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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1期《寻根》发表陈其弟先生《“红蝇赶散”与苏北移民》一文。笔者拜读之后，收获多多。转而掩卷沉思，又觉得似有必要再唠叨补说几句，或许能把元末明初那段苏北大移民的历史说得更清楚些。
元末明初的那次苏北大移民，正如陈先生所说，“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究竟是什么外部力量迫使先民要大量移民呢？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赶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在陈先生的大作中，提到“赶散”这一历史概念时，有五六个之多，诸如洪武赶散、红巾赶散、红蝇赶散、红蜂赶散和红军赶散等。正如陈先生所说，“因此，所谓‘红蝇赶散’或‘红蜂赶散’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只能是以讹传讹罢了”。既如此，陈先生在大作中又反复使用这些概念，结果叫读者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把握才好。
笔者研究家谱几十年，陈先生文中的几种“赶散”之说，笔者都看到过。在明朝版江西鄱阳县和安徽歙县《洪氏家谱》中，笔者看到，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巾军起义，先民为避战乱被迫大规模向沿海一带迁移，称红巾赶散；第二阶段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强制先民迁移，叫作洪武赶散。陈先生在大作中对第二阶段移民说得很多也很正确，笔者不再赘述。下面笔者要说的是第一阶段大迁移，即红巾赶散。
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领导的农民起义，因头裹红巾，称红巾军。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此外在江淮地区的有郭子兴、朱元璋，在长江流域的有徐寿辉等，他们都统称红巾军。他们攻城占地，开仓济贫，都提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经过多年转战，最后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于1356年攻下集庆（今南京），1368年攻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在南京正式建立明朝。
从红巾军起义开始到明朝在南京建立，中间持续长达17年，活动范围波及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好几个省。特别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一带的水上决战，厮杀惨烈，导致数十万难民纷纷往沿海一带迁移。这期间的难民迁移，通称“红巾赶散”。因“红巾”是红巾军的简称，所以有时把“红巾赶散”说成是“红军赶散”，也能讲，但不规范。除了避红巾战乱难民迁移外，随朱元璋军队从江西、安徽顺长江打向南京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后来又流散到苏北一带，娶妻生子作为移民的一部分定居下来。
笔者家乡在苏北平原，村名就叫洪园。洪园地区方圆有几十里，洪姓人口约有五千多。我们这里的堂号有两个，一个是“鄱阳堂”，另一个是“徽敦堂”。顾名思义，鄱阳堂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的祖籍在江西鄱阳。我们这里的村民把下田干活叫“下湖”（其他姓氏也这么说），很明显这是保留了先民们的语言习惯。当初先民住在鄱阳湖一带，以捕捞鱼虾为生，每次到湖里捕捞干活就叫“下湖”。迁到苏北一带后，已无“湖”可下，但仍保留了祖先的习惯语言。江西鄱阳县有个洪家滩村，几千口村民全部姓洪，他们经常和我们这里的洪氏家族通信来往，在江西的老谱上都有明确的迁移记载。第二个堂号“徽敦堂”，意思是“徽州敦煌洪”。元末农民起义时，受战乱影响，包括安徽洪氏家族在内的很多姓氏的先民迁到苏北一带。我们这里的语言属江淮语系，和安徽口音极为接近。所以说在讲到元末明初大移民时，不能忽略“红巾赶散”那段历史。
既然正规的说法是红巾赶散和洪武赶散，为什么旧家谱上会出现多种说法呢？我想原因有两个。1.以讹传讹。古人识字人太少，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上各地方言口音不同，以致把“红巾”说成是“红缨”的也有，说成是“红鹰”的也有，说成是“红蝇”的也有，等等不一。有人在传讹的基础上又说成是“红蜂赶散”，因马蜂能蜇人，似乎能说得通。其实这些都是以讹传讹。2.避讳。朱元璋当初是带领红巾军打天下的，做了皇帝之后，平民百姓在编修家谱时，不敢再提“红巾”二字，害怕触犯朱元璋的忌讳，所以就换用别的同音字代替“巾”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正如陈先生所说，“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笔直书”。对此笔者深表赞同。
综上，今后我们再谈到元末明初苏北大移民时，最好统一用规范的说法，即红巾赶散和洪武赶散，其他种种不规范的说法不要再用，以免把那段历史搞得颠颠倒倒，混乱不清。
元末明初的那次苏北大移民，正如陈先生所说，“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究竟是什么外部力量迫使先民要大量移民呢？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赶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在陈先生的大作中，提到“赶散”这一历史概念时，有五六个之多，诸如洪武赶散、红巾赶散、红蝇赶散、红蜂赶散和红军赶散等。正如陈先生所说，“因此，所谓‘红蝇赶散’或‘红蜂赶散’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只能是以讹传讹罢了”。既如此，陈先生在大作中又反复使用这些概念，结果叫读者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把握才好。
笔者研究家谱几十年，陈先生文中的几种“赶散”之说，笔者都看到过。在明朝版江西鄱阳县和安徽歙县《洪氏家谱》中，笔者看到，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巾军起义，先民为避战乱被迫大规模向沿海一带迁移，称红巾赶散；第二阶段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强制先民迁移，叫作洪武赶散。陈先生在大作中对第二阶段移民说得很多也很正确，笔者不再赘述。下面笔者要说的是第一阶段大迁移，即红巾赶散。
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领导的农民起义，因头裹红巾，称红巾军。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此外在江淮地区的有郭子兴、朱元璋，在长江流域的有徐寿辉等，他们都统称红巾军。他们攻城占地，开仓济贫，都提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经过多年转战，最后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于1356年攻下集庆（今南京），1368年攻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在南京正式建立明朝。
从红巾军起义开始到明朝在南京建立，中间持续长达17年，活动范围波及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好几个省。特别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一带的水上决战，厮杀惨烈，导致数十万难民纷纷往沿海一带迁移。这期间的难民迁移，通称“红巾赶散”。因“红巾”是红巾军的简称，所以有时把“红巾赶散”说成是“红军赶散”，也能讲，但不规范。除了避红巾战乱难民迁移外，随朱元璋军队从江西、安徽顺长江打向南京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后来又流散到苏北一带，娶妻生子作为移民的一部分定居下来。
笔者家乡在苏北平原，村名就叫洪园。洪园地区方圆有几十里，洪姓人口约有五千多。我们这里的堂号有两个，一个是“鄱阳堂”，另一个是“徽敦堂”。顾名思义，鄱阳堂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的祖籍在江西鄱阳。我们这里的村民把下田干活叫“下湖”（其他姓氏也这么说），很明显这是保留了先民们的语言习惯。当初先民住在鄱阳湖一带，以捕捞鱼虾为生，每次到湖里捕捞干活就叫“下湖”。迁到苏北一带后，已无“湖”可下，但仍保留了祖先的习惯语言。江西鄱阳县有个洪家滩村，几千口村民全部姓洪，他们经常和我们这里的洪氏家族通信来往，在江西的老谱上都有明确的迁移记载。第二个堂号“徽敦堂”，意思是“徽州敦煌洪”。元末农民起义时，受战乱影响，包括安徽洪氏家族在内的很多姓氏的先民迁到苏北一带。我们这里的语言属江淮语系，和安徽口音极为接近。所以说在讲到元末明初大移民时，不能忽略“红巾赶散”那段历史。
既然正规的说法是红巾赶散和洪武赶散，为什么旧家谱上会出现多种说法呢？我想原因有两个。1.以讹传讹。古人识字人太少，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上各地方言口音不同，以致把“红巾”说成是“红缨”的也有，说成是“红鹰”的也有，说成是“红蝇”的也有，等等不一。有人在传讹的基础上又说成是“红蜂赶散”，因马蜂能蜇人，似乎能说得通。其实这些都是以讹传讹。2.避讳。朱元璋当初是带领红巾军打天下的，做了皇帝之后，平民百姓在编修家谱时，不敢再提“红巾”二字，害怕触犯朱元璋的忌讳，所以就换用别的同音字代替“巾”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正如陈先生所说，“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笔直书”。对此笔者深表赞同。
综上，今后我们再谈到元末明初苏北大移民时，最好统一用规范的说法，即红巾赶散和洪武赶散，其他种种不规范的说法不要再用，以免把那段历史搞得颠颠倒倒，混乱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