛阳，俘虏晋帝，史称永嘉之乱，随后界休县废置。故，界休县存世时间为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11年前，约530年。
由此，提出本文第一个观点：邬县、平周县、界休县是介休地域曾同时存在的三个县，不存在承续关系。
张壁古堡与介休县城
界休县于西晋末年废置后，中国北方陷入战乱，纷纷扰扰一百余年，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于太和八年（484年）复置，改界休为介休，仍属西河郡。
北魏（386—534年）统治中国北方近150年间，仍属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时期，各国间征战不断，属北魏西河郡的介休县建置后，其县城地址变幻不定，县名也是朝令夕改。
《魏书·地形志》记曰：“西河郡，旧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526年）为胡贼所破。”唐元和宰相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记曰：“介休县……本秦汉之旧邑，在介山西，因名之。后魏明帝时（516—528年）为胡兵所破，至孝静帝（534—550年）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其介休县仍属汾州。”《汾州府志》（清·乾隆本）记曰：“北魏介休，不复置汉故城，其所置者在今縣东南二十五里。”
这两段话记述的历史事实是：介休县建置四十二年后，于526年县城毁于战火。又过了十余年，于东魏兴和四年（542年）前，更换地址在清代介休县城东南二十五里的地方重建了县城（平昌县析置于兴和四年）。迫于战争形势，从朔州调遣军人南下镇守，故称之为“南朔州”，驻军不介入地方行政事务。显然，“南朔州”就是今天的张壁古堡，它在建立之初，更是一个军事堡垒，但它的建立客观上宣示着介休县的存在。
这里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东魏期间，介休县城从秦汉故址（今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一带）迁移到张壁。
由此，提出本文第二个观点：张壁古堡就是东魏时期的介休县城南朔州。 从北魏到东魏，其历史背景是：北魏大丞相、大将军高欢把持朝政，引发孝武帝不悦，君臣矛盾一触即发。公元534年，高欢从晋阳发二十四万大军南下，进入洛阳，迫使孝武帝西奔。高欢立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孝静帝，北魏遂分为东魏和西魏。
在和西魏对垒的过程中，高欢把大量鲜卑军人从北方迁到并州、汾州驻扎，先后在寿阳城（今寿阳县西）、受阳县（今文水县东）、六壁城（今孝义西南）、张壁建立侨置州郡。侨置是南北朝时期一个比较特殊且突出的行政建置现象，其内涵就是州郡沦陷敌手后，迁民众暂借别地重置行政，仍用旧名。
在介休故城被攻破到张壁成为新县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还有一段插曲：介休县曾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年）侨置于平阳郡（今山西洪洞县西南），属侨置西河郡。《魏书·地形志》记曰：“西河郡，旧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为胡贼所破，遂居平阳界，还置郡。领县三，户一千七百六十一，口四千九百九十七。永安孝昌中置。治白坑城。隰城孝昌中置。介休孝昌中置。”
南朔州（张壁）建成之后，东魏于兴和四年（542年）设立平昌县。《魏书·地形志》记曰：“定阳郡，兴和四年（542年）置。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八，口一千九百四十一。平昌，兴和四年置。”《读史方舆纪要》记曰：“东魏析置平昌县，兼置定阳郡。”也就是说，东魏于兴和四年分原介休县辖地设立平昌县的同时，还设立了定阳郡的行政建置。换言之，这一时期，原介休县仍在，平昌县设立后又建成了新县城，这就是现今的介休县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曰：“介休……今城东魏所置平昌县也。隋改置介休于平昌，故城遂废。”
平昌县设立后，在东魏存续的最后八年中，平昌、介休两县一直保留建制。北齐取代东魏后，将名存实亡的介休县并入永安县，这个时间节点有学者考证为天保七年（556年）。《元和郡县图志》记曰：“高齐省介休入永安县。”永安县即后世孝义县，《读史方舆纪要》记曰：“孝义县……后魏太和十七年，分置永安县。”
北齐存世仅27年，这期间介休地域只有平昌县和永安县，没有介休县。北周武帝年间（561—578年），撤南朔州重设介休县。《元和郡县图志》记曰：“周武帝省南朔州复置介休县。”张壁古堡这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介休县城，但随后北周又将定阳郡改名为介休郡，将新设的介休县并入平昌县。《隋书·地理志》记曰：“后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县入焉。”这个时间节点应当是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即公元579年，《元和郡县图志》记曰：“宣帝改介休为平昌县。”
北周宣帝即位后，其王朝仅仅维持了两年就被隋朝取代了。隋开皇十年（590年），置灵石县。《灵石县志》（明·万历本）记曰：“隋开皇十年（590年），文帝驾幸太原，傍汾河开道获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为瑞。遂于其地建设县治，割介休西南地以益之，仍属汾州。”《灵石县志》（清·嘉庆本）亦记曰：“开皇十年始割介休西南地置灵石县，隶西河郡。山西通志、介休志、邑旧志同。”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平昌县名为介休县。唐魏徵等所撰《隋书·地理志》记曰：“后魏置定阳郡平昌县。后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县入焉。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曰介休。”
由此，提出本文第三个观点：旧志所记灵石县为隋开皇十年“割介休西南地置”是不准确的。因为隋开皇十年没有介休县，只有平昌县，所以准确地说应当是：灵石县为隋开皇十年割平昌西南地置。
高壁镇与灵石县城
灵石县有高壁镇，犹如介休县有张壁古堡，都是一个时期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唐萧珙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所作《河东节度高壁镇新建通济桥记》云：“粤兹雄镇，实河东军之要津，封接蒲城，当舜夏墟之旧地。有关曰阴地，有亭曰雁归。固晋川之一隅，通汾水之千派。金城汹涌，林麓森沉。东控介峦，西连白壁，峰巅万仞，壁峭千寻，足食足兵，有威有固，则代郡雁门何越之有！”又云：“伏会兵马使清河张公领是镇，初有关城居人百姓等偕诣柳营，请创建长桥……”从这两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高壁镇范围很大，军政首领是兵马使。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代全国分为十道四十七镇，高壁镇是否为后期所设其中一镇尚待考证。
灵石既有如此重要之关隘，何以在隋代之前一直未设县的建置呢？追溯这段历史渊源，應当先从“平周故地”这一说法论起。《灵石县志》（1992年版）记曰：“灵石建县以前为介休县地域……韩赵魏三分晋地时属魏国，曾在此置平周县。”从本文前述可知，秦汉时的界休县城就设在今灵石县所属静升镇旌介村一带，也就是说，至少今灵石县地域的汾河以东地区应当为界休县属地;而平周县在介休县西五十里，今灵石县地域属平周县的最多也只能是汾河以西地区。
其实，无论是在灵石置县前还是置县后，灵石县这块地域的人文中心更倾向于河东地区。春秋有介之推归隐，秦汉有界休置县，隋唐有李世民进兵……近代，更有绵山、张壁一带都属灵石县地域，20世纪末张壁村出土的金代墓志有“汾州灵石县张壁村”即是明证。
由此，提出本文第四个观点：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灵石县地域的人文中心更倾向于河东。与其说灵石县为“平周故地”，倒不如说是“界休故地”更准确些。
关于灵石县地域置县前的有关记载，最为世人熟知的要数韩信墓的传说了。韩信墓在古高壁岭，即今韩信岭，墓前旧建有庙，据《灵石县志》（清·嘉庆本）记载：“韩侯岭山势奇拔，当南北之冲，为邑之咽喉也。本名高壁，相传汉高祖征陈豨于代返驻岭上，会吕后杀侯长乐宫之钟室，函首送帝所，遂葬焉。”这段文字记载的历史发生在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带兵征讨代地的陈豨后返回，驻军在高壁岭，遇到吕后在长乐宫杀韩信后派遣来刘邦军中送首级的使者，于是就将其埋葬于此。
刘邦驻军的高壁岭有秦晋古道，《灵石县志》（清·嘉庆本）载元集贤学士归旸撰《重修汉淮阴侯庙记》称其为“自汉适赵之道也”，刘邦正是沿此道北来。由秦汉及隋唐，这条古道上熙熙攘攘，发生了太多战事。比较著名的有韩信伐赵、北周武帝宇文邕伐齐、李渊南下破霍邑、刘武周南下攻唐、李世民进击宋金刚，都是取道于此。其中除李渊南下破霍邑取道汾河以西的汾州到达秦王岭外，其余战役均取道汾河以东仁义至高壁岭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这些战役的历史记述，从来就没有涉及灵石县城的只字片语。
《汉书·地理志》记曰：“邬，九泽在北。”《隋书·食货志》记曰：开皇三年（583年），诏“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说明秦汉及隋唐，汾河水量甚大，可以通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曰：“……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临绝涧，盖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险也。”这样的地理形势，自然不适合开辟驿路。换言之，那时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并非陆路通途。
至于秦晋古道的具体走向，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但从前述刘邦驻军等几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首先，这几次军事行动或取道汾河以西，或取道汾河以东，唯独没有途经灵石县城，说明秦晋古道不是从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经过;其次，从古高壁岭的地理形势看，其往北便是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往东则是和高壁岭一脉相连的摩天岭，然后北向绵山脚下的绵延山地，直通介休县地域。因此，秦晋古道的走向应当是仁义古镇→古高壁岭→摩天岭→静升盆地→介休县往北。这一点，抗战初期国民党卫立煌部在摩天岭阻击日军激战七天七夜的史实也可以佐证。
由此，提出本文第五个观点：秦汉南北朝之际，灵石县城所在的汾河河谷水势汹涌，并不是适合置县的区域。隋开皇十年灵石置县后，作为地处汾河河谷的蕞尔小县，也仅有县城之名，而无县城之实，灵石县的军事政治中心在高壁镇。
综上所述，史海茫茫，往事悠悠，无论是张壁古堡还是灵石县城，在岁月的长河中都担负了它们各自的历史使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弄清楚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热爱家乡故土，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