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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联书店最近重新刊印蒋星煜先生的旧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先生系统地考察了隐士诞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原因，指出：隐士赖以产生的经济土壤是封建的小农经济，而且，隐士之得以生存下去，也由小农经济来维持。这对于研究中国隐士的特征无疑有指导意，义。晋人陶潜有诗云：“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给隐士的生活涂上了一层淡泊清静雅致的颜色，其实，隐士的物质生活是相当贫困的，其贫困的程度往往令人难以置信，陶潜诗化了退隐生活，但他自己却免不了曳杖江村，游行以乞食的命运。尽管中国的士有“不谋食”的传统，但物质生活到了如此困窘的状态，却还不悔，实在非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不可。他们似乎想向人们证明，人离弃了物质享受，精神便彻底自由，从而高尚起来，人格也愈为完整。他们是不是对晋代的奢侈、腐败、逞财斗富的士风的抗议呢？是不是文明的第一批叛逆者、是不是第一批企图全然实现主体人格对物质生活的超越者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一步指出中国隐士形成的主客观原因时，蒋星煜先生说：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国隐士之得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这两个因素作祟；从客观方面来看，第一是由于逃避主义的传统哲学思想深入士大夫阶级，他们不愿为官且反对别人为官；第二是由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特征，加强了隐士存在的可能性。工业化的社会产生不了隐士现象，这不用多说。在讨论隐士阶层得以形成的主观思想基础时，蒋先生所说的逃避主义、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等原因是不错的，但是，对传统的逃避主义的看法，一般学术界都认为是庄子、老子的思想的影响，其实不然。而且，退隐，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外化表现，并非象蒋先生所说的那样，纯然是悲观主义的，要说明这一点，应从儒生阶层的人生理想的结构和特定时代所受的特定思想的影响这二者来考察。
中国儒生的人生理想的构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入世精神。其二是出世精神。一般都把前者称为儒家精神，后者称为道家精神。实际上，这二者反映在隐士身上，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在仕与不仕的问题上，儒学强调的是道之有无，那么，儒生之仕或隐，实际上也就参与了对社会的干预。而这种参与的干预，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便与玄学、出世的禅学交融汇合，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哲学精神的文化行为。
蒋先生所列的历代隐士图表，是颇有文化史价值的。从先秦传说的零星隐士，到了魏晋南北朝，一跃成为隐士出现最多的第一次浪潮(三十七人)，唐代是第二次高潮(五十二人)，宋代再次出现高峰(五十六人)。这当然是有史可查的例子，应该说，这是极为不全面的。但是，从隐士出现的这几次高潮来看，可以体味到一种规律。这是与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动、玄风、禅学进入中土的情况紧密相联的。同时，这种退隐行为的大规模出现，又是与中国儒生的普遍自觉和个体自觉分不开的。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贵族、士族和皇族都遭到严重冲击。生死无常，心理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动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的纵情享受、苟且无耻，建构了当时士阶层的心理机制。从耻于读经，厌倦入世，到耽于肉体放纵享乐、迷恋玄学禅林，置传统的伦理道德于不顾，从而，士阶层的感情心理发生倾斜。于是，在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士族中间产生了第一批对这种放荡士风的反动的隐士。在这里，禅学对精神的颓废、肉体的疲惫和心理的厌倦的解脱作用是极为明显的。禅学开始是士之解脱的工具和归宿，随后，又演变为隐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后一个演化结果，到唐宋愈发明显。但是，到了唐宋，隐士阶层又有了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时隐时现者多，如李白、孟浩然等人，隐而复现，反复无常。其二，以隐居为手段博取声名乃至功名者出现了。以上两种情形的出现，是退隐行为本来意义的疏远，暗示了退隐行为的归宿——从社会的激越反叛发展到对人生的空漠感受，悲剧意识，最后竟然成为一种“术”。这是退隐者的悲凉。
然而，儒生从无所选择到有所选择的发展过程，却是以退隐行为出现为标志的。这就是说，退隐不仅标志着儒生的自觉，而且标示着他们作为一股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参与。可惜，这种自觉的选择和参与，一开始便是悲剧性的。有士以来，他们总是处于贵族和庶民之间，他们出身于贵族或庶民，又归之于贵族与庶民：进则为贵族士大夫，不进则为庶民。士并不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自身的生存，“儒生士大夫”这是士存在的模式。他们无选择之可能，只有别的阶层来选择或接收他们。但自从退隐现象出现以后，士的人格、自觉和阶层便出现了，他们的人格随选择的自觉而凸现。这不单单是政治、道德方面的不仕，而是儒生之人生空漠感、对社会的观照的外化行为；也唯有士才有这样的空漠感，退隐便是他的阶层自觉、个体自觉后的第一次自觉选择，伴随着这次选择的还有群体认同意识的增长，标新立异生活行为的出现，山水怡情艺术趣味对抗帝王将相艺术趣味，等等。但这种选择很明显地带有浓郁的悲剧意味。首先，退隐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回避；其次，退隐是对自我的牺牲，因为自我唯有在与现实(即外在世界、对象物)的碰撞过程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使自我超然于现实世界，显然是自我的封闭、自我的萎缩，这一悲剧性的事实，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人生选择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它似乎预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命运。但是，也正因为有这一悲剧性的自觉的选择的存在，却使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得以保存自己独立的人格，参与文化的大创造，使士的独立意识得以长存于历史文化之河。从而，传统文化里才有潇洒的魏晋风度、飘逸幽玄的庄禅诗意，有捉摸不透意隽深远的诗词意境。文化的创造实在是对现实残酷的超越，是被压抑的生命泉流的曲里拐弯的喷涌。但是，这种退隐行为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毕竟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不仅造就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萎缩，而且对中国封建体制得以长期超稳定性存在不无责任，这种责任便是：主观上放弃对封建社会的改造，以及每到大动乱临降时刻便发自思想深处地对之予以认同，从而，愈发显示其扎根于小农经济泥土的落后气息。
蒋先生说得对：凡是对历史、对社会抱有拳拳之心的义士，当以进取社会为己任。“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是一个需要创造和苏生的史诗的时代，任何以萎缩自我为代价换取的悲剧都不应当切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退隐中实现的参与和超越，应当为积极的参与和超越所替代，从而知识分子才能扮演它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与宗教性使命感相称的史诗般的角色。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编著，上海三联书店重印。一九八八年二月版，1.6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一步指出中国隐士形成的主客观原因时，蒋星煜先生说：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国隐士之得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这两个因素作祟；从客观方面来看，第一是由于逃避主义的传统哲学思想深入士大夫阶级，他们不愿为官且反对别人为官；第二是由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特征，加强了隐士存在的可能性。工业化的社会产生不了隐士现象，这不用多说。在讨论隐士阶层得以形成的主观思想基础时，蒋先生所说的逃避主义、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等原因是不错的，但是，对传统的逃避主义的看法，一般学术界都认为是庄子、老子的思想的影响，其实不然。而且，退隐，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外化表现，并非象蒋先生所说的那样，纯然是悲观主义的，要说明这一点，应从儒生阶层的人生理想的结构和特定时代所受的特定思想的影响这二者来考察。
中国儒生的人生理想的构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入世精神。其二是出世精神。一般都把前者称为儒家精神，后者称为道家精神。实际上，这二者反映在隐士身上，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在仕与不仕的问题上，儒学强调的是道之有无，那么，儒生之仕或隐，实际上也就参与了对社会的干预。而这种参与的干预，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便与玄学、出世的禅学交融汇合，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哲学精神的文化行为。
蒋先生所列的历代隐士图表，是颇有文化史价值的。从先秦传说的零星隐士，到了魏晋南北朝，一跃成为隐士出现最多的第一次浪潮(三十七人)，唐代是第二次高潮(五十二人)，宋代再次出现高峰(五十六人)。这当然是有史可查的例子，应该说，这是极为不全面的。但是，从隐士出现的这几次高潮来看，可以体味到一种规律。这是与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动、玄风、禅学进入中土的情况紧密相联的。同时，这种退隐行为的大规模出现，又是与中国儒生的普遍自觉和个体自觉分不开的。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贵族、士族和皇族都遭到严重冲击。生死无常，心理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动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的纵情享受、苟且无耻，建构了当时士阶层的心理机制。从耻于读经，厌倦入世，到耽于肉体放纵享乐、迷恋玄学禅林，置传统的伦理道德于不顾，从而，士阶层的感情心理发生倾斜。于是，在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士族中间产生了第一批对这种放荡士风的反动的隐士。在这里，禅学对精神的颓废、肉体的疲惫和心理的厌倦的解脱作用是极为明显的。禅学开始是士之解脱的工具和归宿，随后，又演变为隐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后一个演化结果，到唐宋愈发明显。但是，到了唐宋，隐士阶层又有了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时隐时现者多，如李白、孟浩然等人，隐而复现，反复无常。其二，以隐居为手段博取声名乃至功名者出现了。以上两种情形的出现，是退隐行为本来意义的疏远，暗示了退隐行为的归宿——从社会的激越反叛发展到对人生的空漠感受，悲剧意识，最后竟然成为一种“术”。这是退隐者的悲凉。
然而，儒生从无所选择到有所选择的发展过程，却是以退隐行为出现为标志的。这就是说，退隐不仅标志着儒生的自觉，而且标示着他们作为一股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参与。可惜，这种自觉的选择和参与，一开始便是悲剧性的。有士以来，他们总是处于贵族和庶民之间，他们出身于贵族或庶民，又归之于贵族与庶民：进则为贵族士大夫，不进则为庶民。士并不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自身的生存，“儒生
蒋先生说得对：凡是对历史、对社会抱有拳拳之心的义士，当以进取社会为己任。“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是一个需要创造和苏生的史诗的时代，任何以萎缩自我为代价换取的悲剧都不应当切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退隐中实现的参与和超越，应当为积极的参与和超越所替代，从而知识分子才能扮演它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与宗教性使命感相称的史诗般的角色。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编著，上海三联书店重印。一九八八年二月版，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