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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出自《红楼梦》的这段话，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政局动荡、王朝倾覆的最确切写照。从唐王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到赵匡胤夺权建立北宋的960年，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就涌现出都自称继承了唐王朝正统地位的五个朝代。
这五个王朝也都无力解决唐代中期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事实上，每朝的开国天子均为前朝藩镇，以武力得中原，石敬瑭更是引外族骑兵饮马黄河。黄袍加身如此容易，必然刺激更多的野心家效仿。藩镇之下的兵将，对于大帅也毫无忠诚信义，拥戴其人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财货。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五代十国期间，政治伦理已经被践踏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几乎人人信奉利益至上的丛林法则，是政治文明发生大倒退的时期。
赵匡胤的篡权手法与郭威等五代君王无异，但通过他的努力让他自己成为了这一历史阶段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最后一个借助部下拥戴、强迫前朝皇室禅让而当上的正统皇帝。
赵匡胤以及在他之后继任的赵光义，不仅剪除了割据藩镇，攻灭了唐王朝版图内除燕云十六州之外的各个割据政权，而且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改革，成功扭转了唐代中期到五代长达数百年的恶劣政治风气，即重建了中国道德秩序，让文官集团和军人团体被重新纳入到儒家政治伦理的约束范围。更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兄弟有意识搭建的政策框架，在北宋和南宋的几百年里得以有效运行，使得政治氛围相对和缓开明，文化和商业重新走向繁荣。
赵匡胤为什么能做到以上这些？学者金纲推出的《大宋帝国三百年》中的第一本《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通过回顾后唐到后周几代的王朝更替风云、评说其间的重大事件和君王将相，梳理出了多条在宋代被强力修复的动乱原因。
整个宋代，都不乏政争党争。党争之激烈，常常使得观点和利益之争，很快转化为对对手的人身攻击。但赵匡胤时代起，就形成一种所谓的习惯法，即廷争不得诛杀大臣，党争获胜方也不能对失败一方进行毁灭清算，更不能在后者流放中派刺客诛杀。这种习惯法意味着政争建立起了基本规则，有了底线。很显然，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之所以力推此底线规则，就因为他们看到了五代乃至更早以前廷争付诸杀戮，葬送秩序规则的巨大危害。书中提到了后唐宰辅安重诲因廷争冲突，擅杀重臣任圜一事，指出这样的悲剧不仅是任圜个人悲剧，更反映出礼崩乐坏的无道邦国的衰亡气象。
当然，《赵匡胤时间》并没有因为安重诲擅杀、嗜杀，而通盘否定这个历史人物。书中强调历史叙述和评价的多角度，作者公允指出，安重诲在当时还力推削藩，尽管未获成功，但基本思路在后来被赵匡胤发扬光大。中央王朝削藩，当权君王或重臣应具备胆略，更需要掌握策略。后唐闵帝李从厚急推削藩的鲁莽举动，当即就迎来了强藩反叛，以至君王身死。作者指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策略正是充分吸取了李从厚削藩教训后才完善推出的。
作者在历数五代十国时期，皇室和藩镇掠夺民财的各种劣迹后，感叹指出，“丛林原则下，他们做官做匪，已经成为惯性，他们不可能自我刹闸。这种无道邦国给民生带来的苦难，用现代政治哲学考量，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无耻而又无情的践踏。几千年世界史、中国史，已经证明一条政治哲学原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文明之始。”依此标准，宋朝国祚得以延续三百年，正是因为赵氏兄弟充分吸取了五代及更早的唐朝诸方面的历史教训，清理、祛除了统治中的诸项野蛮因素，走向了开明。
这五个王朝也都无力解决唐代中期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事实上，每朝的开国天子均为前朝藩镇，以武力得中原，石敬瑭更是引外族骑兵饮马黄河。黄袍加身如此容易，必然刺激更多的野心家效仿。藩镇之下的兵将，对于大帅也毫无忠诚信义，拥戴其人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财货。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五代十国期间，政治伦理已经被践踏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几乎人人信奉利益至上的丛林法则，是政治文明发生大倒退的时期。
赵匡胤的篡权手法与郭威等五代君王无异，但通过他的努力让他自己成为了这一历史阶段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最后一个借助部下拥戴、强迫前朝皇室禅让而当上的正统皇帝。
赵匡胤以及在他之后继任的赵光义，不仅剪除了割据藩镇，攻灭了唐王朝版图内除燕云十六州之外的各个割据政权，而且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改革，成功扭转了唐代中期到五代长达数百年的恶劣政治风气，即重建了中国道德秩序，让文官集团和军人团体被重新纳入到儒家政治伦理的约束范围。更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兄弟有意识搭建的政策框架，在北宋和南宋的几百年里得以有效运行，使得政治氛围相对和缓开明，文化和商业重新走向繁荣。
赵匡胤为什么能做到以上这些？学者金纲推出的《大宋帝国三百年》中的第一本《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通过回顾后唐到后周几代的王朝更替风云、评说其间的重大事件和君王将相，梳理出了多条在宋代被强力修复的动乱原因。
整个宋代，都不乏政争党争。党争之激烈，常常使得观点和利益之争，很快转化为对对手的人身攻击。但赵匡胤时代起，就形成一种所谓的习惯法，即廷争不得诛杀大臣，党争获胜方也不能对失败一方进行毁灭清算，更不能在后者流放中派刺客诛杀。这种习惯法意味着政争建立起了基本规则，有了底线。很显然，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之所以力推此底线规则，就因为他们看到了五代乃至更早以前廷争付诸杀戮，葬送秩序规则的巨大危害。书中提到了后唐宰辅安重诲因廷争冲突，擅杀重臣任圜一事，指出这样的悲剧不仅是任圜个人悲剧，更反映出礼崩乐坏的无道邦国的衰亡气象。
当然，《赵匡胤时间》并没有因为安重诲擅杀、嗜杀，而通盘否定这个历史人物。书中强调历史叙述和评价的多角度，作者公允指出，安重诲在当时还力推削藩，尽管未获成功，但基本思路在后来被赵匡胤发扬光大。中央王朝削藩，当权君王或重臣应具备胆略，更需要掌握策略。后唐闵帝李从厚急推削藩的鲁莽举动，当即就迎来了强藩反叛，以至君王身死。作者指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策略正是充分吸取了李从厚削藩教训后才完善推出的。
作者在历数五代十国时期，皇室和藩镇掠夺民财的各种劣迹后，感叹指出，“丛林原则下，他们做官做匪，已经成为惯性，他们不可能自我刹闸。这种无道邦国给民生带来的苦难，用现代政治哲学考量，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无耻而又无情的践踏。几千年世界史、中国史，已经证明一条政治哲学原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文明之始。”依此标准，宋朝国祚得以延续三百年，正是因为赵氏兄弟充分吸取了五代及更早的唐朝诸方面的历史教训，清理、祛除了统治中的诸项野蛮因素，走向了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