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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祖科提公园的星星之火正在向整个美利坚大陆燎原。这把火，由东往西蔓延，愈烧愈旺，据称已有上千个大小城市“熊熊燃烧”起来。
从最初几十个人的街头示威，演变成如今数万人群起响应的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俨然成为当下美国最富煽动性的战斗檄文。
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一切”，何以一个无组织、无领袖，结构松散、诉求混乱的微型示威活动，在短短十数天内生成为席卷全美的“狂潮”？
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政府“劫贫济富”激怒了民众，也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低迷的经济现状、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让人们无法忍受。但是在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高企等经济表象的背后，萧条时代的社会心理危机或许可以给这场杂乱无章的抗议风潮以合理解释——因为生活日益艰难、前景黯淡，使得整个社会弥散着恐慌和不满。在社会情绪处于失控的临界点时，华尔街点起了第一把火，于是火烧连营。
对现状不满
有人说，经济危机洗劫的不只是人们的钱袋，还有他们的心灵，假如社会心理耐受的那根神经断裂，经济危机就将无可挽回地变成一场大的社会危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在危机开端，大多数人并无切身的体验。然而当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渐扩散至整个社会时，人们的恐慌和不满情绪也就开始蔓延。然后从最初的恐慌、激愤、易怒，再进入到漫长的忍耐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和社会的任何瑕疵都可能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疾呼改革以寻求生活希望的导火索。
近年来美国“茶党”重生，并迅猛发展可谓明证。所谓的茶党发端于1773年，当时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政策，愤怒的美国波士顿民众把英国东印度公司3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海湾。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暴政的开始，参加者遂被称之为茶党（Tea Party）。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选择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的政策，并违背减税的竞选承诺，积极推行总额达1.9万亿的增税方案。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人，本已对生存现状产生不满，奥巴马此时提出增税计划自然引起巨大争议，突破了社会忍受的底线。2009年2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主持人桑特利在节目中表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政策，并呼吁茶党再现，这个倡议很快在整个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茶党重生。
此后，茶党抓住部分民众对奥巴马政府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争议的施政方针，如救市政策和对金融业的强力管控等存在的不满心理，在各种场合发起抨击和抗议活动。抗议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规模不断升级，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波及全美750个城市，参加人数高达200万人，这使得其被视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
然而茶党运动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理念并非为多元化的美国民众所接受。在茶党运动中被压抑的左翼民众和团体也在积极寻求利益表达的机会。加拿大非营利杂志《广告克星》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活动，正中左翼下怀。于是在思想和组织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卷入了这场为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
“他们知道美国出现了问题，制度也不再运转良好，他们希望通过抗议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美裔副教授约瑟夫·迈哈内（Josef Mahoney）这样向《新民周刊》描述“占领华尔街”的盲动性，他的一个学生现在是这场运动的地区召集人。
他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和“茶党运动”有着显著区别——前者偏左、组织无序、诉求杂乱，而后者右翼色彩浓烈，目标明确、领导有力，但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美国社会对现状不满的一次集体性宣泄。
其实，正如《大萧条时代》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对于那些正在穿越大萧条的人们来说，他们并不会过多地关怀所处的社会、国家和时代。他们所感知的更多的是“艰难时世”对于他们自身的压迫。他们所体验到的往往仅仅是个体和家庭失业的危险，节衣缩食、失去汽车和房屋的窘迫，身份的下降，以及顾虑自身安全与保障等。面对日渐衰败的生活或者遭遇生存危机，人们常失去理性，并滋生恐慌和不满。这个时候他们也很容易受到鼓动和诱惑而盲目地投入到一场运动中去。
民众对生活和未来过度恐慌的心理可能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对于这种萧条时期的社会心理危机，罗斯福在1933年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曾有句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动乱因子集聚
在3年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绝大多数美国人心中更多的或许是希望而非绝望。这不仅由于大众对危机的认知有一个滞后过程，还因为他们有一位誓言用“改变”来拯救美国的新总统。
奥巴马从来都不缺乏鼓动社会的才华，他的激情四溢、雄心勃勃、信誓旦旦确实曾给美国人带来过希望和憧憬。其竞选口号“是改变的时候了”和当选的演讲名言“是的，我们能”一度是最流行的口头语。
但是基于分权和制衡理念所设计的美国政治制度，适合常态管理，却并不适合改革维新。而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并存竞争的党派制度更增加了变革的难度。因为，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一方的改革倡议都有可能会因为党派利益而被对方扼杀——即使这种改革本身可能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鸿篇巨制的改革变得困难重重，而最为常见的，则是各种经过多次协商、妥协的小修小补型改革法案在国会的通过。
于是，奥巴马当年鼓舞人心的变革宏图，经过三年政治博弈的风吹雨打早已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从救市方案、增税计划到医保改革再到如今的就业法案，奥巴马的施政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必伴随着相当程度的妥协。
时至今日，由于受到党内外重重阻力，改革力度有限的奥巴马政府，尽管主动调整内政外交战略方针，并且出台了不少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法案。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仍然陷入了持续的低迷和衰退，这也导致社会动荡因子不断累积。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家庭收入因经济低迷大幅缩水，以及不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新增100多万，美国贫困人口数量2010年创下该数据自52年前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数据显示，4620万美国人2010年位于贫困线以下。2010年也是美国贫困人口数量连续增长的第三年，贫困率上升至15.1%，达到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
与贫困人口相对应的是高失业率的持续攀升。7至9月，美国失业率连续保持在9.1%的高位。甚至有专家认为，美国实际失业率上更高，可能达到了15%左右。其中青年人的处境更不容乐观。据统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接近20%，是危机前的两倍。青年占美国劳动力人口13%，却占总失业人口的26%。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分析，由于美国就业创造是个缓慢、滞后的过程，即使政府采取措施，美国青年就业形势在未来10到15年里仍不容乐观。
经济状况日益拮据，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美国人要么合租房屋，要么搬回家与父母同住。年龄在25岁至34岁的群体，去年春天仍与父母同住的人数为590万，比2007年衰退正式开始时增加25.5%。如果这些人独立生活，接近半数将归入贫困群体。
美国底层人的贫困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长期失业，也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房屋因为还不起贷款，被法院拍卖，因此不得不流离失所。迫于无奈，他们纷纷在空地上搭帐篷露宿，于是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帐篷城”。“帐篷城”居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日三餐多半靠附近的餐厅和食品店施舍。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沦落到“帐篷居民”的境地，但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在经受煎熬。“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分为两部分：上层富人依旧富有，然而中产和工人阶级却在遭受生活品质滑坡的痛苦。而随着美国霸权主义的衰落，美国人也逐渐发现他们不得不与中国、印度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展开生存竞争。”面对国家和个人遭遇的前后巨大落差，约瑟夫·迈哈内认为“美国人发自内心地抗拒和讨厌这样的事实”。
中低阶层对现状的不满、对前途的迷茫使得美国社会的动乱因子在不断聚集，并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噱头爆发。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茶党和此次“占领华尔街”会从零散的、小规模的示威活动在短期内发展为全国性抗议运动。
从最初几十个人的街头示威，演变成如今数万人群起响应的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俨然成为当下美国最富煽动性的战斗檄文。
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一切”，何以一个无组织、无领袖，结构松散、诉求混乱的微型示威活动，在短短十数天内生成为席卷全美的“狂潮”？
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政府“劫贫济富”激怒了民众，也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低迷的经济现状、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让人们无法忍受。但是在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高企等经济表象的背后，萧条时代的社会心理危机或许可以给这场杂乱无章的抗议风潮以合理解释——因为生活日益艰难、前景黯淡，使得整个社会弥散着恐慌和不满。在社会情绪处于失控的临界点时，华尔街点起了第一把火，于是火烧连营。
对现状不满
有人说，经济危机洗劫的不只是人们的钱袋，还有他们的心灵，假如社会心理耐受的那根神经断裂，经济危机就将无可挽回地变成一场大的社会危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在危机开端，大多数人并无切身的体验。然而当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渐扩散至整个社会时，人们的恐慌和不满情绪也就开始蔓延。然后从最初的恐慌、激愤、易怒，再进入到漫长的忍耐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和社会的任何瑕疵都可能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疾呼改革以寻求生活希望的导火索。
近年来美国“茶党”重生，并迅猛发展可谓明证。所谓的茶党发端于1773年，当时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政策，愤怒的美国波士顿民众把英国东印度公司3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海湾。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暴政的开始，参加者遂被称之为茶党（Tea Party）。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选择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的政策，并违背减税的竞选承诺，积极推行总额达1.9万亿的增税方案。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人，本已对生存现状产生不满，奥巴马此时提出增税计划自然引起巨大争议，突破了社会忍受的底线。2009年2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主持人桑特利在节目中表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政策，并呼吁茶党再现，这个倡议很快在整个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茶党重生。
此后，茶党抓住部分民众对奥巴马政府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争议的施政方针，如救市政策和对金融业的强力管控等存在的不满心理，在各种场合发起抨击和抗议活动。抗议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规模不断升级，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波及全美750个城市，参加人数高达200万人，这使得其被视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
然而茶党运动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理念并非为多元化的美国民众所接受。在茶党运动中被压抑的左翼民众和团体也在积极寻求利益表达的机会。加拿大非营利杂志《广告克星》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活动，正中左翼下怀。于是在思想和组织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卷入了这场为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
“他们知道美国出现了问题，制度也不再运转良好，他们希望通过抗议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美裔副教授约瑟夫·迈哈内（Josef Mahoney）这样向《新民周刊》描述“占领华尔街”的盲动性，他的一个学生现在是这场运动的地区召集人。
他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和“茶党运动”有着显著区别——前者偏左、组织无序、诉求杂乱，而后者右翼色彩浓烈，目标明确、领导有力，但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美国社会对现状不满的一次集体性宣泄。
其实，正如《大萧条时代》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对于那些正在穿越大萧条的人们来说，他们并不会过多地关怀所处的社会、国家和时代。他们所感知的更多的是“艰难时世”对于他们自身的压迫。他们所体验到的往往仅仅是个体和家庭失业的危险，节衣缩食、失去汽车和房屋的窘迫，身份的下降，以及顾虑自身安全与保障等。面对日渐衰败的生活或者遭遇生存危机，人们常失去理性，并滋生恐慌和不满。这个时候他们也很容易受到鼓动和诱惑而盲目地投入到一场运动中去。
民众对生活和未来过度恐慌的心理可能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对于这种萧条时期的社会心理危机，罗斯福在1933年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曾有句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动乱因子集聚
在3年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绝大多数美国人心中更多的或许是希望而非绝望。这不仅由于大众对危机的认知有一个滞后过程，还因为他们有一位誓言用“改变”来拯救美国的新总统。
奥巴马从来都不缺乏鼓动社会的才华，他的激情四溢、雄心勃勃、信誓旦旦确实曾给美国人带来过希望和憧憬。其竞选口号“是改变的时候了”和当选的演讲名言“是的，我们能”一度是最流行的口头语。
但是基于分权和制衡理念所设计的美国政治制度，适合常态管理，却并不适合改革维新。而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并存竞争的党派制度更增加了变革的难度。因为，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一方的改革倡议都有可能会因为党派利益而被对方扼杀——即使这种改革本身可能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鸿篇巨制的改革变得困难重重，而最为常见的，则是各种经过多次协商、妥协的小修小补型改革法案在国会的通过。
于是，奥巴马当年鼓舞人心的变革宏图，经过三年政治博弈的风吹雨打早已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从救市方案、增税计划到医保改革再到如今的就业法案，奥巴马的施政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必伴随着相当程度的妥协。
时至今日，由于受到党内外重重阻力，改革力度有限的奥巴马政府，尽管主动调整内政外交战略方针，并且出台了不少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法案。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仍然陷入了持续的低迷和衰退，这也导致社会动荡因子不断累积。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家庭收入因经济低迷大幅缩水，以及不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新增100多万，美国贫困人口数量2010年创下该数据自52年前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数据显示，4620万美国人2010年位于贫困线以下。2010年也是美国贫困人口数量连续增长的第三年，贫困率上升至15.1%，达到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
与贫困人口相对应的是高失业率的持续攀升。7至9月，美国失业率连续保持在9.1%的高位。甚至有专家认为，美国实际失业率上更高，可能达到了15%左右。其中青年人的处境更不容乐观。据统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接近20%，是危机前的两倍。青年占美国劳动力人口13%，却占总失业人口的26%。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分析，由于美国就业创造是个缓慢、滞后的过程，即使政府采取措施，美国青年就业形势在未来10到15年里仍不容乐观。
经济状况日益拮据，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美国人要么合租房屋，要么搬回家与父母同住。年龄在25岁至34岁的群体，去年春天仍与父母同住的人数为590万，比2007年衰退正式开始时增加25.5%。如果这些人独立生活，接近半数将归入贫困群体。
美国底层人的贫困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长期失业，也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房屋因为还不起贷款，被法院拍卖，因此不得不流离失所。迫于无奈，他们纷纷在空地上搭帐篷露宿，于是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帐篷城”。“帐篷城”居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日三餐多半靠附近的餐厅和食品店施舍。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沦落到“帐篷居民”的境地，但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在经受煎熬。“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分为两部分：上层富人依旧富有，然而中产和工人阶级却在遭受生活品质滑坡的痛苦。而随着美国霸权主义的衰落，美国人也逐渐发现他们不得不与中国、印度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展开生存竞争。”面对国家和个人遭遇的前后巨大落差，约瑟夫·迈哈内认为“美国人发自内心地抗拒和讨厌这样的事实”。
中低阶层对现状的不满、对前途的迷茫使得美国社会的动乱因子在不断聚集，并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噱头爆发。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茶党和此次“占领华尔街”会从零散的、小规模的示威活动在短期内发展为全国性抗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