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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句频频见诸众官方媒体的话，似乎可以被视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对“转型升级”这一词汇的官方解释。另一个我们较为熟悉的版本，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转型升级”开始成为化解外需突然萎缩而引致的中国经济诸种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而被提上舆论日程，并日渐成为政商学媒各界一致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一词汇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共识，堪称经济领域的新“基本国策”。
如何解读“转型升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转型升级这一概念，李克强多次提到并强调，只有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健康较快的发展。什么叫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所公布的正式文本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迎秋10月14日在公开场合所做的解读，转型升级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2011年两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后，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便成为一个施政纲领。这也是十八大以后用的最多的一个概念，而十八大以前用的比较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刘迎秋认为，转型与方式有关，升级与技术有关。转型是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等等一系列方式的进步，而升级通常就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国家，它的经验和技术基础的变化。升级和转型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方式问题，转型一定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升级一定是一个和技术和生产相关的一个范畴。升级是经常性，是较快发生的，转型则是较慢发生的。在正常情况下，升级一定是转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转型一定是升级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标。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持续升级就必然会形成转型，转型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新的升级的起点。转型和升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基础。
转型升级路径图
为何转，向哪转，如何转？什么样的举措才可以真正称为升级？从执政高层到基层企业，经历多年来的不断摸索和思考，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路径图。
还是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语来表述。9月11日，他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指出，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李克强总结了转型升级的三大路径：
其一，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主要任务，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基本途径，发展服务业是重要的战略支撑。
其二，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支持力度。还专门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
其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深度融合，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9月16日，李克强又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表示，改革发展与创新紧密相连，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可以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应，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应，促进转型升级。
内外因共促转型升级
事实上，转型升级这一发展方向的确定，乃是由国内外客观环境出发，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需求”主宰了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价格，“中国制造”解决了全球一多半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有媒体曾指出，美国市场上50美元以下的日用消费品中，约80%是“中国制造”，生产这些产品的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中的最低端，只赚取着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同时却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都留在了中国。还有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大行其道的“瓦瓦祖拉”。这种中国制造的喇叭在南非世界杯期间销售超过100万只，售价约为8美元，而它的出厂价只有0.3美元。“每个产品我赚一毛钱，工人赚一毛钱。”生产企业负责人邬奕君说，“干了大半年，全算下来，我也就赚10万元人民币。”这种状况被形象地称为“千万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兼副部长钟山曾表示，我国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第一目标国和最大受害国，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面临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也亟待通过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来加以解决。
此外，早已有论者认为，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危险。刘迎秋就指出，到2014年年底，中国人均收入将超过7000美元，此后面临两个可能：一个是能够再进一步，成为高收入国家；另一个就是面临国内矛盾凸显，高收入、低收入差距过大，人们的利益诉求遇到各种不平等的矛盾，出现社会经济冲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是全球人均GDP前10名，到了2000年大约是7400多美元，但是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其经济发展连续下降，2004年人均GDP仅剩大约3000多美元。
更有“人口红利”退潮带来的隐忧。近几年沿海传统制造业基地所面临的“民工荒”、“内迁潮”，正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新增青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表征。有媒体指出，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平均月薪279美元，中国大陆平均月薪656美元，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力成本远超东南亚等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去年已经出现了绝对下降，有观点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价格升高，产业转移难以避免，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资源环境难以为继
靠原来的资源消耗型、低廉成本型抢占市场的“中国制造”产品，正在遭受着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中间商压价的多重挤压，越来越难以为继。按照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铁矿石6亿吨，增长9%；煤2.4亿吨，增长17.6%；原油2.1亿吨，增长5.4%；铜325.8万吨，下降10%。同期，进口 大豆 4575万吨，增长3.3%。有媒体指出，以陶瓷业为例，目前中国陶瓷年产量70亿平方米，原材料耗用量在1.6亿吨以上。据地质矿产部门估计，照目前情况发展，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多种用于建筑陶瓷生产的原材料将会枯竭。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十大产能过剩行业”几乎涵盖了所有基础工业体系门类。近日，国务院为此专门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间着重提出，要坚持开拓市场需求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监测指数频频“爆表”。为此，财政部甚至专门拨出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环保部等六部委组织的治理华北空气污染专项行动。食品安全屡受公众担忧，非法排污事件频发，这种种端倪，都是我国生态环境承受力逼近极限的表现。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门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环保产业成为新的发展亮点，在过去一年的资本市场上是当之无愧的耀眼明星。
“美丽中国”概念想要落到实处，整体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就必须实现。
转型升级正逢机遇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也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尽管光伏等行业经历了去年以来的新能源“寒冬”，但随着一系列振兴规划和扶植举措的出台，行业整体环境已经大为缓和。
在信息消费、传媒服务等领域，依靠广阔的内需市场，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巨头。无论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领域跻身世界前十大公司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还是估值已经逼近世界第三的小米手机，都堪称立足中国市场，面向中国需求进行创新实践而成就的“成长奇迹”。
刘迎秋认为，美国当前依赖高端科学技术的“再工业化”过程，必然同时是对其自身的严重挑战。正因如此，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掀起反倾销浪潮的目的，就是在于抑制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工业生产的主体目前还是是传统工业消费品和设备制造。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国民生存与发展无法离开的我国的特定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越是“再工业化”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就越无弹性。如何使我国各端产品均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就成了摆在各类企业和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不可怠慢的选择。他还预计，2010-2022年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机遇期。
内生驱动解决失衡
经历高速发展之后的中国，现实中呈现的经济社会格局，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在产业结构上，平板玻璃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大量进口触摸屏用玻璃外屏；大量出口工程机械和工业制品的同时高价进口高端金属加工机床和核心元器件；依靠国外市场和国外设计图纸组装光伏设备，多晶硅行业产能利用率极低的状态下还要面对反倾销……
在地域上，从与任何国际一线大都市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都相差无几的京沪穗等一线大都市，到似乎仍处在前工业社会的中西部偏远乡村，其差距早年曾有俗语描述之，即“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在长三角接近镇镇通高速，县县通高铁的此时，广西才刚刚即将迎来第一列始发动车。
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尽管中国突飞猛进的电信服务和交通技术设施建设已经进步到国际领先的水准，但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文盲半文盲。同时，社会阶层流动日趋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舆论热点，这些都需要整个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以推动解决。
升级路径如何走？刘迎秋总结为三点：第一，我国产业大升级仍从传统制造业制造技术的提升开始，表现为高新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第二，高端科学技术的研发仍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件，企业层面的应用技术创新同样仍将是国家层面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二者将继续并行不悖。第三，为寻求低成本使用国际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生存与发展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望酿成一场新的“走出去”浪潮。不走出去，资源不够用，无论是矿产资源、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会受到阻碍。转型升级既是一个需要物质和技术力量给予支持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制度和政策环境给予保证的过程。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句频频见诸众官方媒体的话，似乎可以被视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对“转型升级”这一词汇的官方解释。另一个我们较为熟悉的版本，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转型升级”开始成为化解外需突然萎缩而引致的中国经济诸种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而被提上舆论日程，并日渐成为政商学媒各界一致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一词汇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共识，堪称经济领域的新“基本国策”。
如何解读“转型升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转型升级这一概念，李克强多次提到并强调，只有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健康较快的发展。什么叫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所公布的正式文本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迎秋10月14日在公开场合所做的解读，转型升级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2011年两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后，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便成为一个施政纲领。这也是十八大以后用的最多的一个概念，而十八大以前用的比较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刘迎秋认为，转型与方式有关，升级与技术有关。转型是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等等一系列方式的进步，而升级通常就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国家，它的经验和技术基础的变化。升级和转型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方式问题，转型一定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升级一定是一个和技术和生产相关的一个范畴。升级是经常性，是较快发生的，转型则是较慢发生的。在正常情况下，升级一定是转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转型一定是升级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标。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持续升级就必然会形成转型，转型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新的升级的起点。转型和升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基础。
转型升级路径图
为何转，向哪转，如何转？什么样的举措才可以真正称为升级？从执政高层到基层企业，经历多年来的不断摸索和思考，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路径图。
还是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语来表述。9月11日，他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指出，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李克强总结了转型升级的三大路径：
其一，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主要任务，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基本途径，发展服务业是重要的战略支撑。
其二，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支持力度。还专门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
其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深度融合，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9月16日，李克强又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表示，改革发展与创新紧密相连，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可以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应，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应，促进转型升级。
内外因共促转型升级
事实上，转型升级这一发展方向的确定，乃是由国内外客观环境出发，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需求”主宰了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价格，“中国制造”解决了全球一多半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有媒体曾指出，美国市场上50美元以下的日用消费品中，约80%是“中国制造”，生产这些产品的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中的最低端，只赚取着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同时却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都留在了中国。还有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大行其道的“瓦瓦祖拉”。这种中国制造的喇叭在南非世界杯期间销售超过100万只，售价约为8美元，而它的出厂价只有0.3美元。“每个产品我赚一毛钱，工人赚一毛钱。”生产企业负责人邬奕君说，“干了大半年，全算下来，我也就赚10万元人民币。”这种状况被形象地称为“千万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兼副部长钟山曾表示，我国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第一目标国和最大受害国，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面临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也亟待通过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来加以解决。
此外，早已有论者认为，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危险。刘迎秋就指出，到2014年年底，中国人均收入将超过7000美元，此后面临两个可能：一个是能够再进一步，成为高收入国家；另一个就是面临国内矛盾凸显，高收入、低收入差距过大，人们的利益诉求遇到各种不平等的矛盾，出现社会经济冲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是全球人均GDP前10名，到了2000年大约是7400多美元，但是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其经济发展连续下降，2004年人均GDP仅剩大约3000多美元。
更有“人口红利”退潮带来的隐忧。近几年沿海传统制造业基地所面临的“民工荒”、“内迁潮”，正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新增青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表征。有媒体指出，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平均月薪279美元，中国大陆平均月薪656美元，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力成本远超东南亚等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去年已经出现了绝对下降，有观点认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价格升高，产业转移难以避免，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资源环境难以为继
靠原来的资源消耗型、低廉成本型抢占市场的“中国制造”产品，正在遭受着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中间商压价的多重挤压，越来越难以为继。按照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铁矿石6亿吨，增长9%；煤2.4亿吨，增长17.6%；原油2.1亿吨，增长5.4%；铜325.8万吨，下降10%。同期，进口 大豆 4575万吨，增长3.3%。有媒体指出，以陶瓷业为例，目前中国陶瓷年产量70亿平方米，原材料耗用量在1.6亿吨以上。据地质矿产部门估计，照目前情况发展，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多种用于建筑陶瓷生产的原材料将会枯竭。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十大产能过剩行业”几乎涵盖了所有基础工业体系门类。近日，国务院为此专门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间着重提出，要坚持开拓市场需求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监测指数频频“爆表”。为此，财政部甚至专门拨出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环保部等六部委组织的治理华北空气污染专项行动。食品安全屡受公众担忧，非法排污事件频发，这种种端倪，都是我国生态环境承受力逼近极限的表现。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门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环保产业成为新的发展亮点，在过去一年的资本市场上是当之无愧的耀眼明星。
“美丽中国”概念想要落到实处，整体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就必须实现。
转型升级正逢机遇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也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尽管光伏等行业经历了去年以来的新能源“寒冬”，但随着一系列振兴规划和扶植举措的出台，行业整体环境已经大为缓和。
在信息消费、传媒服务等领域，依靠广阔的内需市场，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巨头。无论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领域跻身世界前十大公司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还是估值已经逼近世界第三的小米手机，都堪称立足中国市场，面向中国需求进行创新实践而成就的“成长奇迹”。
刘迎秋认为，美国当前依赖高端科学技术的“再工业化”过程，必然同时是对其自身的严重挑战。正因如此，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掀起反倾销浪潮的目的，就是在于抑制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工业生产的主体目前还是是传统工业消费品和设备制造。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国民生存与发展无法离开的我国的特定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越是“再工业化”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就越无弹性。如何使我国各端产品均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就成了摆在各类企业和全体国人面前的一个不可怠慢的选择。他还预计，2010-2022年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机遇期。
内生驱动解决失衡
经历高速发展之后的中国，现实中呈现的经济社会格局，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在产业结构上，平板玻璃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大量进口触摸屏用玻璃外屏；大量出口工程机械和工业制品的同时高价进口高端金属加工机床和核心元器件；依靠国外市场和国外设计图纸组装光伏设备，多晶硅行业产能利用率极低的状态下还要面对反倾销……
在地域上，从与任何国际一线大都市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都相差无几的京沪穗等一线大都市，到似乎仍处在前工业社会的中西部偏远乡村，其差距早年曾有俗语描述之，即“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在长三角接近镇镇通高速，县县通高铁的此时，广西才刚刚即将迎来第一列始发动车。
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尽管中国突飞猛进的电信服务和交通技术设施建设已经进步到国际领先的水准，但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文盲半文盲。同时，社会阶层流动日趋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舆论热点，这些都需要整个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以推动解决。
升级路径如何走？刘迎秋总结为三点：第一，我国产业大升级仍从传统制造业制造技术的提升开始，表现为高新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第二，高端科学技术的研发仍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件，企业层面的应用技术创新同样仍将是国家层面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二者将继续并行不悖。第三，为寻求低成本使用国际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生存与发展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望酿成一场新的“走出去”浪潮。不走出去，资源不够用，无论是矿产资源、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会受到阻碍。转型升级既是一个需要物质和技术力量给予支持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制度和政策环境给予保证的过程。