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国的没落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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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有事!东海有事!南海有事!
  近日,随着韩国海警扣押我渔民、日本个别人士倡议购买钓鱼岛,以及菲律宾在南海与我对峙等事件的不断发生,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领土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然而,要想细究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才能更为清晰。
  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则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的种种问题,不是一时一地之争,也非一船一兵之争,而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积性延续,这期间既有种种错失的机遇,也有勉力而为的努力。
  其中,1511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年份。
  可以说,自唐宋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中国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也在中国掌控之中——是这里的宗主国。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这一过程,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
  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300年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一则数据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间,中国至少遭受了世界列强479次的入侵,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还有港湾岛屿,更是屡遭外强蹂躏。
  海运兴,则国运兴。大国争霸的世界近代史昭示,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当选为英国首相后,还经常身着海军的制服。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危机时,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挫折是成长的代价,失败是前进的动力。在历史的汪洋中,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永远保持一帆风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换一种思维,也是一部重新走向海洋的历史。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海洋,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我们的蓝色领土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而这种转变,至今仍在延续——中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且必须是理念上的,而不仅仅是国力上的。
  海洋帝国的崛起
  大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而船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闷。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个英国使团从中国铩羽而归。失落的使臣阿美士德越来越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囚禁在这里。阿美士德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观点充满了蔑视,“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睡狮的最南端是一片蓝色。那是南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大国思维》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拜会邓小平谈到南沙主权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是的,菲律宾紧邻中国的蓝色领土,离中国的黄岩岛只有约100海里的距离。而在历史上,最迟自宋元以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及战略缓冲区。
  虽然华夏文明一直多以土为尊,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及至唐初,白村江海战,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至宋元,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更是繁荣一时。
  应该说,是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最终造就了南宋庞大的海洋帝国。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宋朝国库空虚。为摆脱“内忧外患”,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众所周知,新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正是在这次变法中推行的海外贸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为此,朝廷还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变法的失败,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然而,靠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南宋开始了——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南宋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力量的水师。这支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同时,这支水师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南下的金军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结果显而易见,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再之后,金朝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水师在黄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师的致命一击——自此,金军再也没有能力消灭偏安的南宋。
  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失海者失天下
  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这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的振聋发聩!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毫无疑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浩瀚的大海曾经是天然的屏障,护佑了中华文明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茁壮成长。但从1840年开始,这种宁静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击碎了。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呼啸而来。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堂堂天朝,为数万里之外的蛮夷所败,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了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
  1841年7月13日,正在浙江戴罪的林则徐,又将被发配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专程从扬州赶来相送。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翻译的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希望能尽快编撰成书。就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内,魏源用10年时间,编成了100卷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反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蓝图。魏源指出,国家应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
  50年后,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他认为海军就是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并将海军舰队、商船队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归纳为“海权”的三大组成要素。
  “海权论”成为了美国海上力量崛起的基石,也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行动纲领。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赞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邻国日本得到空前的重视。日本政府曾特别命令,将两书译本分发给陆军、海军、政治领袖和学校。
  但是,在大清朝,《海国图志》却一直束之高阁。直到1874年,连近邻日本也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后,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匆忙筹建水师。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这时的清朝,虽已病入膏肓,但余威犹存。北洋水师的巡航范围除了中国沿海港口,还远航至今天韩国的仁川、釜山,俄国滨海,以及南洋群岛各地……稳稳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在详细评估之后,认为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军则名列第16位。因此,当1894年,日本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主动向大清开战后,世界并不看好日本。
  当然,最后的战果众所周知,北洋水师惨败。
  事实再一次证明,没有观念的更新,只有坚船利炮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李鸿章所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海防“一日不可缓”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国人感到异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民间迅速传递到清廷,由是,大清被迫正式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海防、海权终于成为上下共同的目标。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这篇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文章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
  1906年,政务处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小日本又来侵占我东沙岛了。这激发了大清上下捍卫主权的热情。东沙岛,一个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每年在此经营的中国渔船,不下数百艘。这片海域,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的淘金宝库。但捕鱼致富的大清渔民们,并没有注意到东沙的另一个富饶资源:鸟粪。千百年累计下来的鸟粪,已经形成富含磷质的砂矿资源,是绝好的天然肥料。
  这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1901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找到了该岛,在强行驱逐中国渔民,毁坏了岛上的海神庙、兄弟所等中国渔民建筑后,他用废木料建了一个码头,并修建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小铁路,还通上了电话、水管,建立了淡水厂,盖起了日式办公室和宿舍。随后,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的军舰来到这里,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
  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他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并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
  但取证、交涉的过程是漫长的。直至1908年,端方才从日本驻宁波领事的口中套出了具体的经纬度,而此前所查的地点居然与此相差了6度纬度!
  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东沙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同时派遣“飞鹰舰”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收集了渔民们被西泽欺凌的大量证词,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这次巡视也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
  而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1909年11月19日,在东沙岛举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这是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随后,大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和“管理东沙岛委员”,一改过去仅标注在地图上的做法,开始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实际管辖。
  一步步收复海权
  1916年,刚刚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梦,孙中山就专程从上海赶到盐官镇,观赏“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近代中国,与海洋渊源最深的政治家无疑是孙中山。在短暂的5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5圈。
  谈笑间,一平如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银练。如城墙般的海浪,从遥远的天际逼来,渐移渐近,忽然化成一座横亘江心的银山。
  万马奔腾,惊雷贯耳!联想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坎坷和艰难,孙中山感慨万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16个字,如同眼前这汹涌的钱塘潮一样,振聋发聩,在东亚大陆上久久回响!
  1919年,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但遗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国的门户权依然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
  是的,弱国无海权。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日军的时候,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侵占了我南沙九岛!
  对此,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立即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
  但具荒诞意义的是,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并且,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我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战败,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将之交还给中国。
  中国开始了一步步收复海权的努力。
  1949年,在中国大陆还未获得全部解放之时,毛泽东的目光就已经转向了海洋,他奋笔疾书:“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过去帝国主义侵略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1953年,毛泽东在巡防“长江”、“洛阳”、“南昌”、“黄河”、 “广州”等舰后,留下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4天内,同样的内容书写了5次。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1958年9月4日清晨,万籁俱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在鸦片战争爆发118年后,中国人终于有能力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海权,屈辱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郑和又回来了
  事实上,即使中国不主动打开国门,“蓝色圈地运动”的刀光剑影,也早已无情地逼来。而撬动地球的,正是“流动的黑金”——石油。
  1945年初,美国在得克萨斯州沿海发现了石油。当年9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大陆架公告》,主张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公告发布后,许多沿海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
  1973年,参与制定海上“圈地运动”的“游戏规则”,成了重返国际舞台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但正是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周边一些国家加紧了对中国诸多岛屿的控制,造成了今天中国海洋权益受到侵占的事实。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日本企图侵占中国钓鱼岛领土主权的行径,中方均及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但日本变本加厉,不断制造事端,进而抢夺太平洋上的主导权。
  而在南海,岛礁的抢占更加触目惊心:越南非法占据了南沙西部海域,菲律宾非法占据了南沙东北部海域,马来西亚非法占据了南沙西南部海域……更甚者,不惜以武力与中国相对。
  1974年1月,南越西贡当局不顾中国外交部的一再声明,悍然出动军舰侵犯西沙群岛。忍无可忍,中国海军奔赴西沙……
  当然,南海的背后,又不仅仅是东南亚诸国贪婪海底石油的问题。南沙群岛陆地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整个海域面积达82.3万平方公里,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是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因此,在这些国家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美国、日本,甚至印度的身影——拥有对这片海域的控制,便有了扼人咽喉的战略要地。
  面朝大海的中国,究竟有没有能力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呢?
  1982年,从大西洋传来的轰炸声震撼了中国海。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揭开了现代海战的序幕。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这是马岛海战给未来战争的启示。
  这一年,在与中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挟马岛胜利而来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占到便宜。就在交锋开始前,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不是阿根廷。
  中国的海军建设已非昔比。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交锋后19天后的1982年10月12日,中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取得圆满成功。对此,美国《海军学会会报》评论说:“当中国宣布从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时,事情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海基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中国的海防力量一日日地强大起来。2008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建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高度着眼,实现整体转型,推进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作为马六甲海峡的前端,印度洋对中国的海洋安全,也有着同等的制约作用。因为能够切断中国能源通道的,也包括印度洋水域上的任何一点。
  亚丁湾,印度洋出入红海、地中海的必经之地。2008年12月26日下午,由“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从三亚亚龙湾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肩负重大的远程作战使命,出现在距离本土4400海里之遥的非洲之角。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惊呼:“郑和又回来了!”
  是的,在失海500年后,中国已经认识到海权、海防以及蓝色海洋的重要性,并已拥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向着海洋大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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