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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还是十多年前，我到青岛出差，去逛昌乐路文化市场。
俗话说：人各有好，女人们爱逛服装店，而像我这样的男人逛文化市场简直就不知道疲倦，当我逛到207室走进去一看，除了展示有家具、字画、瓷器及其他杂件外，几方不同规格形制的石砚映入眼帘，正是我寻找的爱物，其中一方有阮元边款、刘墉书法铭文的古砚，令我心跳加速，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方中规中矩的刷丝罗纹歙砚。用放大镜观察，款识铭文与砚融为一体，包浆一致，属于老刻。我尽量掩饰自己的冲动，坐下慢慢与老板交谈起来，得知他是前不久从一位藏家手里买到的，还有一方杨嗣昌款、孙星衍后刻铭文的端砚，一共花了五万元。他特别强调前两年他就盯上了这二方砚，人家就是不肯出让。这次若不是这位藏家急于购房，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拿到。当然我不会听他讲故事。为了验证其言的可信程度，同时对他描述的杨嗣昌砚也急于想有所了解，因杨嗣昌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地位显赫，权倾朝野。系我家乡常德人。尤其是其祖父杨时芳，民间俗称杨阁老，其父杨鹤，祖孙三代奏请皇上改扩建常德府城，捐资在今常德德山孤峰岭修建宝塔及八方楼，为民间广为流传的名士、历史有功之臣。我便装出大老板的派头，说二方砚都想要，让其陪我到他家里看看。果不其然是一方原配紫檀天地盖端砚，包浆厚重，铭文精湛，石质一流。他问我怎么样？我心里暗自估量，此人的话虽不能全信，但也绝非完全瞎编，只是苦于囊中羞涩，便对他说：东西是老的，但款与铭文不好说，你开价十万元，风险太大，也不太地道。他说两方砚最低不少于八万元。我要他单独报价，他说清砚三万元，明砚五万元，价格再不能少，俩人磨了半天，毫无松动迹象，我只好对他说考虑考虑，便起身告辞。
回到宾馆，二方砚的图像一直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来想去好东西可遇不可求，今天碰上了是我的缘分，不能错失机会，说不定明天就有识货之主捷足先登，我卡上仅有2万多元，看能不能先把店里那方阮元款砚搬动。
第二天我醒来很早，因为心里一直有一种牵挂。我到达文化市场时店门尚未打开，便一直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当在外面老远见到店老板的身影时，又不能正面迎上去，因为我明白此时心态很重要，不能让老板察觉到我志在必得的心理，否则价格是下不来的。稍等了一会我往里面走，老远瞅见东西还放在原处，便故作姿态地跟老板打招呼，上午没什么事情干，再过来瞧瞧。此时的老板比昨天还要热情，我估计有戏，便故意不急，与他闲聊，等待他开口。不出所料老板开始把话题往砚上引，他说真正聪明的人买东西，特别是古玩艺术品，不怕买得贵，只怕买不对。我的价钱高是高了一点，但奇货可居啊！我感觉到此人很精明，便诚恳地告诉他，我专门收藏砚台，可以说是嗜砚如痴。但本人只是一般国家干部，收入有限，能否先成交此方阮元款砚，等筹足了钱再来买另一方。说来说去老板心动了，告诉我前不久有人已经出价2万元他不卖，今天我们就交个朋友19000元卖给我，希望咱们常来常往，互相关照。我知道老板绝对不会做赔本买卖，但此时再啰嗦就让人看贬了，便欣然成交。
此方有“芸台抚军原题，石庵刘墉并书”铭文古砚，长20、宽12.5、高4厘米。是一方古穆庄重、具有文苑风范的刷丝罗纹精品歙砚。阳雕边框内砚堂和砚池融为一体，砚面上部深凿成一内敛椭圆形砚池，细微隆起的池口边沿线，给人感觉似有非有，体现砚雕匠人的高超技艺。砚堂明显凹陷，乃长期使用自然形成。虽有深入肌理的墨锈掩盖，但堂内一条条刷丝罗纹仍清晰可见。砚侧铭款为：“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日阮元藏”，砚背铭文为：“挹寒泉，灌良田，大有年。芸台抚军原题，石庵刘墉并书。”
从该砚款识铭文来看，涉及到两位清代名人：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扬州仪征人，为乾隆嘉庆道光名臣，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有很高造诣，撰有《十三经校刊记》、《经籍篆沽》等巨著。刘墉（1719—1804）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清廉宰相，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清乾隆嘉庆二朝重臣，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峭直敢谏闻名于世。其书法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朝最有名的帖学大家。砚背铭文即出于他的手笔，其特色圆浑软滑，若团团棉花，点画洁净讲究，粗重与纤细交织相融，骨络分明，刚毅遒劲，此砚铭文可窥一斑。
据史载：阮元做官，一身正气，忠于职守;做文严谨，推名古训，实事求是;做人尊礼崇德，宽厚仁义，行端品高。刘墉更是体恤民生，关爱百姓，嫉恶如仇，刚直不阿，是出了名的大清官。阮元在1789年二十五岁时中进士，入翰林。此时此刻刘墉早已是朝中重臣。以刘墉的权势、品德和书画“四大家”之一的名望，当然是后辈阮元仰慕的对象，这样有关民生的“挹寒泉，灌农田，大有年”词句，阮元请刘墉书之，完全在情理之中。
刘墉除了书法在历史上有地位，也是有名的藏砚大家，与同时代的纪晓岚常在一起赏砚，相互赠送写诗唱和。阮元更好藏砚，并以“九十九砚斋”名其室。共同的爱好情趣很容易使他们走到一起，此砚侧纪年款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此时的阮元已八十一岁高龄，年轻时征战沙场，各奔东西，晚年的他思念旧情，把与刘墉曾经的交往，刻之于砚缅怀故人，来追忆逝去的岁月、崇拜的长者。此砚就是他们忘年交的最好佐证。
如此一方有铭文记载刘墉、阮元交往的古砚，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它不仅给我们带来直面而来的砚之精美，刘墉书法风格的大气恢弘，更让人感受到清史上两位杰出人物的高风亮节，这就是中华砚文化所沉淀的历史文明，在一方古砚上地地道道地展现。
另一方杨嗣昌孙星衍款铭的端砚，其实我更爱。因为于前所述它与家乡常德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事隔一年多我筹足钱再与其联系却早已易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如若我能得到此砚，等到耄耋之年，把它捐献给常德博物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俗话说：人各有好，女人们爱逛服装店，而像我这样的男人逛文化市场简直就不知道疲倦，当我逛到207室走进去一看，除了展示有家具、字画、瓷器及其他杂件外，几方不同规格形制的石砚映入眼帘，正是我寻找的爱物，其中一方有阮元边款、刘墉书法铭文的古砚，令我心跳加速，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方中规中矩的刷丝罗纹歙砚。用放大镜观察，款识铭文与砚融为一体，包浆一致，属于老刻。我尽量掩饰自己的冲动，坐下慢慢与老板交谈起来，得知他是前不久从一位藏家手里买到的，还有一方杨嗣昌款、孙星衍后刻铭文的端砚，一共花了五万元。他特别强调前两年他就盯上了这二方砚，人家就是不肯出让。这次若不是这位藏家急于购房，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拿到。当然我不会听他讲故事。为了验证其言的可信程度，同时对他描述的杨嗣昌砚也急于想有所了解，因杨嗣昌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地位显赫，权倾朝野。系我家乡常德人。尤其是其祖父杨时芳，民间俗称杨阁老，其父杨鹤，祖孙三代奏请皇上改扩建常德府城，捐资在今常德德山孤峰岭修建宝塔及八方楼，为民间广为流传的名士、历史有功之臣。我便装出大老板的派头，说二方砚都想要，让其陪我到他家里看看。果不其然是一方原配紫檀天地盖端砚，包浆厚重，铭文精湛，石质一流。他问我怎么样？我心里暗自估量，此人的话虽不能全信，但也绝非完全瞎编，只是苦于囊中羞涩，便对他说：东西是老的，但款与铭文不好说，你开价十万元，风险太大，也不太地道。他说两方砚最低不少于八万元。我要他单独报价，他说清砚三万元，明砚五万元，价格再不能少，俩人磨了半天，毫无松动迹象，我只好对他说考虑考虑，便起身告辞。
回到宾馆，二方砚的图像一直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来想去好东西可遇不可求，今天碰上了是我的缘分，不能错失机会，说不定明天就有识货之主捷足先登，我卡上仅有2万多元，看能不能先把店里那方阮元款砚搬动。
第二天我醒来很早，因为心里一直有一种牵挂。我到达文化市场时店门尚未打开，便一直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当在外面老远见到店老板的身影时，又不能正面迎上去，因为我明白此时心态很重要，不能让老板察觉到我志在必得的心理，否则价格是下不来的。稍等了一会我往里面走，老远瞅见东西还放在原处，便故作姿态地跟老板打招呼，上午没什么事情干，再过来瞧瞧。此时的老板比昨天还要热情，我估计有戏，便故意不急，与他闲聊，等待他开口。不出所料老板开始把话题往砚上引，他说真正聪明的人买东西，特别是古玩艺术品，不怕买得贵，只怕买不对。我的价钱高是高了一点，但奇货可居啊！我感觉到此人很精明，便诚恳地告诉他，我专门收藏砚台，可以说是嗜砚如痴。但本人只是一般国家干部，收入有限，能否先成交此方阮元款砚，等筹足了钱再来买另一方。说来说去老板心动了，告诉我前不久有人已经出价2万元他不卖，今天我们就交个朋友19000元卖给我，希望咱们常来常往，互相关照。我知道老板绝对不会做赔本买卖，但此时再啰嗦就让人看贬了，便欣然成交。
此方有“芸台抚军原题，石庵刘墉并书”铭文古砚，长20、宽12.5、高4厘米。是一方古穆庄重、具有文苑风范的刷丝罗纹精品歙砚。阳雕边框内砚堂和砚池融为一体，砚面上部深凿成一内敛椭圆形砚池，细微隆起的池口边沿线，给人感觉似有非有，体现砚雕匠人的高超技艺。砚堂明显凹陷，乃长期使用自然形成。虽有深入肌理的墨锈掩盖，但堂内一条条刷丝罗纹仍清晰可见。砚侧铭款为：“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日阮元藏”，砚背铭文为：“挹寒泉，灌良田，大有年。芸台抚军原题，石庵刘墉并书。”
从该砚款识铭文来看，涉及到两位清代名人：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扬州仪征人，为乾隆嘉庆道光名臣，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有很高造诣，撰有《十三经校刊记》、《经籍篆沽》等巨著。刘墉（1719—1804）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清廉宰相，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清乾隆嘉庆二朝重臣，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峭直敢谏闻名于世。其书法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朝最有名的帖学大家。砚背铭文即出于他的手笔，其特色圆浑软滑，若团团棉花，点画洁净讲究，粗重与纤细交织相融，骨络分明，刚毅遒劲，此砚铭文可窥一斑。
据史载：阮元做官，一身正气，忠于职守;做文严谨，推名古训，实事求是;做人尊礼崇德，宽厚仁义，行端品高。刘墉更是体恤民生，关爱百姓，嫉恶如仇，刚直不阿，是出了名的大清官。阮元在1789年二十五岁时中进士，入翰林。此时此刻刘墉早已是朝中重臣。以刘墉的权势、品德和书画“四大家”之一的名望，当然是后辈阮元仰慕的对象，这样有关民生的“挹寒泉，灌农田，大有年”词句，阮元请刘墉书之，完全在情理之中。
刘墉除了书法在历史上有地位，也是有名的藏砚大家，与同时代的纪晓岚常在一起赏砚，相互赠送写诗唱和。阮元更好藏砚，并以“九十九砚斋”名其室。共同的爱好情趣很容易使他们走到一起，此砚侧纪年款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此时的阮元已八十一岁高龄，年轻时征战沙场，各奔东西，晚年的他思念旧情，把与刘墉曾经的交往，刻之于砚缅怀故人，来追忆逝去的岁月、崇拜的长者。此砚就是他们忘年交的最好佐证。
如此一方有铭文记载刘墉、阮元交往的古砚，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它不仅给我们带来直面而来的砚之精美，刘墉书法风格的大气恢弘，更让人感受到清史上两位杰出人物的高风亮节，这就是中华砚文化所沉淀的历史文明，在一方古砚上地地道道地展现。
另一方杨嗣昌孙星衍款铭的端砚，其实我更爱。因为于前所述它与家乡常德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事隔一年多我筹足钱再与其联系却早已易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如若我能得到此砚，等到耄耋之年，把它捐献给常德博物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