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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按照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准，梁漱溟都是一位很难归类的人物。他既是社会活动家又是思想家，早年信佛，又转为儒家，曾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后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先驱。皇皇八卷《梁漱溟全集》中所谈问题之多，涉猎领域之广，盖为近世学人少见。但无论换了多少个头衔，梁漱溟一生最根本的关切都丝毫未曾变过，与其他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梁先生一直魂牵梦绕的乃是晚清以来的中西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早年学佛的经历并没有让梁漱溟放弃红尘，佛教普度众生的情怀倒给了他胸怀天下的抱负。虽然乡村建设以失败告终，但梁漱溟并不后悔，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目标已经被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乡村不兴，则国家不兴。如今国家统一，中国文化便逃过了分崩离析的劫难。在中西问题上，梁漱溟的立场与新儒家、改良派、全盘西化等都不同，无论是早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都坚持认为儒家在今日中国的出路既不在科学，也不在民主，而在人生态度与修养境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