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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回广播学院，母校成立四十五周年校庆，一进校门不久，便不断面对师弟师妹合影与签名的要求。主持晚会时，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广播学院的传统，我们那时候，不管谁来，迎接他的都是质疑的问题和怀疑的眼光，而不是签名和合影。”
儿子上初中了，每当有人说起他爸爸时，他都含混其辞，而当有人问他将来是否像父亲一样当个主持人时，他总是极其不屑地回答：“拜托！我才不干那玩意儿呢！”在他眼里，做一个动漫工作者才是正当职业。
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做新闻的电视人，特殊时代背景，让我们的名气被放大了，实际上，并不该享受到明星或名人的待遇，但可惜，似乎躲不开。被娱记跟拍过几次，仅我个人，也就罢了；可某次在机场，孩子、夫人和我都被偷拍，然后堂而皇之地在杂志上刊出，这就是典型的越界。孩子，怎么可以也成为娱记猎杀的对象？对此，你可以万分愤怒，然而又能怎样呢？只希望，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要有底线。
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总是不变：“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母亲，没她就没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没它我就认不了这么多字。”
身在名利场，就要学会面对自己绝对陌生的“履历”。比如在人家的笔下，我和我夫人中间的“媒人”是一个红薯，我的普通话多亏有她的督促才能练顺口等等，似乎我谈恋爱时，一直有记录者在场，居然还能复原我们的对话。看到这些，我和夫人常常大笑道：“咱们的恋爱要是像人家写的那样就好了！”
在大学讲课，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我在最后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么时候能和您一样？”我的回答是：“在我的眼中，现在的你才是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道路可以走到我这儿，但我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到达你那儿的路，该难过的是我。”
一次做《艺术人生》，朱军问我：“要干到什么时候？”我答：“一定要干到观众恋恋不舍，自己去意已决。”旁边的杨澜插话：“千万别最后反过来，自己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
常有人因我在电视台而和我探讨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中央电视台内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主持人，甚至反而比其他台多，说明体制内也有有趣的东西，也是有机会就会生长。而至于人们所说的体制外，我总想反问一句：“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是体制外呢？”
摘自《淮河晨刊》
儿子上初中了，每当有人说起他爸爸时，他都含混其辞，而当有人问他将来是否像父亲一样当个主持人时，他总是极其不屑地回答：“拜托！我才不干那玩意儿呢！”在他眼里，做一个动漫工作者才是正当职业。
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做新闻的电视人，特殊时代背景，让我们的名气被放大了，实际上，并不该享受到明星或名人的待遇，但可惜，似乎躲不开。被娱记跟拍过几次，仅我个人，也就罢了；可某次在机场，孩子、夫人和我都被偷拍，然后堂而皇之地在杂志上刊出，这就是典型的越界。孩子，怎么可以也成为娱记猎杀的对象？对此，你可以万分愤怒，然而又能怎样呢？只希望，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要有底线。
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总是不变：“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母亲，没她就没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没它我就认不了这么多字。”
身在名利场，就要学会面对自己绝对陌生的“履历”。比如在人家的笔下，我和我夫人中间的“媒人”是一个红薯，我的普通话多亏有她的督促才能练顺口等等，似乎我谈恋爱时，一直有记录者在场，居然还能复原我们的对话。看到这些，我和夫人常常大笑道：“咱们的恋爱要是像人家写的那样就好了！”
在大学讲课，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我在最后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么时候能和您一样？”我的回答是：“在我的眼中，现在的你才是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道路可以走到我这儿，但我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到达你那儿的路，该难过的是我。”
一次做《艺术人生》，朱军问我：“要干到什么时候？”我答：“一定要干到观众恋恋不舍，自己去意已决。”旁边的杨澜插话：“千万别最后反过来，自己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
常有人因我在电视台而和我探讨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中央电视台内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主持人，甚至反而比其他台多，说明体制内也有有趣的东西，也是有机会就会生长。而至于人们所说的体制外，我总想反问一句：“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是体制外呢？”
摘自《淮河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