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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有一个作家梦”。这是很多作家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经常说的话。显然，我用这句话做这篇文章的开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平淡。可是，当我于2007年2月27日（正月初十）这天下午薄暮十分离开北京郊区望泉寺村，看着那家家亮起的灯光和街门两侧高高悬挂的大红春联时，我的心头还是不由想起了这句话。因为，就在十几分钟前，村里文学社的农民朋友们在座谈时几乎人人都重复过这样一句话。
是啊，文艺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乡村蕴藏着无数文学的宝藏。过去，我们曾出现许多描写农村的文坛巨匠：鲁迅、茅盾、沈从文、柳青、丁玲、赵树理、周立波、马烽、孙犁、浩然、刘绍棠、周克芹、路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乡土文学史，或者说是中国乡村史。想想吧，只要想到20世纪的一段历程，在我们的脑海里准会出现一位或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品。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这，也是我走进望泉寺文学社的动力。
一个在北京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正播放“2006寻找北京最美丽的乡村”评选揭晓颁奖典礼。我注意到，在获奖的10个村庄里，没有望泉寺村。如果以此为标准，可以肯定的说，望泉寺村在北京郊区还不属于最美丽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的这次采访不够突出不够典型呢？我想，先不急于回答。
望泉寺村不算小，现有居民700余户近3000口人，流动人口4000余人。其隶属北京顺义区仁和镇，西距北京城30公里，紧临京平高速公路。按说规模、地理位置够醒目的了吧，可是在北京的地图上你却很难找得到。道理很简单，你再大，可你没名啊！如果你问顺义的名牌企业燕京啤酒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恐怕人们都知道在顺义，甚至可以告诉你在顺义的哪个方向哪个路段上。
要说望泉寺一点名都没有，那也不实际。我很早就知道望泉寺有个乡土文学作家叫王克臣，他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六七部，计200万字，著名作家浩然称之为“热情洋溢的乡村歌手”。我与王克臣相识于十几年前，他过去在仁和镇党委办公室工作，长期住在望泉寺村。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地址永远留的是望泉寺16号。可见，他对望泉寺村有多么的热爱。
望泉寺原名玉泉寺，顾名思义，过去肯定与寺有关系。在“文革”前，村北确实有一座古寺，只可惜在“文革”中被拆除了。望泉寺村自明朝朱棣年间开始建村，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名门望族，更不曾有过高官文人雅士。几百年来，勤劳朴实的农民用双手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春种秋收。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望泉寺人像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浪潮当中，经商、务农、兴办村办企业、搞建筑、运输、劳动力输出以及到城里跑出租等等，可谓百业俱兴。可是，自上世纪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城市化的改造以及当地的农业政策调整后，过去的观念、生产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村里突出的主要矛盾开始呈现出来：一是人口越来越多与土地等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的矛盾；二是农民对收入的增长及各种福利的要求与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矛盾；三是农民对劳动就业与就业机会少的矛盾；四是在物质生活相对得到保障与精神文化生活单调及社会生活稳定的矛盾。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关键取决于村里支委会和村委会两委班子。
村里现任党支部书记刘绍彬和村委会主任王克民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走马上任。作为两委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从上任之初，就开始琢磨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本村特色的创新之路。根据本村及周边农村发展的现状，经过向有关专家请教，两委班子最终选择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子。用刘绍彬书记发表在《农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我们播种文化”。
草长莺飞的《绿港文学》
我们无据可查中国最早的文学社创建于何时，但我们知道有相当多的作家、诗人最早都组织、参加过各种文学社。所谓“文学社”，就是一些热爱文学的人自愿结合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在文学空前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80年代，我国各地的文学社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文学社一般诞生在校园、农村和工厂，少则五六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按法律规定，结社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但就大多数文学社而言，因其松散，且搞的是文学，而且作品大都不曾公开发表，也就不登记了。地方管理部门，对此也就默许。
但望泉寺文学社却不同，他们是正式由顺义区民政局批准注册的，其挂靠主管单位是仁和镇政府。据我所知，这样如此正规的文学社在全国还不多见。望泉寺村所以要创建文学社，既有以王克臣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和受他们影响而出现的文学创作群体的需要，同时也是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班子要“积极投身文化产业，在村民中不断进行文艺绿化”工作的需要。
不论是创办哪个文学社，其标志性的东西一定是文学社的会刊。2006年3月16日，望泉寺文学社在村里正式挂牌成立，参加人数达68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其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只有14岁，有的竟然是一家三口。爱好写作是好事，可写完了到哪儿去发表呢？给正式的报刊投稿，恐怕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胆量。这种心理不是望泉寺人独有的，大凡从事业余写作的人最初都有这个心理。在我国的3000多个县（区）文联，绝大多数都有个以专发业余作者作品为己任的内部刊物，也有的由当地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主办。像北京通州区文联主办的《运河》、河北三河市文联主办的《苍生文学》、陕西延川县文联主办的《山花》等刊物由于有专人专款，办刊思想明确，在当地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也为当地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作家。顺义，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人们多年来一直希望她能在文化文学上也有所突破。
这就不能不提到王克臣。在北京郊区1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有几个知名的作家，他们大都在区县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工作，不论是自己写作，还是从事其他活动，都有一定的方便条件。但王克臣不同，他在镇机关工作，属一般干事，没有这样那样的实权，他所会的就是写作。据说他的农转非指标还是因为1990年出版了小说集后，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特批的。不在县上工作，不等于没有名气。提起王克臣的名字，在顺义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很多单位请王克臣去讲课。讲完课，作者们便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希望他给指点指点。说是指点，一是指就作品说作品的得失，另一是希望通过王克臣能推荐出去发表。
2000年，年满60岁的王克臣从镇上退休。其时，正逢一家药业公司聘请他担任企业内部刊物的主编，王克臣跟公司的老板说：“您给我个人的工资高低都好说，但您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刊物中要允许我开办一个文学栏目，专登顺义地区作者的作品。”为了使这个栏目落到实处，王克臣还亲自跑到河北三河县著名作家浩然的家中，让浩然为这家企业刊物题写了刊名。2002年6月，顺义大方职业学校为丰富校园文化，决定办一本文学刊物《大方文艺》。在选择由谁来担任主编人选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名望所归的王克臣。对此，王克臣不但不推脱，反而欣然接受。他觉得，放弃原来的刊物，而专心致力于对青少年文学的培养，可谓功德无量，文学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干就是15期。2005年7月，已经65岁的王克臣感到岁月不饶人，他必须趁着身体还硬朗，抓紧时间要为顺义的文学事业开辟一块阵地。几经考虑，在几位友人的帮助下，他以个人的名义创办了文学双月刊《绿港文学》。王克臣在“发刊词”和“编后记”写了很多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三句分别引自三位名人的话，很是催人奋进，即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左拉说：“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罗曼·罗兰说：“人生就是战斗。”
《绿港文学》创刊后，先后推出“潮白河儿女”“仁和人”“绿港春秋”“顺义英烈”“北京作家”等颇具地方特色的栏目，引起顺义各界以及北京文学界的关注。当然，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望泉寺人。因为这个刊物是望泉寺人——他们自己的作家王克臣一个人在家办的刊物。在望泉寺人当中，还有几个特别关注王克臣和《绿港文学》的人：村党支部书记刘绍彬、村委会主任王克民、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学田、支委刘静敏以及两委班子其他成员。以前，在他们眼中，他们只知道王克臣是作家，在顺义，甚至在北京郊区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也知道王克臣退休后一直在外边办刊物。但他们还不曾想到，该怎样把王克臣的文学创作和《绿港文学》同村里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使望泉寺村两委班子认识到，要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首先要做新农民，新农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有文化。由此，他们逐渐有了一个通过成立文学社，带动村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最终促进经济和精神两个轮子协调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目标。
2006年3月16日村里正式成立文学社后，文学社的成员除了开展个人写作外，还积极投入到体育、文娱活动当中，使村里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家庭和睦蔚然成风。为了让文学社成员的作品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阵地，2007年1月18日，在村民代表大会上，经全体代表投票表决通过，正式接受《绿港文学》为望泉寺文学社的会刊。为此，在今年第一期的《绿港文学》特意开了“望泉寺文学社作品”专栏。应该说，这一创举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就难怪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授何镇邦先生到望泉寺考察后，激动之余，欣然为之题写“文学第一村”了。
文化大院深几许
我这里所说的文化大院并不是空泛的概念。我到望泉寺采访的这天上午，是个阴天，冷风飕飕，当到达村委会门口时，王克民主任说先到办公室坐坐吧。我往右边的院子门里一望，只见正前方一面高大的影壁上白底黑字赫然书写着“文学第一村”几个大字。走进五六米，右侧的墙上则记载着望泉寺村的由来、变迁和远景。我对王主任说，咱们到里边看看吧。王主任说也好，这是村里的文化大院，您先看看，可以增加感性认识。
在农村，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几乎家家都有个院子。过去，人们习惯把生产队办公的院子称为队部。望泉寺村的这个大院，原来只有几间陈旧的瓦房，是做库房用的，一般也派不上多大用场。村里成立文学社后，村里的文娱、体育活动逐渐多了起来，村民普遍反映没有像样的活动场所。
“村里其他的建设项目可以暂时往后推推，但建文化大院这事势在必行。”2006年7月，在仁和镇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村里拨出专款修建了文化大院，院子当中为体育、休闲场所，房屋分为容500人的小剧场一座，另辟图书室、书画室、电脑室和《绿港文学》编辑部。
新年前夕，文学社组织专家为楹联爱好者讲了如何写春联。想不到这个活动震动了全村。在小剧场的墙上，我亲眼目睹了村里人自己书写自己创作的一副副春联，虽然时间已是正月初十，可那油墨还飘着芳香呢！王克民说，开始他们也没有组织村民写春联的想法，他们只是将买好的春联每家给送一副。兴许是望泉寺人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尤其是成立文学社后，人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有人对村里送的春联有些不满意，认为那对联上的词虽然也不错，但千篇一律，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心情，不如自己来写。见村里人有这个热情，村领导便找到王克臣等几位善于写春联的“专家”，希望他们能集中给讲讲如何写春联。本来只是说说，哪料想讲座时竟有几十人参加。见群众如此热情参与，村里因势利导，又决定举办首届征联评比活动。
“你是村委会主任，又是文学社的秘书长，你参加了吗？”我问王克民。
“参加了。不过我是参赛不参评。”王克民从小受二哥王克臣的影响，一直喜爱文学。他连续几年都参加顺义区电视台举办的征联大赛，今年获得二等奖，“村里这次征联活动，效果非常好，共有436人参加，创作467副，搜集962副，共计1429副。”
村党支部书记刘绍彬送给我一本用红色春联纸装订成册的《望泉寺文学社春联征集册》，里边打印整齐地将村民们创作的春联按奖次顺序一一登记。我隔三差五地看了一些，发现村民们写的还真有水平，既有乡土气息，也有时代气息。现摘录几副，以飨读者：
文学春风吹拂潮白热土滴翠绿
创意产业滋养绿港作品飘清香
昔日赌博汉纳良言悬崖勒马
今朝致富人献爱心捐助灾民
老司机学习新交规遵纪守法
新同志不忘讲安全各行其道
大扫帚一天两遍街道干干净净
红袖标街上常看村中安安全全
吃鸡鸭鱼肉修马路住楼房提高物质品位
背唐诗宋词学文化搞创意升华精神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逐条去欣赏这些春联，我也不可能挨门挨户去看，但我的心无时不被感染着。我想这决不是由于我出身农家，有过在乡镇工作的经历。此刻，小剧场的舞台上静悄悄的，你很难看出就在十天前这里还举办过两场由望泉寺人自编自演的晚会。看着那简单印制的节目单、歌片，你也可能看不出这些东西背后产生的热烈。可是，我却能感觉得到：“我家买了新汽车呀/全家人脸上笑嘻嘻呀/送走南来北往的客呀/文明的哥儿数第一呀……”（歌曲《歌唱我家变化大》）“一轮那红日呦出东方那嗨/俺村一片新气象哎/八个大嫂起得早/一人一把大扫帚/去干啥？扫街道！”（表演唱《八个大嫂夸俺村》）
从小剧场出来，我又走到大院的中央。地上的洋灰地显然不是新的，有的地方已经干裂。王克民说，不要小看这有些破旧的地面，每当村里有活动，或者天气好时，院子里便会有很多人聚会，唱歌、扭秧歌，还有打球、拔河，你看中间这块磨凹的地面，就是拔河拔的。
“村里的文化活动这样多，肯定也吸引不少在村里居住的外地人。望泉寺村本村人口不到三千人，而流动人口却有四千多人。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管理，肯定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我问王克民。
“是这样，村里的活动确实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参加。我们一般不分内外，除非是大型活动，我们才适当优先本村人。外地人来望泉寺，他们也在给望泉寺创造财富啊！”王克民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春联册子上给我指哪几副是居住在望泉寺的外地人写的。
我想到了从外边工厂退休回村的刘怀义。刘怀义是村里的能人，当过兵，从小爱好文艺，能拉会唱。自从退休回村当起了音乐指挥，村里人就都亲切地称呼他刘老师。王克民对刘怀义的评价是：“刘老师教的不光是如何唱歌，他还通过教歌教人们如何做人。”
“别听他们说，我一个普通人，能有多大本事。”在座谈时，刘怀义谦虚地对我说，“老实说，我也没想到退休后回村里还能弄出这么多动静来。就说编排《长征组歌》，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战友文工团演的，什么男高男低，女高女低，混声、和声，特别是马国光、马玉涛的领唱简直太美了。后来谁想到，镇里要搞‘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村里非常希望我给弄出个特殊的，比如排一个望泉寺版的‘长征组歌’。我说别逗了，人家那是专业团体干的，咱弄不了。可是，村里的领导却鼓励我说，没关系，排不了整个的，弄个几段儿也行。这样，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赶鸭子上架，干呗。村里人积极性很高，报名非常踊跃，以至于最后我们成立考核小组，一个一个考，即使是村干部。哦，对了，村里春节搞联欢，我们提议村里的七个干部来个小合唱，歌唱的好坏咱不说，关键是要让村民看到村干部团结一条心，带领大家奔小康的劲头。”
“经过刘老师的用心去教，我们这些真正的‘原生态’在登上舞台的一瞬间，心情别提多自豪了。我们也能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了。”王克民一脸兴奋地补充着。
“你们穿上军装没有？”我问。
“没有，是红T恤，蓝裤子，虽然不是军装，可也帅气着哪！”村干部刘静敏说。
“2005年、2006年，我们连续两年在镇里比赛得了金奖。演出后，村里请大家到饭店吃饭，很多人在相互敬酒时都激动得掉下眼泪，那乡亲乡情，真是感人啊。”刘怀义十分感慨地回忆着，仿佛这是昨天才刚刚发生过的事。
王克民还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夏天，村里参加镇里组织的拔河比赛。村里报名的人很多，但经过选拔后，他们发现村里两支男女代表队跟别的村比，在身体素质、体重方面并不占优势。
“我们不与人家比个体，要比集体，只要把望泉寺人的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发挥出来，我们就会产生比平时多出十倍的力量。”刘绍彬书记给拔河队员做着动员。
比赛那天，王克民亲自带队，在比赛前，他说：“比赛时，大家要团结成一股劲儿，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但比赛后，也不要松劲儿，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舒松舒松筋骨，即使男女搭配也没关系。”本来是稍带玩笑的话，队员们听后却来了劲。每场比赛，男女互相助阵，赛后大家不分长幼、男女，互相按摩手臂、捶背，增加了必胜的信心。结果，男队得了冠军，女队得了第三名。
《农民日报》和咱农民手拉手
在望泉寺村采访，始终感染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过去，在农村里经常出现的邻里不和、婆媳吵架的事，如今在望泉寺村几乎很少见。村支书刘绍彬告诉我，随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望泉寺村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村里将文化导入村里的工作，如文学社的建立，文化大院的改建，直接影响了望泉寺人的精神风貌。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目标明了，矛盾少了，干劲足了。像过去那种为一件小事多年不说话的现在握手言和了。说点有意思的，村里有次组织到天安门旅游照相，你能想到吗？儿媳妇和公公竟能照合影，回家还拿着给婆婆看哪。
构建和谐社会，在提倡人与人和谐的同时，首先要实现人自身的和谐。望泉寺文学社的建立，无疑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因为是突然的造访，我在与文学社成员姚桂香、许桂英、贾爱华、胡凤英等人座谈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许多与文学和文学社的故事。自从迷恋上文学，使独身老人找到了寄托，年轻人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尤其看到他们的作品被发表在《绿港文学》后，心里像播撒了一片绿洲一样，非常清爽，神气。有很多文学社的成员，他们写出作品后，常常拿着给家里人念，征求意见，直到满意为止。
“过节时，亲戚朋友串门，别人招待的是副食果品，我们是《绿港文学》。每当看到别人羡慕的目光时，我就感到做望泉寺人挺牛的。”这样的话，是六十多岁的许桂英老人说的。其实，像她这样的人在望泉寺村又何止她一家呢！
我手里有一张2006年12月11日的《农民日报》。在这一期的第三版《百姓话题》上，刊登了题为《建文化新村 圆文学夙梦——北京顺义区望泉寺村农民谈文学创作》的专版。我数了数，共11篇文章，除了王克臣的《扎在心底的乡根》、村支书刘绍彬的《我们播种文化》和村委会主任王克民的《让文化为新农村增光添彩》外，还有村民——文学社成员刘怀义、贾爱华、刘海东、张宇杰等人撰写的《农民也能走进文学的殿堂》《我和文学交朋友》《农民理应参与文学创作》《我是文学社的小会员》等文章，字里行间透发着对文学对家乡的拳拳之心，读来非常令人感动——
王克臣：我曾跑遍祖国的东西南北，然而，我恋恋不舍的仍旧是我的故乡——望泉寺，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在北京市地图上都难以寻找的小村庄。那里有我的乡亲，有我的乡情，有我深深扎在乡土中撼不动的乡根。为了家乡的这一片热土，我积极向村里两委班子建议成立文学社，组织农民读书写作。目前，会员们已写出80余篇文章，或打印成册，或在墙报上展览。还有许多作品不仅刊登在《绿港文学》，有的还登上了《京郊日报》《农民日报》，居然获了奖。
姚桂香：村里成立了文学社，对于从小就喜爱文学的普通农民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农村的风俗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风俗，是一个地区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农村文学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取之不尽的题材。文学社的成立，无疑会将我们京郊地区的风俗文化得以更多的展示和传承。我是村干部，在文学社里担任工作。为组织活动，常常走街串户，收集稿件，修改打印，或装订成册，或布置展览，这些工作繁冗琐屑，伤神费力，但当我看到文学社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员的优秀作品屡见报端时，心里感到十分欣慰，愈加乐此不疲。
许桂英：文学社就像磁场一样吸引着全村老小，上到70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纷纷拿起笔搞创作。我这把年纪了，就像枯木逢春，老树又发新芽，在写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和老姐妹一起，自编自演了《望泉寺老太太真快乐》等节目，歌唱新农村、新农民、新风尚。我觉得，这是文学社送给我的一件特殊的礼物。
……
这样的语言不是编造出来的，它字字句句出自望泉寺人的肺腑。这使我想到著名作家浩然，他自上世纪90年代，主动放弃京城舒服的日子，来到河北省三河市偏安一隅，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开展文艺绿化工程。当然，这项文艺绿化工程不仅在三河市，还辐射到北京郊区的通州、平谷、顺义、昌平、大兴等地区，王克臣等顺义作家自然也属这文艺绿化工程的一部分。但王克臣等人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自身被绿化的同时(今年春节前夕，王克臣历时10年创作的以望泉寺为背景的8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雨故园》已经定稿)，还自觉地把这种绿化同所处的乡村结合，从而在挺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结出新的硕果。
望泉寺，这个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奇葩，来自于农民的需要，也来自于农民的创造。虽然，她还很幼小，甚至很稚嫩，但她从诞生之日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一年多来，顺义区委、政府，仁和镇党委、政府两级领导多次对望泉寺文学社给予批示，并到村里参观、指导。有关部门还专门拨出费用给予支持。同时，在村里居住、生活的许多人士也纷纷自愿融入进来，有个别老板还主动拿出钱来为村里购买了文化器械。
2006年11月，《农民日报》的记者看到望泉寺成立文学社的消息后，除了进行专题报道外，其文艺部所在的党支部还主动提出与望泉寺文学社开展手拉手活动。2007年春节前夕，北京作家协会组织15名作家到望泉寺村进行慰问采风，决定也与望泉寺文学社开展手拉手活动，并把望泉寺村作为北京作家深入生活的创作基地。
2007年3月16日，在望泉寺文学社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村里举办了第一届“绿港文化节”。这一天，很多的党政主管领导，各界名流都前来望泉寺，一同分享这文艺绿化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新气象。而在我看来，这一天最高兴的不止是各位来宾，更主要的那些望泉寺的村民们，特别是文学社的各位会员。因为，他们是这里的真正主人。
也就在这一天，我们《文化月刊》杂志社也与望泉寺文学社达成了手拉手协议。我想，这该是一个令人快乐的一天，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天。我们有理由有信心相信望泉寺人在新农村建设中会有更多的创新之举。
祝福你，望泉寺村；祝福你，望泉寺文学社。
是啊，文艺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乡村蕴藏着无数文学的宝藏。过去，我们曾出现许多描写农村的文坛巨匠：鲁迅、茅盾、沈从文、柳青、丁玲、赵树理、周立波、马烽、孙犁、浩然、刘绍棠、周克芹、路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乡土文学史，或者说是中国乡村史。想想吧，只要想到20世纪的一段历程，在我们的脑海里准会出现一位或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品。这，就是文学的魅力。这，也是我走进望泉寺文学社的动力。
一个在北京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正播放“2006寻找北京最美丽的乡村”评选揭晓颁奖典礼。我注意到，在获奖的10个村庄里，没有望泉寺村。如果以此为标准，可以肯定的说，望泉寺村在北京郊区还不属于最美丽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的这次采访不够突出不够典型呢？我想，先不急于回答。
望泉寺村不算小，现有居民700余户近3000口人，流动人口4000余人。其隶属北京顺义区仁和镇，西距北京城30公里，紧临京平高速公路。按说规模、地理位置够醒目的了吧，可是在北京的地图上你却很难找得到。道理很简单，你再大，可你没名啊！如果你问顺义的名牌企业燕京啤酒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恐怕人们都知道在顺义，甚至可以告诉你在顺义的哪个方向哪个路段上。
要说望泉寺一点名都没有，那也不实际。我很早就知道望泉寺有个乡土文学作家叫王克臣，他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六七部，计200万字，著名作家浩然称之为“热情洋溢的乡村歌手”。我与王克臣相识于十几年前，他过去在仁和镇党委办公室工作，长期住在望泉寺村。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地址永远留的是望泉寺16号。可见，他对望泉寺村有多么的热爱。
望泉寺原名玉泉寺，顾名思义，过去肯定与寺有关系。在“文革”前，村北确实有一座古寺，只可惜在“文革”中被拆除了。望泉寺村自明朝朱棣年间开始建村，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名门望族，更不曾有过高官文人雅士。几百年来，勤劳朴实的农民用双手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春种秋收。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望泉寺人像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浪潮当中，经商、务农、兴办村办企业、搞建筑、运输、劳动力输出以及到城里跑出租等等，可谓百业俱兴。可是，自上世纪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城市化的改造以及当地的农业政策调整后，过去的观念、生产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村里突出的主要矛盾开始呈现出来：一是人口越来越多与土地等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的矛盾；二是农民对收入的增长及各种福利的要求与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矛盾；三是农民对劳动就业与就业机会少的矛盾；四是在物质生活相对得到保障与精神文化生活单调及社会生活稳定的矛盾。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关键取决于村里支委会和村委会两委班子。
村里现任党支部书记刘绍彬和村委会主任王克民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走马上任。作为两委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从上任之初，就开始琢磨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本村特色的创新之路。根据本村及周边农村发展的现状，经过向有关专家请教，两委班子最终选择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子。用刘绍彬书记发表在《农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我们播种文化”。
草长莺飞的《绿港文学》
我们无据可查中国最早的文学社创建于何时，但我们知道有相当多的作家、诗人最早都组织、参加过各种文学社。所谓“文学社”，就是一些热爱文学的人自愿结合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在文学空前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80年代，我国各地的文学社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文学社一般诞生在校园、农村和工厂，少则五六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按法律规定，结社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但就大多数文学社而言，因其松散，且搞的是文学，而且作品大都不曾公开发表，也就不登记了。地方管理部门，对此也就默许。
但望泉寺文学社却不同，他们是正式由顺义区民政局批准注册的，其挂靠主管单位是仁和镇政府。据我所知，这样如此正规的文学社在全国还不多见。望泉寺村所以要创建文学社，既有以王克臣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和受他们影响而出现的文学创作群体的需要，同时也是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班子要“积极投身文化产业，在村民中不断进行文艺绿化”工作的需要。
不论是创办哪个文学社，其标志性的东西一定是文学社的会刊。2006年3月16日，望泉寺文学社在村里正式挂牌成立，参加人数达68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其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只有14岁，有的竟然是一家三口。爱好写作是好事，可写完了到哪儿去发表呢？给正式的报刊投稿，恐怕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胆量。这种心理不是望泉寺人独有的，大凡从事业余写作的人最初都有这个心理。在我国的3000多个县（区）文联，绝大多数都有个以专发业余作者作品为己任的内部刊物，也有的由当地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主办。像北京通州区文联主办的《运河》、河北三河市文联主办的《苍生文学》、陕西延川县文联主办的《山花》等刊物由于有专人专款，办刊思想明确，在当地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也为当地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作家。顺义，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人们多年来一直希望她能在文化文学上也有所突破。
这就不能不提到王克臣。在北京郊区1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有几个知名的作家，他们大都在区县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工作，不论是自己写作，还是从事其他活动，都有一定的方便条件。但王克臣不同，他在镇机关工作，属一般干事，没有这样那样的实权，他所会的就是写作。据说他的农转非指标还是因为1990年出版了小说集后，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特批的。不在县上工作，不等于没有名气。提起王克臣的名字，在顺义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很多单位请王克臣去讲课。讲完课，作者们便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希望他给指点指点。说是指点，一是指就作品说作品的得失，另一是希望通过王克臣能推荐出去发表。
2000年，年满60岁的王克臣从镇上退休。其时，正逢一家药业公司聘请他担任企业内部刊物的主编，王克臣跟公司的老板说：“您给我个人的工资高低都好说，但您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刊物中要允许我开办一个文学栏目，专登顺义地区作者的作品。”为了使这个栏目落到实处，王克臣还亲自跑到河北三河县著名作家浩然的家中，让浩然为这家企业刊物题写了刊名。2002年6月，顺义大方职业学校为丰富校园文化，决定办一本文学刊物《大方文艺》。在选择由谁来担任主编人选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名望所归的王克臣。对此，王克臣不但不推脱，反而欣然接受。他觉得，放弃原来的刊物，而专心致力于对青少年文学的培养，可谓功德无量，文学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干就是15期。2005年7月，已经65岁的王克臣感到岁月不饶人，他必须趁着身体还硬朗，抓紧时间要为顺义的文学事业开辟一块阵地。几经考虑，在几位友人的帮助下，他以个人的名义创办了文学双月刊《绿港文学》。王克臣在“发刊词”和“编后记”写了很多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三句分别引自三位名人的话，很是催人奋进，即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左拉说：“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罗曼·罗兰说：“人生就是战斗。”
《绿港文学》创刊后，先后推出“潮白河儿女”“仁和人”“绿港春秋”“顺义英烈”“北京作家”等颇具地方特色的栏目，引起顺义各界以及北京文学界的关注。当然，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望泉寺人。因为这个刊物是望泉寺人——他们自己的作家王克臣一个人在家办的刊物。在望泉寺人当中，还有几个特别关注王克臣和《绿港文学》的人：村党支部书记刘绍彬、村委会主任王克民、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学田、支委刘静敏以及两委班子其他成员。以前，在他们眼中，他们只知道王克臣是作家，在顺义，甚至在北京郊区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也知道王克臣退休后一直在外边办刊物。但他们还不曾想到，该怎样把王克臣的文学创作和《绿港文学》同村里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使望泉寺村两委班子认识到，要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首先要做新农民，新农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有文化。由此，他们逐渐有了一个通过成立文学社，带动村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最终促进经济和精神两个轮子协调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目标。
2006年3月16日村里正式成立文学社后，文学社的成员除了开展个人写作外，还积极投入到体育、文娱活动当中，使村里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家庭和睦蔚然成风。为了让文学社成员的作品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阵地，2007年1月18日，在村民代表大会上，经全体代表投票表决通过，正式接受《绿港文学》为望泉寺文学社的会刊。为此，在今年第一期的《绿港文学》特意开了“望泉寺文学社作品”专栏。应该说，这一创举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就难怪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授何镇邦先生到望泉寺考察后，激动之余，欣然为之题写“文学第一村”了。
文化大院深几许
我这里所说的文化大院并不是空泛的概念。我到望泉寺采访的这天上午，是个阴天，冷风飕飕，当到达村委会门口时，王克民主任说先到办公室坐坐吧。我往右边的院子门里一望，只见正前方一面高大的影壁上白底黑字赫然书写着“文学第一村”几个大字。走进五六米，右侧的墙上则记载着望泉寺村的由来、变迁和远景。我对王主任说，咱们到里边看看吧。王主任说也好，这是村里的文化大院，您先看看，可以增加感性认识。
在农村，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几乎家家都有个院子。过去，人们习惯把生产队办公的院子称为队部。望泉寺村的这个大院，原来只有几间陈旧的瓦房，是做库房用的，一般也派不上多大用场。村里成立文学社后，村里的文娱、体育活动逐渐多了起来，村民普遍反映没有像样的活动场所。
“村里其他的建设项目可以暂时往后推推，但建文化大院这事势在必行。”2006年7月，在仁和镇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村里拨出专款修建了文化大院，院子当中为体育、休闲场所，房屋分为容500人的小剧场一座，另辟图书室、书画室、电脑室和《绿港文学》编辑部。
新年前夕，文学社组织专家为楹联爱好者讲了如何写春联。想不到这个活动震动了全村。在小剧场的墙上，我亲眼目睹了村里人自己书写自己创作的一副副春联，虽然时间已是正月初十，可那油墨还飘着芳香呢！王克民说，开始他们也没有组织村民写春联的想法，他们只是将买好的春联每家给送一副。兴许是望泉寺人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尤其是成立文学社后，人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有人对村里送的春联有些不满意，认为那对联上的词虽然也不错，但千篇一律，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心情，不如自己来写。见村里人有这个热情，村领导便找到王克臣等几位善于写春联的“专家”，希望他们能集中给讲讲如何写春联。本来只是说说，哪料想讲座时竟有几十人参加。见群众如此热情参与，村里因势利导，又决定举办首届征联评比活动。
“你是村委会主任，又是文学社的秘书长，你参加了吗？”我问王克民。
“参加了。不过我是参赛不参评。”王克民从小受二哥王克臣的影响，一直喜爱文学。他连续几年都参加顺义区电视台举办的征联大赛，今年获得二等奖，“村里这次征联活动，效果非常好，共有436人参加，创作467副，搜集962副，共计1429副。”
村党支部书记刘绍彬送给我一本用红色春联纸装订成册的《望泉寺文学社春联征集册》，里边打印整齐地将村民们创作的春联按奖次顺序一一登记。我隔三差五地看了一些，发现村民们写的还真有水平，既有乡土气息，也有时代气息。现摘录几副，以飨读者：
文学春风吹拂潮白热土滴翠绿
创意产业滋养绿港作品飘清香
昔日赌博汉纳良言悬崖勒马
今朝致富人献爱心捐助灾民
老司机学习新交规遵纪守法
新同志不忘讲安全各行其道
大扫帚一天两遍街道干干净净
红袖标街上常看村中安安全全
吃鸡鸭鱼肉修马路住楼房提高物质品位
背唐诗宋词学文化搞创意升华精神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逐条去欣赏这些春联，我也不可能挨门挨户去看，但我的心无时不被感染着。我想这决不是由于我出身农家，有过在乡镇工作的经历。此刻，小剧场的舞台上静悄悄的，你很难看出就在十天前这里还举办过两场由望泉寺人自编自演的晚会。看着那简单印制的节目单、歌片，你也可能看不出这些东西背后产生的热烈。可是，我却能感觉得到：“我家买了新汽车呀/全家人脸上笑嘻嘻呀/送走南来北往的客呀/文明的哥儿数第一呀……”（歌曲《歌唱我家变化大》）“一轮那红日呦出东方那嗨/俺村一片新气象哎/八个大嫂起得早/一人一把大扫帚/去干啥？扫街道！”（表演唱《八个大嫂夸俺村》）
从小剧场出来，我又走到大院的中央。地上的洋灰地显然不是新的，有的地方已经干裂。王克民说，不要小看这有些破旧的地面，每当村里有活动，或者天气好时，院子里便会有很多人聚会，唱歌、扭秧歌，还有打球、拔河，你看中间这块磨凹的地面，就是拔河拔的。
“村里的文化活动这样多，肯定也吸引不少在村里居住的外地人。望泉寺村本村人口不到三千人，而流动人口却有四千多人。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管理，肯定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我问王克民。
“是这样，村里的活动确实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参加。我们一般不分内外，除非是大型活动，我们才适当优先本村人。外地人来望泉寺，他们也在给望泉寺创造财富啊！”王克民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春联册子上给我指哪几副是居住在望泉寺的外地人写的。
我想到了从外边工厂退休回村的刘怀义。刘怀义是村里的能人，当过兵，从小爱好文艺，能拉会唱。自从退休回村当起了音乐指挥，村里人就都亲切地称呼他刘老师。王克民对刘怀义的评价是：“刘老师教的不光是如何唱歌，他还通过教歌教人们如何做人。”
“别听他们说，我一个普通人，能有多大本事。”在座谈时，刘怀义谦虚地对我说，“老实说，我也没想到退休后回村里还能弄出这么多动静来。就说编排《长征组歌》，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战友文工团演的，什么男高男低，女高女低，混声、和声，特别是马国光、马玉涛的领唱简直太美了。后来谁想到，镇里要搞‘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村里非常希望我给弄出个特殊的，比如排一个望泉寺版的‘长征组歌’。我说别逗了，人家那是专业团体干的，咱弄不了。可是，村里的领导却鼓励我说，没关系，排不了整个的，弄个几段儿也行。这样，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赶鸭子上架，干呗。村里人积极性很高，报名非常踊跃，以至于最后我们成立考核小组，一个一个考，即使是村干部。哦，对了，村里春节搞联欢，我们提议村里的七个干部来个小合唱，歌唱的好坏咱不说，关键是要让村民看到村干部团结一条心，带领大家奔小康的劲头。”
“经过刘老师的用心去教，我们这些真正的‘原生态’在登上舞台的一瞬间，心情别提多自豪了。我们也能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了。”王克民一脸兴奋地补充着。
“你们穿上军装没有？”我问。
“没有，是红T恤，蓝裤子，虽然不是军装，可也帅气着哪！”村干部刘静敏说。
“2005年、2006年，我们连续两年在镇里比赛得了金奖。演出后，村里请大家到饭店吃饭，很多人在相互敬酒时都激动得掉下眼泪，那乡亲乡情，真是感人啊。”刘怀义十分感慨地回忆着，仿佛这是昨天才刚刚发生过的事。
王克民还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夏天，村里参加镇里组织的拔河比赛。村里报名的人很多，但经过选拔后，他们发现村里两支男女代表队跟别的村比，在身体素质、体重方面并不占优势。
“我们不与人家比个体，要比集体，只要把望泉寺人的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发挥出来，我们就会产生比平时多出十倍的力量。”刘绍彬书记给拔河队员做着动员。
比赛那天，王克民亲自带队，在比赛前，他说：“比赛时，大家要团结成一股劲儿，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但比赛后，也不要松劲儿，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舒松舒松筋骨，即使男女搭配也没关系。”本来是稍带玩笑的话，队员们听后却来了劲。每场比赛，男女互相助阵，赛后大家不分长幼、男女，互相按摩手臂、捶背，增加了必胜的信心。结果，男队得了冠军，女队得了第三名。
《农民日报》和咱农民手拉手
在望泉寺村采访，始终感染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过去，在农村里经常出现的邻里不和、婆媳吵架的事，如今在望泉寺村几乎很少见。村支书刘绍彬告诉我，随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望泉寺村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村里将文化导入村里的工作，如文学社的建立，文化大院的改建，直接影响了望泉寺人的精神风貌。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目标明了，矛盾少了，干劲足了。像过去那种为一件小事多年不说话的现在握手言和了。说点有意思的，村里有次组织到天安门旅游照相，你能想到吗？儿媳妇和公公竟能照合影，回家还拿着给婆婆看哪。
构建和谐社会，在提倡人与人和谐的同时，首先要实现人自身的和谐。望泉寺文学社的建立，无疑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因为是突然的造访，我在与文学社成员姚桂香、许桂英、贾爱华、胡凤英等人座谈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许多与文学和文学社的故事。自从迷恋上文学，使独身老人找到了寄托，年轻人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尤其看到他们的作品被发表在《绿港文学》后，心里像播撒了一片绿洲一样，非常清爽，神气。有很多文学社的成员，他们写出作品后，常常拿着给家里人念，征求意见，直到满意为止。
“过节时，亲戚朋友串门，别人招待的是副食果品，我们是《绿港文学》。每当看到别人羡慕的目光时，我就感到做望泉寺人挺牛的。”这样的话，是六十多岁的许桂英老人说的。其实，像她这样的人在望泉寺村又何止她一家呢！
我手里有一张2006年12月11日的《农民日报》。在这一期的第三版《百姓话题》上，刊登了题为《建文化新村 圆文学夙梦——北京顺义区望泉寺村农民谈文学创作》的专版。我数了数，共11篇文章，除了王克臣的《扎在心底的乡根》、村支书刘绍彬的《我们播种文化》和村委会主任王克民的《让文化为新农村增光添彩》外，还有村民——文学社成员刘怀义、贾爱华、刘海东、张宇杰等人撰写的《农民也能走进文学的殿堂》《我和文学交朋友》《农民理应参与文学创作》《我是文学社的小会员》等文章，字里行间透发着对文学对家乡的拳拳之心，读来非常令人感动——
王克臣：我曾跑遍祖国的东西南北，然而，我恋恋不舍的仍旧是我的故乡——望泉寺，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在北京市地图上都难以寻找的小村庄。那里有我的乡亲，有我的乡情，有我深深扎在乡土中撼不动的乡根。为了家乡的这一片热土，我积极向村里两委班子建议成立文学社，组织农民读书写作。目前，会员们已写出80余篇文章，或打印成册，或在墙报上展览。还有许多作品不仅刊登在《绿港文学》，有的还登上了《京郊日报》《农民日报》，居然获了奖。
姚桂香：村里成立了文学社，对于从小就喜爱文学的普通农民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农村的风俗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风俗，是一个地区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农村文学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取之不尽的题材。文学社的成立，无疑会将我们京郊地区的风俗文化得以更多的展示和传承。我是村干部，在文学社里担任工作。为组织活动，常常走街串户，收集稿件，修改打印，或装订成册，或布置展览，这些工作繁冗琐屑，伤神费力，但当我看到文学社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员的优秀作品屡见报端时，心里感到十分欣慰，愈加乐此不疲。
许桂英：文学社就像磁场一样吸引着全村老小，上到70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纷纷拿起笔搞创作。我这把年纪了，就像枯木逢春，老树又发新芽，在写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和老姐妹一起，自编自演了《望泉寺老太太真快乐》等节目，歌唱新农村、新农民、新风尚。我觉得，这是文学社送给我的一件特殊的礼物。
……
这样的语言不是编造出来的，它字字句句出自望泉寺人的肺腑。这使我想到著名作家浩然，他自上世纪90年代，主动放弃京城舒服的日子，来到河北省三河市偏安一隅，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开展文艺绿化工程。当然，这项文艺绿化工程不仅在三河市，还辐射到北京郊区的通州、平谷、顺义、昌平、大兴等地区，王克臣等顺义作家自然也属这文艺绿化工程的一部分。但王克臣等人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自身被绿化的同时(今年春节前夕，王克臣历时10年创作的以望泉寺为背景的8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雨故园》已经定稿)，还自觉地把这种绿化同所处的乡村结合，从而在挺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结出新的硕果。
望泉寺，这个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奇葩，来自于农民的需要，也来自于农民的创造。虽然，她还很幼小，甚至很稚嫩，但她从诞生之日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一年多来，顺义区委、政府，仁和镇党委、政府两级领导多次对望泉寺文学社给予批示，并到村里参观、指导。有关部门还专门拨出费用给予支持。同时，在村里居住、生活的许多人士也纷纷自愿融入进来，有个别老板还主动拿出钱来为村里购买了文化器械。
2006年11月，《农民日报》的记者看到望泉寺成立文学社的消息后，除了进行专题报道外，其文艺部所在的党支部还主动提出与望泉寺文学社开展手拉手活动。2007年春节前夕，北京作家协会组织15名作家到望泉寺村进行慰问采风，决定也与望泉寺文学社开展手拉手活动，并把望泉寺村作为北京作家深入生活的创作基地。
2007年3月16日，在望泉寺文学社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村里举办了第一届“绿港文化节”。这一天，很多的党政主管领导，各界名流都前来望泉寺，一同分享这文艺绿化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新气象。而在我看来，这一天最高兴的不止是各位来宾，更主要的那些望泉寺的村民们，特别是文学社的各位会员。因为，他们是这里的真正主人。
也就在这一天，我们《文化月刊》杂志社也与望泉寺文学社达成了手拉手协议。我想，这该是一个令人快乐的一天，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天。我们有理由有信心相信望泉寺人在新农村建设中会有更多的创新之举。
祝福你，望泉寺村；祝福你，望泉寺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